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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题 试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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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型:现代文阅读 题类:常考题 难易度:普通

陕西省延安市黄陵县黄陵中学本部2018-2019学年高一下学期语文期末考试试卷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端午节是中国古老的节日,又称“端阳节” “天中节” “龙舟节” “诗人节” “粽子节”等,从众多名称中就能感受到节日内涵的丰富与与节日勃发的活力。

    具有千年历史的端午节,影响范围广范,虽然各地节日习俗各有侧重,但从总体上看,共性大于差异,并且在根本的季节感受、身体保健与伦理期待上基本一致。端午节是中国人共同的节日。

    对于当代中国人来说,过端午不应仅是享受传统节日的温情,更应是传承与创新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方式。因此我们应该从建构与创新民族文化的角度,来认识端午节俗文化。

    从节俗起源看,消灾避疫是端午时节的原始主题,端午传统节俗中的门口挂艾、艾蒿煎水洗浴、佩戴装有药草的香包等,成为流传最广泛、最持久的节俗。这些避瘟保健的节俗有着实际的生活辅助意义,所以一度有人将端午节称为“卫生节”。当代社会,端午节俗的这一原始主题,依然具有现实意义。2003年“非典”肆虐的时候,端午节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 “粽子香,香厨房。艾叶香,香满堂。桃枝插在大门上,出门一望麦儿黄。”当时那种情形下,这首民谣带给人们一种特别温馨的感觉。民谣之所以温情、动人,因为它巧妙地传承了端午古老的避瘟保健的节俗涵意,符合了当时广大民众寻求精神慰籍的民俗心理。

    人是文化动物,有自己的族群与特定的国家意识,人们不仅需要基本的物质层面的生存,也需要文化的延续。屈原等爱国志士所代表的忧国忧民的高尚情怀,一直激荡在中华大地上。六朝时期,楚地民众将追悼屈原纳入端午节俗之中,对端午食粽与飞舟竞渡的节俗进行新的诠释。这种诠释并非空穴来风,它是民众历史情感的聚焦,是民众历史观念在节日习俗中的体现。人们已不满足于此前对生活习俗的一般性解释,将节日习俗与历史人物的纪念并联起来。端午节正是因为有追悼屈原的历史传说的加入,被赋予了历史和伦理的意义,这一平常的夏季节日在唐宋之后逐渐升华为一个全国性的民俗大节。而屈原的故事,也正因为有了端午节的周期性的讲述,才会在中国历史长河中历久弥新。

    今天,在端午节开展多种传统节俗活动,将文化传承融入民俗节日之中,让人们在端午这个特定的节日回归传统。在与祖先的对话中,感受伟大爱国诗人人格的高尚,增强民族意识与文化的使命感,让优良的民族文化传统在现代生中延续更新。

    端午节俗中对自然时气的避忌、历史先贤的崇敬,均体现出对于个体生命与群体精神的保护与养育,在端午这个盛大的夏季节日中,我们感受到了中国人特有的生命观念与家国情怀。

(摘编自《人民日报》海外版)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A、在今天,对端午节俗文化进行全面而深入的认识,对于我们建构与创新民族文化有着重要意义。 B、对于当代中国人来说,过端午节更重要的是享受传统节日的温情,同时传承和创新民族传统文化。 C、端午节被称为“卫生节”,因此有门口挂艾、艾水洗浴、佩戴药草香包等避瘟保健的节俗。 D、屈原忧国忧民的高尚情怀,一直激荡在中华大地上,这完全得益于端午节的周期性讲述。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文章总体呈“总一分一总”“的结构,结尾段强调了盛大的端午节日中蕴含着生命观念和家国情怀。 B、文中列举端午的多个名称,证明了端午节是中国最古老的节日,且具有丰富内涵和生命的活力。 C、文中以“非典”时期一首民谣的流传为例,论述了以消灾避疫为主题的端午节俗的现实意义。 D、第⑤段按时间顺序回顾了追悼屈原逐渐被纳入端午节俗的过程,突出了端午节的文化内涵。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A、端午节开展多种传统节俗活动,并将文化传承融入其中,可使端午在现代生活中更好地延续更新。 B、现在过端午节,我们在享受传统节日带来的温情的同时,也应该承担起传承民族传统文化的责任。 C、出于文化延续的需求,人们在食粽与飞舟竞渡等端午节俗之外,加入了追悼屈原的历史传说。 D、从避忌自然时气、崇敬历史先贤的端午节俗中可以感受到对于个体生命和群体精神的保护养育。
举一反三
现代文阅读

