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自西洋文明输入吾国，最初促吾人之觉悟者为学术，相形见拙，举国所知矣；其次为政治，历年来政象所证明，以有不克守缺抱残之势。继今以往，国人所怀疑莫决者，当为伦理问题。此而不能觉悟，则前之所谓觉悟者，非彻底之觉悟，盖犹在倘恍迷离之境，吾敢断言曰：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

——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

材料二

中华民国政治形式与内容的分割迫使新文化运动中的知识分子深入到思想文化的深层中去寻找国家富强的出路，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不论是新文化派，还是文化保守主义，都对“民主”持有肯定态度，同时，他们对民主的理解和追求方向又不完全相同，可分为激进民主主义、自由派民主主义、无政府主义等五类。新文化运动时期，从西方文明寻找到的科学旗帜已超越了自然科学领域，逐渐渗透到社会科学、宇宙人生领域。科学主义作为一种时代思潮取得了舆论上的胜势。出现科学可以解决一切的论调。

——摘编自穆允军《文化比较视域下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再思考》

材料三

17世纪时，近代自然科学家大都反对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理论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神学世界观：同时，他们又借鉴古代一些自然哲学的思想理论，推陈出新，近代自然科学体系的建立，奠定了理性和科学在一切人类社会活动的主导地位。这个时期的哲学家们和社会科学家们不承认任何的专制权威，不论是宗教信仰和自然观，还是社会制度和国家法律都经受了挑战和审判，一切都需要“理性的法庭”去审查、裁定。社会科学家们提出的许多科学的、理性的观点推动了当时政治、经济、法律等社会科学的全面发展。

——摘编自张丽敏《启蒙运动时期的社会科学思想探析》

材料一

上海是五四运动的重要声援地，也是中国青年运动的重要发源地。五四运动的爆发地、中心地在北京，但追根朔源，这一运动的兴起，无论是思想酝酿，人才准备，都与上海有重要的关系·······经过五四，再到大革命以后，“红潮”不仅已成为上海多元文化中无法忽视的存在，而且已经开始在全国呈现出燎原之势。

——摘引自熊月之、周武《五四与上海》

材料二

20世纪整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的战略重点主要在广东福建沿海布局，推动了以深圳为代表的区域开发。然而，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内外局势中产生了不利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因素。处在战略转折关头的中国，将突破口敲定为浦东的开发、开放·······邓小平关于浦东的开发、开放则是从国家战略层面来谋划的，发挥我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上海对整个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带动我国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经济带的腾飞。

——摘编自李正图《浦东开发开放模式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