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图片来源于2017年11月新华网）

材料二：

    从21日早上起，一篇题为“疫苗之王”的自媒体文章迅速传播，到当日晚间，无数人的朋友圈已经被

    这篇文章刷屏。随着疫苗事件的持续发酵，恐慌、愤怒情绪蔓延，不少山东的家长们炸开了锅，纷纷用刷屏表达着愤怒。

    山东的家长之所以表现得格外恐慌和愤怒，原因在于几天前曝光的2017年11月的一起疫苗违法事件当中，长春长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一批问题疫苗共计252600支，全部销往山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山东省家长的情绪反弹，有信息来源作为基础。

    而问题疫苗究竟销往哪里，自己的孩于是否注射过问题疫苗，如果注射了又如何补救等，家长们眼前如同一个信息黑洞，难以及时获得足够值得依赖的信息，只能用猜想来增补信息真空，进而加剧了恐慌情绪。

    因此，避免恐慌情绪蔓延的正确方法，不是简单呼吁民众保持足够的理性，而是相关信息必须及时、全面、准确地公开，既要跑在谣言前面，也要跑在猜想前面。

    首先，对于一些模梭两可的网络信息，要有权威部门及时发声。比如，《疫苗之王》所说“问题疫苗打入25万儿童身体”是否属实，就是一个对公众情绪可产生决定性影响的疑问，对于这类问题，不仅要迅速 释疑，而且要用确保准确的数据来提高说服力。

    其次，后续将如何应对这起事件，要给出一个清晰的处理思路，让民众吃上定心丸。民众的恐慌不仅可以理解，而且值得深入分析，应该将之当成下一步的工作重点。

    根据疫苗流通规则，同批次的疫苗销往哪里，大方向是记录在案的。然而，就个人而言，接种的疫苗是否属于问题批次，是否也有详细的记录，已接种问题批次的儿童能不能得到通知并及时复检，以及是否应补种等事宜，都是压在家长心头的疑问，此类疑问不解，恐慌就难以消除。

（摘编自罗志华《“疫苗危机”：别让信息黑洞加剧恐慌》，《新京报》2018年07月22日）

材料三：

    这个周末，问题疫苗引发全民焦虑，无数家长连夜翻看孩子的接种记录本，一项项对照是否使用过问题疫苗。疫苗造假，曝光必须无死角，监管切莫轻飘飘。面对问题疫苗，忍耐后的质疑和冷漠，追问后的维权和用脚投票，都值得监管部门认真反思，慎重对待。

    近日，长生生物接连被曝出狂犬疫苗生产记录造假、百白破疫苗为“劣药”。国家药监局出手后，多家媒体跟进，引发社会强烈关注。在对事件的追问中，公众对于疫苗安全的焦虑不断升级，唯有尽快公开真相，才能回应质疑。

    疫苗乱象，非一日之寒。行业积弊已久，奈何每次处罚都轻飘飘。

    我们看到，某些无法无天、丧尽天良的恶企，在被查出问题之后，虽也受到一定惩罚，但与获得的孽利相比微不足道，根本不足以让其痛改前非。人命关天的闹剧后，受害者维权无力，企业“自罚三杯”，监管者惯性失语，如此“宽松”也是变相纵容造假、售假的重要原因。

    这背后有个政绩观的问题。如果对这些恶企处罚太重，动辄判处“死刑”，势必影响当地的GDP和税收的数据，因此，处罚多是些“软刀子”。

    药监部门最主要的职责是防患于未然。具体地说，就是要对流向市场的药品负责。对消费者而言，其权益只能由政府职能部门代表和维护。假疫苗横行，那就是政府职能部门失职，就该有人对此负责。如果做不到，设立这个部门干嘛？