                                                                                   互联网时代:多维对话 培厚文化土层

    互联网时代更需要我们从现实、历史、信仰等多个维度,去确认彼此的社会联系,让我们的文化感觉踏在现实的大地上。

    2015年,从大众文化到严肃文学,从电影屏幕到手机阅读,不同层次、不同领域的文化活动,共同叠合成当代中国的文化土层,构成了一幅五彩缤纷的文化图景。这一年,有市场大盘的上扬,中国电影总票房突破400亿元;也有突破性的成就,刘慈欣的《三体》首获雨果奖。有久违的重逢,余秀华、汪国真让诗歌再度来到公众面前,带给人走过忧患的力量;当然,也不乏争议,小品戏说花木兰、各类“舆情反转剧”背后的理念之争,让人看到观念领域的分野。

  无论后人如何书写,2015年的文化现象,有一个趋势无法忽视,即文化生产与互联网思维的深度融合。《大圣归来》《夏洛特烦恼》,让人们见识了网络口碑营销的威力。而《琅琊榜》等一批“互联网IP剧”被热捧,则显示出网络文化开始有了超越“粉丝经济”的市场逻辑。某种意义上讲,文化领域的“互联网+”时代正在走来,文化产品的生产流程也在悄悄改变,以大数据手段定位市场,以互联网营销、资本运作占据市场,气候渐显。

新的文化生产方式,造就新的文化格局。文化生产与互联网的深度结合,让更多“生于互联网”的好作品走进主流市场,走进普通人的生活,进而培厚时代的文化土层。以前的互联网文化产业,徒有庞大的生产能力和市场空间,尽管有超过250万人的网络作家,有通过创作获得经济效益的10万作者,有日更新量突破1.5亿字的文学网站,却改变不了人们对互联网文化“土层浅、品质粗”的印象,因为它长期缺乏和产品数量匹配的品质保证,只能在互联网上的亚文化圈里封闭运行。然而,改变近在眼前。今后的互联网,有望成为越来越有分量的文化制造商,而不再只是个文化集散地。

  我们正在见证一个文化新时代的到来。对互联网文化的变局,要有“正确打开方式”,既要看到它释放出来的文化生产力目前还比较无序,也难免泥沙俱下,但也要看到它的成长性与生命力。作为一种新的文化载体,互联网正在让文化生产、传播、消费的场域,变成一个真正能包容文化多样性的“长尾”。过去只能湮没无闻的平凡个体,也因此有了被历史记住的表情。

  文化多样性、分享精神等价值理想,是互联网带给这个时代的礼物。然而它既给了每个人被时代注目的可能,也容易让人的主体性迷失。作家博尔赫斯说过,如果有天堂,那一定是图书馆的模样。可是,他也暗示过,让一本书“消失”的最好方式,就是藏到图书馆里。事实上,尽管互联网有巨大的包容性,但是它不会自动生长出多样性。很多披着时尚、互联网等外衣的文化作品,由于没有文化思维的更新,只能给人时代错置、不伦不类的感觉。比如,有人曾指出,国产都市剧一点都不时尚,是因为核心问题总停留在家庭伦理层面,而很少真正关注都市人的职业生活。

  互联网时代带来虚拟的文化生活,更需要我们从现实、历史、信仰等多个维度,去确认彼此的社会联系,让我们的文化感觉踏在现实的大地上。2015年的几起争议事件,深刻证明了这一点。北京朝阳区“仁波切”扎堆,提示灵魂生活并未被严肃对待;戏说花木兰,其引发的争议也还没有深入历史传统。这种浅尝辄止也提醒我们,要拨开文化表面的浮冰,深入热点背后的社情民意和世道人心,让新的文化形态真正成为直抵人心的力量。

将欲取之,必先予之。激活互联网文化强大的创造力,先得以建设性的方式,主动融入并寻求创造,培厚其“文化土层”。以新的姿态和新的文化生产方式在各个层面展开对话,众人拾柴,众星拱之,互联网时代才有机会孕育出孔子、但丁、莎士比亚那样的文化精神的“伟大综述者”。

