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在山乡传递

——小岗村采访手记

王斯敏

    汽车在乡间公路上爬行，从小岗驶向合肥。再见了，小岗，再见了，亲人！掏出笔记本，我在密麻麻的采访记录后写下——

    “铭记小岗。这里，有我刚认的一户亲戚，有把我们联在一起的一个人。他，长眠于斯；他，大爱永恒。”

    这户亲戚，是我小岗六日的房东关正银一家；这个人，是我们此次采访与追缅的英雄——沈浩。

    沈浩走了，却走不出小岗人的心。4000村民对他的思念是那样绵长，如此滚烫，在这六天里的每时每刻，触碰着我感动的神经。

    忘不了，在关正银大哥家里，最大最朝阳的房间成了我们三位记者的卧室。细心的大哥大姐准备好寝具、水果、日用品。为我们担水，替我们铺床，每餐饭品种丰盛还变着花样，凌晨一点了，他们仍敞门等待，为收工夜归的我们亮起温暖的灯；

    忘不了，在村东头的大包干纪念馆门前，当记错了开会地点的我为赶时间而着急。一位素不相识的村民开来小车，将我送到西头的村委会；在清晨宁静的友谊大道上，当我们迈开步子急急地赶路，又一辆小车戛然停住，硬是送我们到目的地；

    忘不了，随意推开一户院门，一句“沈书记”，老奶奶未语泪先流，“你们宣传沈书记，你们就是小岗的大恩人”。回“家”闲谈，话题总是枝枝蔓蔓地离不开“沈书记”。说到动情处，外号“勇敢”的关大哥几次埋头扒饭，偷偷抹去溢出的泪……

    为何我们总被亲情和爱意包围？为何沈浩这个名字总引出热泪？答案，或许就在关大哥们新起的一幢幢小楼里，在暖意融融的幼儿园、小学、卫生院里，在即将生金吐银的一个个园区企业里……沈浩。这个付出真爱改变了小岗面貌的外乡人，乡亲们用百倍千倍的爱回报他，浩浩荡荡，永无尽期。

    用六天的乡居生活，丈量了沈浩六年的艰辛，更量出了一个坚忍可敬的灵魂。当我们裹着两床棉被仍瑟瑟发抖，你独居在那间透风的小屋，又该是怎样的凄清寒冷？当寂静牢牢罩住刚日落的村庄，你远离亲人的笑语、城市的热闹，又该是怎样的孤单寂寥？当我们一两天就消退了初到的新奇，你2000多个日夜与农田村舍枯守，又怎能那样深情不改、相看不厌？你说，你是带着党的嘱托来的，就一定要在这里扎下根来；你说，你是怀着对土地的爱来的，就一定要让乡亲们过上好光景。

    有同仁慨叹：“他是一个建设者，满怀信心却壮志未酬；他是一个战士，携带的武器只有手术刀和医药箱；他是一个英雄，愿把每座碉堡都插满鲜花……”

    是的，我还想说，他是小岗的儿子，怀大爱而来，携至情归去；他是虔诚的耕者，播撒着希望，深植下未来。

    爱，在山乡传递。

    他播下的种子，在下一个春天开花。

材料一：

    老舍先生在《谈幽默》中说，“凡是只为逗人哈哈一笑，没有更深的意义的，都可以算作‘滑稽’，而‘幽默’须有思想性与艺术性”。

幽默“首要的是一种心态”，“所谓幽默的心态就是一视同仁的好笑的心态”。滑稽的闹戏，在老舍是根本看不上眼的。老舍“是由事事中看出可笑之点，而技巧的写出来”。他创作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骆驼祥子》“它的幽默是出自事实本身的可笑，而不是由文字里硬挤出来的。”

老舍的《我怎样写<老张的哲学>》道出了他避不开幽默的原由：“我自幼便是个穷人，在性格上又深受我母亲的影响——她是个愣挨饿也不肯求人的，同时对别人又是很义气的女人。穷，使我好骂世；刚强，使我容易以个人的感情与主张去判断别人；义气，使我对别人有点同情心。有了这点分析，就很容易明白为什么我要笑骂，而又不赶尽杀绝。我失了讽刺，而得到幽默，幽默中是有同情的。”

