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心

陈敏

   大学毕业那年，我心血来潮，就和竹心一起报名参加了赴西北贫困山区支教的志愿团。就在我们即将赴任的前一天晚上，竹心却接到了母亲病重的长途电话。我是第一次知道竹心的寡母多年来一直患有半身不遂，常年靠竹心的舅父照顾日常生活。其实平日在校园里我们时常擦肩而过，彼此打招呼的次数却很少。这次只是因为共同的热情我们才要走到一起，所以便开始留意起了竹心。我发现竹心是一个不拘言笑的人，她说话的声音很轻，白皙而冷静的面庞架着一副眼镜，镜片后面的眼睛有股深邃的光芒透出。竹心支援山区教育事业的序幕还没有拉开就要划上一个休止符，我不禁替她惋惜起来。

   我背起行囊独自踏上了征程。

   长途汽车在宽阔的马路上呼啸了几个小时以后便开始在崎岖的山路上艰难地盘旋起来，它颠簸着，摇晃着，喘着粗气，像一个患哮喘病的老人。一路上完全看不见我想象中的山水田园和参天大树；甚至看不到野草野花和牛羊的影迹。我只看见光秃秃的、馒头一样的黄土包一个挨着一个，身后卷起大团大团的黄色尘雾。天是黄的，地是黄的，甚至每个人的脸也变成了土黄色。我感觉要晕车了，并很快昏天黑地地发作起来。

   接近黄昏时，颠簸的车辆终于停了下来。我将要发光发热的地方——东卧牛乡到了。我下车和前来迎接我的乡长同志握手寒暄。乡长扛着我的行李带我走了很长一段路，还向我介绍了学校里的一些情况。他说：学校三个年级总共有九十来个学生，可教师只有三个，且都是当地人，水平不怎么高，凑合着能把学生管住就行。乡长还说教育组下达所开设的科目都开不了，还说像我这么高水平的人应该尽量多代几门课。乡长指着前面说：“看，那就是学校。”

   学校不大，也很旧，倒是被打扫过了。夜幕降临了，学生都打出了自制的红灯笼来欢迎我，灯笼在黄土包上忽明忽暗，像空旷的天空上寂寞的星星。

   一个上了年纪的男人把我领进一间很小的土屋说：“这是你住的地方，我去了好几家才搜集到了一点白面，给你蒸了这篮子馒头，够你吃一个星期了。”他又指着蹲在墙角的一口大瓮说：“我还让娃娃们给你攒了些水，这里吃水不方便，要走好几里地才有水井呢，你就省着点用。你早点歇，明天还要上课呢。”说完后两个人都走了。

   我回过头来，看了看“床”：两只摇晃的凳子上架着四块歪歪斜斜的木板，一坐上去就发出刺耳的嘎吱声，仿佛要拒我于千里之外。一颗滚烫的心顿时掉进了一盆冰凉的水中，两滴眼泪禁不住地滑到腮边。我正琢磨着怎么来铺这个床时，门外响起了敲门声。“老师，是我。”我开了门，一个小女孩走了进来，手里提着一个小木盆。她说：“我叫刘妞妞，王主任让我给你送个木盆，让您晚上起夜时用。”我问王主任是谁，刘妞妞说就是刚才给您送馒头的那个人，他是乡教育组的领导。刘妞妞还说：“王主任说前几个从省城来的大学生老师都是被饿跑的，他怕您也被饿跑了，所以就找来白面给您蒸了馒头。”刘妞妞看着我问：“老师，有了这篮馒头您不会被饿跑吧？”刘妞妞临走时再三叮咛我：“老师，黑来起夜千万不能出门，外面害怕怕。”我的眼泪又一次掉了下来。我翻看那篮子白馒头，这是怎样的一篮馒头啊，又黄又硬，和这里的黄土包不差两样。如豆的灯光下我做出了果断的决定：赶快离开，这里简直不是人呆的地方。

   第二天，天刚麻麻亮，我就收拾回城，我用学生为我准备的混黄的瓮水洗了把脸，就匆匆地出发了。我赶到车站，发现乡长和那个王主任早已来到车站了。乡长看了我一眼，干巴巴地说：“我知道你会走的。”我似乎是拿鼻子笑了一下后，就头也没回地登上了开往省城的长途客车。