【摘自《 人民日报 》( 2015年12月31日 05 版)】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以下小题。

家训文化的发展历程

    中国的家训文化,可分为萌芽期、发展期、成熟期、衰败期、蜕变期,但不管是在哪一个时期,家训都离不开对子女的教育。

    中国的家训文化可谓源远流长。家训最早是通过父母对子女的当面训诫来体现的。据《史记·鲁周公世家》记载,西周政权建立以后,遍封功臣,建立诸侯国。周武王之弟周公旦,受封于鲁国。周公旦由于要留在京城辅佐侄子周成王,不能就封,就让自己的儿子伯禽就封于鲁。伯禽临行之前,“周公戒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于天下亦不贱矣。然我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之贤人。子之鲁,慎无以国骄人。’”周公训子,是一段关于中国家训文化、最早又最可信的记载。

    父母对子女面对面的训诫,用文雅的词来说,就是“庭训”。“庭训”典出《论语·季氏》,讲的是孔子当面训诫儿子孔鲤的故事。由此,“趋庭”、“鲤对”、“庭对”也成为中国家训文化的代名词。后来,中国的家训通过书信、训词和遗嘱等形式传递;再后来,家训又通过制定完整的家规、家约、家范来体现,形成了家庭内部所有成员的行为准则。家训的形式日益丰富。

    中国的家训内容十分广泛,包括伦理道德的要求、文化知识的教育、谋生技能的传授、为人处世的告诫等,几乎涉及个人、家庭、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中国的家训文化从一开始就有着明确的指向。

    一是训导教育子女成人成才。这是家训最基本的一个功能。前文说到周公戒子、孔子庭训,都体现了这一点。中国的家训文化,可分为萌芽期、发展期、成熟期、衰败期、蜕变期,但不管是在哪一个时期,家训都离不开对子女的教育。

    二是实行家庭的自我控制。任何一个家庭都不是孤立的。它作为社会细胞、社会的基本单位,必须接受来自外在的社会控制。这种社会控制包括法律控制、行政控制、道德控制以及习俗控制。同时,为了维护家庭内部的稳定,调整和处理好家庭内部关系,将子女培养成人,使家庭得以承继和绵延,还必须要有家庭的内在控制及家庭的自我控制。这种自我控制的一个主要方面,就是通过口头或书面的各种形式的家训来体现,从而起到对子女、对全体家庭成员的教育、引导和约束作用。

    三是确立良好的家风。家风是指一个家庭的传统风习,是人们在长期的家庭生活中逐渐形成和世代言传下来的生活作风、生活习惯、生活方式的总和。家风的形成,是家庭长辈和主要成员潜移默化的影响和教诲的结果,而家训和家风有着密切的联系。隋朝初年的颜之推在《颜氏家训·治家篇》中说过这样一段话:“夫风化者,自上而行于下者也,自先而施于后者也。是以父不慈则子不孝,兄不友则弟不恭,夫不义则妇不顺矣。父慈而子逆,兄友而弟傲,夫义而妇陵,则天之凶民,乃刑戮之所摄,非训导之所移也。”在这里,作者强调了家风引导和家庭中长者、尊者的表率作用的重要性。在近现代,江南钱姓家族人才辈出,若星汉灿烂。这和其先祖制定了《钱氏家训》,钱氏子孙代代相传、恪守不移、形成良好的家风是分不开的。(选自胡申生的《中国家训家风中的文化传承》,有删改)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一带一路”需要语言铺路

李宇明

    “一带一路”建设借用丝绸之路这一历史资源,与沿线各国发展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它涉及几十个国家、数十亿人口,这些国家在历史上创造了多姿多彩的文明形态。海行靠舟,陆运需车。语言,即思想之舟舆.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语言如何铺路?怎样搭桥?

