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梨花屯去

何士光

    这故事开场时是颇为平淡的，只是后来，马车快要进梨花屯，而两个乘客也沉默时，回过头来看一看，兴许才有一点故事的意味……

    一辆马车从白杨坝出来，车夫是个老人家。在一座石桥旁，他把一个中年人让到车上来。看得出，这是位下乡干部。

    天色好晴朗。水田还没有栽上秧子，但包谷已长得十分青葱，初夏的山野，透露着旺盛的生命力，叫人沉醉不已。碎石的马路拐弯了，爬坡了，又拐弯了，又爬坡了。不时有布谷在啼叫，车上的人似乎打起盹来了。

    不知过了多久，马车停住。打盹的干部猛地抬头，看见有人正上到车上来。

    “啊，谢主任？”来人犹豫地打招呼，似乎有些意外。

    “是……老赵同志？”谢主任嗫嚅了一下，也有些突然。

    车抖了一下，从横过路面的小小水沟上驶过。

    谢主任把香烟掏出来，递一支给老赵：“去梨花屯？”语气中有和解的意味。

    老赵谨慎地回答：“是。”

    “去包队吗？

    “是。胜利大队。”

    “我也是！”谢主任和蔼地笑起来，“我们都是十回下乡九回在，老走梨花这一方！

    笑颜使气氛松动起来。三只白鹤高高飞过，不慌不忙扇动着长长的翅膀，在蓝天里显得又白又亮……

    “老赵，”谢主任开诚布公地谈起来，“我一直想找机会和你谈谈呢！为七六年秋天在梨花挖那条沟，你怕还对我有些意见呐！

    “谢主任，你说到哪里去了！”

    “实事求是嘛！当时我是工作队的负责人，瞎指挥是我搞的，该由我负责！有人把责任归到你头上，当然不应当！”

    “我……”

    “我也明知那条沟不该挖，一气就占了四十亩良田。但当时压カ大啊；上边决定要挖，社员不同意挖，是我硬表了态：我叫挖的，我负责！”

    “这种表态，”老赵想了一想，“我也表过……”

    “那是因为我先表嘛！”谢主任接过话头，“老赵，去年报上有篇报道，你读过没有？”

    “哪一篇？”

    “谈得真好！”谢主任不胜感慨地说，“是基层干部座谈。总结说：上面是‘嘴巴硬’，基层干部是‘肩膀硬’！基层干部负责任。像是报道的安徽……”

    路转了一个大弯一一在一座杉树土岗前好像到了尽头，接着又一下子在马车前重新展现出来，一直延伸到老远的山垭口…

    “正是这样嘛！”谢主任点头，“那条沟，责任由我负！”

    “我也有责任！那是分派给我的任务。如果不是我催得紧，态度那样硬，说不定就挖不成！责任归我负！”

    双方都有诚恳的态度，气氛十分亲切了，甚至到了甜蜜的地步。

    路旁出现了一条水沟，水欢快地流淌着，发出叫人喜悦的响声……

    他们无拘无束地谈下去了。谈形势，谈这次去梨花屯纠正“定产到组”中出现的种种偏差，等等。后来，拉起家常来了……

    越近梨花屯，地势就越平坦，心里也越舒畅。突然，谢主任拍了拍赶车老汉的肩膀：“停一停！”

    老人家把缰收住了。

    “两年多没到梨花，看看那条沟怎样了！”

    坝子上水田一块接着一块，已经犁过了。带着铧印的泥土静静地横陈着，吸收着阳光，像刚切开的梨子一样新鲜，透着沁人心脾的气息……

    看不见那条沟。

    谢主任问车夫：“老同志，那条沟是不是在这一带？”

    “咹？”老人家听不清。

    老赵大声说：“沟一一挖过一条沟啊！”

    “嗯，”老人家听懂了，点点头，“是挖过一条沟。唔，大前年的事喽，立冬后开挖的。分给我们六个生产队，每个劳力摊一截。我都有一截呢！顶上头一段，是红星队……”