   我又回到了校园。通过半年的努力，考取了我一直崇拜的尤教授的研究生。三年后又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并留校任教。

   在匆匆流逝的时光中，我忙于学习，忙于工作，忙于职称，忙于爱情，忙于房子，忙于孩子。像一条穿梭于城市海洋中的鱼。

   又一个新学期开始了。我接了一个新生班级的课。这天，我郑重地走上讲台。我兴致勃勃地做了自我介绍，然后再让学生做，我要熟悉这些来自天南地北的学生。轮到最后一排的最后一位女学生了。她笑吟吟地站起来说：“白老师，事实上我们在六年前就已相识了。您还给我当过一夜老师呢！我叫刘妞妞，来自甘肃阴山县的东卧牛乡。我们家乡的变化可大了。现在已经通了电，接了自来水，还办了一个希望中学……

   我的脑子有些混乱，脱口问了句：“你的老师是谁？”

   “竹心，她说她认识您；她现在是我们那个中学的校长。”

   “竹心！”我无意识地重复了一句。我觉得有一团火开始从我的耳根燃烧，一直燃烧到面部，又燃烧到了每一根发梢上。

童年与蚂蚁

王富仁

    恐怕每个人的童年都会与蚂蚁有很密切的关系，我也一样．

    蚂蚁在中国的名声很好。很小的时候，大人们便给我们讲蚂蚁如何勤劳，如何有恒心，待到上了小学，老师则告诉我们蚂蚁有如何严密的组织性和纪律性。言下之意都是让我们像蚂蚁们学习。好好劳动，遵守纪律，老老实实，任劳任怨，像蚂蚁一般做人。但奇怪的是，大人们让我们知道蚂蚁有这许多的优点，却似乎并不特别教育我们如何爱美衣，。他们自己似乎也并不特别喜爱他们，因为常见他们随意践踏和毁坏蚂蚁的生命。到了像我一样的儿童身上，蚂蚁的命运可就更惨了。儿童年龄小，力气小，略微大一点的动物都不易去虐待，只有蚂蚁，毫无反抗的能力，是儿童们可以虐待取乐的对象。

    我也是常好虐待蚂蚁的一个，其手段之恶辣，计谋之狡诈，现在想起来真令自己毛骨悚然，心惊胆战。夏天天热，没处好玩，有时就在大树底下拍蚂蚁取乐。看到一个大蚂蚁窝，便趴在地上，瞪大眼睛，两眼死死的盯住洞口，见有蚂蚁从洞里爬出来，便用手指头一按，把它搦死在洞口。从外面往窝里爬的，我那时是不搦的，似乎觉得它们理应老老实实呆在自己的窝里，爬出来便是犯法，我搦死它们是理所应当的。至于它们呆在窝儿里吃什么，是不是会亡族灭种，我那时是不及想的，似乎那是蚂蚁自己的事，与我没有关系。有时候，大概出于一种恶毒的动机，还把尿溺在蚂蚁堆，其意不仅仅在于淹死它们，还在于企图臭死它们，毒死他们，因为我认为它们也会像人一样，怕尿之臭和毒的。但这个方法似乎并不灵验。常见它们浑身被尿淋湿之后，仍然爬着到处去寻食，像是毫不为意似的。这反而使我恼怒，好像蚂蚁的这种态度是对我的有意的侮慢。这种心理，大概一些成年人也是有的。这时候，我是对蚂蚁毫不留情的。一定要以加倍的力量，去用脚踩、用手搦，把他们碎为齑粉而后罢。用水灌蚂蚁窝也是我喜欢干的事儿。把水一碗的灌下去希望看到它们从窝里仓皇地爬出来，成群结队的外出逃荒。在这时，又似乎觉得它们老老实实的待着窝里是不应该的，与搦蚂蚁的心情大不相同了。

    以上种种乐大蚂蚁的方法，尽管当时做的很认真，但心里并不感到有多大的乐趣。真正让我体验到虐待蚂蚁的乐趣，是在我有了一颗樟脑球之后。

    在那时的农村，樟脑球是很少见的。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从什么人手里，第一次得到了一颗樟脑球，并且学会了用它戏弄蚂蚁的方法。