    既达意又表情。习近平同志在哈萨克斯坦首谈丝绸之路经济带时,就高瞻远瞩地提出“五通”。实现“五通”,当然需要语言互通。首先,政策要用语言表述。协商制定区域合作规划与措施,并使相关政策、法律、规划、措施为民所知所用,环环都需语言交流。其次,设施联通更需语言连通。语言之路不通畅,其他方面也难以通畅。再次,“五通”之中,民心相通看似最“软”,但要把“一带一路”建设为命运共同体,实现利益互惠、责任共担,民心相通更为根本。“一带一路”建设可以用英语等作为通用语,但这种通用语只能达意,难以表情;只能通事,难以通心。欲表情、通心,需用本区域各国各族人民最乐意使用的语言。粗略统计,“一带一路”建设涉及国家的国语或国家通用语有近50种,再算上这一区域民族或部族语言,重要者不下200种。这50种或者200种语言,乃是表情、通心之语,应当列入“一带一路”语言规划的项目单中。

    既看得明白又看着顺眼。“一带一路”建设的基本理念是互利共赢,表现在语言理念上就是提倡平等互惠。在各种概念的中外翻译中,应尊重各种文化的语言使用习惯,特别要注意能让更多的人看得明白、看着顺眼,注意词语使用得体。比如“汉语推广”“过剩产能输出”等,都未必是合适的用语,因为这些词语要么含有不平等的话外之音,要么是用中国眼光看世界,容易引起误读。此外,有人把“一带一路”分为“新起点”“真正起点”“黄金段”“核心区”“中心线”“支点国家”等,特别是国内一些地区正在“抢占制高点”。如此“截路分等”是否合适,值得仔细斟酌。

    信息化时代,大数据与“互联网+”使语言的作用急遽放大。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应重视语言规划。第一,研究“一带一路”语言状况。摸清底数、列出清单、组织调研,建立语言数据库。第二,注重培养语言人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语学习不断升温,公民外语水平大有提高。但学习的语种较为单一,主要集中在英语等大语种上。第三,了解相关国家的语言政策及语言使用习惯。语言政策是公共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语言使用习惯是重要文化习惯。第四,充分利用语言技术。当下人类的语言交际多数伴随着语言产品,得助于语言技术,比如智能手机、短信微信、电子邮件、PPT、翻译软件等。第五,做好社会语言服务工作。语言服务,需要政府与民间双手推动、更多依靠民间力量,需要公益服务与有偿服务双腿行进。

(摘自《人民日报》2015年9月22日期)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各题。

    小词在初起时本来是歌筵酒席之间的艳歌。因为它篇幅短小,而且人们对它轻视,所以称它作小词。但是这种艳歌小词却很妙,它有一种特殊的美感特质,跟诗是不一样的。诗是言志的,是它本身的情意内容就有一份感动你的地方。比如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曾云:“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这当然是非常令人感动的作品;可是,它们使读者感动的原因,是杜甫本身博大深厚的感发力量所致。小词则不然。在我看来致使小词意蕴丰富起来的原因,一种是“双重性别”的作用。比如《花间集》中的作者都是男性,而他们所写的那些形象、情思和语言却都是女性的,这种“双重性别”的现象,就容易引发读者丰富的言外联想。如果换作一个女性作者写她的对镜梳妆,那就是非常现实的动作行为。而当一个男性作者用女性口吻来叙写女性对镜梳妆的时候,就容易促使读者想到这里边有象喻的意思。像温庭筠的“懒起画蛾眉”、“照花前后镜”等词句,都使读者透过词表面的女性形象,联想到一个男性的如张惠言所说的“感士不遇”一类的感情。

    致使小词意蕴丰富起来的另一种原因,是“双重语境”的作用。比如南唐作者李璟《摊破浣溪沙》“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数句,王国维认为“大有众芳芜秽,美人迟暮之感”。从表面看,李璟这首词与温庭筠《菩萨蛮》一样,也是写一个弃妇的形象。实则不同。温庭筠词引起读者联想,是由“双重性别”引起的。因为温庭筠是个士人,所以他使读者想到一个士人的“感士不遇”。可是李璟作为南唐的君主,他无所谓“遇”与“不遇”,所以他的思妇形象没有“感土不遇”的意思。可王国维为什么从他的“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看到了“众芳芜秽,美人迟暮”的悲哀和感慨?就是由于“双重语境”的缘故。因为李璟时代的南唐,偏安一隅,在他所处的这个小环境的相关语境之中是可以安定享乐、苟全一时的;可是在整个晚唐五代这个大环境的相关语境之中,北方的北周对于南方侵略吞并的阴影一天比一天严重,所以他的潜意识中又有一种忧危念乱的恐惧。正是这种大环境与小环境的强烈反差,才使得王国维从他的“菡萏香销翠叶残”数句想到“众芳芜秽,美人迟暮”,那是对于国家危亡,国运难以久长的一种深隐的忧虑。所以我们说小词从一开始就隐藏了多种可能性。

