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本报北京3月27日电  近年来，国际重大传染病防控行动中频频显现中国力量。中国流感防控科技创新能力国际领先。中国建立了72小时内筛查鉴定152种已知病毒和147种已知病原细菌等多种综合检测方法与体系，拥有了一批国际前沿水平的防控技术。中国科学家在国际上首次发现新型重配H7N9禽流感病毒的危害，并迅速成功研发出病毒快速检测试剂，下发到全国各级疾控中心和临床机构。2017年，中国首个H7N9病毒疫苗种子株成功研制，为世界卫生组织推荐流感疫苗株提供了科学依据，结束了中国流感疫苗株依赖国外提供的历史。中国在国际上首次发现单一抗体通过5种不同的抗病毒机制发挥作用，为研制治疗乙型流感全新特效药和通用流感疫苗找到了新的突破口。

（摘编自《人民日报（海外版）》，2018年3月28日）

材料二：

    2008年，侯云德担负起我国现代传染病防控体系顶层设计的重任，主导建立了举国体制协同创新的传染病防控技术体系。

    2009年，全球突发甲流疫情，侯云德作为专家组组长，针对防控中的关键科技问题，开展多学科协同攻关研究，用87天就率先研制成功新甲流疫苗，使我国成为全球第一个批准甲流疫苗上市的国家。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注射两剂，但侯云德依据长期积累的经验，结合新疫苗的抗体反应曲线和我国当时的疫苗生产能力和注射能力，坚定地提出了一次接种的免疫策略。最终，这一方案大获成功。

    侯云德提出了应对突发急性传染病的“集成”防控体系的思想，重点布置了病原体快速鉴定、五大症候群监测、网络实验室体系建立的任务，全面提升了我国新发突发传染病的防控能力，使我国成功应对了近十年来国内和国际数次的重大传染病疫情。

（摘编自冯华《2017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侯云德：60年织就防病健康网》）

材料三：

    新发传染病是指在人群中新出现或者过去存在于人群中，但是发病率突然增加或者区域分布突然扩大的传染性疾病。如SARS（非典型性肺炎）、艾滋病等，以及过去基本消灭或已被人类控制但由于抗药性或公共卫生措施的消弱而重新出现的传染病如登革热、结核病、流感等等。其特点如下：第一，人兽共患。新发传染病中有3/4是人兽共患病，动物在新发传染病的发生发展上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第二，传播范围广。如西尼罗河出血热原发于非洲，鸟类是其储存宿主，鸟类的大规模迁徙将该病毒带至世界各地。第三，传播速度快。各地以及国际间的密切往来是新发传染病迅速蔓延的重要因素。第四，预防诊治困难。由于缺乏基线资料，对新发传染病进一步的流行趋势很难预测。

（摘编自易彬樘等《中国新发传染病防控形势及其应对策略》）

材料四：

    2019年初，WHO（世界卫生组织）发布2019年十大健康威胁，其中与传染密切相关的疾病和行为占六个，与十多年前相比，目前传染病对我们的影响更大了。传染病与地球村的每个生命息息相关，地球各个角落的人们与另一个地方出现的新发传染病只有一个机舱门相隔的距离。

    2018年，埃博拉病毒在非洲死灰复燃，全球多个地区暴发霍乱，登革热病例数居高不下，尼帕病毒病在印度闪现等无不牵动着每一个传染病工作者的心。8月，非洲猪瘟突然在中国多个地方出现，再次牵动全球特别是动物防疫部门的神经，传染病工作者永远在路上。

    回首2018年，传染病领域也取得了许多可喜的成果：针对埃博拉病毒病的疫苗以及多种药物的临床使用都取得较好的效果；登革热疫苗大范围应用也取得了令人振奋的效果。首例免疫艾滋病的基因编辑婴儿诞生引起轩然大波，但是技术如果用到了正确的领域，则会造福全球。由于中国药物审批提速，2018年中国国内上市药物种类和质量都有所提升，部分药物对于低收入患者甚至可以免费。