    看来老人家说起话来是絮絮不休的。老赵终于打断了他：“现在沟在哪里？”

    “哪里？”老人家摇着头，“后来填了嘛，去年，开春过后……”

    谢主任问：“哪个喊填的？”

    “哪个？”老人家认真地想了一回，“没有哪个。是我们六个队的人商量的。总不成就让它摆在那里，沟不沟坎不坎的！唔，先是抬那些石头。论挑抬活路，这一带的人都是好手，肩膀最硬……”

    像我们在乡下会碰到的许多老人家一样，这位老人也有着对往事的惊人记忆。也许平时不大有机会说话，一旦有人听，他们就会把点点滴滴说得详详细细，有几分像自言自语，牵连不断地说下去。说下去，平平静静的，像是在叙述别人的而不是自身的事情，多少波澜都化为了涓涓细流，想当初虽未必如此简单，而今却尽掩在老人家略带沙哑的嗓音里了。

    后来，老赵提醒他：“老人家，我们走吧！”

    老赵的声意，柔和得有些异样。而且不知为什么，这以后不论是老赵还是谢主任，都没再说一句话。

    啊，前面，杂树的碧绿和砖瓦的青灰看得见了。是的，梨花屯就要到了！

1979年5月  （有删改）

春雪

    年已经过去半个多月了，村里渐渐恢复了往日的宁静。各家回来的年轻人，又陆续离开了家。村里并不太富裕，这些村中的年轻人为了自己将来的生活，需要到更为广阔的天地去打拼。过年的那几天，倒是村里最热闹的几天，也是村里年轻人最多的时候，也是李老汉感到最孤独落寞的时候。

    李老汉吃过了午饭，在自家门槛上坐着，朝着不远处的小路上张望了很久，扭过脸来，从腰间解下旱烟袋，用柴火点着后，“吧唧吧唧”地猛抽了几口，缓缓吐着烟气。抽了一会儿，又呆呆地望着家门前的洋槐树，望得出神。树是他年轻的时候种上的，那年春天，儿子刚出生，他心里头高兴，兴冲冲地跑到集市上，挑了棵最好的树苗种在了门前的空地上。以前，他一有空就来给它浇水，可现在，他皱着眉，瞪着树，突然骂了一句：“瞎长这么高，有啥子用！”

    他火气突然上来了，把脸强扭过去，眼眶不觉湿润了。于是站起身来，轻轻把门带上，蹒跚地沿着小路走了出去。村子里很安静，天也晴朗得正好，阳光从那些尚且光秃秃的树枝上投了下来，奇形怪状的影子交织了一路。最近的天气已经开始回暖了，燕子从南方回来，在李老汉头顶的天空轻快敏捷地飞过。李老汉这才想起这几日自家房檐下也多了一个燕子窝呢，白天雏燕在窝里叽叽喳喳地叫着，以前嫌吵，现在的他，习惯了这吵闹之后，突然觉得自己的周围静得可怕，让人发慌。路的尽头是一片碧绿的田野，绿油油的麦田在微风中轻轻地摇晃着，不远处几个孩子在兴高采烈地放着风筝，欢声笑语和耳畔的风声糅合在一起，像一首欢快的协奏曲。李老汉望了望孩子们，又望了望田野的尽头，他的面容舒展开来，扭过头去，又轻叹了一句。

    李老汉已经七十六岁了，老伴是前年初春走的，老伴刚走时，李老汉觉得天仿佛塌下来一般，虽然他拼命像以往那样，一天一天地过，但心头像是被活生生掏空了一般。那一阵子，他拼命地干活，干活，心里只想着：“我这把老骨头了，累死也就算了，也好陪她一起走啊！”索性李老汉干了一辈子的农活，身体还算硬朗，硬是将那段时光撑了过去。