    我们把樟脑球叫做臭球，蚂蚁是惧怕它的臭味的。闻到它的臭味，蚂蚁便不再往前爬。如果用臭球在蚂蚁周围画一个圆圈，蚂蚁便只好在圈内打转，怎么也不敢爬出去，直至臭球的臭味消失，他才有可能逃出这个圆圈。但在这时你又可以画一个新的圆圈，让蚂蚁继续在圈里打转。这种戏弄蚂蚁的方法，要比其他的方法好的多了。好就好在你不必费心劳力，只轻轻地在地上划一次，便可以趴在地上看个半天。在这时，你有充足的时间和精力，可以完全进入一种超脱的心境，仔细的品味和欣赏蚂蚁在困境中的窘态。你在其中获得一种美的享受，而对于蚂蚁又不必有负疚的心情。

    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和人生体验的增加，我对这种以艺术的心境欣赏蚂蚁的痛苦的方法有了新的感受。虽然我儿时虐杀蚂蚁，并没有明显的恶意，充其量只不过是一种恶作剧而已，但从蚂蚁一方着想，却同样是惨绝人寰的。我常想，假如我是一只蚂蚁，在我刚刚爬出来觅食的时候，忽然有一个手指，在我来不及思考的时候，就搦死了我，虽然不能称之为幸福，但到底也没有感觉到就死的悲哀；而若有人在我周围用樟脑球画一个圆圈，自己总以为有爬出去的希望，可是实际上是根本没有任何希望的。这样爬呀爬呀，不断希望着可又不断失望，心灵像落在一架搅拌机中，慢慢的被搅碎、轧烂，这该是何等的痛苦啊！

    尽管对于蚂蚁这样的弱者，你同情与它，它也不知；而对摧残它的，它也是照例不知痛恨。然而，这似乎不能作为强者自我开脱的理由。

大美临海

舒婷

    曾经慕名到过江浙那些个古镇古城，见惯了小桥人家的水乡模式，慢慢倦了与游人摩肩接踵，好像再无新意。听说繁华的杭州湾附近有一个叫临海的安静小城，其地形地貌丰富多变；人文积淀深不可测；还说那里的地方小吃独冠一方呢。网上一搜，果然名目繁多：霉菜干麦饼、乌饭麻糍、羊脚蹄、梅花糕……哎呀呀，许多东西闻所未闻，让人馋虫乱窜。

    都说江南最好的季节是阳春三月，还有大半年的时间怎么等得了，于是炎炎盛夏我已经站在临海市的紫阳古街，极不雅观地手捧刚起锅的“蛋清羊尾”，热腾腾软酥酥香喷喷，唇齿来不及盘点个中真谛，嗓子眼已经彻底没收了。深知午餐还有许多美味佳肴列队伺候，往嘴上贴了封条。否则就想守着油锅不走，吹着气卷着舌，吃个淋漓痛快。这道“蛋清羊尾”内馅是豆沙，以蛋清搅拌麦粉为皮，再裹以网油下锅，保持羊尾的蓬松形状。其工艺复杂考究，已具有1400多年历史。我虽猫在一旁揣摩半天，仍不得要领。

    紫阳古街南北走向，长不过1080米，宽约四五米，两旁木结构民房多为明清遗风。楼下前店后坊，楼上居家，抬头见一青衫老太身子探出木棂窗，在熙熙攘攘的行人头顶上，挂晾衣物。这日有圩，四乡农民汇集，就地摆出些土特产，有海鲜有河鱼有瓜果，还有水灵灵嫩生生的野菜。我弯腰捡起一小捆蕨芽，试着与跨坐在扁挑上的白眉老汉讨价还价。老汉端的淳朴善良，居然轻松成交，还添了一枝后院种的琼花送我，说可以炖汤养颜。

    沿街的小手工作坊也都开张起来：乐器铺里，洞箫、板胡、古筝等自恃身份，只作壁上观，唯笛子婉转试音如泣如诉；竹器店里那久违的老藤椅让你坐下就不想起来，腰背都在依恋着，可惜不好携带啊；茶馆里的说书声泡在青瓷盖碗里，清亮亮绿茵茵，拂之不去；而各色麦饼、松糕、马蹄酥什么的，半遮半掩在纱罩里，千呼万唤，要想硬起心肠不理睬，真难！