（摘编自李硕等《2018年国内外传染病领域重要事件回顾》）

    材料一：

    为减轻中低收入群体的负担，我国曾多次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到2011年9月1日，个人所得税起征点调高到3500元／月，工资薪金所得的九级超额累进税率调整为七级，取消了15%和40%两档税率，将最低的一档由5%降为3%。然而，改革后的个税依然没有充分体现公平的原则。据了解，我国是世界为数不多的采用分类制模式的国家。这种模式符合税制简便的原则，但分项计征使一些高收入者可以把多元化的高收入通过“分散化”避税，最终在社会上形成高收入者税负轻、低收入者税负重的现象。有关统计显示，在全部个人所得税收入中，近2/3来源于中低收入家庭。

    如今，工薪阶层生活压力日益加大，改革的呼声因此越来越强烈。“目前我国社会贫富差距不断扩大，这个问题不解决，最终会成为社会不稳定的因素，而个税能够间接起到缩小贫富差距的作用，通过调节收入差距来缓和目前由于收入分配不公带来的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中国税务学会理事、中山大学税收与理财研究中心主任杨卫华强调说。

（选自《为什么说本次个税改革意义重大》，《人民日报∙海外版》 2014年03月03日）

    材料二：

    2011-2017年中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及增速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2011-2017中国基尼系数变化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注：基尼系数是国际上通用的、用以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居民收入差距的常用指标。基尼系数介于0-1之间，国际上通常把0.4作为贫富差距的“警戒线”，数字越大表示不平等程度越高。

    材料三：

    起征点除了考虑居民基本生活消费支出的变化情况外，还要考虑个人所得税作为一个直接税发挥调整收入分配的功能。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朱青指出，这次个税改革仍采用分类制，主导思想之一就是要给中低收入者减税，但与以往几次改革不同的是，在2018年的个税改革中，减税并不是单纯地提高费用扣除标准，而是采取了三项措施：一是，将费用扣除标准从每月3500元提高到5000元，提高了近43%；二是加进了专项附加扣除，包括子女教育、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和住房租金、赡养老人等支出，从而使费用扣除标准从过去的“一刀切”变成个性化的费用扣除，让税前扣除标准更加贴近纳税人的实际情况；三是调整了累进税率表，拓宽了3%、10%和20%三档低税率适用的所得级距，如以前3%的税率只适用每月0-1500元的应税所得，修改后适用于0-3000元的应税所得。

（选自《人民日报五问个税改革：起征点为何定在5000元？》，《人民日报》2018年8月27日）

    材料四：

    在培养公民纳税习惯方面，国外经验是震慑与教化两手并用。比如每年随机抽查3—5%的纳税人，也就是20-30个人里面可能抽到一个人，但抽到的人接受严格检查，有哪些地方没做到位的话，不光要补税，还要接受处罚，严重的还有牢狱之灾，对整个社会来说，这会形成一种极大的威慑力。教化则是长期潜移默化的培育。国外公益电视台的节目，给孩子看的童话剧里，除了有国王、王后、大臣，还有税务官，宣讲必须交税的道理。小孩子从小就知道税是必须交的，从小就形成了这个意识与习惯。

    我国现在在培养纳税人意识方面有了一个雏形，就是年度收入超过12万元的要做申报。按年度申报，把全年所有的收入综合归纳在一起。不过申报现在仅仅是一个形式，还没有税务机关对任何人做核实。

    （选自《中国个人所得税改革》，《三联生活周刊》，2017年8月10日）

    材料五：

    2018年6月29日中国人大网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全文，并向社会公开征集意见，截止7月28日已经收集超过13万条意见。以下是整理、删改自新浪微博的网友留言。

网友a：事是好事，但是有些东西是不是必须要证明？买房贷款证明，租房合同，孩子上学证明，独生子女证明等等，证明的提供耗费大量时间，之后每个人都要单独核算。

    网友b：个税抵扣增加了社会运营成本需要核实住房信息、租金等信息，而审核、审批、执行等环节也存在徇私的可能性。

    网友c：这些能抵扣的都会变成一种福利，但能支付这些福利的普通企业有多少？普通企业的用工成本会增加吧。

    网友d：按此办法实施，相关信息的采集、处理是有成本的，必将增耗纳税人的精力。专项扣除的办法，还需进一步优化，有没有更为简单高效、节约成本的办法。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材料一：

