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商：幸福者的必备

   智商IQ和情商EQ早已为人们所熟知，近年来又流行一个新概念AQ，它是Adversity Quotient的缩写，指人们面对逆境的反应能力，即面对挫折、摆脱困境和超越困难的能力，通常译为“挫折商”或“逆（境）商”。IQ、EQ和AQ并称3Q，成为人们获取成功必备的不二法宝。有专家甚至断言，100%的成功等于20%的IQ加80%的EQ和AQ，从某种意义上来看，这种说法毫不夸张。

   逆商严格意义上来说是情商的一部分，但由于它在人生事业成功中的特殊地位，美国职业培训师保罗·斯托茨提出了“逆商”这一概念。他认为逆商包括四部分：控制感、起因和责任归属、影响范围及持续时间。控制感指人们对周围环境的主观控制能力。面对逆境，控制感强的人会尽力改变环境，控制感弱的人则只会逆来顺受，信天由命。起因和责任归属指造成我们陷入困境的原因。高逆商者往往能够清楚地认识到使自己陷入逆境的原因，并愿意承担一切责任，积极采取有效行动，痛定思痛，在跌倒处尽快爬起来。影响范围指困境的负面影响对我们生活的影响面有多大。高逆商者通常能够将某方面逆境所带来的消极影响降至最小程度，他们不会因为工作中的逆境而影响家庭生活。持续时间指我们主观上认为逆境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所持续的时间。逆商高者往往相信困难只是暂时的，很快就会过去；逆商低者则会认为逆境将长时间持续，他们甚至会因此丧失努力改变的希望。

   例如，被领导批评恐怕每个职场人都会遇到，对任何人来说这都是一种挫折。但是，同样的打击，逆商高的人产生的挫折感低，逆商低的人就会产生强烈的挫折感；逆商高的人会吸取教训在以后的工作中努力改进，逆商低的人则会怨天尤人，哀叹自己生不逢时怀才不遇。

   智商、情商和逆商这3Q在整个人生中都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只是在人生的各个阶段和各种情况下，三者的重要性不同。有人认为，20岁前，智商显得最重要，情商和逆商作用一般；20—30岁，智商作用一般，情商很重要；30—40岁，智商作用一般，情商最重要，逆商很重要；40岁以上，智商作用一般，情商很重要，逆商最重要。可见，除了在校学习期间，在我们大部分人生中起决定作用的是情商和逆商。情商让我们清楚自己想要什么；智商和情商共同帮助我们一步步迈向自己的目标；逆商让我们在摔倒时用最快的速度爬起来继续前进。这三者，少了谁恐怕都很难幸福。

   有言道：成功没有尽头，生活没有尽头，生活中的艰难困苦对我们的考验没有尽头，在艰苦奋斗后我们所得到的收获和喜悦也没有尽头。当你完全懂得了“成功永远没有尽头”这句话的含义时，幸福的生活也就向你绽开了她迷人的笑容。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文后各题。

艺术江湖之批判

张晓军

    在时下的美术界，存在着江湖圈子的倾向，而且已经存在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大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画家有江湖，举办展览，举行活动，人员组合是大致不变的；批评家有江湖，研讨会的专家组合，艺术展览的专家出场，总是那么一帮一伙，带有很强的圈子意味；策展人有江湖，为谁策展，要谁参展，不要谁参展，都是有讲究的……无论“在朝”，还是“在野”，都有江湖，有时“在朝”比“在野”更甚。对于画家来说，由哪个江湖“领袖”引领和推荐，投靠哪位艺术“老大”，其结果是有区别的。各个画种也有江湖，某个画种学会，江湖气十足，举办展览的骨干力量总是那么几个人，获奖者也总是那么几个，就连外出走穴，也都是比较固定的几个人，外人是很难插进去的。翻翻眼下的报纸和杂志，当今的艺术之江湖，常常会一目了然。

    艺术圈里一向有抱团儿现象。早先有学术性社团，如一八艺社、决澜社等。还有以艺术风格和地缘文化而集结在一起的，如岭南画派、长安画派等。上世纪80年代，艺术圈里流行艺术群体的称谓，如北方艺术群体、西南艺术群体等。但是上述的抱团儿都与学术有关，都有其大致的艺术理想和审美追求，都与江湖没有瓜葛，都少有利益的索取和无原则的同流。而艺术江湖则不同，江湖与学术无关，与艺术风格和流派无关，与艺术理想和审美认同无关。这也正是学术社团和艺术江湖的区别所在。