    古镇的核心本来就是古街，古街的文化精神渗透在临海人的日子里。闲时读些圣贤书，撰写几副楹联，使几笔书法，懂一点丹青，在临海根本不算什么，可谓“满地皆夫子，处处读书人”。连临海人的姓名对我都是个考验。比如文联主席的名字叫陈引奭，你说这个奭（shì）怎么读？不许读成“爽”噢！

    陈引奭同志最自豪的当然是临海的古长城。号称“江南八达岭”的古长城盘亘在北固山上，俯瞰灵江，煞为壮观，是临海市巍峨高耸的天然广告，远远就一目了然。这城墙自从晋代开建以来，已有1600余年，迭经唐、宋、元、明、清等朝代，不断修筑增扩，其主体部分一直保存到今天。

    现在用脚可以亲近的城墙约5公里。从揽胜门进入时，我还兴致盎然。砖是宋砖，青苔下依稀可见“台州府城墙”字样。瓮城成弧形，马面迎水，据说是戚继光抗击倭寇时的创建，御敌、防洪两用。走到好汉坡，我的脚力不行了，以拍照为由，屡屡脱队四处游走。再说两旁古木蓊郁，藤萝如褛，清风徐徐，马樱丹花开得野趣横生，连狗尾巴草都有蛱蝶招惹，怎能不让人流连！再后来，我捶打着灌铅似的老腿老腰，不管陈引奭怎么游说，抵死不肯再上制高点的望天台。于是故意使赖，指头抠着斑驳的石阶质疑，说是后铺的水泥板，急得陈哥嘴唇抖索，结结巴巴地争辩，一再声明从小就在这些原装的旧石条上蹦跶。哈，这样诚恳纯良，却也是临海书生们的一大特色哪！

    古长城是临海一绝，是一张烫金的文化名片，且不要揣了它，就急着拔腿离开。小小临海市三面环山一面靠海，城内有“掬水月在手，着花香满衣”的东湖，城外有灵江、桐港两大水系滋养，其水土风情简直集旅游资源大全，要什么有什么，真真不可思议。

    我是生长在鼓浪屿岛的人，对海滩冲浪、探东矶岛、过乱礁洋，可能没有那么兴奋。但是，因为时间关系，没有去成江南大峡谷和九台沟，心里不免有些悻悻然。

    幸亏没有错过国家地质公园的桃江十三渚。山下600亩湿地，被桃江分割为十三块不规则的水渚，鳞次栉比，水光绿影，是此行最华丽的章节，不愧是“中国最美的田园风光”。

    往山谷深处走去，约两三百米，忽然讶异地发现，自己被包围在无数高低错落的多边形石柱之中。

    也许头顶就有一节石舂，看上去岌岌可危，让人不由自主要伸手去撑住它。其实它们已经这样纹丝不动凝固了千万年。

    而曾经，它们是如何惊天动地爆裂，火红的花蕊疯狂绽放，浓烟和灰烬瞬间遮蔽了____万年前的晴空和烈日，然后，再慢慢冷却成不朽的字符。我等凡人是破译不了这部天书的，倒是在石柱顶尖歇脚的天真鸟儿，有一声没一声地诵读。

    才知道这是中世纪火山岩遗址。

    回过头去，这些火山的枝蔓，仿佛从地壳里伸出僵直的千万只手指，在呼吁着什么，祈求着什么，预示着什么？

    临海的美，让人战栗。

（本文有删改）

穷人的专利权

狄更斯

    我的名字叫约输。学的是打铁的行当。打十九岁那年起，人家看见我没几根头发，就一直管我叫“老约翰”了。现时我已经五十六岁了，头发并不比上面提到的十九岁的时候多，可也不比那时候少，因此，这方面也就没有什么新的情况好说。

    我发明过一种螺丝，挣了二十镑钱，这笔钱我这会儿还在用。整整有二十年工夫，我都在断断续续地搞一样发明，边搞边改进。上一个圣诞节前夜十点钟，我终于完成了这个发明。完成之后，我喊我妻子也进来看一看。这时候，我跟我妻子站在机器模型旁边，眼泪簌簌地落到它身上。