    老舍所处的那个可笑的时代，也造就了他的幽默之笔。清末民初，社会腐败与“猫城”无甚差异，可笑!大学生不读书以胡闹为荣，可笑!响马摇身一变走马上任管地方治安，可笑!凡社会上人们的自私偏狭，嫉贤妒能，恃强凌弱，骄奢淫逸，虚伪矫饰，愚昧顽劣，欺瞒狡诈等等都可笑，都该笑。换言之，老舍是想以幽默之笔来写时代的悲剧，即要写出深刻的幽默。老舍醉心幽默艺术的深刻用意，“为的是能够较为委婉较为温和地写出他所咂摸到的世事的滋味，表达自己的爱憎判断”。

    幽默的佐料多来自生活。他打趣、讽刺的那些人和事，都是生活本真和病态社会诸相的折射。他把它们拆散了，和上幽默的调料，放到语言的油锅里煎炒烹炸，盛出一道道色香味俱佳的菜肴，技巧全在火候上。

材料二：

    老舍属于二十世纪，也属于未来的世纪。他的杰作，代表着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光荣，也将给新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留下耐人寻味的启迪。

    老舍的作品蕴含着一套属于他自己的文化学。他落笔之时敢于“大胆放野”，这种泼墨成文的大胆作风，更多地表现为他对北京市民众生相的熟悉，以及对这种众生相烂熟于心的自信。他把众生相摆在东西方文化的大视野中加以比较解剖，为本民族性格中那些庸俗、怯懦和苟且偷安的习气焦虑不已，热切地关注着民族性格的健康，关注着整个民族古往今来的文化生命，剖析着民族文化的生命基因。这就是老舍小说的文化学。

老舍的作品又蕴含着一套属于他自己的小说学。他的作品往往是轻松落笔，信马由缰，以醇厚本色的漫画笔触，勾勒出一幅幅滋味十足的北平百态图。若用画来打比方，他提供的是具有现代意味的《清明上河图》；若用画风来打比方，它令人联想到丁聪的漫画风格。笔致丑而不恶，丑得可爱；味道俗而不滥，俗得有味。老舍小说最大的主人公是习俗，《骆驼祥子》《四世同堂》《茶馆》等“最老舍”的老舍作品，都令人感到，习俗是老舍小说中几乎无所不在的非主人公的主人公。

    老舍作品还蕴含着属于他自己的语言学。老舍的本事，就是一下子把文学语言的根子扎到北京老百姓的舌头根子上，散发着浓郁的京味魅力。他以京味的语言，写带着他胎记的京味人生习俗，使二者浑融一体，语言也是习俗，习俗也是语言，达到新文学语言的新境界。最令人难忘的是老舍式的幽默，那是一种脱口而出、本色自然的智慧。他的小说“笑里带着同情，而幽默乃通于深奥”。他把文化思考渗入幽默，使俗趣中包含深思，调侃中洋溢着诗情。

材料三：

老舍及其代表的京味文学，既是对北京文化的集中表现，也是对民族特性的深刻揭示。前者包括对北京市民社会的多方位描写，对市民群像的生动刻画，对北京风俗民情的多层面展示，以及地道纯正的北京方言土语的鲜活表达等等；后者通过北京文化来透视整个民族文化，在民族性的广泛揭示过程中渗透着锐利的反省和痛切的沉思。

    但北京特色和民族特性并不是老舍京味文学创作的全部蕴涵。老舍京味文学的蕴涵是多方面的，这里重点谈平民意识与崇高精神的融合。

    现代作家当中，老舍的作品最集中、最充分、最生动地描写了底层市民的生活，它们成功地塑造了市民的群像，而且老舍的这种书写，不是出自一个作家外来的观察。对老舍来说，写底层市民，写北京风情，就是写自己，他自己本身就是生活。在这种情境中，平民意识成了老舍的一种深入骨髓的东西。北京人身上的那种随意自然、纯朴大方、实实在在、大大咧咧，对谁都一团和气而骨予里又有一种刚毅、自尊甚至是高傲和高贵，在老舍笔下随处可见，在老舍本人身上也有着真切的体现。

