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景润哭了

       男儿有泪不轻弹。陈景润轻易不掉眼泪。

       少年时，他内向而倔强，身体弱小，每逢在学校中受人欺侮，甚至，被打得鼻青脸肿，他从不掉泪，更不卑膝地向人讨饶。

青年就读厦大，生活拮据，患了肺结核，面对繁重的功课，他自尊自强，坚韧地挺了过来。

饱经忧患的岁月里，他被错误地拔了“白旗”，无端地下放到外地去洗瓶子，受尽冷眼，他没有掉泪；“文革”中惨遭迫害、侮辱、批斗，甚至被逼跳楼，他也没掉泪。

       人，贵在有一点精神，陈景润的血液里，流淌的是中华民族炎黄子孙不甘屈服铁骨铮铮的气质。他没有丝毫奴颜和媚骨。

       有了盛名的陈景润，却在一个特殊的场合哭了，而且哭得那么伤心。

从70年代初期开始，陈景润就横下一条心，要尽全力拼搏，争取为这场攻克哥德巴赫猜想的跨世纪之战，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转眼十年过去了，三千多个日日夜衣，兄声地消融在杳无踪迹的跋涉之中。路，在何方?“梯子”在哪里?回首往昔，莫名的惆怅和感伤，情不自禁地浮上心头。

播种，耕耘，收获，遵循劳作的常规法则，能够在付出艰辛之后，得到应有的成果，自然是一种幸运和安慰。这场攻克（1+1）的世纪之战，其深刻和悲壮之处在于，它超越了一般劳作的常规法则，并不以艰难竭蹶的付出，作为衡量收获的标准。科学的严酷在这里表现得如此的冷峻无情，百分之百的付出，而收获往往是苍白无奈的零。

       能出现“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奇迹么?陈景润曾无数次期盼过，从冬盼到春，从黑夜盼到天明，当失望如日复一日的平庸，几乎把心灵磨出老茧的时候，最刚强的汉子也会为蹉跎岁月而感到深深的忧伤。

陈景润十分清楚自己所处的环境和地位。他不走那种急流勇退的人，他在取得辉煌之后，不像那些在体坛上荣获世界冠军奖牌的选手，有资格从容而体面地举行告别体坛的盛宴，然后去开拓另一片崭新的天地。他给自己定的人生座标，是攻克哥德巴赫猜想（1+1），这才是真正的“世界冠军”，为此，他自觉地破釜沉舟，断了退路。只要生命还存在一天，他就要不懈地走下去。这种“傻”劲，与生俱来，不可移易。

       1984年的夏天，一位德国的数学家访问中国，他慕名找到陈景润。皆是行家里手，他们谈得很投机。陈景润的英语水平不错，不必借助翻译，双方可以坦然相谈，他们一起讨论攻克哥德巴赫猜想问题，说着说着，陈景润哭了，而且哭得很伤心。来访的外国朋友并不感到突然和意外，只是静静地坐在一旁，仿佛，在细细体味这位东方数学奇人的心境；仿佛，在默默分担这位数学同行的焦急和忧虑。陈景润的助手李小凝也端坐一旁，他没有劝解，也不知道怎样劝解这位老师辈的数学巨匠。这是他第一次看到陈景润流眼泪，听到陈景润那令人心碎的哭声。是痛感自己经过十年苦斗，毫无进展而悲伤，还是有愧于祖国和人民的厚望，而心存愧疚呢?事后，人们没有去问陈景润，也觉得没有必要去探问这一事情。

       人们只是发现，陈景润仍是一如既往，匆匆地走进数学所那被称为“二层半”的资料室，他坐的位置是固定的，靠窗桌子前的第一个位子，即使他没有来，人们也很少去坐它。

       长期苦战，他已经在疲惫之余，感到身体的不适。一到冬天，特别怕冷，从脊梁骨中感到透心的冰凉，视力也开始下降，只有那颗不泯的心，还是炽热的。

      人们万万没有预料到1984年4月27日，陈景润在横过马路时，被一辆急驶而来的自行车撞倒，后脑着地，酿成意外的重伤。他从医院里出来，苍白的脸上，有时泛着让人忧郁的青灰色，不久，终于诱发了帕金森氏综合症。令人惊叹的是，得了绝症之后的陈景润，却极少流眼泪，也没有听到他痛哭过。男儿的眼泪是金，偶尔夺眶而出，才让人惊心动魄。

