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时代：多维对话 培厚文化土层

    互联网时代更需要我们从现实、历史、信仰等多个维度，去确认彼此的社会联系，让我们的文化感觉踏在现实的大地上。

    2015年，从大众文化到严肃文学，从电影屏幕到手机阅读，不同层次、不同领域的文化活动，共同叠合成当代中国的文化土层，构成了一幅五彩缤纷的文化图景。这一年，有市场大盘的上扬，中国电影总票房突破400亿元；也有突破性的成就，刘慈欣的《三体》首获雨果奖。有久违的重逢，余秀华、汪国真让诗歌再度来到公众面前，带给人走过忧患的力量；当然，也不乏争议，小品戏说花木兰、各类“舆情反转剧”背后的理念之争，让人看到观念领域的分野。

  无论后人如何书写，2015年的文化现象，有一个趋势无法忽视，即文化生产与互联网思维的深度融合。《大圣归来》《夏洛特烦恼》，让人们见识了网络口碑营销的威力。而《琅琊榜》等一批“互联网IP剧”被热捧，则显示出网络文化开始有了超越“粉丝经济”的市场逻辑。某种意义上讲，文化领域的“互联网+”时代正在走来，文化产品的生产流程也在悄悄改变，以大数据手段定位市场，以互联网营销、资本运作占据市场，气候渐显。

新的文化生产方式，造就新的文化格局。文化生产与互联网的深度结合，让更多“生于互联网”的好作品走进主流市场，走进普通人的生活，进而培厚时代的文化土层。以前的互联网文化产业，徒有庞大的生产能力和市场空间，尽管有超过250万人的网络作家，有通过创作获得经济效益的10万作者，有日更新量突破1.5亿字的文学网站，却改变不了人们对互联网文化“土层浅、品质粗”的印象，因为它长期缺乏和产品数量匹配的品质保证，只能在互联网上的亚文化圈里封闭运行。然而，改变近在眼前。今后的互联网，有望成为越来越有分量的文化制造商，而不再只是个文化集散地。

  我们正在见证一个文化新时代的到来。对互联网文化的变局，要有“正确打开方式”，既要看到它释放出来的文化生产力目前还比较无序，也难免泥沙俱下，但也要看到它的成长性与生命力。作为一种新的文化载体，互联网正在让文化生产、传播、消费的场域，变成一个真正能包容文化多样性的“长尾”。过去只能湮没无闻的平凡个体，也因此有了被历史记住的表情。

  文化多样性、分享精神等价值理想，是互联网带给这个时代的礼物。然而它既给了每个人被时代注目的可能，也容易让人的主体性迷失。作家博尔赫斯说过，如果有天堂，那一定是图书馆的模样。可是，他也暗示过，让一本书“消失”的最好方式，就是藏到图书馆里。事实上，尽管互联网有巨大的包容性，但是它不会自动生长出多样性。很多披着时尚、互联网等外衣的文化作品，由于没有文化思维的更新，只能给人时代错置、不伦不类的感觉。比如，有人曾指出，国产都市剧一点都不时尚，是因为核心问题总停留在家庭伦理层面，而很少真正关注都市人的职业生活。

  互联网时代带来虚拟的文化生活，更需要我们从现实、历史、信仰等多个维度，去确认彼此的社会联系，让我们的文化感觉踏在现实的大地上。2015年的几起争议事件，深刻证明了这一点。北京朝阳区“仁波切”扎堆，提示灵魂生活并未被严肃对待；戏说花木兰，其引发的争议也还没有深入历史传统。这种浅尝辄止也提醒我们，要拨开文化表面的浮冰，深入热点背后的社情民意和世道人心，让新的文化形态真正成为直抵人心的力量。

将欲取之，必先予之。激活互联网文化强大的创造力，先得以建设性的方式，主动融入并寻求创造，培厚其“文化土层”。以新的姿态和新的文化生产方式在各个层面展开对话，众人拾柴，众星拱之，互联网时代才有机会孕育出孔子、但丁、莎士比亚那样的文化精神的“伟大综述者”。