    天已经不早了，太阳的余辉染红了西边的云彩，嬉戏的孩子早被爷奶叫回了家中。李老汉慢慢地往回赶，走到家门口，他忽然听到院中传来说话的声音，像是儿子的！李老汉咧开了嘴，激动地推开了门，蹒跚地走进院子里，四下里张望着。但是一个人也没有，他慢慢地低下了头，推开了灶房的门，坐在灶台前的小凳上。

    年前腊月廿八，李老汉也是像今天这样坐在小凳上，准备生火做饭。邻居家的小张突然过来，说是他儿子从省城打来电话，等着李老汉去接。李老汉一听，连忙放下手里的活，赶了过去。那天晚上，天阴沉沉的，看不见星星。李老汉从小张家出来时，突然飘起了雪花，不一会，黑蒙蒙的夜色里多了一层亮晶晶的银白。方才的电话，让他整整半年的希望全部落空。“娃他爸，啥时候回来呀？”“大，这边活太忙了，俺们就不回了，强强寒假作业也多，不用挂念我们，这边过年管吃管住，工资还比往常多，给你汇了两千块钱，你在家……”李老汉在雪地里缓缓地走着，雪花落了他一身，他头顶上的银发全部变成了白色。来到门前那棵洋槐树下，他再也撑不住，扶着树，豆大的眼泪从眼眶中滴落，落到树脚下的雪地上，渗进了泥土中。他叫这棵树“怀根”已经三十多年了，因为他的儿子也叫“怀根”。

    他踉跄地来到堂屋，拿出那只他亲手糊好的风筝，上面是小燕子的图案，可爱无比，神采奕奕。李老汉轻轻抚摸着，突然双手一松，任由风筝飘下。风筝在空中徘徊了很久，轻轻地落到了地上。

    门前的雪一直在飘着，门前的那颗洋槐树的枝干，悄然无声地被雪覆盖。

（选自《名家散文》）

仁慧

汪曾祺

    仁慧是观音庵的当家尼姑。观音庵是一座不大的庵。尼姑庵都是小小的。当初建庵的时候，我的祖母曾经捐助过一笔钱，这个庵有点像我们家的家庵。我还是这个庵的寄名徒弟。我小时候是个“惯宝宝”，我的母亲盼我能长命百岁，在几个和尚庙、道士观、尼姑庵里寄了名。这些庙里、观里、庵里的方丈、老道、住持就成了我的干爹。我的观音庵的干爹我已经记不得她的法名，我的祖母叫她二师父，我也跟着叫她二师父。

    二师父是个面色微黄的胖胖的中年尼姑，一天只是潜心念佛，对庵里的事不大过问。在她当家的这几年，弄得庵里佛事稀少，香火冷落，院子里长满了荒草，一片败落景象。庵里的尼姑背后管她叫“二无用”。

    二无用也知道自己无用，就退居下来，由仁慧来当家。

    仁慧是个能干人。

    二师父大门不出，仁慧对施主家走动很勤。谁家老太太生日，她要去拜寿。谁家小少爷满月，她去送长命锁。每到年下，她就会带一个小尼姑，提了食盒，用小磁坛装了四色咸菜给我的祖母送去。别的施主家想来也是如此。观音庵的咸菜非常好吃，是风过了再腌的，吃起来不是苦咸苦咸，带点甜味儿。祖母收了咸菜，道声：“叫你费心”。 随即取十块钱放在食盒里。仁慧再三推辞，祖母说：“就算是这一年的灯油钱。”

    仁慧到年底，用咸菜总能换了百十块钱。

    她请瓦匠来检了漏，请木匠修理了窗槅。窗槅上尘土堆积的槅扇纸全都撕下来，换了新的。而且把庵里的全部亮槅都打开，说：“干嘛弄得这样暗无天日！”院子里的杂草全锄了，养了四大缸荷花。正殿前种了两棵玉兰。她说：“施主到庵堂寺庙，图个幽静，荒荒凉凉的，连个坐坐的地们都没有，谁还愿意来烧香拜佛?”