    “发事牵情不自由，偶然惆怅即难收。”泪洒战地，一倾真情。科学攻关的征途，悲壮而苍凉。

    七尺阔、十二尺深的工房楼下，横七竖八地躺满了十六七个“猪猡”。跟着这种有威势的喊声，在充满了汗臭、粪臭和湿气的空气里面，她们很快地就像被搅动了的蜂窝一般骚动起来。打呵欠，叹气，寻衣服，穿错了别人的鞋子，胡乱地踏在别人身上，叫喊，在离开别人头部不到一尺的马桶上很响地小便。成人期女孩所共有的害羞的感觉，在这些被叫做“猪猡”的生物中间，已经很迟钝了。半裸体地起来开门，拎着裤子争夺马桶，将身体稍稍背转一下就会公然地在男人面前换衣服。

    看着这种饲养小姑娘营利的制度，我禁不住想起孩子时候看到过的船户养墨鸭捕鱼的事了。和乌鸦很相像的那种怪样子的墨鸭，整排地在停在舷上，它们的脚是用绳子吊住了的，下水捕鱼，起水的时候船户就在它的颈子上轻轻地一挤！吐了再捕，捕了再吐，墨鸭整天地捕鱼，卖鱼得钱的却是养墨鸭的船户。但是，从我们孩子的眼里看来，船户对墨鸭并没有怎样虐待，而现在，将这种关系转移到人和人的中间，便连这一点施与的温情也已经不存在了！

    在这千万被饲养者中间，没有光，没有热，没有温情，没有希望……没有法律，没有人道。这儿有的是20世纪的烂熟了的技术、机械、体制和对这种体制忠实服役的16世纪封建制度下的奴隶！

    黑夜，静寂得像死一般的黑夜，但是，黎明的到来，是无法抗拒的。索洛警告美国人当心枕木下的尸首，我也想警告某一些人，当心呻吟着的那些锭子上的冤魂！

晕厥羊

铁凝

    老马一生没有什么特别的嗜好，就是喜欢吃蒜。但是，这个通俗而又廉价的嗜好并不总是能够顺利地被满足，原因是他的老伴绝不能闻大蒜的气味。

    昨晚临睡前，她已经向他交代了这几天他一个人在家应该注意的事情：冷水表里的存水不多了，水表好像有点不准。现在，老马穿好衣服来到客厅，又推开老伴房间虚掩着的门观察片刻，在确认房子里真的没有老伴之后，便疾步进了厨房，拉开柜橱的最下边一只抽屉，拿出预先藏好的两头蒜，三下两下地剥起来。

    这时有人按门铃。

    老马不觉浑身一激灵：莫非她丢了什么东西又折回来取？慌乱中他把蒜藏进抽屉赶紧去开门——他从来不敢怠慢老伴的门铃声。门开了，唉，原来是单位的出纳给他送工资来了。老马接了工资信手放在门厅的餐桌上，接着赶紧回到厨房继续剥蒜。眼看着那些象牙色的、光溜溜、鼓绷绷的小蒜瓣在他手下越聚越多，老马心中那鬼祟的激情和暧昧的欲望说什么也按捺不住了，他抓起一瓣丢进嘴里猛嚼，一股热辣辣的蒜香伴着脆生生的响动在老马口腔里爆炸。这就是幸福了，咀嚼中的老马暗自思量。

    这时又有人按门铃。

    正在享受大蒜的老马本来不愿意此刻有人造访，但是，正因为几头大蒜下肚，经常打不起精神的老马，现在是精神昂扬力量充沛，尤其当他看见门口没有老伴。门口是个全新的陌生人，可这个陌生人按了门铃又转身要走，老马就非常想把他拦住，他觉得现在他既有拦住这人的力量又有拦住这人的权利。