    但如果仅看到这一面，对老舍平民意识的理解则是片面的。老舍在表现平民意识的同时，还始终追求一种崇高的精神理念，他不仅深切同情底层市民，也尖锐地批判缺乏崇高人生目标的生活态度。老舍笔下有许多满人形象，老舍同情他们的无助无奈，对他们的那种特定的自卑也给予了充分的理解，但更多的是赞扬他们的自信、坚韧和不屈，尤其是像《茶馆》里常四爷身上的那种“一辈子不服软，敢做敢当，专打抱不平”的品性。可见，老舍那些表现底层市民普普通通生活的作品中，饱含着一种对崇高悲壮人生态度的渴求与赞美。

翻译古文正如同翻译外文，都是在人与人之间架设理解的桥梁。如果说翻译外文是缩短一国人与他国人的空间距离，让不同国度的人不出国门便可见面晤谈，那么翻译古文则是填平现代人和古代人的时间沟堑，让现代读者通过译文与相隔千百年的古代作者进行对话。当年苏曼殊曾为他的汉译英诗集取了个名字叫“文学因缘”，不禁让人想到一句俗话“千里姻缘一线牵”，翻译充当的角色就仿佛文学因缘的月下老人罢？

古文今译也并不是现在才有的事情。据说，汉代司马迁写《史记》时，就曾把殷周时代古奥的档案文册改写成明白流畅的汉代语言；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也曾有人开始用白话文改写文言文。时光流逝，语言变易，阅读中的语言障碍造成理解的困难，这在中外都一样。《尚书》到了唐代，人们已觉得“佶屈聱牙”；就是十六七世纪的莎翁剧作在三四百年之后的观众看来，也有些古怪拗口。所以，如果不加注释或翻译，大概会有不少读者被语言障碍拒之门外，不能进入古代人的心灵世界，就好像面对粮仓却没有钥匙的人一样，空守着粮食却饿肚皮。

毫无疑问翻译是必要的，可是，翻译并不容易。译文很难达到逼肖原作的水平，虽然翻译者都很想使译文成为原文的镜子，“象忧亦忧，象喜亦喜”，除了左右相反之外纤毫不差，但翻译者打造的这面镜子总不可能没有一点走形，更不消说在拙劣的匠人手里还有成为“哈哈镜”的危险。唐代刘禹锡《送僧方及南谒柳员外》一诗里曾好心地替翻译者抱不平，他说：“勿谓翻译徒，不为文雅雄。”不过翻译毕竟不是自由写作，原文对于译者总是一重束缚又是一把验尺，所以即使是最好的翻译者面对原文，也不敢拍胸口打包票，保证译文完全传达了原文的精神，恢复了原文的旧貌；更不消说面对的是一篇古今传诵的名篇佳作，译者就更不能保证译文如同原文一样有神韵妙味了。这里原因很多，撇开翻译者水平的差异不说，大概首先是古今文化的时代差异。古人生活在业已消逝的历史之中，时间已经带走了他们的精神、情感、习俗。虽然翻译者可以通过阅读去体验这种历史氛围，通过译文来重现这种历史风貌，但毕竟逝者如斯夫，再好的译者也不能重构历史的真实，而只能部分地还原与逼近真实的历史。即使加上说明，加上注释，也难以完全凸现原文中属于那个时代的精神与情趣。其次是古今语言的时代差异。古人用那个时代的语言创造了不可复制的文学范本，而我们却用这个时代的语言去追踪和复述它的用意与内容。仅仅是语言构成的差异就使我们为难，因为精密严整的白话和自由灵动的文言毕竟不大一样；更何况还有一些原文中典章、器物、习俗、礼仪的术语早已消失，翻译者不得不花很多话语去解释；还有文言特有的节奏、韵律、气脉、风味在白话中无法复现，翻译者不得不另辟蹊径去模仿。所以，在原文和译文的“转运”过程中，难免颠簸磕碰得失真或走样。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翻译者在原文面前总是一事无成，好的翻译有可能使原作“投胎转世”到译文中来，尽管同样有些“失真”或“走样”，但臻于化境的译文可以“补偿”这些损失。不过，这需要翻译者对古文有透辟的理解，对白话有娴熟的技巧。