    2018年的武大樱花季除了传统的樱花看点之外，就要数武汉大学在校园管理上的优化了。除了保持“实名限额、免费预约、双重核验”等基本政策外，还特别引入了人脸识别闸机，预约而来的游客需要“刷脸”才能进入校区。

    从2015年到2017年，人脸识别技术经历了从快速落地到多领域应用的井喷式发展。如今，坐车可以刷脸、支付可以刷脸、自动取款也能刷脸、甚至连公厕取纸都能够刷脸……没有一点点防备，“刷脸”已经融入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在金融、交通、教育、安防、社保等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为什么人脸识别能够独得市场认可，落地与应用都如此迅速呢？

    首先，相比于指纹识别必须要采集指纹信息，人脸识别具有非强制性。它不需要被测者主动提供任何信息，只要你露出你的脸，它就能在不经意间对你完成识别。因此，人脸识别在便利性和隐蔽性方面更具优势。其次，因为人脸识别是利用可见光获取人脸图像信息，无需接触设备，因此不用担心病毒的接触性传染，在安全性和卫生方面更有保障。最后，在实际应用场景中，人脸识别技术可以进行多个人脸的分拣、判断及识别，并发性特点让其在识别速度和范围上具有明显优势。

    （选自中国智能制造网2018年4月3日报道）

    材料二：

    上周公布了iPhoneX应用脸部识别功能，就在几天前，杭州一肯德基餐厅宣布可以刷脸支付了；农业银行总行下发通知，要求全国推广人脸识别系统；旅游业界很多领域已经开始试水应用刷脸技术——“刷脸”应用呈爆发式增长。但不少业者与研究者也对该技术的安全性提出质疑。新华社《瞭望东方周刊》对此做专题报告，对齐爱民教授进行专访。

    记者：指纹、虹膜、面容甚至基因等个人生物信息被大量搜集存储，目前这些已经被采集的生物信息，其利用和保护现状如何？我们该用怎样的眼光看待这些问题？

    齐爱民：指纹、虹膜、面容等生物信息毫无疑问是个人信息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不同于地址、电话号码等由社会生活经验等而形成的其他社会性抽象符号，这些生物信息直接采集于人体，体现个人的生理特性且与唯一对应。通常正是由于此唯一对应性降低了用户的被“复制”和“替代”的担忧。但在特殊情形下，指纹、虹膜、面容等此类唯一识别生物信息的收集，将用户个人信息安全推入更大的不确定风险中，一旦为他人非法使用，造成的个人信息侵权问题、个人信息安全问题、个人生活安全甚至是生命安全都将远远大于其他社会类个人信息的非法收集、处理和利用。

    鉴于此类个人生物信息可直接且唯一识别到个人，从个人信息理论分类角度，其敏感程度远高于一般信息，甚至可称之为“敏感信息”中的“敏感信息”。鉴于其存在特殊风险，因此在保护层级上要高于“一般信息”，需要受到特殊关注和保护，但是以上讨论还仅限于学术领域，未列入立法实践的议程。

    记者：技术革新改变了人们的习惯，包括生物信息、健康数据、生活习惯等在内的个人信息被国外厂商大量搜集利用，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和后果？

    齐爱民：由于全球化和国际化趋势的加强，个人信息早就突破了地域的局限，成为各国竞争和关注的焦点。在当今信息时代，谁掌握了信息，谁就掌握了主动权。个人信息跨国传输问题早就超越个人信息保护的层面，上升到社会安全和国家安全领域。在我国公民个人信息为他国厂商广泛收集的情况下，其除了可以通过大数据分析和挖掘技术等透视我国公民的消费习惯和购买倾向外，同样可以了解我国整体社会发展状况及未来可能发生的重大事件，我国国家安全面临极大的安全隐患。2013年出现的斯诺登事件就是一个例证，但这只是被揭露出的冰山一角，事件已经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但上述安全威胁却并未停止。在生物识别信息相关法律保护体系还未成熟之前贸然授予个人权限存在风险，尤其是在支付领域，因此较为稳妥的做法是保留个人权限或者为其设定上限，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选自《数据人》第732期）