    老马说，那你怎么按了门铃就走啊。

    陌生人说，你这是201，我找错门了。

    老马说，你想找谁家？

    陌生人说301，说自己是小区物业公司的水工。

    提起物业公司，老马更不想放这人走了。我正想找物业公司呢，你必须进来先给我查查这表。

    老马的态度是不由分说的，陌生人却显得犹豫，也许还有几分不易觉察的慌张。但这犹豫和慌张显然敌不过老马的不由分说，于是他跟着老马走进了老马的家。

    其实老马也未必想到陌生人这么听话，他一向缺少让别人听他发令的体验。现在他发令了，陌生人居然听令了，老马终于体验了命令别人的愉悦。陌生人摘下身上的工具包，站在水表跟前似是而非地鼓捣了几下。他鼓捣不成什么，急于离开的样子。

    陌生人的态度很让老马恼火。他开始厉声谴责站在门厅里的这个人。

    陌生人低眉顺眼地听着老马谴责，不争辩也不反驳。就为了陌生人的低眉顺眼和他的不争辩不反驳吧，情绪激昂的老马还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意外满足感。原来人都有看别人低眉顺眼的欲望，对别人低眉顺眼一生的老马今天终于也尝到了别人对自己低眉顺眼的甜头。老马头上冒着热汗，满嘴喷着不散的蒜气，借着不请自来的某种珍贵的快感连想带说连说带想，从务实说到务虚又从务虚返回务实，最后，他终于向面前这个沉默而懦弱的“水工”喊出了他此刻打算实施的计划：既然你做不了经理的主，我也就不再怪你。

    沉默的“水工”就在这时突然把身子晃了几晃，接着双膝一弯就软软地倒在老马家门厅的地上。

    怎么了，这是怎么了？难道他是被我吓晕了不成？老马有点惭愧，然而，让老马不敢承认的是，这惭愧里却又搀和着某种莫名的满足。原来他老马也有今天，他也能对一个年轻力壮的活人充满威慑力量，他也能让一个活人低眉顺眼，最后他也能把一个活人吓晕过去。

    老马要通电话叫了对方来救人，很快从客厅里出来，发现门厅地上那个晕着的人已经不见了。他的心紧缩了一下，好像刚明白了什么。惊慌中的老马赶紧回屋，进门先看餐桌，餐桌上他那沓不算厚实的工资也不见了，确实不见了。一切都在瞬间。

    老马在餐桌旁坐下，人像瘪了似的，翻来覆去只有一个感慨：这个“水工”跟我配合得多好啊。

    这晚老马不吃不喝和衣睡去。

    老马再次醒来并不是早晨，可能是深夜一点钟。他再也睡不着，耷拉着一张更显“自来旧”的脸爬起来看电视，一个澳大利亚的电视片，讲他们那里有一种奇怪的羊，那是一种长不大的小羊，害怕声音，害怕风雨，害怕比它们大的动物，外界稍有响动就会导致它们晕厥，动物学家命名它们为“晕厥羊”。

    他本能地对画面上那些晕厥羊有好感，那是活脱儿一个他自己啊。可是，早晨晕在老马家地上的那个人他又是谁呢？

    一只晕厥羊兴许完全有能力去恐吓另一只晕厥羊。

(节选自《铁凝自选小说集》)

岁月钟声

汪曾祺

    我读的小学是县立第五小学，简称五小，在城北承天寺的旁边，对面是天地坛。五小有一支校歌：“看吾校巍巍峻宇，连云栉比列其中。半城半郭尘嚣远，无女无男教育同。桃红李白，芬芳馥郁，一堂济济坐春风。愿少年，乘风破浪，他日毋忘化雨功。”

    “巍巍峻宇”，“连云栉比”，实在过于夸张了。但记忆中学校门外的地势确比校内高，进大门，要下一个慢坡。慢坡的东端是门房，同时也是校工詹大胖子的宿舍。詹大胖子的主要职务是摇上课铃、下课铃。这间小屋原来盖了是为当传达室用的，但五小没有什么事可传达，来了人，大摇大摆就进来了，詹大胖子连问也不问。这间小屋就成了詹大胖子宿舍。他在屋里坐着，看看钟。他屋里有一架挂钟。詹大胖子一早起来第一件事便是上钟，喀啦喀啦，上得很足，然后才去开大门。他看看钟，到时候了，就提了一只铃铛，走出来，一边走，一边摇：叮当，叮当，叮当……从南头摇到北头。上课了，学生奔到教室里，规规矩矩坐下来。