（选自《作壁上观——葛兆光书话》，有删改）

材料一

视频行业的发展壮大，既是自身传播手段、交互方式的改进，也给各行各业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尤其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视频+教育”打破了传统教育资源时空局限，实现了教学方法的革新；“视频+医疗”促进了互联网医疗平台的发展，提供了求医问诊的快捷通道；“视频+电商”重塑了购物消费链条，带动线上消费异军突起；“视频+办公”解决了企业痛点，视频会议、远程办公广泛应用……在不同行业、不同领域，视频充分发挥高效、实时、多功能的特点，在行业转型升级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

与其他媒介形式相比，视频具备更强的现实感和说服力，在信息传播、创新治理等方面有着独特的作用。数千万网友“围观”武汉火神山、雷神山医院建设，凝聚了众志成城的精神力量；科技博主、医护人员发布科普短视频，给受众个人防疫提供合理化建议；短视频平台联合各地领导干部、网络达人开展直播助农，打开土特产品销路……从宏观记录到微观叙事，从现场观感到深度解读，视频能够为观众提供充足的信息增量和情感增量，在纷繁复杂的网络环境中弘扬主流价值、凝聚社会共识。

——《发挥视频传播的社会价值》

材料二

2020年我国网络直播用户规模超过5.6亿，电商直播用户规模超过3亿，短视频用户超8亿……

无处不在的传播场景、持续增长的用户规模、超乎想象的惊人流量，彰显着短视频旺盛的生命力。但在“急速生长”的背后，难免存在着种种乱象：短视频侵权成为知识产权问题的新表现；“移花接木”的剪辑手段制造“拼接真实”，挑战媒介伦理；未经过滤的劣质内容引发社会担忧，各种低俗信息、虛假信息等挑战道德底线甚至触犯法律的内容时有出现……凡此种种，给用户带来困扰，也不利于短视频行业的健康发展。今天，在5G、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影响下，传播业态加速迭代、应用场景不断更新，如果疏于治理，短视频平台将面临更多风险和挑战。

——《短视频如何实现长发展》

材料三

内容始终是第一要义。“美食作家王刚”、“手工耿”等的走红，再次证明短视频内容要产生广泛持久影响力，创作不仅要有意思，还要有意味，更要有意义。

不少短视频内容创作者只追求“眼球经济”，求奇求险、低俗、花哨、空洞，秀段子的人多，讲好故事的人少，受众或是惊叫觉奇，或是哄笑一番，却意味索然，只是一“刷”而过。把有意思的内容展现出意味，关键要有想法有手艺。短视频虽然时长较短，但技术层面功夫不能丢。发挥视听艺术优势，不仅需要剪辑等技术，更需要叙事的技巧。用镜头“讲”好故事是门学问，方式路径并不唯一。叙事节奏无论舒缓还是紧凑，贴近生活、直抵人心的作品才有意味。通过有意思、有意味的内容带给人意义，是短视频讲好故事的更高标准。意思和意味吸引受众，意义引人进一步思考，让人内心有所触动甚至有所升华。在生活中发现世界、寻找感动、获得启迪，才能赋予短视频深刻内涵。

——《短视频，把好故事讲好》

材料四

基于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在经历了“影视视频时代”“网络视频时代”之后，我们正在加速进入一个全新的“视频社会化时代”。2020年被定义为中国视频社会化元年。

2020年抖音平台的视频内容元素识别分析发现，“人物”在视频内容中处于绝对核心地位。除了“宠物”和“二次元”这两个特殊题材之外，在其他所有视频中，人物的平均出场率均为最高。面向未来，“人物”将成为视频社会化的核心要素，是视频叙事中最主要的对象。

未来将通过5G+AI+4K模式，构建万物互融、无缝连接的智能科技生活，形成万物互融、以人为本的视频社会化新生态，为用户带来极致的智能生活体验。万物互融的视频社会化时代，万物皆可拍，万物皆可播。视频相关产业需要兼顾科技创新与人文关怀，才能在描画美好生活图景，服务人民美好生活的道路上实现多方共赢。