    我的祖母隔一阵就要到观音庵看看，她的散生日都是在观音庵过的。

祖母的散生日总要在观音庵吃顿素斋。素斋最好吃的是香蕈饺子。香蕈(即冬菇)汤；荠菜、香干末作馅，包成薄皮小饺子，油炸透酥。 倾入滚开的香蕈汤，嗤啦有声，以勺舀食，香美无比。

仁慧募化到一笔重款，把正殿修缮油漆了一下。 焕然一新，给三世佛重新装了金。在正殿对面盖了一个高敞的过厅。正殿完工，菩萨"开光"之日，请赞助施主都来参与盛典。这一天观音庵气象庄严，香烟缭绕、花木灼灼，佛日增辉。施主们全部盛妆而来，长裙曳地。礼赞拜佛之后，在过厅里设了四桌素筵。素鸡、素鸭、素鱼、素火腿……使这些吃长斋的施主们最不能忘的是香蕈饺子。她们吃了之后，把仁慧叫来，问：“这是怎么做的?怎么这么鲜?没有放虾籽么？”仁慧忙答：“不能不能，怎能放虾籽呢?就是香蕈！——黄豆芽吊的汤。”

    观音庵的素斋于是出了名。

    于是就有人来找仁慧商量，请她办几桌素席。 仁慧说可以。但要二天前预订。 因为竹荪、玉兰片、猴头、都要事先发好。来赴斋的有女施主，也有男性的居士。也可以用酒，但限于木瓜酒、狶莶酒这样的淡酒，不预备烧酒。

    二师父对仁慧这样的做法很不以为然，说：“这叫做什么?观音庵是清静佛地，现在成了一个素菜馆！”但是合庵尼僧都支持她。赴斋的人多，收入的香钱就多，大家都能沾惠。佛前"乐助"的钱柜里的香钱，一个月一结，仁慧都是按比例分给大家的。至少，办斋的日子她们也能吃点有滋味的东西，不是每天白水煮豆腐。

    尤其使二师父不能容忍的，是仁慧学会了放焰口。放焰口本是和尚的事，从来没有尼姑放焰口的。仁慧想。一天老是敲木鱼念那几本经有什么意思?为什么尼姑就不能放焰口?哪本戒律里有过这样的规定？她要学。善因寺常做水陆道场，她去看了几次，大体能够记住。她去请教了善因寺的方丈铁桥。这铁桥是个风流和尚，听说一个尼姑想学放焰口，很惊奇，就一字一句地教了她。她对经卷、唱腔、仪注都了然在心了，就找了本庵几个聪明尼姑和别的庵里的也不大守本分的年轻尼姑，学起放焰口来。 起初只是在本庵演习，在正殿上摆开桌子凳子唱诵。咳，还真像那么回事。尼姑放焰口，这是新鲜事。于是招来一些善男信女、浮浪子弟参观。你别说，这十几个尼姑的声吾真是又甜又脆，比起和尚的癞猫嗓子要好听得多。仁慧正座，穿金蓝大红袈裟，戴八瓣莲花毗卢帽，两边两条杏黄飘带，美极了！于是渐渐有人家请仁慧等一班尼姑去放焰口，不再有人议论。

    观音庵气象兴旺，生机蓬勃。

    解放。

    土改。

    土改工作队没收了观音庵的田产，征用了观音庵的房屋。

    观音庵的尼姑大部分还了俗，有的嫁了人。

    有的尼姑劝仁慧还俗。

    “还俗?嫁人?”