    就世俗而言，江湖是有一定的好处的。它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它要有一两个“老大”，在这一两个“老大”的关照下，有共同的好处、共同的饭碗。如果有人出了纰漏，受到攻击，江湖中的老大和哥们儿一般都要出来说话的。有时江湖也是可以显现集体智慧和集体力量的。艺术江湖更是如此。但是，这绝对不是眼下我们所说的好的智慧和正能量。

    相比较而言，艺术江湖确实有其邪恶的一面，不然我们就不会在此批评之。首先，艺术江湖无原则地讲哥们儿义气，只讲远近亲疏，不讲志同道合，对好的东西视而不见，对粗俗的东西也会妄加吹捧，不利于艺术上的百家争鸣和百花齐放，也不利于推动当代艺术的正常发展。其次，艺术江湖有意强化帮派意识，圈定势力范围，顺我者昌，排斥异己，行帮气息严重，不利于不同学派、不同美学追求的自由发展。再者，艺术江湖的盛行使得一些很有声望和艺术感召力的学术带头人演变为江湖大佬，严重地毁坏了这些艺术官员和学术权威的正面形象，同时也严重损毁了这些人在艺术领域的导师地位和学术感召力，让人觉得艺术变得有些没有原则、没有道德、没有公平了。

    艺术之所以有了江湖或变成了江湖，大体上是艺术的从业者过于追求既得利益的结果，也是当今市场经济对艺术的腐蚀的结果。“马仔”跟对了“老大”，展览很容易上，奖也很容易拿，开幕式会很体面，研讨会也会众人捧场。反过来讲，一旦成为江湖老大，有众星捧月之光耀，画的不好也是好，文章不好也有人买账，画价越炒越高，文章越发越多，且桃李满天下，马仔满天下，更能独行天下了。 

（选自《文化论坛》）

当代文学的时代诉求

    中国当代文学呼唤有生命力和免疫力的文学。真正的文学，能提供高端的精神果实，是充满信仰和爱意的，是温暖的文字，是开启心智和净化灵魂的，是具有免疫力的。文学成为作家生命的自然流淌，作家的思想、情感、生命活力在文学中得以延宕、再生。

    任何文学问题都源于现实问题，任何现实问题都蕴涵着文学问题。文学反映现实，现实烛照文学。文学是时代的证言。文学应该自觉地表达人类生存的困境，这种困境既来自于人类生命存在的“生存”问题，也来自于人类生命存在的“发展”问题。发展的极限追求冲击着人类生存的底线，人类在长期的历史发展积淀中形成的生存信念和发展理想受到了极大的挑战，尤其是新技术革命带来的“全球化”问题和“物化”问题。“全球化”一方面给人们提供了无边的背景和宏大的视野，另一方面也让人们倍感渺小与虚无。“物化”问题直击人的精神和心灵，物成为衡量和评价人的有效尺度，物成为文学的表征世界。

    文学也应该自觉地反映当代社会思潮，在人类自我意识的文化表达中推动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与传统社会重视“思想中的现实”大相径庭的是，当代社会以强调多元、相对与虚无的方式消解了传统的“绝对确定性”。相对主义与虚无主义构成当代人类所面对的深刻的文化危机。“英雄”谢幕与“神圣形象”的消解成为这个时代特征，如果从文化层面来说，就是“大众文化的兴起”和“精英文化的失落”。“扁平化”“平面化”“媚俗化”“市场化”成为时代文化的主题词，文学也无可逃避地跌落到这个巨大的泥潭中。问题是，文学如何从这个时代的泥潭中跋涉出来，以一种理性的姿态来塑造和引导新的时代精神。评论家李建军在谈到“中国当代小说最缺少什么”这个问题时，他给出的答案是“缺少真正意义上的人物形象，缺乏可爱、可信的人物形象”。李建军从文学性的角度来谈当代小说的缺失问题，是很有道理的。但笔者以为，文学社会责任问题同样值得重视。文学社会责任是人们对于文学存在合理性的一种当然诉求，强调文学的社会责任和担当意识，其意义绝不仅限于文学领域，亦与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建设、先进文化的发展、民族优良传统的弘扬以及“中国梦”的实现密切相关。