    一般而言,小词总是写伤春、怨别的感情。古今诗人感慨时代的时候常常用伤春来喻托,所以五代那些相思怨别、感时伤春的小词就充满了多种诠释的可能性。不过这对当时的作者本人而言,只是无意识地潜意识地有所流露,和屈原、曹植有心之喻托有本质的不同。正因为小词的作者,在他们的显意识之中写的真的就是伤春和怨别,所以才使得小词那种微妙的作用得以形成,能够引起读者丰富的联想。

    小词并没有停止在《花间集》五代的创作里。南唐中主李璟所写的“菡萏香销翠叶残”,还是指一个思妇。可是到了后主,其《相见欢》一词中“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和“胭脂泪,相留醉,几时重”数句,何尝不是伤春?又何尝不是落花?可是,他最后却写出来:“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却从伤春写到了他自己的人生,所以他所写的不再是思妇的伤春,而是自我的伤春。这是小词一个默默的演进,它不再是为歌女而作,而是作者用歌辞的形式进行自我抒写。自此,词已经由歌辞之间变为诗人自我抒情和言志的诗篇了。这是词的第一步演变。那么,这种诗化的拓展从何而来?是从他的国破家亡而来。中国词的拓展,与世变,与时代的演进,与朝代的盛衰兴亡,结合了密切的关系。

(节选自叶嘉莹的《当爱情变成了历史——晚清的史词》)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意境是山水画的灵魂,意境就是景与情的结合。山水画不是地理、自然环境的说明和图解。它当然包括自然地理的准确性,但更重要的还是表现人对自然的思想感情,见景生情,景情结合。如果片面追求自然,花、鸟都会成为死的标本,画风景也缺乏情趣,没有画意。感动不了自己,更感动不了别人。古诗里往往有很好的意境,如李白的《送孟浩然之广陵》:“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这四句诗完全描写自然的景象,却使人深深体会诗人深厚的友情。古人说“缘物寄情”,写景就是写情。诗画有了意境,就有了灵魂。

    山水画意境的产生,有赖于思想感情。而思想感情的产生,又与对客观事物认识的深度有关。要深入全面地认识对象,必须身临其境,长期观察。齐白石画虾,就是在长期观察中,在不断表现的过程中,对虾的认识才逐渐深入了;也只有对事物的认识全面了,达到“全马在胸”“胸有成竹”“白纸对青天”“造化在手”的程度,才能把握对象的精神实质,赋予对象以生命。对客观对象不熟悉或不太熟悉,就一定画不出好画。写景就是为了写情,这一点,在中国优秀诗人和画家心里是很明确的。无论写诗还是作画,都要求站得高于现实,这样来观察、认识现实,才可能全面深入。毛泽东《沁园春》开头两句“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就充分体现了诗人胸怀和思想的高度境界。山水画不强调“光”,而是注重表现长期观察的结果。拿画松树来说,在山水画家看来,早晨八点钟或中午十二点,都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表现松树的精神实质。像五代画家荆浩在太行山上画松树,朝朝暮暮长期观察,画松“凡数万本,始得其真”。一位画家出外写生,两个礼拜就画了一百多张,这当然只能浮光掠影,不可能深刻认识对象,更不可能创造意境。一棵树、一座山,观其精神实质,经过画家思想感情的夸张渲染,意境会更加鲜明,木然地画画是画不出好画的。一个山水画家对所描绘的景物,一定要有强烈的、真挚的、朴素的感情,有的画家没有深刻感受,没有表达自己亲身感受的强烈愿望,总是重复别人的,就不会有意境的独创性。

    画画要有意境,否则力量无处使,但是有了意境还不够,还要有意匠;意匠即表现方法、表现手段,简单地说,就是加工手段。齐白石有一印章“老齐手段”,说明他的画是很讲究意匠的。意境和意匠是山水画的两个关键,有了意境,没有意匠,意境也就落了空。杜甫说“意匠惨淡经营中”,又说“语不惊人死不休”。诗人、画家为了把自己的感受传达给别人,一定要苦心经营意匠,才能找到打动人心的艺术语言。