    仁慧摇头。

    她离开了本地，云游四方，行踪不定。西湖住几天，邓尉住几天，峨嵋住几天，九华山住几天。

    有许多关于仁慧的谣言。说无锡惠山一个捏泥人的，偷偷捏了一个仁慧的像，放在玻璃橱里，一尺来高，是裸体的。说仁慧有情人，生过私孩子……

    有些谣言仁慧也听到了，一笑置之。

    仁慧后来在镇江北固山开了一家菜根香素菜馆，卖素菜、素面、素包子，生意很好。菜根香的名菜是香蕈饺子。

    菜根香站稳了脚，仁慧把它交给别人经管，她又去云游四方。西湖住几天，邓尉住几天，峨嵋住几天，九华山住几天。

奖杯

侯拥华

    卡尔是个黑人孩子，13岁那年，母亲带着他搬离了贫民窟。

    那是一个阳光灿烂的午后，母亲把卡尔叫上一辆租来的汽车，经过长途跋涉，他们来到西雅图一个繁华的小镇。在小镇最好的一所私立中学附近，母亲让车停了下来。他们租住了一间廉价的地下室。之后，母亲倾其所有，让卡尔到这所私立中学上学，而她则为了给儿子凑够学费和生活费，开始四处奔波找活干。

    母亲的想法很简单，给儿子最好的教育，让他有朝一日出人头地，有一个和自己不同的崭新的人生。在新的环境里，让卡尔慢慢忘记父母离异给他带来的伤痛，她相信，在远离那个贫穷、充满暴力的贫民窟后，他会逐渐改掉原来沾染的恶习，并向她想要的方向发展。

    然而，母亲万万没有想到，新的问题很快冒了出来。因为贫穷，因为他是黑人，因为他蹩脚的口语和糟糕的成绩，他在学校处处受到其他孩子的歧视。卡尔的坏习惯不仅没有改掉，反而变本加厉，他更加厌恶学校，几乎天天要和那些歧视捉弄他的白人孩子打架，还学会了逃课、吸烟和偷盗。

    当英格丽老师把这一切告诉她的时候，她快要气炸了。老师走后，她哭泣着指着儿子破口大骂：你怎么和你父亲一类货色，这样下去，你会和你的父亲一样，成为一个不学无术的社会败类。没有想到的是，正是这一句话，激怒了卡尔，卡尔摔门而去。

    经过一整天的找寻，母亲才在一个废弃的旧厂房中找到了卡尔。伤心的母亲再也不敢那样骂他了，她伸手拉他回去，可卡尔挣扎着大声说不。无论母亲怎么劝说，卡尔就是不走，软弱善良的她最后只好跪下央求他。

    母亲的这一举动不仅没有挽救卡尔，反而让他更加肆无忌惮。卡尔打架更加频繁，还经常逃课与社会上的坏孩子混在一起。校长多次督促母亲将孩子领回去，再找一个学校就读，她总是说再给孩子一个机会吧。可卡尔并没有珍惜这一次次靠母亲哭着求来的机会。

    在母亲束手无策，所有人都认为卡尔无可救药时，事情出现了转机。

    一天清晨，英格丽老师当着所有孩子的面说，如果谁能一天只打一次架，老师将给他颁发一座奖杯。大家听了都笑了起来，认为这是个可笑的奖励，甚至带点羞辱色彩。可卡尔并没有笑，他愣了一下。似乎在认真思考着什么。

    那天，卡尔第一次学着规规矩矩地坐在教室里学习，尽量约束自己不和别的孩子说话——他生怕在说话中再争执厮打起来。其实，其中确有几次，几个白人孩子挑衅，他都想发怒，只有一次他没有控制住自己。那一整天，破天荒，他只打了一次架。放学的时候，英格丽老师第一次用和蔼的口气对他说：祝贺你，卡尔!今天，这个奖杯属于你。祝你好运!卡尔听后，有点脸红，可还是开心地笑了。那天，他高兴地把奖杯拿在手里，向同伴们炫耀，向母亲炫耀。