    中国当代文学的时代使命，应该包涵这些命题：一、中国当代文学应该表达多元化的时代发展问题。作家对时代的感性直观与理性把握，是文学的应有之意。当然在对生活和生命的态度方面，文学必须摆脱“时代”和社会的束缚，必须超越阶级、性别、信仰以及族群的狭隘性，进而达到世界性和人类性的高度，否则，就很难成为具有普遍性和永恒性的经典作品，也很难对广大读者产生深刻而持久的影响。二、中国当代文学应该表达普遍的社会人生观、价值观。社会普遍的人生观、价值观是一个时代精神的缩微，从中可以窥视出时代发展的气息。三、中国当代文学应该表达中国人民崇尚和平的愿望。和平一直是中国人民最朴素最真诚的梦想。在中国文学的历史长河中，“和平”承载着太多的民族苦难和悲剧人生，尤其是积贫积弱的近代中国，更能说明问题。中国人民历来是向往和崇尚和平的，中国文学应该表达中国人民对和平的深刻领悟。四、中国当代文学应该表达“和谐中国”。和谐是一个人、一个家、一个民族，一个地区，一个国家，乃至世界发展的共同基础。没有和谐就谈不上发展与进步。文学是人类情感与精神的共同的场域，文学让我们心潮激荡，感慨系之。文学不仅仅要反映和表达时代精神，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塑造和引领新的时代精神。五、中国当代文学应该表达“个人梦与中国梦”。无数个“个人梦”就汇集成了“中国梦”。“中国梦”又是我们“个人梦”得以实现和起航的“精神场”。

    文学永远也不会脱离它生成和反映的时代，文学的时代诉求是文学意义生成的重要内涵。文学反映时代，是时代发展演变轨迹的见证，是思想着的时代的镜像。

（ 2016年06月13日 《光明日报》）

那些鸟会认人

刘亮程

    ①我们搬走了。鸟会落在剩下的几棵树上。更多的鸟会落到别人家树上。也许全挤在我们砍剩那几棵树上，叽叽喳喳一阵乱叫。鸟不知道院子里发生了啥事。但它们知道那些树不见了。筑着它们鸟窝的那些树枝乱扔在地上，精心搭筑的鸟窝和窝里的全部生活像一碗饭扣翻在地上。

    ②我们带不走那些鸟。带不走筑着鸟窝的树枝。那些枝繁叶茂的树砍倒后，我们只拿走主干。其余的全扔在地上。我们经营了多少年才让成群的鸟落到院子，一早一晚，鸟的叫声像绵密细雨洒进粗糙的牛哞驴鸣里。那些鸟是我们家的。我们一家十六只耳朵听鸟叫。从此那些鸟将没人听地叫下去，都叫些什么我们再不会知道。

    ③大多是麻雀在叫。麻雀的口音与我们相近，一听就是很近的乡邻。树一房高时它们在树梢上筑窠，好像有点害怕我们，把窠藏在叶子中间，以为我们看不见。后来树一年年长高，鸟窠便被举到高处，都快高过房顶一房高了，可能鸟觉得太高了，下到地上啄食不方便，又往下挪了几个树枝，也不遮遮掩掩了。

    ④夏天经常有身上没毛的小鸟从树上掉下来，像我们小时候从炕上掉下来一样，扯着嗓子直叫。大鸟也在一旁叫，它没办法把小鸟弄到窝里去，眼睁睁看着叫猫吃掉，叫一群蚂蚁活活拖走。碰巧被我们收工放学回来看见了，赶快捡起来，仰起头瞅准了是哪个窝里掉下来的，爬上树给放回去。

    ⑤一般来说爬树都是我的事，四弟也很能爬树，上得比我还高。不过我们很少上到树上去惹鸟。鸟跟我们吵过好几次架，有点怕惹它们了。一次是上去送一只小鸟，爬到那个高过房顶的横枝上。窝里有八只鸟蛋的时候我偷偷上来过一次，蛋放在手心玩了好一阵又原放进去。这次窝里伸出七八只小头，全对着我叫。头上一大群鸟在尖叫。鸟以为我要毁它的窝伤它的孩子，一会儿扑啦啦落在头顶树枝上，边叫边用雨点般的鸟粪袭击我。一会儿落到院墙上，对着我们家门窗直叫，嗓子都直了，叫出血了。那声音听上去就是在骂人。母亲烦了，出门朝树上喊一声：快下来，再别惹鸟了。