——《中国视频社会化趋势报告》

材料一：

文化反映着城市的特质品位和形象风格，也是一个城市区别于其他城市的独特魅力所在。近年来，哈尔滨以“文化创城”为牵动，打造冰城符号。通过深度挖掘城市文化底蕴和人文特色，进一步提升城市文化内涵和文化韵味，培育出具有标志性的城市精神，展现出生机勃勃、大气厚重的文化新境界和文明新高度。

哈尔滨是一座音乐之城。19世纪末，歌剧、芭蕾、爵士乐等传入哈尔滨，与本地文化交融，诞生了中国最早一批音乐学院和交响乐团。在哈尔滨的大街小巷，数以百计的业余合唱团定期、定点活动，音乐渗透到城市的每个角落。2010年，哈尔滨被联合国授予“音乐之城”称号。音乐，是哈尔滨深入骨髓的文化印记，也是哈尔滨“文化创城”的发力点。2019年6月至10月，哈尔滨音乐厅、老会堂音乐厅等演出场馆及专业文艺院团，陆续推出136台264场国内外经典演出。

从2020年起，道里区提出打造具有冰城音乐文化特色的10公里“松花江文化旅游观光带”。将东起中东铁路公园、西至松花江公路大桥的沿江10公里地带打造成一条集休闲、活动、学习、展示于一体的文旅融合观光带。

（摘编自娄雪松《“文化创城”打造冰城符号，滋养一座城市》）

材料二：

文化符号是记载人类发展历程的重要工具。文化是由多种多样、五彩缤纷的符号组合而成的一个庞大的符号体系，因此在建筑设计中应合理地选择并运用文化符号。对于文化符号的提取可以从当地文化、风土人情、民俗礼仪等方面入手，也可根据当地的文化传统，深入挖掘具有代表象征意义的符号。建筑本身就是凝结的文化符号，在建筑设计过程中将恰到好处的文化符号运用到建筑设计中，赋予了建筑更多的精神文化内涵。城市文化符号包罗万象，如文字符号、色彩符号、图象符号、特色建筑等多种样态。城市文化符号是构成城市文化的最外层，当人们提及北京这座城市时，我们就会想到胡同、四合院、天坛、京剧等。法国作家雨果曾讲过，“人类没有任何一种重要思想不被建筑艺术写在石头上”。

位于黄河中游的世界四大文明古都之一的西安是中国历史上建都时间最长、影响力最大的都城，在这座拥有浓厚文化的古城中有一条西大街，西大街的建筑体现的是仿唐建筑的风格。经过多年的岁月洗礼，现代人发现了西安西大街珍贵的文化内涵，将其进行新的改造。整个建筑立面的改造上延续着传统的历史文脉，对沿街原有的和新建的建筑都采用以唐风为主的中国传统的建筑形式，并下大功夫恢复了具有600多年历史的城隍庙牌坊，大大增强了古城的历史特色。

建筑立面的设计也同样具有独特的艺术语言和丰富的表现手段，它通过色彩、形态、均衡、比例等造型元素，体现着建筑立面对城市文化符号的表达。建筑美不美观，好不好看，它需要经历岁月的检验，这些都是与建筑的色彩、形态、光影、结构等多种因素有关的，往往这些就是设计师们所要表达的。中国有着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历史需要不断地传承与弘扬，即通过对建筑立面的设计运用“象征”“引用”等表现手法来展现它深刻的寓意。在中国人的思想里那些缺乏高意的造型符号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只有那些蕴涵着丰富文化内涵、代表着城市文化的城市文化符号应用于建筑立面的设计中才有真正的深刻高意。

一座城市的建筑立面体现着城市面貌的特点和视觉连续性，体现着城市文化特征，也可以说城市建筑设计的改造重点是对建筑立面的改造。在改造中，以尊重原有年代风格和特点为核心，保留结构，改变外观，将城市文化符号运用到现代建筑立面的设计上，不仅提高了使用价值，也提高了其艺术欣赏价值。在现代建筑立面设计中应按照形式类的法则，在大和谐中寻求小变化，以城市文化符号为设计手法进行改造设计，让现代建筑立面成为一种具有民族特色和时代感的实用艺术。