    材料三：

    用户上网产生的位置信息、购物历史、网页浏览痕迹等数据归谁所有？企业利用人工智能大规模收集和分析这些数据，是否合法？日前中国人民大学举办的“人工智能与未来法治”论坛上，与会者就人工智能背景下数据财产保护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现行《物权法》把物权分为动产和不动产，而数据作为一种新型财产，难以按照此种分类方法进行归类。”中国人民大学常务副校长、中国民法学研究会会长王利明提到，有观点认为，数据财产权的基本原则是谁的数据归谁所有，没有任何主体指向的数据是公共资源，但人工智能收集、储存、加工信息的过程中，数据的占有和转移是无形的，也没有有效的权属证明。如何对数据进行确权并且建构起权利内容和权利转移制度，这些问题尚未解决，需要立法予以回应。

（选自财新网2018年4月27日报道）

材料一；

    1940年，爱国华侨陈嘉庚率团先后访问重庆和延安。在重庆，国民党专门列支了8万元盛情款待，当时这些钱可以买800头牛，他感到如鲠在喉。后来陈嘉庚到了延安，毛泽东请他吃饭。窑洞前一张坑坑洼洼的小方桌上，摆的是毛泽东自己种的大白菜和豆角，最讲究的是一碗鸡汤，还是邻居大娘杀了家里下蛋的鸡送来的。

    “中国的希望在延安”，陈嘉庚感叹。

    在走向民族复兴的征程中，共产党人大公无私、艰苦奋斗，激励和召唤着亿万人民生死与共相依相随，一次次将“不可能”变成“一定能”。

(摘自《新华网评：70年跨越雄关的“密码”》2019年9月26日)

材料二：

    70年前的中国人，一定无法想象，如今的神州大地，在短短一分钟时间里，会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一分钟，上海的“魔方-2”超级计算机可完成24000万亿次浮点运算，广东生产5台民用无人机，复兴号高铁前进5833米，移动支付金额近4亿元……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时刻都在发生着新变化。一组《中国一分钟》系列微视频，让不少网友感叹，“中国的每一分钟，都在写下奇迹”。

    70年前的中国，基础弱、底子薄。毛泽东曾感慨：“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

    新中国成立60周年时评选的“双百”人物，近日评选表彰的“最美奋斗者”，以及这些年涌现的时代楷模、道德模范、最美人物....他们用自己的拼搏奋斗汇聚起共和国奔腾向前的历史潮流，用自己的执着坚守构筑成中华民族光耀千秋的精神丰碑。

    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伟大梦想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概括出来的中华民族精神，在新中国的创立、巩固、发展过程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也深刻地影响了世界。

(摘自《求是网评：弘扬民族精神跨越“雄关漫道”》2019年9月27日)

材料三：

    9月29日，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高擎紅旗的礼兵分列道路两侧，肩枪礼兵在台阶上庄严伫立。

    台阶上铺着长长的红毯，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拾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东门。在共和国即将迎来70华诞的喜庆日子里，党和人民以至高礼遇，欢迎这些功勋模范人物的到来。

    9时58分，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同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一同步入会场。

    10时整，颁授仪式开始。

    在雄壮激昂的《向祖国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站在授勤台正中，为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奖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

    一枚枚勋章奖章，铭记着不可磨灭的功勋——

    于敏、孙家栋、袁隆平……一个个名字，一段段传奇，响彻金色大厅，传遍神州大地。

    虽已两鬓染霜，虽已步履蹒跚，但时间不会冲淡他们的卓著功绩。历史已将他们的名字，铭刻在共和国的丰碑上。

最后，习近平发表了重要讲话。他指出：“党和国家历来高度重视对英雄模范的表彰。今天我们以最高规格褒奖英雄模范，就是要弘扬他们身上展现的忠诚、执着、朴实的鲜明品格。”

(摘自《一片丹心为祖国——国家助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领授仪式侧记》2019年9月30人民日报)

老子在《道德经》中标举的有别于儒家“仁义”道德的“玄德”伦理价值观，不仅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重要价值，而且对古代文人和文学传统有着重要影响，这一问题需要从哲学到文学作交叉贯通性的深入探究。