    每逢国文课都是要背诵的。一年级开头是“大狗跳，小狗叫”，后面有《咏雪》这样的诗：“一片一片又一片，两片三片四五片，七片八片九十片，飞入芦花都不见。”我学这一课时才虚岁七岁，可是已经能够感受到“飞入芦花都不见”的美。我现在写散文、小说所用的方法，也许是从“飞入芦花都不见”悟出的。

    后来，有一班毕业生凑钱买了一口小铜钟，送给母校留纪念，詹大胖子就从摇铃改为打钟。一口很好看的钟，黄铜的，亮晶晶的。铜钟用一条小铁链吊在小操场边的梧桐树上。铜钟有一个锤子，悬在当中，锤子下端垂下一条麻绳。詹大胖子扯动麻绳，钟就响了。

    梧桐树一年一年长高了。钟也随着高了。五小的孩子也高了。

    詹大胖子还有一件常做的事，是剪冬青树。詹大胖子很胖，但是剪起冬青树来很卖力，他好像跟冬青树有仇，又好像很爱这些树。

    詹大胖子还做什么事呢？他给老师烧水。烧开水，烧洗脸水。教务处有一口煤球炉子，詹大胖子每天生炉子，用一把芭蕉扇忽哒忽哒地扇。煤球炉子上坐一把白铁壶。

    每年寒假、暑假，詹大胖子要做一件事，到学生家去送成绩单。全校学生有二百人，詹大胖子一家一家去送。成绩单装在一个信封里，信封左边写着学生的住址、姓名，当中朱红的长方框里印了三个字“贵家长”。右侧下方盖了一个长方图章“县立第五小学”，学生的家长是很重视成绩单的，他们拆开信封看：国语98，算术86……看完了就给詹大胖子酒钱。

    詹大胖子和学生生活最最直接有关的，是他卖花生糖、芝麻糖。詹大胖子很坏，他的糖比外面摊子上的卖得贵。但是五小的学生只好跟他去买，因为学校有规定，不许“私出校门”。校长张蕴之不许詹大胖子卖糖，把他叫到校长室训了一顿。校长对学生说：学生在校不许吃零食；他赚学生的钱，不道德。但詹大胖子还是卖，偷偷地卖。他摇下课铃或打上课钟的时候，左手捏着花生糖、芝麻糖，藏到袖筒里。有学生要买糖，走近来，他就做一个眼色，叫学生随他到校长、教员看不到的地方，接钱，给糖。五小的学生差不多全跟詹大胖子买过糖。他们长大了，想起五小，一定会想起詹大胖子，想起詹大胖子卖花生糖、芝麻糖。

    詹大胖子的铃摇着摇着，钟打着打着，我们便长大了，便到了小学高年级了。

    教五年级国文的是高北溟先生。他很喜欢我，我的作文几乎每次都是“甲上”。在他所授的古文中，我受影响最深的是明朝大散文家归有光的几篇代表作。归有光以轻淡的文笔写平常的人物，亲切而凄婉。这和我的气质很相近，我现在的小说里还时时回响着归有光的余韵。教六年级国文的是张敬斋，张先生很有学问，他教我们《老残游记》，讲得有声有色。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大明湖上的对联“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

    我对五小很有感情。每天上学，暑假、寒假还会想起到五小看看。有一年寒假，大雪之后，我到学校去，大门没有锁，轻轻一推，开了。没有一个人，连詹大胖子也不在。一片白雪，万籁俱静。我一个人踏雪走了一会，心里很感伤。

    我十九岁离乡，六十六岁回故乡住了几天。我去看看我的母校：什么也没有了。承天寺、天地坛，都没有了。五小当然没有了。

    这是我的小学，我亲爱的，亲爱的小学！“愿少年，乘风破浪，他日毋忘化雨功！”

（有删改）

旗杆子

冯骥才

他很小的时候就被人叫旗杆子了。十二岁已经高人一头，二十岁时高人四头。饭量如虎，别人一顿饭顶多吃三个馒头，他吃八个，还得喝四碗粥。

男人向来靠干活吃饭，可是能叫他干的活儿只有三样：盖房子时往高处递砖头瓦片，擦洗店铺门上边的招牌，天黑时点路灯；别人用梯子的事他全不用，可是这种活儿并不常有，这就得叫他饿肚子了。然而，他饿肚子，并不全是活儿少，还因为他怕见人。他走在大街上，孩子们总拿他当作怪物，笑他，骂他，用石头扔他，但他从不回应。他怕人们见到他时，露出那种吃惊和嘲笑的神气。