（摘编自李梅红《浅谈城市文化符号在现代建筑立面设计中的应用》）

材料三：

每天一份报纸，每月固定的《读者》和《知音》，这些许的文字信息需求，在小区门口的报刊亭就能实现。作为城市重要“文化符号”之一的报刊亭，承载着许许多多海口市民以及阅读爱好者的美好回忆。但随着城市的发展以及互联网的迅猛普及，这一原本充满文化气息的城市风景线也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压力而正在逐渐消失。在第24个“世界读书日”到来之际，记者对海口市的多家报刊亭进行了实地走访。

“以前的报刊享很多，相隔一公里就有一个，现在两三公里都不一定能见到一个，甚至有些新的小区周边乃至整条街上都没有一个。”市民王先生告诉记者，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对报刊亭没有那么深的需求，但像他们这拨人都已经保持了30多年的阅读习惯了，每天一份报纸是必不可少的。

经营者也普遍反映生意不好做，读书看报的人越来越少，收入也就相应的少了很多。经营者章女士告诉记者：“原来一天从早到晚开门12个小时，现在能有4、5个小时就不错了。没有生意守着也白守，你看现在好多人都增加了很多‘副业’，要不然真没办法。”

每天在报刊享购买报纸的人鲜而有之，记者蹲守海口某处报刊亭2个小时，才有一人路过购买一份报纸。市民李女士也表示，定期阅读的那些杂志和期刊，已经成了生活的一部分了。“现在工作部比较忙，能闲下来阅读一下自己喜欢的书籍和杂志是一件很惬意的事情。虽然现在网络发达，很多人是手机不离手的，加上电商的出现也对传统书店和报刊亭等行业的冲击很大。但对于我们普通市民来讲，回家的途中路过报刊享，买上一份读物，很方便的，这对于我来说才是‘生活’。”李女士说，现在的报刊亭少了，没有以前那么方便了，但就算多走两公里也还是希望到店里翻一翻、看一看，这是一种情怀。

希望这一抹充满文化魅力的城市风景线不会消失，而是更好地为那些心存情怀的阅读爱好者们营造一个文化驿站、一个心灵港湾，也为这个城市，留下充满人情味的无限美好与遐想……

（摘编自《海口城市“文化符号”——报刊亭现状：经营难“副业”多》）

材料一：

中国文化轴心时代的春秋战国，儒墨同显，一致百虑，对立互补，相反相成。墨子先学儒，后觉察儒学缺点，自创墨学，非儒反儒，补充改造儒学，提出兼爱等人文学的重要原理。墨子肯定孔学有“当而不可易”（正确而不能改变）的真理成分。墨家是先秦唯一堪与儒家分庭抗礼的学派。

孟子推崇墨子兼爱的人格精神魅力。《孟子·尽心上》说：“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墨子提倡全人类兼爱交利，即使从头到脚，被磨成粉末，只要对天下有利，都甘愿付出，这种损己利人、大公无私的精神，突显了墨子追求真善美理想的高贵品格。孟子对墨子精神的赞扬，影响深远。

西晋鲁胜《墨辩注序》说：“孟子非墨子，其辩言正辞则与墨同。”孟子非墨辟墨，但其思维表达方式，承自墨子，酷似墨子，辩论模仿墨子惯用的归谬反驳法。《孟子·告子上》说：“指不若人，则知恶之；心不若人，则不知恶，此之谓不知类也。”

“不知类”是墨子应用归谬反驳法的标志词、惯用语，曾被墨子用来说服鲁班与楚王，止楚攻宋，孟子出色地加以传承发扬。《孟子·梁惠王上》说：“吾力足以举百钧，而不足以举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孟子归谬辩辞，比喻生动，脍炙人口，众所周知，是世人普遍效法的思维表达范例。

儒墨之学，各有所长，舍短取长，有助于把握全面真理和治国良方，是司马迁和班固等史学思想家对儒墨学关系的标准定性，是今日认知判断儒墨关系的正确指引。

秦汉学界，儒墨对举，孔墨并提；汉后至清，墨学衰竭。

作为墨子“兼爱”理想深刻理论基础的全人类共同人性论，“兼爱”理想，在一段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是无法实现的超越性的善良愿望和理论假设。