(摘编自李可染《山水画的意境》,有删改)

阅读下面作品,完成下面小题。

时代的盘子里一定有珍珠

杨延文

    ①几十年来,我一直奉行“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古训,坚信生活是艺术的源泉,坚守艺术的价值乃创造。

    ②生活是美好的。画家要重视从生活中寻找艺术感觉。现在许多画家图省事,以拍照代替写生,但人的眼睛的视域和观看方式,是相机所无法替代的;画家在现场对艺术感受的捕捉,更是后期根据图片等资料进行整理所无法弥补的,须知无论摄影技术多发达,拍照片都无法代替写生。现在人们对“个性”特别看重,都想表现自我、张扬个性,为了这些,有些画家甚至连生活都不要了,这是不对的。画家必须到生活中发现素材,然后才能有所创造。也只有融入生活,具有时代的精神、时代的语言,符合时代要求,艺术作品才能具有感染力,给人以启迪。

    ③画画的人还要重视理性思考。我个性要强,在艺术上更不屑拾人牙慧。我一向认为,艺术本来是破字当头、立在其中——破除不需要的,立别人干不来的,那中间就有你了。尊师吴冠中先生熟谙西方绘画精神,又深会中国绘画意境,他一生致力于“中西融合”的创造精神深深影响了我。我又从董寿平、李可染、亚明、许麟庐等中国画大家那里受到启发,努力在中国画创作中形成自己的风格,并不断精进,与已有艺术风格保持距离,尝试突破前人的格局。

    ④书画家还要珍视自己的艺术才能。因为只有具有艺术才能并能够珍视的人,才能成为真正的艺术家。历史证明,一个翰墨家,不磅礴睥睨,没有凌厉百代的雄心,岂能在艺坛立足?就像著名书画家林散之所说,书画家必须“争千秋”!

    ⑤珍视艺术才能,就是珍视艺术标准和艺术创造力。画家对社会的贡献可谓“嘴一份,手一份”。“嘴一份”是要能说出有足够影响力的话语;“手一份”是手头必须能创作出好的作品。只给后人留下作品还不够,还要留下思想。历史上的艺术经典,其主要特征便是能够给人以启示,展现出那个时代的创造力和前瞻性。所以我认为,所有的传统,在当时都是创新。因此,我也一直在不断突破自我,反对重复别人、重复自己,时时尝试创新。因为任何一种传统的技巧或表现方法,都无法承载今天这么一个生机勃勃的社会对艺术更新、更高的要求。我们只有按照时代精神出新,艺术才能完成应有的使命。

    ⑥如今,人民对文化精神生活有着越来越高的需求,但相当一部分从业者却在误导群众:一些画家有“山寨王”思想,自己擅长什么就说什么好;一些画家成了“礼品加工厂”,市场需要什么创作什么;一些展览一味求大;一些作品一味求大;再加上批评家失语,以及艺术品市场炒作等问题,艺术的普及工作,常常非但不能提高群众的审美,反而影响人的艺术判断力,令艺术标准似乎更加模糊……因此,真正的艺术家,需要保持一份艺术的初心,更需要一种定力。时间是判断艺术的最好标尺。

    ⑦要有所创造,艺术家还需要一些质疑精神。上世纪80年代,我曾对传统山水的“三远法”提出质疑,认为这在绘画的空间再造方面,对现代人而言是一种桎梏。随着地球村越来越小,中国人的视觉审美经验也越来越丰富,画家应该有意识地从已有的经验中跳出来,进一步拓展中国画的发展空间。我崇尚活学活用。借助古人留给我们的思路非常重要,但不能被其束缚,要有所创造,必须从中挣脱出来。在这方面,我总结出一句话:延续是必须的,创造是根本的。要善于吸收,更要善于进取,即便是个人艺术面貌已经形成,也要不断探索艺术创造的深化。

    ⑧新时代呼唤全新的艺术作品。当下,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大潮中,我们应该呼唤,艺术创作回归艺术的本源,艺术家遵循艺术创作的规律,以发展创新为己任,增强时代使命感,返璞归真。艺术与整个时代大道同行。我相信,这个时代的盘子里一定有珍珠。这个珍珠,是新的作品,也即明天的经典。这是属于我们的时代,需要我们创造更多艺术精品。

《人民日报》(2018年10月28日 1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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