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儒家思想要生生不息，就必须不断实现自我更新，积极接受和吸收外部的文化因素，才能适应阶级和时代发展的需求，获得常新的生命。

——摘编自陈炎《从儒学的历史演变看传统文化的现代命运》

材料二：自朱熹评注的儒家经典成为文职人员考试的根据以后，理学成为直到19世纪末叶以前帝国官方的正统观念，其结果是为不断增长的社会僵化提供了其所以存在的一个学术性理由。虽然这一理由从根本上有助于独特而历史久远的中国文明的延续，但其代价却是形成了压制外界所有独创性和新观念、显得荒谬可笑的因循守旧。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材料三：中国古代的农学很发达，仅农书即达三百余种，因为在自然经济基础为主体的古代中国，农业的繁荣和实现孔孟学说所憧憬的“德治”、“仁政”息息相关。在中国古代科技中，最为官方重视的便是天文学。由于中国文化很早就有“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自然界的天体便有了伦理的属性，天文学也就成了佐证“天人合一”的自然知识与纲常伦理相契合的学科……儒家坚持“经世致用“济世拯民”的道德理想，所以古代的科技活动也就毫无例外的带有超强的工具性，并成为农业社会经济繁荣的原因。由于儒家哲学偏重于“修身养性”，注重精神内涵，缺乏积极进取的精神，客观上也限制了社会、科学和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

——郭洪纪《儒学哲学与中国古代科技》

材料一：在古代中国，西周的封君封臣制经过春秋战国几个世纪的磨合、演变，形成了以血缘关系为基础、长达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这一制度极其严密、坚固，其内在的传承性也极其顽强。那么究竟是什么使中国的皇权专制政体如此无懈可击、无缝可钻、坚如铁桶？国家原则和家庭伦理同构的高度垄断的国家学说和意识形态、具有共同信仰和基本由知识分子组成的庞大的官僚统治队伍、对经济生活无孔不入的行政控制恐怕在全世界都是独一无二的，这是中国封建专制社会超稳定结构的三大支柱。中国古代皇权从来没有在法律和制度层面上被分割过，无论君权是君主一人独享还是实际上被别人分享甚至被完全架空，但整个社会的所有政治权力的最终归属在法律和名义上都定于一尊，专属君主。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和玄学兴起，但是这些宗教始终没有形成一种独立的政治组织和政治力量和中国的皇权对抗，相反，它们很快被融入主流意识形态当中。

材料二：在西欧封建社会，王权实际上处于和贵族、教会、自治的城市等各种相对独立的政治力量和政治权力并存的局面，它们既配合，又斗争，即使在以“神授王权”为标志的君主专制最典型、君主权力最集中的时期，君主从贵族、教会、城市收回的行政权、司法权也是不彻底的。英国是西欧封建君主制度发展较早较完备的国家，1066年诺曼底公爵威廉率兵征服英国后，随后王权强化，但英国封建君主始终受到封建大贵族的制约，最典型的是对国王征税权的限制。“王权强化的同时，封建贵族接二连三地伸张他们的权利。……国王要求贵族提供特别（即额外的）捐助，必须征得贵族的同意。”相对于王权来说，宗教组织或教会往往又拥有独立的政治经济利益，王权为寻求自身的巩固和垄断，往往还要屈从于宗教组织和教会，以取得他们的支持。

——均摘编自凤凰文化《中西君主专制制度的区别》

材料一：

材料二：新朝代（西汉）首先遇到的第一个大问题是帝国跨地过广，不能全部由中央集体管制，于是采取了一种“斑马式”的省级组织。

——黄仁宇《中国大历史》

材料三：行省虽然拥有经济、军事、行政等权力，但这些权力都是元廷让渡给地方的，最终的决定权还操控在中央的手中，因此行省权力大而不专，这决定了它只能为朝廷集权服务。而行省行政区划中采取犬牙交错的划分原则，又从客观上瓦解了地方割据的地理条件。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