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孟子·梁惠王章句下》

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

——《孟子·尽心章句上》

轻田野之税，平关市之征，省商贾之数，罕兴力役，无夺农时，如是，则国富矣。夫是之谓以政裕民。

——《荀子·富国》

材料二  近代以来，魏源将以黄宗羲为代表的明末清初思潮作为引入西学的桥梁，梁启超等曾经将《明夷待访录》等书多次偷偷翻印，以此作为宣传民主的材料。梁启超高呼《明夷待访录》比《民约论》还要早数十年，康有为、谭嗣同等也都对《明夷待访录》等民本思想代表作极为推崇。不但维新派对黄宗羲的民本思想极为推崇，资产阶级革命派也将之看作是提倡民主革命的先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相对较小的孙中山也曾评价“惟有黄梨洲先生，空传忠孝，卓萦能文章，高瞻远识，超越千古”。

——摘编自允春喜《近代中国民主进程中对民本传统的再诠释》

材料三  中国传统儒家认为“民惟邦本”，黄宗羲虽然将民本推到了极致，具有了民主的色彩，但其政治哲学思想仍然没有跳出孔孟民本的思路和范畴，与西方民主在政治理念上所坚持的“主权在民”、人人平等是有明显区别的。

——摘编自朱宏军、张厚军《中国传统民本与西方民主之比较》

材料一：有明之无善治，自高皇帝罢丞相始。……古者不传子而传贤，其视天子之位，去留犹夫宰相也，其后天子传子，宰相不传子。天子之子不皆贤，尚赖宰相传贤足相补救……宰相既罢，天子之子一不贤，更无与为贤者矣。这部书籍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而后设学校之意始备。……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是非，而公其是非于学校。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

材料二：臣窃闻东西各国，皆以立宪开国会之故。国会者，君与民共议一国之政法也。盖自三权鼎立之说出，以国会立法，以法官司法，以政府行政，而人主总之……人主尊为神圣，不受责任，而政府代之，东西各国皆行此政体，故人君与千百万国民，合为一体，国安得不强？吾国行专制政体，一君与大臣数人共治其国，国安得不弱？……立行宪法，大开国会，以庶政与国民共之，行三权鼎立之制，则中国之治强，可计日待也。

——康有为《请定立宪开国会折》

材料三：今者中国以千年专制之毒不解，异种残之，外邦逼之，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殆不可以须臾缓。而民生主义，欧关所虑积重难返者，中国独受病未深而去之易……吾国治民生主义者，发达最先，睹其祸害于未萌，诚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

——孙中山《<民报>发刊词》

君主专制制度在明清时期逐渐走向衰落，思想家们对君主专制制度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探索与发展的历程，结合材料一，二，三及所学知识，简述对这一历程的认识。（要求。史论结合，逻辑严密，结论正确）

材料一：1905年日俄战争期间，中国东北是双方陆上交锋的战场，就中国东三省部分地区而言，“自旅顺以北，直至边墙内外，凡属俄日大军经过处，纵横千里，几同赤地。”。这场战争改变了东亚政治的权势格局，而作为战场主人的中国却宣布了“局外中立”，从中国传统看是失道，失去了统治的合道性；从新引进的西方国家观念看是不能捍卫主权，也失去了执政的合法性。同时，日俄战争中日本的胜利，在变革者看来，是立宪战胜了专制，是为黄种人争了口气。

——摘编自《晚清最后十八年》

材料二：正是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所带来的痛彻的亡国危机，促成了科举的废除。没有这场战争，则清延之统治合法性不会发生严重违纪，则不会如此“痛快”地屈服于袁世凯等人“逼宫”式的奏请；袁世凯等人也不敢在奏折里将废除科举与“开启民智”相提并论。清延面临这样一个困境：不改革则不能救国，不能救国则清廷亦丧失了存在的必要。据统计，1905年中国新学堂已达到8277所，学生为258873名。新式学堂、新式学生和由此而产生的新式学制，既使废除科举制的时代要求显得更加迫切，又为社会准备了科举废除后所需的替代物。同时，清政府里原先坚持八股取士的顽固大臣或被处死，或被贬职，而力主废除科举制度的袁世凯等人却地位上升，从而为这一时期的废科举运动提供了可靠的权力保证。

——郑大华：《文化与社会的进程——影响人类社会的81次文化活动》

材料三：1905年的那一纸诏令可视为投入水面的一颗石子，它的震撼如同水波，在辛亥以后的数年乃至数十年间层层荡漾。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应当注意到民初中国的军阀混战、威权真空，思想与意识形态的混乱，尊孔复古的潮流与“文教息灭，天下无一通品”的浩叹；一面是学堂学生、留学新贵在政治与学术舞台的你方唱罢我登场，一面是最广义的科举遗民在轰轰烈烈的大时代中用心深苦的退避或抵抗；既有身历其间的反思。也有历史前行中人们对于遗落传统的回归。废科无论作为一种政治结构的巨大转型，还是作为意识形态、文化脉络、社会秩序的重组，都体现了这一事件对于中国的悠远影响。因此将虚科置于一种加长时段的范畴内，留意事件的发生及其演绎过程，则有助于理清发生在近现代中国的、有关“中西新旧”的复杂故事，而这些都将是后续的功夫了。

——杨国强：《近代中国社会研究》

材料：1913年底张謇出任农商总长，立即着手经济法制建设。他深知，想要快速顺利有效地进行经济法制建设，仅靠自己和农商部的主观努力是不够的，还必须在上获得时任大总统袁世凯和相关政府部门的支持和配合，在下取得广大工商界的参与和拥护。对于国务院，张謇尽量利用机会宣示和解释自己制定经济法规的设想和方案，以争取获得支持和同情。对于作为法律审核机构的参议院、众议院和法制局，张謇设法沟通，除了在实业政见宣言书中已表示希望两院给予支持外，还在某些重要法规交付审议时，希望参政院和法制局视情况而简化审核程序，尽速审议通过。对于工商界，张謇尽量兼顾工商业习惯，吸收他们所提出的合理意见，如不能吸收则给予解释说服。张謇在制定经济法规时较多地注意到了本国的经济状况，如《商人通例》和《公司条例》，就是根据清末资政院在全国各商会讨论和广泛的调查基础上拟订的。

《商律总则》和《公司律》草案，经农商部邀请起草员来京，复加审视，修正十余条后而制定。其他经济法规的制定，也比较广泛地征求了工商界的意见。

——摘编自虞和平《张謇与民国初年的经济体制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