    ⑥另一次是风把晾在绳上的红被单刮到树梢，正好蒙在一个鸟窠上，四弟拿一根棍上去取，惹得鸟大叫了一晌午。

    ⑦除了麻雀，有时房檐会落两只喜鹊，树梢站一只猫头鹰，还有声音清脆的黄雀时时飞来。它们从不在我们家树上筑窠。好像也从不把黄沙梁当个村子。它们往别处去，飞累了落在树枝上歇会儿脚，对着院子里的人和牲畜叫几声。

    ⑧那堆苞谷赶紧收进去，要下雨啦。

    ⑨镰刀用完了就挂到墙上。锨立在墙角。别满院子乱扔。

    ⑩我觉得它们像一些巡逻官，高高在上训我们，只是话音像唱歌一样好听。乘人不注意飞下来叼一口食，又远远飞走。飞出院子飞过村子，再几年都见不到。

    ⑪那些麻雀会认人呢。我对父亲说，昨天我在南梁坡割草，一只麻雀老围着我叫，我以为它想偷吃我背包里的馍馍。我低头割草，它就落在地上对着我叫。后来我才发现是我们家树上的一只鸟，左爪内侧有一小撮白毛，在院子里胆子特别大，敢走到人脚边觅食吃，所以我认下了。刚才我又看见它，站在白母羊背上捡草籽吃。

    ⑫鸟是认人呢。大哥也说，那天他到野滩打柴，就看见我们家树上几只鸟。也不知道它们跑那么远去干啥。是跟着牛车去的，还是在滩里碰上了。它们一直围着牛转，叽叽喳喳，像对人说话。大哥装好柴后它们落到柴车上，四只并排站在一根柴禾上，一直乘着牛车回到家。

    中国民族节日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标志，它诞生于传统中国农业宗法文化土壤之中，它具有适应自然时序、协调家族活动的性质。但是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传统节日毕竟脱离了它赖以发生的农业社会土壤，在新的政治社会格局之下，它历史地位的下降与蜕变是必然的结果。因此我们对传统节日在当今社会所面临的生存挑战应该有清醒的认识，以使我们在背靠传统、面向未来中能脚踏实地建设我们的节日。

    民族传统节日习俗因为近百年的人为阻断，节日习俗本身损毁严重。在“革命”的旗帜下，人们对传统节日有意漠视，对传统节俗进行禁止、改造、抛弃，导致传统节日的空洞化、表层化。由于记忆的缺失，人们有意无意地抛弃了许多传统节俗，使传统节日失去了其丰富的象征与内涵。传统节日习俗元素的失落，直接造成节日文化传承的困难。在当代传统节日复兴过程中，恢复有价值的传统节俗刻不容缓。比如春节的社火表演、狮舞龙舞、年画等，都是烘托年节气氛的重要元素。

    民族传统节日赖以生存的文化语境发生重大变化，中国民族传统节日植根于农业社会土壤中，它是农业社会的生活节秦与农业时代伦理文化的产物，传统节日重视协调天人关系与家庭关系。在工业文明与信息化的时代，传统节日已经不是人们生活紧密依赖的时间坐标，人们对传统节日更多地是文化欣赏与精神留恋，享受传统节日是对生活的丰富而不是必需。

    同时新型社会政治节目，外来节日也在不断地分散国人特别是年轻人的注意力。因此在全球化的语境及多样化的文化选择面前，传统节日要想生存发展并影响民族的未来，就必须适应时代变化的需要，主动变革创新，必须对节日内涵与节俗形式进行合理的文化重组与再造，以获取新的生命力量。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树造新的节俗标志象征，是民族节日存续的关键。

    传统节日的公假问题是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将传统节日定为公众假日这在当代社会有着现实的意义，因为我们多数人的生活处在公共体之中，这里有一个现代时间与传统时间的协调问题。在传统社会政府假日与社会节日是统一的，人们在统一时间体系之下，因此也就没有时间冲突，现代社会工作时间按照公历进行，传统节日是依照中国传统的夏历，节假日不统一，为了让人们享受传统节日，社会应该给大众以休闲的时间。从时间上保证传统节日的生存空间是特别关键的。人们只要有自己支配的时间，就会自觉地传承节俗活动。