【摘自《 人民日报 》（ 2015年12月31日 05 版）】

家训文化的发展历程

    中国的家训文化，可分为萌芽期、发展期、成熟期、衰败期、蜕变期，但不管是在哪一个时期，家训都离不开对子女的教育。

    中国的家训文化可谓源远流长。家训最早是通过父母对子女的当面训诫来体现的。据《史记·鲁周公世家》记载，西周政权建立以后，遍封功臣，建立诸侯国。周武王之弟周公旦，受封于鲁国。周公旦由于要留在京城辅佐侄子周成王，不能就封，就让自己的儿子伯禽就封于鲁。伯禽临行之前，“周公戒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于天下亦不贱矣。然我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之贤人。子之鲁，慎无以国骄人。’”周公训子，是一段关于中国家训文化、最早又最可信的记载。

    父母对子女面对面的训诫，用文雅的词来说，就是“庭训”。“庭训”典出《论语·季氏》，讲的是孔子当面训诫儿子孔鲤的故事。由此，“趋庭”、“鲤对”、“庭对”也成为中国家训文化的代名词。后来，中国的家训通过书信、训词和遗嘱等形式传递；再后来，家训又通过制定完整的家规、家约、家范来体现，形成了家庭内部所有成员的行为准则。家训的形式日益丰富。

    中国的家训内容十分广泛，包括伦理道德的要求、文化知识的教育、谋生技能的传授、为人处世的告诫等，几乎涉及个人、家庭、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中国的家训文化从一开始就有着明确的指向。

    一是训导教育子女成人成才。这是家训最基本的一个功能。前文说到周公戒子、孔子庭训，都体现了这一点。中国的家训文化，可分为萌芽期、发展期、成熟期、衰败期、蜕变期，但不管是在哪一个时期，家训都离不开对子女的教育。

    二是实行家庭的自我控制。任何一个家庭都不是孤立的。它作为社会细胞、社会的基本单位，必须接受来自外在的社会控制。这种社会控制包括法律控制、行政控制、道德控制以及习俗控制。同时，为了维护家庭内部的稳定，调整和处理好家庭内部关系，将子女培养成人，使家庭得以承继和绵延，还必须要有家庭的内在控制及家庭的自我控制。这种自我控制的一个主要方面，就是通过口头或书面的各种形式的家训来体现，从而起到对子女、对全体家庭成员的教育、引导和约束作用。

    三是确立良好的家风。家风是指一个家庭的传统风习，是人们在长期的家庭生活中逐渐形成和世代言传下来的生活作风、生活习惯、生活方式的总和。家风的形成，是家庭长辈和主要成员潜移默化的影响和教诲的结果，而家训和家风有着密切的联系。隋朝初年的颜之推在《颜氏家训·治家篇》中说过这样一段话：“夫风化者，自上而行于下者也，自先而施于后者也。是以父不慈则子不孝，兄不友则弟不恭，夫不义则妇不顺矣。父慈而子逆，兄友而弟傲，夫义而妇陵，则天之凶民，乃刑戮之所摄，非训导之所移也。”在这里，作者强调了家风引导和家庭中长者、尊者的表率作用的重要性。在近现代，江南钱姓家族人才辈出，若星汉灿烂。这和其先祖制定了《钱氏家训》，钱氏子孙代代相传、恪守不移、形成良好的家风是分不开的。（选自胡申生的《中国家训家风中的文化传承》，有删改）

“一带一路”需要语言铺路

李宇明

    “一带一路”建设借用丝绸之路这一历史资源，与沿线各国发展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它涉及几十个国家、数十亿人口，这些国家在历史上创造了多姿多彩的文明形态。海行靠舟，陆运需车。语言，即思想之舟舆．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语言如何铺路？怎样搭桥？

    既达意又表情。习近平同志在哈萨克斯坦首谈丝绸之路经济带时，就高瞻远瞩地提出“五通”。实现“五通”，当然需要语言互通。首先，政策要用语言表述。协商制定区域合作规划与措施，并使相关政策、法律、规划、措施为民所知所用，环环都需语言交流。其次，设施联通更需语言连通。语言之路不通畅，其他方面也难以通畅。再次，“五通”之中，民心相通看似最“软”，但要把“一带一路”建设为命运共同体，实现利益互惠、责任共担，民心相通更为根本。“一带一路”建设可以用英语等作为通用语，但这种通用语只能达意，难以表情；只能通事，难以通心。欲表情、通心，需用本区域各国各族人民最乐意使用的语言。粗略统计，“一带一路”建设涉及国家的国语或国家通用语有近50种，再算上这一区域民族或部族语言，重要者不下200种。这50种或者200种语言，乃是表情、通心之语，应当列入“一带一路”语言规划的项目单中。

