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于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创建太学。董仲舒指出，太学可以作为“教化之本原”；他建议：“臣愿陛下兴太学，置名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材，则英俊宜可得矣。”汉武帝时期的太学，虽然规模有限，只有几位经学博士和50位博士弟子，但是这一文化雏形，却代表着中国古代教育发展的方向。

——张岂之《中国历史·秦汉魏晋南北朝卷》

材料二 近代以来，由于社会环境的变化，各阶层人民的教育观念发生了相应的转变。甲午战争失败后，维新派积极推进新式学堂的开办。维新派认为，中国积贫积弱的主要原因是没有良好的教育，为了变法，必先改革教育。从京师大学堂到各省的实业学堂、南洋公学等各教学机构纷纷成立。长沙创办的时务学堂和京师大学堂设立后，把经学、理学、掌故学等列为普通学，以高等算学、格致学、农学、矿学、商学、卫生学等实学为专门学。

——摘编自张海鹏等编《中国近代史》

材料三  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制订了工厂制度，进行了教育和劳动结合的实验，以解决在大工业生产条件下工人的无文化状况。马克思充分肯定了欧文的实验，认为“从工厂制度中萌发出来了未来教育的幼芽，未来教育对所有已满一定年龄的儿童来说，就是生产劳动与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毛泽东在教育领域内继承和发展马克思的这一思想，在1958年明确提出了“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重要指示。

——摘编自黄济《关于劳动教育的认识和建议》等

材料一：1905年日俄战争期间，中国东北是双方陆上交锋的战场，就中国东三省部分地区而言，“自旅顺以北，直至边墙内外，凡属俄日大军经过处，纵横千里，几同赤地。”。这场战争改变了东亚政治的权势格局，而作为战场主人的中国却宣布了“局外中立”，从中国传统看是失道，失去了统治的合道性；从新引进的西方国家观念看是不能捍卫主权，也失去了执政的合法性。同时，日俄战争中日本的胜利，在变革者看来，是立宪战胜了专制，是为黄种人争了口气。

——摘编自《晚清最后十八年》

材料二：正是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所带来的痛彻的亡国危机，促成了科举的废除。没有这场战争，则清延之统治合法性不会发生严重违纪，则不会如此“痛快”地屈服于袁世凯等人“逼宫”式的奏请；袁世凯等人也不敢在奏折里将废除科举与“开启民智”相提并论。清延面临这样一个困境：不改革则不能救国，不能救国则清廷亦丧失了存在的必要。据统计，1905年中国新学堂已达到8277所，学生为258873名。新式学堂、新式学生和由此而产生的新式学制，既使废除科举制的时代要求显得更加迫切，又为社会准备了科举废除后所需的替代物。同时，清政府里原先坚持八股取士的顽固大臣或被处死，或被贬职，而力主废除科举制度的袁世凯等人却地位上升，从而为这一时期的废科举运动提供了可靠的权力保证。

——郑大华：《文化与社会的进程——影响人类社会的81次文化活动》

材料三：1905年的那一纸诏令可视为投入水面的一颗石子，它的震撼如同水波，在辛亥以后的数年乃至数十年间层层荡漾。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应当注意到民初中国的军阀混战、威权真空，思想与意识形态的混乱，尊孔复古的潮流与“文教息灭，天下无一通品”的浩叹；一面是学堂学生、留学新贵在政治与学术舞台的你方唱罢我登场，一面是最广义的科举遗民在轰轰烈烈的大时代中用心深苦的退避或抵抗；既有身历其间的反思。也有历史前行中人们对于遗落传统的回归。废科无论作为一种政治结构的巨大转型，还是作为意识形态、文化脉络、社会秩序的重组，都体现了这一事件对于中国的悠远影响。因此将虚科置于一种加长时段的范畴内，留意事件的发生及其演绎过程，则有助于理清发生在近现代中国的、有关“中西新旧”的复杂故事，而这些都将是后续的功夫了。

——杨国强：《近代中国社会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