    那是在差不多一年之前的圣诞节前夜十点钟完成的。我把凡是能节省下来的钱统统都用在模型上了。我想自己去申请专利。

    我的姻兄弟，西布罗密奇的乔治·贝雷临死的时候遗留给我的妻子、他的姊妹一百十八镑零十个先令的英格兰银行股票。我和我妻子一直还没有动用过这笔钱。我们俩都同意拿这个发明去申请专利。我的朋友威廉·布彻替我写了一封信给伦敦的汤姆斯·乔哀。我乘“四等车”上了伦敦，在汤姆斯·乔哀那里租了一间为期一个礼拜的房子。

    汤姆斯·乔哀说要申请专利，第一步得向维多利亚女王提交一份申请书。我在靠近司法院法官弄的桑扫普顿大楼里找到了一位推事，在他那儿提出了陈述书，付了十八便士。他叫我拿着陈述书和申请书到白厅的内务部去，把这两份东西留在那里请内务大臣签署，缴付了两镑两先令又六便士。六天后，大臣签好了字，又叫我拿到首席检察官公署去打一份调查报告。我照他说的去办了，缴付了四镑四先令。

    我临时住在汤姆斯·乔哀那里，租期已经延长了一个礼拜，这会儿五天又过去了。首席检察官写了一份所谓例行调查报告，打发我带着这份东西到内务部去。内务部根据它搞了个复本，他们把它叫做执照。为了这张执照，我付出了七镑十三先令六便士。这张执照又要送到女王面前去签署，女王签署完毕，再发还下来，内务大臣又签了一次。

    我现在已经在汤姆斯·乔哀那里住到了第三个礼拜了，费用挺大，我只好处处节俭过日子。我感到自己都有点泄气了。

    在林肯旅社的专利局里，他们替我的发明搞了一份“女王法令草案”的东西，还准备了一份“汉令提要”。就为这份东西，我付了五镑十先令六便士。专利局又正式誊写两份法令文本，一份送印章局，另一份送掌玺大臣衙门。这道手续下来，我付了一镑七先令六便士，外加印花税三镑。这个局里的誊写员誊写了女王法令准备送呈签署，我付了他一镑先令。再加印花税一镑十先令。接下来，我把女王法令再送到首席检察官那儿签署。我去取的时候，付了五镑多。拿回来后，又送给内务大臣。他再转呈女王。女王又签署了一次。这道手续我又付了七镑十六先令六便士。到现在，我呆在汤姆斯·乔哀那儿已经超过了一个月。我都不大有耐心了，钱袋也掏得差不多了。

    女王法令还得送到设在河滨大道上桑莫塞特公馆的印章局去——印花商店也在那里。印章局的书记搞了一份“供掌玺大臣签署的印章局法令”，我付了他四镑七先令。掌玺大臣的书记又准备了一份“供大法官签署的掌玺大臣法令”，我付给他四镑两先令。“掌玺法令”转到了办理专利的书记手里，誊写好后，我付了他五镑七先令八便士。在此同时，我又付了这件专利的印花税，一整笔三十镑。接着又缴了一笔“专利置匣费”，共九镑零七便士。各位，同样置办专利的匣子，要是到汤姆斯·乔哀那里，他只要收取十八个便士。接着，我缴付了两镑两先令的“大法官财务助理费”。再接下来，我又缴了七镑十三先令的“保管文件夹书记费”。再接着，缴付了十先令的“保管文件夹协理书记费”。再接下来，又重新给大法官付了一镑十一先令六便士。最后，还缴付了十先令六便士的“掌玺大臣助理及封烫火漆助理费”。到这时，我已经在汤姆斯·乔哀那里呆了六个礼拜了。这件得顺利通过的发明已经花掉了我九十六镑七先令十八便士。这还仅仅在国内有效。要是带出联合王国的境界，我就要再花上三百镑。