    既看得明白又看着顺眼。“一带一路”建设的基本理念是互利共赢，表现在语言理念上就是提倡平等互惠。在各种概念的中外翻译中，应尊重各种文化的语言使用习惯，特别要注意能让更多的人看得明白、看着顺眼，注意词语使用得体。比如“汉语推广”“过剩产能输出”等，都未必是合适的用语，因为这些词语要么含有不平等的话外之音，要么是用中国眼光看世界，容易引起误读。此外，有人把“一带一路”分为“新起点”“真正起点”“黄金段”“核心区”“中心线”“支点国家”等，特别是国内一些地区正在“抢占制高点”。如此“截路分等”是否合适，值得仔细斟酌。

    信息化时代，大数据与“互联网+”使语言的作用急遽放大。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应重视语言规划。第一，研究“一带一路”语言状况。摸清底数、列出清单、组织调研，建立语言数据库。第二，注重培养语言人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语学习不断升温，公民外语水平大有提高。但学习的语种较为单一，主要集中在英语等大语种上。第三，了解相关国家的语言政策及语言使用习惯。语言政策是公共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语言使用习惯是重要文化习惯。第四，充分利用语言技术。当下人类的语言交际多数伴随着语言产品，得助于语言技术，比如智能手机、短信微信、电子邮件、PPT、翻译软件等。第五，做好社会语言服务工作。语言服务，需要政府与民间双手推动、更多依靠民间力量，需要公益服务与有偿服务双腿行进。

（摘自《人民日报》2015年9月22日期）

    小词在初起时本来是歌筵酒席之间的艳歌。因为它篇幅短小，而且人们对它轻视，所以称它作小词。但是这种艳歌小词却很妙，它有一种特殊的美感特质，跟诗是不一样的。诗是言志的，是它本身的情意内容就有一份感动你的地方。比如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曾云：“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这当然是非常令人感动的作品；可是，它们使读者感动的原因，是杜甫本身博大深厚的感发力量所致。小词则不然。在我看来致使小词意蕴丰富起来的原因，一种是“双重性别”的作用。比如《花间集》中的作者都是男性，而他们所写的那些形象、情思和语言却都是女性的，这种“双重性别”的现象，就容易引发读者丰富的言外联想。如果换作一个女性作者写她的对镜梳妆，那就是非常现实的动作行为。而当一个男性作者用女性口吻来叙写女性对镜梳妆的时候，就容易促使读者想到这里边有象喻的意思。像温庭筠的“懒起画蛾眉”、“照花前后镜”等词句，都使读者透过词表面的女性形象，联想到一个男性的如张惠言所说的“感士不遇”一类的感情。

    致使小词意蕴丰富起来的另一种原因，是“双重语境”的作用。比如南唐作者李璟《摊破浣溪沙》“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数句，王国维认为“大有众芳芜秽，美人迟暮之感”。从表面看，李璟这首词与温庭筠《菩萨蛮》一样，也是写一个弃妇的形象。实则不同。温庭筠词引起读者联想，是由“双重性别”引起的。因为温庭筠是个士人，所以他使读者想到一个士人的“感士不遇”。可是李璟作为南唐的君主，他无所谓“遇”与“不遇”，所以他的思妇形象没有“感土不遇”的意思。可王国维为什么从他的“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看到了“众芳芜秽，美人迟暮”的悲哀和感慨？就是由于“双重语境”的缘故。因为李璟时代的南唐，偏安一隅，在他所处的这个小环境的相关语境之中是可以安定享乐、苟全一时的；可是在整个晚唐五代这个大环境的相关语境之中，北方的北周对于南方侵略吞并的阴影一天比一天严重，所以他的潜意识中又有一种忧危念乱的恐惧。正是这种大环境与小环境的强烈反差，才使得王国维从他的“菡萏香销翠叶残”数句想到“众芳芜秽，美人迟暮”，那是对于国家危亡，国运难以久长的一种深隐的忧虑。所以我们说小词从一开始就隐藏了多种可能性。