    第二天，英格丽老师在课堂上公开表扬了卡尔，这让卡尔感到有种头晕目眩难以言说的幸福。在放学的时候，英格丽老师把卡尔独自留在教室里。她和卡尔在商讨一件事情，一个秘密奇特的约定：如果卡尔一天不打架，她就给他颁发一个奖杯，直到他毕业。卡尔在心中盘算着，这次英格丽老师一定亏大了。

    如卡尔所想的那样，他几乎每天都能带回家一个奖杯，而每次拿走的时候，英格丽老师都会表现出一副极不情愿的样子。从此，卡尔不再打架了，学习也变得好起来。

    随着奖杯的增多，家里窄小的房间开始放不下了。卡尔对母亲说，我们把这些奖杯变卖一些，换成生活用品吧。母亲听了坚决地说不。母亲说，这些是英格丽老师对你的肯定，你应该好好珍藏才对。卡尔点了点头，只是为这些日益增多的奖杯如何安放开始发愁。

    此后，卡尔依旧每天都带回来一个奖杯，这让母亲格外高兴。可后来，母亲发现卡尔不再将奖杯带回家了。母亲不高兴地问他，是不是最近又打架了?卡尔笑了，说没有。那是不是英格丽老师不再发奖杯?卡尔说也不是。母亲有些焦急与不解，那是怎么回事?卡尔坏笑着说，那是因为我把那些颁发给我的奖杯又奖励给了别的表现好的同学了。这时，母亲才转忧为喜。

    卡尔开始成为学校里最受欢迎的学生。许多不求上进的孩子，也开始像卡尔那样逐渐变得好起来。整个学校都洋溢着上进的氛围。大家都对卡尔赞不绝口。

    后来，卡尔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又被学校推荐到一所著名大学就读。就在卡尔将要离开学校的时候，英格丽老师带领所有的学生来欢送他。

    那天，英格丽老师对大家说，今天，有一个礼物想送你们。所有的学生，包括卡尔在内，都兴奋不已。

    英格丽老师带领大家走出学校，来到小镇的一个小工厂。参观过工厂的产品陈列室后，大家才明白，那是一家专门生产各种奖杯的工厂。

    英格丽老师带着孩子们站在外面，指着工作间里一位背对着他们正在做工的中年妇女，对孩子们讲：从前，有一位母亲，为了自己的孩子能够出人头地，她带他离开家乡，把他送到一个小镇最好的中学学习。为了维持家里巨额的开销，她不得不每天干三四份工作，直到夜里很晚才能休息。可他的儿子并不知道这些，也不体谅她的辛苦，他每天在学校打架、逃课，无恶不作。母亲为了激励他的儿子改掉恶习，每天又增加了一份工作，就是到这家工厂打工。而她每天唯一的报酬，就是从工厂里带回一个奖杯，让老师奖励给她的儿子。

    说到这里的时候，所有的孩子都开始对这位母亲肃然起敬。英格丽老师转身，用最为温和的目光盯着卡尔，卡尔却早已泪流满面。

(选自《中国微型小说百年经典》，有删改)

六元抗币

卢群

    望着漫天飘舞的雪花，秀梅的肩头拧成了疙瘩。

    进入腊月后，大成的哮喘越发严重了，喉咙里呼噜呼噜的像拉风箱，每呼吸一次，胸口就重重地起伏一 次。尤其是冷天，病情越发严重，坐也不是，躺也不是，凄厉的哮喘，三里外都听得见。

秀梅咬了咬牙，再一次牵起了小锁。

    “你，你干吗去? ”大成支起身子紧张地问。

“还是送人吧，胡先生心善，家境又好，孩子到了那里，会有好日子过的。”

“跟你说过多少遍了，咱一家人，活要活在一起，死也要死在一起！”大成一着急，又剧烈地喘起来。

    “可你的病……”

“死不了，你把草药再熬一下，喝了药出身汗就好了，咳，咳，咳……”话未说完，大成就又咳又端地蜷成一团。

    “你别急，我听你的，这就熬药去。”