（陈才宇译 有删改）

最后一个目标

周国华

    电话响起，霍克医生拿起话筒接听，目光钉子般钉在桌上的笔记本上。

    挂了电话后，医生左手握了握拳，右手拿起笔，在笔记本上用力写下了“293”三个数字，眯起眼看了很久，才点了点头：好，全了，刚好，感谢上帝。

    手术室内，护士们忙碌地准备着。医生消了毒，把大家叫到一起，鞠了个躬：今天的手术对我很重要，拜托各位了。众人愣了愣后，齐声道：一定。

    十多分钟后，遇车祸的年轻人被送了进来。大家看了看，都低下了头。——瞳孔放大，呼吸停止……很明显，病人已经死亡！

    有人想为年轻人盖上白布，霍克医生摆摆手，手持两块电极板，为他做电击除颤，几次下来，毫无起色。助手劝道：没用了。霍克医生一瞪眼：谁说的？！

    助手一惊。印象中，医生话不多，尽管刻板了点，但从不冲人发火。

    医生放下工具，用双手为病人胸外按压。十几分钟过去，医生额头的汗水被擦拭了好几次，可年轻人依然没有血压。

    看着老人手术帽外露出的白发，所有人的眼睛都湿润了。医生在小镇的这家医院工作几十年了，从未发生过医疗事故。曾经有大医院想高薪聘他，他没去，说等完成自己的一个心愿后再说。至于是什么心愿，他从未对人提起过。

    助手抢过医生手里的活，大家轮流为年轻人除颤按压。半个多小时后，医生无奈地摆摆手：都尽力了，谢谢。

    医生解下口罩，眼眸中满是无奈和哀伤。

    上帝啊，医生明天就要退休，为什么要对他如此残酷？众人默默叹息。

    医生走出手术室，步履沉重而迟缓。回到办公室，他取出笔记本，沉思良久，找来红笔将刚才写的那三个数字圈住，随后缓缓写下几个字。

    窗外，一只苍鹰无精打采地飞向不远处的丛林，头也不回。

    那片丛林，医生再熟悉不过。那儿，埋葬着小镇的英雄弗兰克上校。

    战争刚开始时，弗兰克的未婚妻死于入侵者的炮弹下。弗兰克医生放下手术刀，扛起了钢枪。历经数百场大小战役后，他成了令敌军胆寒的将领。侵略者一宣布投降，上校就捧着鲜花去告慰心上人，却被敌军卑鄙的狙击手夺走了生命。

    弗兰克情侣安葬在小溪边，溪水清澈，长流不息。医生很喜欢去那边散散步，拔拔坟头的杂草，或静静地坐上一会儿。

    退休后的第三年，医生躺在养老院里，再也无法下地。得知消息后，小镇几乎所有的人都赶来探望他，并劝他用药。医生淡淡地说：我的病，自己清楚，没必要浪费，这是上帝的安排。

    医生的固执惊动了镇长。镇长亲自上门了解情况。在战后缺医少药的年代，医生主动来到这个不起眼的小镇。几十年来，医治病人就好像是他生活的全部内容。可当小镇想回报他时，他却拒绝了。人们突然间想起，甚至于他来自何方，也没一个人知道。医生对镇长说了很多，语调平静。走时，镇长心事重重。

    没过几天，医生去世了。

    医生的墓地选在一片树林里，和弗兰克情侣相距三百余米。在他标记的地方，人们挖出了一把锈迹斑斑的狙击枪。镇长派人把枪送到弗兰克上校纪念馆里。

    医生的胸前.放着一张发黄的旧报纸，还有一本笔记本。旧报纸上，详细记述了弗兰克上校的牺牲经过。笔记本上，则记录着一长串数字和名字，那些都是医生从死亡线上救回来的重病患者，总共有292个。而第293个，竟赫然写着一个人的名字。

    哈斯勒！当年打冷枪的，正是敌军王牌狙击手、号称“丛林之鹰”的哈斯勒！战争中，有293人死在他枪下，其中大多数是指挥官、反坦克手和机枪手。

    这“幽灵”谁也没见过，也没有他的照片，战后不知所踪。

    墓碑上，刻着“霍克医生之墓”几个大字，这是全镇人的意见。唯有这一点，他们没有遵从医生的遗愿。

（选自《2018年中国小小说精选》，有删改）

绿窗

刘白羽

    今年，我书房的北窗上一片碧绿，愈到秋天绿色愈浓，现在简直成了一个可爱的碧绿世界。在一日繁忙之后，我常常站在窗前，看着那豆蔓瓜藤，绿叶扶疏，清风微拂，充满生意。这时，我记起泰戈尔《吉檀迦利》中的一句诗：“我衷心欢畅，吹过的风带着清香。”