    毋庸讳言，食品和药品的监管等，依然是人民群众普遍不满意和不放心的问题之一，应该引起足够重视，它不仅关系着人民健康，也关系着人心聚散。

（摘编自胡琴《面对疫苗乱象，监管部门应有所作为》，人民网2018年07月22日）

材料一：图1：2013—2017年中国集成电路产品进口量与进口额

■进口量（亿块）口    进口金额（亿美元）

图2：2013—2017年中国集成电路产品出口量与出口额

■出口量（亿块）口    出口金额（亿美元）

（摘自《财经新闻周刊》）

材料二：

    基于芯片产业的发展现状及战略地位，我国政府一直在不断加大支持力度。《中国制造2025》详细地规划了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目标、发展重点、关键技术等，并将其列为“加快制造强国建设”五大产业之首。

我国政府不仅在政策层面大力支持，还在逐步扩大国家集成电路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在政策、资本和市场需求牵引的支持下，国内芯片产业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集成电路产业结构中，集成电路设计占比为34.44%，集成电路制造业占比为27.19%，集成电路封装占比为38.37%，已形成相对齐全的集成电路产业链，并实现了设计、制造和封装三个分支的首次大幅增长。

    芯片从上世纪50年代发展至今，大致经历了三大发展阶段：在美国发明起源——在日本加速发展——在韩国与中国台湾成熟分化。美国已经形成了政府扶持，产、学、研一体的成熟发展模式，极大地促进了美国集成电路产业的发展。如今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半导体市场，在强大的需求和有力的政策推动下，芯片行业正迎来第三次产业转移，向大陆转移的趋势已不可阻挡。

【注】芯片又被称为微电路、微芯片、集成电路，主要是指内含集成电路的硅片，体积很小，常常是计算机或其他电子设备的一部分。

（摘编自宋清辉（《国产芯片的发展前景和机遇》）

材料三：

    在高端芯片领域，由于国内厂商尚未形成规模效应与集群效应，所以其生产仍以“代工”模式为主。曾经，有这么一个段子在市场上盛传：苹果一“饥渴”，其他品牌的手机就得“挨饿”。

    因为高端芯片的供应有限，所以芯片厂商在选择客户时，都是优先选择苹果，而国产手机厂商只能“稍等片刻”。SEMI数据显示，中国本土公司芯片需求与供应额正持续扩大，2017年中国公司仅能满足本土芯片需求的26%左右。

    美国拥有高端芯片核心技术的绝对控制权，产业保护政策越来越严，竞争壁垒越来越牢，“受制于人”的局面出现更加困扰中国的半导体及整机企业。而如今美国“芯片制载令”的出现，使得“中国芯”国产化的呼声再起，中兴危机更激励自主芯片产业的崛起，但是，一切还需从长计议。换句话说，2025年迈入制造强国的步子不能乱，“整体推进、重点突破、自主发展，开放合作”的原则不能破。

    当前中国的集成电路产业迎来历史上最好的黄金机遇，但要抓住发展机遇，还有很多难题需要攻克，首先是完善集成电路产业结构，重视扶持集成电路设计业，设计是产业链的前端，也是面向应用的最终环节，其次，注重培养和吸引人才，芯片行业是个长期的过程，需要有持续不断的人才供应：最后，需要对企业并购重组提供指导和服务，并购重组有利于加快我国集成电路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

（摘编自刘斌《“芯芯”向荣的半导体行业》）

材料一：

    工业互联网是传统产业“智能+”的基础支撑工具。以“智能+”接棒“互联网+”，不仅是因为我国制造业正处于由大到强、爬坡过坎的关键时期，更因为智能技术经过了多年孕育发展，尤其是我国人工智能、大数据等领域已涌现出一些领先世界的技术成果，具备了与发达国家同台竞技的能力。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智能+”，并强调“智能+”对于产业尤其是制造业的升级赋能作用，意在强化技术创新能力，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焕发经济新动能。从“互联网+”到“智能+”，互联网新技术从消费端到产业端的深度迁移和升级，越来越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如果说“互联网+”更偏重于先实现互联互通，“智能+”则是在万物互联新时代，通过智能化技术为各个行业深度赋能，是数字技术发展升级的全新阶段，并要将新一代信息技术在消费端的成功应用进一步迁移到产业端，重塑产业结构和生产模式，激发效率革命，打造传统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新动能。