    当代传统节日的复兴是传统文明与文化再生的过程，在现代文明的环境中，我们有责任与义务更新节日传统。从近年来的传统节日复兴实践中看到各大传统节日适应现实的积极变化，如清明节的网上春祀活动、七夕节、重阳节节俗重心的转移，说明了传统节日的积极演化能力。新的节俗传统正在形成过程中，我们从节日复兴变化中看到了民族节日的未来。

（摘编自萧放《全球化语境下的民族节日走向》）

    快闪是一种以创意、幽默、奇观为重要元素的亚文化活动，旨在“用颠覆性的表演震撼顺从的城市人群”。2003年，美国人比尔·瓦斯克在纽约市区发起了首次快闪活动，随即它便乘着新媒体发展的东风魔力般席卷全球，成为当代城市文化中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快闪活动的参与者主要是20至30岁的青年。这一人群的社交网络最具流动性，喜欢结识新朋友，不一味强调社交关系的稳定性，在快闪活动中，社交媒体一对多、节点式的传播特征，进一步扩大了流动性社交的优势，使得在短时间内动员大量陌生人参与成为可能，而不再需要传统意义上的组织机制。在大型密集而人口异质的城市中心，年轻人巧妙地利用新媒体工具进行活动策划、人员调度，可以打破城市生活的日常节奏，打造出临时性的公共空间。

    快闪类型多样，先后出现过离散型、游戏型、政治型、商业型等不同种类。其内容或是一种娱乐狂欢，或是表达对日常生活的批判，抑或是宣传某种新观念、新产品。学者们对其评价也是态度各异。批评者认为它肤浅幼稚，只是纯粹的社交性游戏并且缺乏严肃理性的实践目标；指责它干扰城市正常秩序，增加城市治

理成本；甚至担心快闪族被未知组织者利用，从而引发社会混乱。赞赏者则认为，快闪降低了社会参与的门槛，创造了一种平等民主的社交形式；它以戏剧化的方式重塑了人们的城市空间体验，并拓展了公共表达的形式。

    爱国歌曲快闪活动合理借鉴了快闪亚文化“情境创设”的理念和充满活力的形式，并通过有效的策划和组织为其注入了深沉的内容和情感，提升了审美品格，展现了亚文化参与构建主流话语的无限可能。

    注入意义，内容主流化。有别于快闪亚文化的无意义传统，爱国歌曲快闪活动以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为背景，是一份献给祖国的特别礼赞。所唱曲目虽多为老歌，但因其爱国情感浓烈、社会普及度高，且经过全新编排，更能直达人心，引发共鸣。活动在娱乐性、可近性上获得了青年的认同，同时也突破了理论界对其肤浅性、破坏性的指责，以轻盈的姿态为爱国主旋律注入了清新的活力。

    精心策划，形式审美化。各地的快闪都非常注意天气、场所、布景、道具、领唱人物的选择和设计，以彰显其地域特色、历史风韵、建设成就和时代精神。活动多在人流如织的公共场合惊奇发生，以知名人士、行业精英、青年学子富有个人魅力的独唱或互动演唱启幕。在悠扬旋律的感染下，成百上千的在场群众从好奇驻足到自觉加入，最终发展为共情共鸣的集体合唱。主办方通过多机位抓拍、精美剪辑和专业和声，最后完成声画语言绚丽、情感逐渐开华的优雅叙事。

    创设情境，行动剧场化。社会哲学家芒福德认为：“城市不仅创造了剧场，它本身就是剧场。”爱国歌曲快闪系列活动通过艺术行为、教育主题的巧妙嫁接，在司空见慣的城市居所中创设出富有诗意的剧场氛围，使现场群众在偶遇的“戏剧”情境中经历了一场融欣赏、体验、共情、参与于一体的审美实践。而主流媒体和社交媒体的接力传播则将剧场效应进一步扩散，形成了跨时空的情感震颤和价值认同，引发了全国范围内一场又一场表达爱国激情的快闪风潮。

(摘编自邹举、周玥《青年亚文化创设思想政治教育新情境》，《中国教育报》2019年6月13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