他从不招惹任何人，人人却可以招惹他。他平时很少出门。这么大的人，天天窝在家中，肚子和饭锅全是空的。他怕人，从不和人说话，好像天生不会说话。没人到他家串门，也没人关心他的肚子。

清明后的一天，他上街找活儿干，像没头的苍蝇那样到处乱撞，忽有两个穿戴像模像样的中年人笑嘻嘻迎面走来，仰着脸问他：“我们给你一个活儿，一天三顿饭管饱，外加五个铜子儿，你干吗？”

旗杆子一怔，他不信有这种好事，多半拿他找乐。这两人说，他们是西头公园的，给他的活儿是站在公园门口收门票。真有这种好事，还管三顿饭吃？是不是天上掉馅饼了？他当即答应了。

到了西头公园，他的差事确实如那两个人说的，再简单不过。他每顿吃十个馒头居然也没人管。他愈想愈不明白，这种事谁不能干，为什么偏找他？

自从他站在公园门口那天开始，游人居然翻了两番。公园园长说他衣服太破，像个超大乞丐，就请来裁缝给他缝一件干干净净的蓝布长衫，用的布比公园客厅的窗帘还长。头发剪成平头，还给他特制了一顶皮帽檐的制服帽，大小能给酒坛子当盖儿。郝园长还用彩带给他缝个胸花。这样，他即刻成了一景，全城各处的人都跑来看。来到西头公园的人，不只站在公园外边看他，都要买张门票递到他手里，尝一尝这世上难得的神奇。公园赚大钱了。

为了叫旗杆子变得更高大，更神乎，更有光彩。郝园长叫厨子给他菜里加些肉骨头和鱼脑袋，旗杆子天天吃得周身冒火。腰身很快宽了一倍，这一壮，更威风。

可是，这就叫公园里其他人心生忌恨。暗地骂他这个没人要的怪东西，居然跑到这儿吃鱼吃肉，成了人上人。

天津卫有钱的人多。有的人见到这个天下罕见的巨人，便会给一点赏钱。旗杆子收下后，知道这钱不该归自己，不管多少，尽数给了郝园长。可是公园里其他人说他私藏了不少赏钱，这些话传到郝园长耳朵里，郝园长说：“你们总把人往坏处想。他藏钱你们看见了？”

有人把郝园长带到大门口的门柱边，支上梯子，叫郝园长爬上去看。这墙柱顶端铜球底座下边竟然掖着一些钱，有铜子儿、银元，还有洋人的纸币。旗杆子比墙高，铜球在他身边，只有他才能把这些钱藏在这里。

郝园长火了，把旗杆子叫来劈头盖脸一通骂。旗杆子站在那里，嘛话没说，也不分辩，表情发木，只是脸不是色儿，最后他把长衫脱了，帽子摘了，转身走了。

郝园长是有脑子的人。等事情闹过去，他便琢磨，那钱真是旗杆子藏的吗？如果是，为什么不拿回家，干嘛掖在墙头上边？他暗想，是不是有人做手脚，成心搅局？可是，旗杆子离开他这儿之后，哪里还能找到一天三顿的饱饭吃？

这事对郝园长也是一样。旗杆子一走，他的公园好像荒了。他就又跑到老城内外去找旗杆子。一连找了十天，在锦衣卫桥那边找到了旗杆子的破房子。敲了半天没动静。郝园长进去，只见旗杆子躺在床上，已经断了气儿。郝园长发现他身子板平，肚子凹了下去，肯定是饿死的。他动了良心，后悔那天一气之下辞退了这个被冤屈的大个子。

郝园长打听房前屋后的邻居，只听说过他的一点零碎。诸如他家是山东鲁西南的沂蒙山人，父亲给人扛活，父母早已死去，没有手足，也无亲友，孤单一人。郝园长心里有愧于旗杆子，出钱给他打了一口松木棺材。

从此，此地再无高人，亦无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