（摘编自《“智能+”带来新变革》，转自新华网）

材料二：

    从技术本质看，“智能+”与“互联网+”所依赖的关键核心技术不同，计算科学的发展以及智能技术与互联网的融合，使“智能+”拥有了远超“互联网+”的发展潜能。人工智能与互联网分别是“智能+”与“互联网+”所依赖的关键技术，两者的发展路径不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相互独立存在。

    从经济特性看，“智能+”与“互联网+”的价值创造方式不同，“智能+”超越了“互联网+”带来的范围经济、规模经济和网络外部性，将通过智能感知、自主预测等塑造出一个更加智能化的经济形态。

    从影响程度看，“智能+”与“互联网+”产生的影响在广度和深度上也不同。“智能+”不仅能覆盖互联网不能“+”到的领域，还能实现智能技术对社会生产活动和关系的全新赋能，在影响的广度和深度上将远远超过“互联网+”。

（摘编自《抢抓“智能+”催生的新机遇  培育更强劲新动能》，转自《经济日报》）

材料三：

    “从‘互联网+’走向‘智能+’是一种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而在‘智能+’时代，更多的挑战和应用将来自企业端和产业端。”近日，新华三集团副总裁、云数产品线总裁张岩在接受包括环球网在内的媒体采访时表示。

    他认为，“随着ABC等新兴技术的不断发展融合，信息技术的应用已经不再局限于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都可以通过这些技术实现互联”。当万物皆可互联时，“智能+”将促使生活和生产效率发生质的飞跃，也就是利用更智能的机器、更智能的网络、更智能的交互来创造出更智能的经济发展模式和社会生态系统。

（摘编自《“互联网+”到“智能+”关键何在》，转自环球网）

    材料一：

    近15年来，中国的杂交水稻技术已走向世界。不过，随着市场的发展，单纯的“种子输出”已不能满足企业发展。“在国内进行杂交水稻种子的生产，再直接出口到目标国家市场的模式是低水平、低效率的输出模式，实现属地化的科研、生产、推广、销售才是中国杂交水稻高水平输出模式。”武汉科珈种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善德认为。

    杂交水稻的国际化贸易，在实际运作中受到目标出口国一定的贸易限制。印度是杂交水稻国际市场空间最大的国家，但是印度完全禁止境外生产的杂交水稻种子进口。孟加拉国要求相同品种第一次进入后，只可持续2年，过后必须在其境内制种生产才可销售。美国农业部外国农业局2015年发布的《中国种子年报》显示，2008年以来，中国水稻种子在数量和金额上均以2011年为拐点，前升后降，近几年呈现出趋于稳定的趋势。对于这个现象，业内人士认为是目前将种子作为商品出口的发展模式已经接近天花板。

    （摘编自 《农财网种业宝典》）　

    材料二：

    （摘编自《东方财富网》）

    材料三：

    中国科学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研究员肖国樱认为，稻米净进口283万吨，小麦净进口442万吨，稻米和小麦的自给率均在95%以上，口粮安全性没有问题。大豆持续10年大量进口，反应了我国对蛋白饲料进口的需求一直居高不下，而大量进口大豆是因为政府为了提高老百姓生活水平而采取的开放大豆政策，即对大豆进口没有配额限制，而对进口玉米、水稻和小麦，中国是有配额限制，超过配额，就征收20%以上的进口税。