儒家“爱有差等”，适应宗法等级制要求，随血缘亲疏远近，施爱厚薄不同，其人性论的理论基础和灵魂，是“亲亲尊尊”的“血统论”，是“中世纪”漫长宗法等级制社会的主流统治思想。墨子坚决反对儒家“亲亲尊尊”的“血统论”，主张“可学而能”的共同人性论，是科学的认知理论，认为知识由后天学习得来。《尚贤下》说：“王公大人骨肉之亲、无故富贵、面目美好者，此非可学能者也。”只凭血统高贵治理国家，不通过学习获得智能，“此譬犹喑者而使为行人，聋者而使为乐师”，就像叫哑巴当外交官，聋人当乐队指挥，必然越治越乱。

孟子辟墨，攻击墨学“无父无君，是禽兽也”。“辟”即驱除、屏除、排除。宋陆游《杂兴·孟子辟杨墨》诗说：“孟子辟杨墨，吾道方粲然。”“伐木当伐根，攻敌当攻坚。”孟子辟墨，孔孟之道才能鲜亮发光。

孟子攻击墨子，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被视为对墨子的政治结论和人格定性定位，绝无一丝可能翻案平反的条件。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漫漫长夜之中，儒学界把孟子辟墨奉为金科玉律、真理标准，是典型“以权威为据”和“以众取证”的谬误，是充斥心理相关型和论据空缺型的诡辩。

在当今不同文明互补互鉴的全新时代，辨识墨子兼爱学说的精义，吸取孟子不当辟墨的历史教训，探寻墨学中绝的动因，推进儒墨学在新时代的创造性转化，是历史赋予当代学人的重要使命。儒墨学界应携起手来，努力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儒学研究和墨学研究交流合作，开辟儒墨学兼容创新的新局面。

（摘编自孙中原《儒与墨：一个常新的话题》）

材料二：

儒家“仁爱”主张“爱有差等”，即根据亲疏贵贱而施予不同的爱。从维护“君臣父子”的纲常出发，儒家主张在施行爱的过程中以自己为起点，逐渐扩大至他人，即“立爱自亲始”。

墨家“兼爱”是围绕“兼相爱，交相利”这一基本论点展开的。《吕氏春秋》说：“墨翟贵兼。”“兼”的本义是一只手拿着两颗稻谷，引申为同时顾及事物的几个方面。在《墨经》中，“兼”表示“整体”“全部”的意思。因此，“兼爱”主要强调的是“兼爱天下之人”。在墨子看来，不管是自己还是别人，无论出身是高贵还是低贱，只要是人，都是被爱的对象，这个爱的对象的范围应该是“天下之人”，也就是整个人类，也即“兼爱天下之博大也，譬之日月兼照天下之无有私也”。墨家“兼爱”认同人与人之间存在着等级差别，却又要求别人不分差别地彼此相爱，这就不可避免地陷入了自相矛盾的泥潭之中。与“兼相爱”紧密相连的是墨家的“交相利”的实利主义道德原则。在墨家看来，爱就是利，利即为爱。没有实际的“利”，就无从谈“爱”。

儒家“仁爱”与墨家“兼爱”都是强调人与人之间的爱，所爱的对象是相同的。儒家坚信在一个秩序和谐的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应该是仁爱；而墨家则认为在一个秩序和谐的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兼爱，其实这两种理想的人际关系皆为人与人之间的普遍之爱，是人类之爱，爱的对象是整个人类。儒家有“泛爱众”“仁者爱人”，墨家有“兼爱天下”。儒家施行“仁爱”的方法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譬也，可谓仁之方也”，这种方法就是由己及人。“君子之于物，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这里的“仁”和“亲”是两个概念。“仁”是对亲人之外的他人的喜爱。“亲”则是对亲人或相熟的人的亲爱。

儒家“仁爱”和墨家“兼爱”都是中国传统思想，都表达了人与人之间“爱”的关系。我们要在充分理解它们两者产生的那个时代的具体含义的基础上，结合当今时代的特征，用辩证的、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它们，分析、鉴别、取舍、改造，使它们具有更强的生命力，在当今散发出更大的魅力和光芒。

（摘编自高洁《儒家“仁爱”与墨家“兼爱”的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