    但，这种欢畅每每使我回想到春天。随着冰雪的消融，地皮潮得黑糊糊的，泛着一种泥土的气息。又过了一些时日，太阳光发烫了。我窗外的这片小园中，充满一种劳动的音乐声响。铁锹锵锵响，孩子们欢喜地叫喊着，迈着小腿奔跑着……今年比往年还热闹。我记得当人们把种子撒在泥土里时，同时撒下了多少希望与多少幻想呵!而后，我在昼长人静之时，似已习以为常，总要从窗内看一看，看嫩芽是否已经突破地面。那时，我总看到一个孩子——就是下种时，沾了两手泥巴、闪着笑嘻嘻面孔的那个孩子，独自蹲在那儿。他有时甚至用手指挖掘土壤，好像想使一把劲儿，让茁壮的嫩芽快快成长。

日子一天天过去了，可是我的窗外还是一片荒凉。因为春早，植物虽然发了芽、吐了叶，尽管孩子们经常灌溉，但总是病恹恹地显得有点黄瘦。那时，那个孩子的漆黑的眼珠里露出一种怎样焦虑的神色呀!这是大人才有的失望与担忧。我从窗里望着他，他蹲在那儿看着那些可怜的植物，我感到一种难堪的寂寞。后来，有一阵，我突然陷于忙碌的会议生活之中，连桌面上的书报文件都堆得像个小山，自然也就把小园中的事情忘掉了。窗玻璃上还是亮光光的，一丝绿意也没有。天气却不知不觉炎热起来，夏天就这样来到了。一个闷热的星期天中午，我打开玻璃窗，希望从铁窗纱外透入一点凉意。我从书架上顺手取了达尔文的《人类和动物的表情》坐在窗下翻阅，渐渐地，我就沉醉于这奇妙无比的叙述之中了。我觉得达尔文是一个科学家，也是一个诗人，特别是谈到在各种不同情况下，由于幸福或悲哀怎样激发出眼泪，他引了荷马的《奥德赛》中描写奥德修斯回国，他的儿子忒勒马克斯怎样“站起身来，带着眼泪贴近在他父亲的胸膛上”，他的妻子珀涅罗珀怎样“从她的眼睑上流下滚滚的泪珠，她站起来扑向自己的丈夫”……这时，忽然一阵簌簌簌簌的声音响起，我还没有分辨清楚是什么声响，但一种模糊的清凉的快感已充溢在我的心间。我向窗外看时，才发现是雨点落在肥大的嫩叶上，“扑嘟——扑嘟”地发响呢!我欢喜极了。原来在我不注意时，种植的瓜豆已经长大了，那瓜藤似向我表达欢欣，把淡绿色的须蔓轻轻伸到窗纱上摇荡。这时，乌云滚滚，凉风习习。而后多雨的季节便到来了。农民有一句生动的话，说：庄稼在迎风长着呢。不久，我的窗上便为绿阴所遮满了。不过，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看到那一双孩子的黑溜溜的眼睛，也许他在植物艰难生长时才最关心，现在可能已经把兴趣转移到湖边，去钓鱼了吧?

谁知从这小小的碧绿的浓阴的世界里，我却发现了一个新的奇异现象。问题出在那许多株向日葵身上。靠院落北边朝阳之处的几株，长得一人高便展开了金黄灿烂的花瓣，可是靠院落南边，我窗外的十几株却不开花，只是一味地向上，向上。特别是其中一株，似乎“得天独厚”，茎子长得竞有茶杯粗细，叶子也像蒲扇一般肥大，让你感到它身子里充溢了碧绿的生命汁液，只是总不开花。于是，这又吸引我每天来注意了。尽管会议生活占去许多时间，但出去或回来时，总得瞥上一眼。也许这株向日葵自有它的凌云壮志吧!渐渐我的眼界为屋檐所限，看它时似乎在一棵大树下，只感到碧绿盈盈，而看不见树顶了。这时我忽然想到：它拼命钻天地长，是在竭力超出这南屋遮着的阴凉，超过屋檐去寻找太阳。于是，我打开窗门探身出去一看，果然在超出屋檐之后，这株向日葵的金黄花瓣怒放得简直像火焰一样，而花盘起码有一个面盆那样圆大。我惊喜极了。我知道它是在寻找阳光的过程中把自己生长得如此茁壮，如此高大。而今我的窗上依然一片浓绿，但你细看时，这株有凌霄之志的向日葵的叶子有点发黑，而低垂的花盘已经结满了棕色的葵花籽，一切沉甸甸的，成熟了。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