    根据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2017年，我国大豆净进口9542万吨，约为上年度我国大豆生产量的7.3倍。事实上，肖国樱强调，中国的土地已经维持不了中国人现有的生活水平，失去的是大豆产业和大豆市场，保障的是中国人口粮的安全。在肖国樱看来，大豆榨油后也用作饲料，它们的进口保障了我国养殖业的饲料供应，维持了中国人民较好的生活水平。尽管如此，曾任中国水稻所生物工程系第一任系主任的王大元认为，大豆进口主要是作为饲料，从而保证我国人民对肉蛋油奶的需求，一旦国际形势有变，影响大豆的进口，对我国人民生活的影响是很大的。所以大量进口大豆存在隐患，政府在这方面的应对预案显得十分重要。

    肖国樱建议，一方面，我们没有那么多耕地来维持吃好的需求，只有委曲求全选择保障口粮生产、饲料粮外购的策略。另一方面，大豆市场也是一张王牌，是我们手中很重要的筹码，要充分利用好。再就是，要加强农业科技合作和农业走出去战略，培育周边国家的粮食生产能力。

（摘编自《2017年中国稻米大豆进口量全球第一，中国口粮安全吗？》）

    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历史意义非同一般，关键的原因之一在于，中国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一个比较新的概念，它的解读来自学术界，视角总体上也离不开三个维度，即力量之变、时局之变以及中国的定位。

    人类社会任何一次称得上“大变局”的历史现象，几乎都发端于物资力量对比的变化。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解释即是生产力革命。某种程度上说，谁主导了世界生产力，谁就能推动力量之变。进入21世纪后，力量的平衡在西方与非西方国家之间发生了明显变化。世界首次面临“力量中心”从西方国家向非西方国家转移。在这轮“力量之变”中，最突出的变量是中国因素。2018年，中国经济总量世界占比为16%（仅次于美国的24%），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国家工业制造品世界占比增加到40%。尽管如此，在21世纪第二个10年即将结束时，无论是经济实力还是科技实力，东西方的力量天平并没有完全改变，充其量只能说在逼近力量均衡的临界点。

    时局之变是事实，但如何变还未可知。用某些学者的话说，如今的世界秩序正在进入“无人区”。一方面，西方主导世界秩序的能力出现式微，但意愿却一点都没有降低；另一方面，非西方国家参与国际治理的意愿在增强，但却在能力上还没有达到与西方势均力敌的程度。随着东西方力量的天平进一步向非西方倾斜，“问题”只会变得越来越尖锐。按常理说，西方只有通过改革，在现有体系中更多地吸纳非西方国家的诉求，才可能维持世界秩序的平稳运行。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西方更倾向于循着历史的惯性，凭借历史积累的优势，延续西方的主导地位。特朗普政府更是以“破坏性建设”的方式，企图再现美国绝对主导的历史。换句话说，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世界，对时局之变的回应，远不如历史上它们“创造”世界秩序时那样包容和理性。而另一方面，非西方国家不会坐等“被塑造”。世界秩序进入“无人区”，也意味着时局之变中蕴藏着巨大的风险。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无论对于中国还是世界来说，中国如何定位都尤为关键。从中国自身角度看，如何在大变局中把握和创造机遇、化解潜在的风险，是中国不得不面临的核心问题。从世界角度看，大变局中最大的变量就是中国，没有之一。用已故新加坡总理李光耀的话说，中国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参与者”。这样量级的参与者，处于大变局中的世界无法忽视其存在和诉求。

    中国如何定位自己，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中国与世界互动的方式，同时也会影响未来世界秩序演变的结果。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定位不会是静态的，而是一个中国与世界关系演化的过程。这个演化过程对中国来说，具体而言就是如何看待机遇与挑战的问题。习近平主席曾指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国进入强起来的“新时代”高度重叠，中国的机遇与挑战并存，重要的是要“化危为机”，让中国赢得更好的发展。

    某种程度上说，把中国的定位认知为一个演化的过程，本身就超越了崛起国与守成国之间权力竞争的逻辑。“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天然带有的开放、理性与包容因素，是对目前西方政治中“非理性”现象的正面回应。

（摘编自雷墨《何谓百年未有之大变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