转过身子，秀梅的泪哗哗地流。去年秋收时，大成还像个壮牛似的，三百来斤的担子搁肩上健步如飞，五百多斤的碾子能举过头顶。锥料想，一场百年不遇的洪水，不仅冲毁了自家的草房，还冲垮了大成的身体。为了保住何老财三进三出的四合院子，大成在冰冷的洪水中奋战了两天两夜。结果何老财的院子保住了，大成却患上了重疾，咳嗽声惊天动地，高烧发到四十多度。后经郎中救治，烧虽然退了 ，哮喘仍如影随形，日益加重，好端端的壮汉子，转眼成了病秧子。何老财见大成再无油水可榨，就以看草荡的两间破棚子为工钱，将大成打发了事。如今一家老少五张嘴，还有大成的看病费用，全靠秀梅替人缝缝补补挣点小钱。这点钱别说看病，肚子都填不饱。没办法，秀梅只好挖些甘草、洋金花、麻黄根等药草回来，给大成煎服下去。由于治疗跟不上，大成的病已发展成肺气肿。郎中说，中药压不住了，得看西医，用抗生素。

那天，秀梅正在医院门前徘徊，开私塾的胡先生将她拉到一边轻声说：“锁他娘，大成的病不能再拖了，你看这样可好，你把小锁过继给我，我出钱给大成看病。你放心，我没有孩子，会把小锁当亲生儿子待的。”

    秀梅一听魂飞槐散，然而静下心来想想，胡先生的话没有错，大成不能再耽搁了，家不可一日无主啊。 可是当她把想法一说，大成就恼了，怎么解释都没用。眼见着丈夫一天天衰弱下来，秀梅急得满嘴起泡。

    “老乡，能借你家的锅烧饭吗?”

正痛苦着，耳边传来轻轻地询问。秀梅抬头一看，是新四军战士，为首的是位女同志，20多岁穿着军装，打着绑腿，剪着齐耳短发。

“快，快请进。”秀梅连忙站起身。在这之前，秀梅就已知道，新四军是来打鬼子的，是老百姓自己的队伍。

    “大成，新四军来了！ 一进门，秀梅就兴奋地嚷起来。

“是吗？快，快请同志们坐坐！”大成精神一振，病痛立时减轻许多。战士们一放下行李，就忙着担水、扫地、抹桌子，亲热得跟一家人似的。

秀梅将锅子又细细洗了一遍，才添上水烧起来。为首的那位女同志解开背包，从小布包里倒出大半碗玉米面。三个孩子立刻围过来，小眼睛铜铃似的瞪着，喉咙里咕噜咕噜地直咽口水。女同志见状又倒出一些面粉来。不一会儿，粥煮好了，女同志先给三个孩子各盛了一碗粥，第四碗粥则给了床上的大成。大成再三推托，女同志说：“咱们都是穷苦人，天下穷人是一家，一家人还客气啥？”大成问：“大姐，你腰里有盒子枪，一定是个官吧?"女同志笑道：“在革命的队伍里，大家都是同志，我姓张，你就喊我张同志吧。”言语间，屋外雪花稠密起来。秀梅连忙走出门，把张同志的马牵到屋檐背风的地方。扣好缰绳，张同志也跟了出来。张同志问：“大姐，大哥得的什么病？“他，他……”秀梅一下子哭出声来。听着秀梅的哭诉，张同志也落下了泪。

    翌日凌晨，秀梅想给马喂点草料，却发现张同志他们已出发了，破烂的桌子上留着一只口袋，打开一看，玉米面。袋子旁还有张六元面值的抗币，显然是给大成治病的。

雪已悄然停止，一行脚印，沿着朝霞升起的东方蜿蜓而去。望着坚实的足印，秀梅流下了满眼的泪水。后来，秀梅和大成也参加了革命，并打听到救他们性命的张同志叫张茜，是陈毅军长的夫人。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