    一般而言，小词总是写伤春、怨别的感情。古今诗人感慨时代的时候常常用伤春来喻托，所以五代那些相思怨别、感时伤春的小词就充满了多种诠释的可能性。不过这对当时的作者本人而言，只是无意识地潜意识地有所流露，和屈原、曹植有心之喻托有本质的不同。正因为小词的作者，在他们的显意识之中写的真的就是伤春和怨别，所以才使得小词那种微妙的作用得以形成，能够引起读者丰富的联想。

    小词并没有停止在《花间集》五代的创作里。南唐中主李璟所写的“菡萏香销翠叶残”，还是指一个思妇。可是到了后主，其《相见欢》一词中“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和“胭脂泪，相留醉，几时重”数句，何尝不是伤春？又何尝不是落花？可是，他最后却写出来：“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却从伤春写到了他自己的人生，所以他所写的不再是思妇的伤春，而是自我的伤春。这是小词一个默默的演进，它不再是为歌女而作，而是作者用歌辞的形式进行自我抒写。自此，词已经由歌辞之间变为诗人自我抒情和言志的诗篇了。这是词的第一步演变。那么，这种诗化的拓展从何而来？是从他的国破家亡而来。中国词的拓展，与世变，与时代的演进，与朝代的盛衰兴亡，结合了密切的关系。

（节选自叶嘉莹的《当爱情变成了历史——晚清的史词》）

    意境是山水画的灵魂，意境就是景与情的结合。山水画不是地理、自然环境的说明和图解。它当然包括自然地理的准确性，但更重要的还是表现人对自然的思想感情，见景生情，景情结合。如果片面追求自然，花、鸟都会成为死的标本，画风景也缺乏情趣，没有画意。感动不了自己，更感动不了别人。古诗里往往有很好的意境，如李白的《送孟浩然之广陵》：“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这四句诗完全描写自然的景象，却使人深深体会诗人深厚的友情。古人说“缘物寄情”，写景就是写情。诗画有了意境，就有了灵魂。

    山水画意境的产生，有赖于思想感情。而思想感情的产生，又与对客观事物认识的深度有关。要深入全面地认识对象，必须身临其境，长期观察。齐白石画虾，就是在长期观察中，在不断表现的过程中，对虾的认识才逐渐深入了；也只有对事物的认识全面了，达到“全马在胸”“胸有成竹”“白纸对青天”“造化在手”的程度，才能把握对象的精神实质，赋予对象以生命。对客观对象不熟悉或不太熟悉，就一定画不出好画。写景就是为了写情，这一点，在中国优秀诗人和画家心里是很明确的。无论写诗还是作画，都要求站得高于现实，这样来观察、认识现实，才可能全面深入。毛泽东《沁园春》开头两句“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就充分体现了诗人胸怀和思想的高度境界。山水画不强调“光”，而是注重表现长期观察的结果。拿画松树来说，在山水画家看来，早晨八点钟或中午十二点，都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表现松树的精神实质。像五代画家荆浩在太行山上画松树，朝朝暮暮长期观察，画松“凡数万本，始得其真”。一位画家出外写生，两个礼拜就画了一百多张，这当然只能浮光掠影，不可能深刻认识对象，更不可能创造意境。一棵树、一座山，观其精神实质，经过画家思想感情的夸张渲染，意境会更加鲜明，木然地画画是画不出好画的。一个山水画家对所描绘的景物，一定要有强烈的、真挚的、朴素的感情，有的画家没有深刻感受，没有表达自己亲身感受的强烈愿望，总是重复别人的，就不会有意境的独创性。

    画画要有意境，否则力量无处使，但是有了意境还不够，还要有意匠；意匠即表现方法、表现手段，简单地说，就是加工手段。齐白石有一印章“老齐手段”，说明他的画是很讲究意匠的。意境和意匠是山水画的两个关键，有了意境，没有意匠，意境也就落了空。杜甫说“意匠惨淡经营中”，又说“语不惊人死不休”。诗人、画家为了把自己的感受传达给别人，一定要苦心经营意匠，才能找到打动人心的艺术语言。