老子的“玄德”，作为沟通天人、协和天道与人道、实现天人合一的伦理价值观，不仅是一个哲学、伦理学、价值论、实践论的学说，也是一个影响整个中国古代文化，尤其是文人和文学的文艺理论学说。其核心影响在于，“玄德”以其对中国古代文人道德观的影响，直接影响了中国古代文学审美境界的生成。早在《尚书》中，“德”就既有天地乾坤之德，也有人生社会之德。然而自老子标举“玄德”和孔子高扬“仁义”之后，逐步形成了儒、道两种具有对立性的伦理道德学说。就古代文人的个体人生修养而言，这两种“德”是可以互补的，并非决然对立和不容。他们既以“明德”精神修养儒家的仁义道德，又以“玄德”观念修炼道家的自然之德，从而形成了“儒道互补”的双重道德人格，进而形成“入世”和“出世”兼容的人生观。他们普遍“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朱光潜)。这样的道德人格境界表现在他们的文学作品中，就是既有诉诸“明德”的家国情怀和道德境界，又有诉诸“玄德”的宇宙情怀和天地境界。

冯友兰先生将人生境界由低到高区分为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他指出，道德境界相当于儒家的“仁义”境界，“其行为是为义的”；天地境界相当于道家的“道德”境界，“其行为是事天的”。儒家的“仁义”道德境界和道家的“玄德”天地境界都具有超功利性，因而都是审美的境界，但相对于自由平等、无私忘我、超尘拔俗、天人合一、回归自然、独立不羁等极富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美学精神来说，以“玄德”品格生成的天地情怀和天地境界，无疑是最高层次的审美境界。

文学史上，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苏轼等一大批优秀文士和他们的作品，正是“玄德”与“明德”兼修的生动体现，他们既以家国情怀、道德人生的书写著称，又以天地情怀、天人相和的歌吟长存，苏轼最为显著，他一生既坚守儒家的家国情怀和道德境界，又始终呈现出宇宙情怀和天地境界。他说“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又说“若使人人祷辄遂，告物应须日千变”，他还说“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图缺，此事古难全”“一蓑烟雨任平生”“也无风雨也无晴”“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等，都是“天人合一”的玄德心灵在文字中的具体呈现。尤其是他被贬黄冈时写的《赤壁赋》，更是一曲把自我融入天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心灵之歌。

文学是心灵的镜子。以“玄德”建构起来的道德人格和心灵境界，是中国古代文人的天地情怀所赖以滋生的心灵之源，呈现在文学作品中的天地境界超越了儒家的仁义道德这些社会性审美价值，走向了天人一体化的“无我之境”。作者在以物观物的观物之乐中，走向“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审美境界。这正是中国古代文人和文学作品共同呈现出来的极富民族特色的审美文化精神。

(摘编自胡立新《“玄德”的审美境界》，有删改)

材料一：

在德国著名哲学家海德格尔看来，技术所到之处，无不构造着人与自然、人与人的某种新的关系。按照海德格尔的观点，一种新技术出现，有可能对结构造成影响。然而，当技术作为一种工具为人们所用时，情况会变得更加复杂。

人的行动无时不受到“结构”的制约，所谓结构可以简单地理解为具有制约性的外部环境，例如应试教育可能形成一种制约人行动的“结构”。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认为，结构与行动相互建构，结构对行动具有制约性和使动性。这种制约性和使动性表现为结构为行动提供操作空间以及边界，并通过价值观念对行动进行引导。

人们试图应用技术变革结构，但结构也可能对行动进行制约和使动，驯服技术并把技术作为结构自身的强化。例如，在应试教育结构下，信息技术的应用未能冲破应试的束缚，反而在某种程度与应试共谋。人工智能作为一种革新性新技术，在给教育结构带来冲击的同时，也面临着被结构驯服与同化的可能，成为更精致、更高效的应试技术。在这种前提下，人工智能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发达，不过是为教育提供了一种更有效、更无孔不入的规训技术。而一旦人工智能沦为应试的精致工具或规训技术，人工智能变革教育的初衷就要落空。这也是人们寄希望于新技术变革教育的愿景一再落空的一个重要原因：新技术未能有效地抵制旧结构的诱惑，反而强化了旧结构。

