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1913年底张謇出任农商总长，立即着手经济法制建设。他深知，想要快速顺利有效地进行经济法制建设，仅靠自己和农商部的主观努力是不够的，还必须在上获得时任大总统袁世凯和相关政府部门的支持和配合，在下取得广大工商界的参与和拥护。对于国务院，张謇尽量利用机会宣示和解释自己制定经济法规的设想和方案，以争取获得支持和同情。对于作为法律审核机构的参议院、众议院和法制局，张謇设法沟通，除了在实业政见宣言书中已表示希望两院给予支持外，还在某些重要法规交付审议时，希望参政院和法制局视情况而简化审核程序，尽速审议通过。对于工商界，张謇尽量兼顾工商业习惯，吸收他们所提出的合理意见，如不能吸收则给予解释说服。张謇在制定经济法规时较多地注意到了本国的经济状况，如《商人通例》和《公司条例》，就是根据清末资政院在全国各商会讨论和广泛的调查基础上拟订的。

《商律总则》和《公司律》草案，经农商部邀请起草员来京，复加审视，修正十余条后而制定。其他经济法规的制定，也比较广泛地征求了工商界的意见。

——摘编自虞和平《张謇与民国初年的经济体制改革》

①洋务企业    ②官僚资本主义企业    ③民族资本主义企业    ④外商企业

材料：

1902～1906年，梁启超以“中国之新民”发表十万字的《新民说》开启了以“新民”建构理想国民的历史先声。他认为：“三代以后，君权日益尊，民权日益衰”，人民只有为自己伸张权利，才能推动国家发展，使国家强大。国家间竞争很大程度上受国民素质的影响，设想由大官带头，普及世界各国历史以及政学、公法、科学等不同领域的知识，使道德教化礼仪化，使民智在“下效”过程中随之开化。认为“性别、年龄、阶级出身皆不能成为限制国民享有权利的条件”，“欲强国，必由女学”。主张广人才、兴学会，发扬个人对民族、国家责任及义务的“公德”，铸“私德”于资产阶级注重个人修养的“公德”之中，以中国传统旧道德的优秀成果充益资产阶级的新道德。鼓励国民要饱含热诚，要敢于张扬胆力。借西学之风，扬中国之气，创造出新，树立民族自信。

——摘编自陈骊《梁启超“新民”观考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