（摘编自李可染《山水画的意境》，有删改）

时代的盘子里一定有珍珠

杨延文

    ①几十年来，我一直奉行“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古训，坚信生活是艺术的源泉，坚守艺术的价值乃创造。

    ②生活是美好的。画家要重视从生活中寻找艺术感觉。现在许多画家图省事，以拍照代替写生，但人的眼睛的视域和观看方式，是相机所无法替代的；画家在现场对艺术感受的捕捉，更是后期根据图片等资料进行整理所无法弥补的，须知无论摄影技术多发达，拍照片都无法代替写生。现在人们对“个性”特别看重，都想表现自我、张扬个性，为了这些，有些画家甚至连生活都不要了，这是不对的。画家必须到生活中发现素材，然后才能有所创造。也只有融入生活，具有时代的精神、时代的语言，符合时代要求，艺术作品才能具有感染力，给人以启迪。

    ③画画的人还要重视理性思考。我个性要强，在艺术上更不屑拾人牙慧。我一向认为，艺术本来是破字当头、立在其中——破除不需要的，立别人干不来的，那中间就有你了。尊师吴冠中先生熟谙西方绘画精神，又深会中国绘画意境，他一生致力于“中西融合”的创造精神深深影响了我。我又从董寿平、李可染、亚明、许麟庐等中国画大家那里受到启发，努力在中国画创作中形成自己的风格，并不断精进，与已有艺术风格保持距离，尝试突破前人的格局。

    ④书画家还要珍视自己的艺术才能。因为只有具有艺术才能并能够珍视的人，才能成为真正的艺术家。历史证明，一个翰墨家，不磅礴睥睨，没有凌厉百代的雄心，岂能在艺坛立足？就像著名书画家林散之所说，书画家必须“争千秋”！

    ⑤珍视艺术才能，就是珍视艺术标准和艺术创造力。画家对社会的贡献可谓“嘴一份，手一份”。“嘴一份”是要能说出有足够影响力的话语；“手一份”是手头必须能创作出好的作品。只给后人留下作品还不够，还要留下思想。历史上的艺术经典，其主要特征便是能够给人以启示，展现出那个时代的创造力和前瞻性。所以我认为，所有的传统，在当时都是创新。因此，我也一直在不断突破自我，反对重复别人、重复自己，时时尝试创新。因为任何一种传统的技巧或表现方法，都无法承载今天这么一个生机勃勃的社会对艺术更新、更高的要求。我们只有按照时代精神出新，艺术才能完成应有的使命。

    ⑥如今，人民对文化精神生活有着越来越高的需求，但相当一部分从业者却在误导群众：一些画家有“山寨王”思想，自己擅长什么就说什么好；一些画家成了“礼品加工厂”，市场需要什么创作什么；一些展览一味求大；一些作品一味求大；再加上批评家失语，以及艺术品市场炒作等问题，艺术的普及工作，常常非但不能提高群众的审美，反而影响人的艺术判断力，令艺术标准似乎更加模糊……因此，真正的艺术家，需要保持一份艺术的初心，更需要一种定力。时间是判断艺术的最好标尺。

    ⑦要有所创造，艺术家还需要一些质疑精神。上世纪80年代，我曾对传统山水的“三远法”提出质疑，认为这在绘画的空间再造方面，对现代人而言是一种桎梏。随着地球村越来越小，中国人的视觉审美经验也越来越丰富，画家应该有意识地从已有的经验中跳出来，进一步拓展中国画的发展空间。我崇尚活学活用。借助古人留给我们的思路非常重要，但不能被其束缚，要有所创造，必须从中挣脱出来。在这方面，我总结出一句话：延续是必须的，创造是根本的。要善于吸收，更要善于进取，即便是个人艺术面貌已经形成，也要不断探索艺术创造的深化。

    ⑧新时代呼唤全新的艺术作品。当下，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大潮中，我们应该呼唤，艺术创作回归艺术的本源，艺术家遵循艺术创作的规律，以发展创新为己任，增强时代使命感，返璞归真。艺术与整个时代大道同行。我相信，这个时代的盘子里一定有珍珠。这个珍珠，是新的作品，也即明天的经典。这是属于我们的时代，需要我们创造更多艺术精品。

《人民日报》（2018年10月28日 1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