（摘编自蒙石荣《人工智能+教育：技术变革教育的可能与限度》）

材料二：

说“互联网+”甚至能够直接摧毁传统守旧的教育生态，并非耸人听闻，“互联网+”对教育的各方面影响是深至骨髓的。“互联网+”让教育从封闭走向开放。

“互联网+”打破了权威对知识的垄断，让教育从封闭走向开放，人人能够创造知识，人人能够共享知识，人人也都能够获取和使用知识。在开放的大背景下，全球性的知识库正在加速形成，优质教育资源正得到极大程度的充实和丰富，这些资源通过互联网连接在一起，使得人们随时、随事、随地都可以获取他们想要的学习资源。知识获取的效率大幅提高，获取成本大幅降低，这也为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传统的教育生态中，教师、教材是知识的权威来源，学生是知识的接受者，教师因其拥有知识量的优势而获得课堂控制权。在“互联网+”的冲击下，教师和学生的界限也不再泾渭分明。比如某中学已经能够做到“班班通、人人通”，学生获取知识已变得非常快捷，显然师生间知识量的天平并不必然偏向教师。此时，教师必须调整自身定位，让自己成为学生学习的伙伴和引导者。

在“互联网+”的冲击下，教育组织和非教育组织的界限已经模糊不清，甚至有可能彻底消失。社会教育机构的灵活性正对学校发起强有力的冲击。育人单位和用人单位也不再分工明确，而是逐渐组成教育共同体，共同促进教育协同进步。

从实质上看，“互联网+”对教育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教育资源的重新配置和整合上。一方面，互联网极大地放大了优质教育资源的作用和价值，从传统的一个优秀老师只能服务几十个学生扩大到能服务几千个甚至数万个学生。另一方面，互联网联通一切的特性让跨区域、跨行业、跨时间的合作研究成为可能，这也在很大程度上规避了低水平的重复，加速了研究水平的提升。在“互联网+”的冲击下，传统的因地域、时间和师资力量导致的教育鸿沟将逐步被缩小甚至被填平。

“互联网+”加速教育的自我进化能力。“流水不腐，户枢不蠹”，这句话告诉我们一个系统的自我进化能力是其生存和发展的根本。传统教育滞后于社会发展，教学内容陈旧、教学方式落后、教学效率低下，培养出来的人才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这种自我进化能力低下的原因在于教育系统自身的封闭性。“互联网+”敲开了教育原本封闭的大门，也就加速了教育的自我进化。人人都是教育的生产者，人又都是教育的消费者，这种新型的教育生态必然会更加适应社会的发展。

（摘编自赵国庆《“互联网+教育”：机遇、挑战与应对》）

材料三：

传统教学中教师扮演的不仅仅是知识的传播者，更是学生学习的督促者和引导者。“互联网+教育”直接打破了传统教育的时空限制，没有了以往的约束和限制，各要素无须同时出现在同一空间内，教育俨然变成了另一种样子。

知识可以分为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显性知识可以通过传授习得，而隐性知识往往被人们所忽略。如学习过程中需要塑造和培养学生的意志、品格，包括诚信、责任心、与人合作交流的能力等。“互联网+教育”形态中一些隐性知识也有所体现，但其真实性仍有待考量。传统教育中，教师的为人师表、以身作则在潜移默化中均会影响学生的一言一行，教师成为学生成长过程中的榜样。但在“互联网+教育”中，进行情感教育和人文教育则比较困难。在线学习往往给学生营造出一种完全自学的极端情境，对学生的主动性要求很高，学习过程完全由学生把控。这种情境下教师丧失了基本的指引功能，只是单纯地成为一个解疑的输出者，成为人工智能时代数字设备的一分子，这不仅扭曲了教师教书育人的本质，更是与国家的教育目的背道而驰。由此可见，网络世界始终有别于现实生活，学生要成为一个真实的社会人，仍需要多方面合力共同完成。

（摘编自张惠惠《未来已来：人工智能对教育育人的挑战与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