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流异邦的古代中国人

    如果不把商亡后箕子东奔朝鲜的传说以及对“徐福东渡”结局的猜测算在内，今天可以确切地指出最早漂流到今中国境外的我们的先人，就应当是西汉前期活动在“大宛”国（在今中亚费尔干纳盆地）的“秦人”了。据《史记•大宛传》，当西汉军队围攻大宛的国度时，这些“秦人”在断绝了水源的围城之中帮助守军“穿井”。从司马迁在另一处提到为大宛等国“铸钱、器”的“汉使、亡卒降”来看，所谓“秦人”，很可能也是被匈奴俘掠、后来投奔大宛的西汉军人。其中最有名的自然是李陵。华北汉地社会中也有人被掳掠、甚至逃亡到匈奴政权下去从事农业生产的。后者成为迄今所知为改变个人生存的经济环境而出走异国的最早的人群，因为在那里他们受到的盘剥较轻。两汉时因国内政治斗争的失败而出奔匈奴者亦时见于记载。自东汉末年以来，日本也逐渐成为中国政治流亡者远走高飞的一方天地。

    随着隋唐统一帝国的建立，古代中国人寓居他国的活动呈现某种新格局。由于隋唐政权对突厥和中亚国家持续的军事活动，大批士卒流失在西域固属难免。禁止汉族居民出家为僧的法令废弛后，汉族僧团的大规模膨胀导致西行求法或东渡弘法的高僧大德人数激增。除沿着陆上丝绸之路向西推进的商贾之家，通过海路移居东南亚的“唐人”，由唐经宋而入元，也代不乏人。到了元朝，中国移民在南洋群岛已经相当多了。

    东南沿海的中国人向外移民，从晚明的1560年代起逐渐形成一个高潮。明政府在这时开放海禁，使私人出海贸易的规模急剧扩大。但由于明政府仍明令禁止移民海外，遂使出门在外多年的人不敢归国，实际上对移民潮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17世纪前后，吕宋马尼拉的华人已有两三万人。清前期为孤立东南抗清力量，重新实行海禁，并对出国归来的人处以死刑，但其收效仍与明末禁止移民海外的政策略同。鸦片战争前，东南亚的华人总数高达一百万人。在19世纪下半叶，中国人向海外移民的范围更扩大到北美。大批中国人被当作“苦力”运送到美国，在西海岸为洋人开矿修路。

    明清两朝政府长期抱持敌视海外华人的立场，把他们当作化外“弃民”，视之为“无赖之徒”。海外华人在羁留地区遭遇暴虐或不公正待遇，“天朝”往往置若罔闻。直到清末，这样的政策才获得基本的调整。“华侨”的概念于是进入中国的政治文化。从光绪十九年（1893）“除华侨海禁”，到此后在各地设立领事馆，清政府终于对保护海外侨民的正当利益渐有意识。但在西方民族主义思潮的狂澜冲击之下，“满洲”政权的合法性已经无可挽救，海外的华侨成为推翻清统治的一种重要力量。

（摘编自姚大力《读史的智慧》）

中国社会文化中的世故

朱鸿召

    在中国，不懂世故，难以成事；太懂世故，难成大事。

    世故与人情相伴而生，依傍而存。人情很温暖，很圜涧，世故却很冷漠，很丑陋，甚至很丑恶。世故不登大雅之堂，却在中国人的生活中无处不在，无孔不入。

    世故是中国人的处世经验，源于人间时事之变迁，人生命运之浮沉，变迁中有利益得失，浮沉中有生命荣枯，趋利避害，尚荣弃枯，所谓会做人，会处事，八面玲珑，什么人都不得罪。这种经验，往往是语言文字所不可企及的。

    先秦诸子中，孔子尚礼倡仁，以恢复周礼，重振纲常伦理为己任，知其不可而为之，尽管靠开门授徒的学费收入，小日子过得挺滋润，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但当时就发现生活中存在一种左右逢源者，谓之“乡愿”。他痛斥“乡愿，德之贼也”，实际上是无可奈何，为人情世故所困扰。孟子主张性本善，倡导仁义礼智，颇有大义灭亲之慨，遭到以滑稽善辩著称的淳于髡的责难，如果嫂子落水怎么办？回答是，可以救助，是为权，权衡轻重，权宜之计，变通之策。在人情面前，原则让出了局部空间。放眼望去，儒家认为人性本善，法家认为人性本恶，都留下了人性的一角缺失，从而为人情世故留存了滋生蔓延的缝隙和空间。老子、韩非与兵家一脉相承，直接建立在对人心人性的琢磨开掘之上，具有某种形而上的精神气质。从各种兵法，到三十六计，只要能够战胜对手，什么都可以作为手段，什么手段都可以使用，人情世故无所不用其极。流风遗韵，刀光剑影之外，还有《菜根谭》《增广贤文》，传授的都是历久弥新的为人处事的世故经验、人情技巧和潜规则。

    世故是人治社会的生存策略，是专制集权环境下的人生智慧。最严格的体制，最缜密的制度只要是人治社会环境，在执行过程中就可能被人情所浸润，所腐蚀。因为哪怕是一个人处于制度之上，可以不受制度约束，这个人便无可避免地要遭遇到人情的簇拥和侵扰。陈陈相因，上行下效，每个人都成了多米诺骨牌效应的参与者和受害者。什么卑躬屈膝，摇尾乞怜；什么奴才嘴脸，阿Q精神；什么多年的媳妇熬成了婆，比恶婆还凶狠，等等，都是世故里的众生相。诚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种道德理想主义可以很崇高，但难免腐败，因为人情世故是一柄犀利的双刃剑。

    更严重更复杂的问题是，我们世世代代不断传习操持着人情世故，甚至在私下里羡慕着深谙此道者，却在庙堂高处或高头讲章中，极力回避之，甚至鄙弃之。所以，在古代汉语语境中的世故，是四处丛生的野草，在每个王朝的早春时节，草色遥看近却无，随着季节的更替，这草色逐渐蓬勃茂盛，终成燎原之势。尔后，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节选自《家园里的世故和风流》）

    南宋诗人陆游在《示子遹》一诗中谆谆告诫其子曰：“我初学诗日，但欲工藻绘，中年始少悟，渐若窥宏大。怪奇亦间出，如石漱湍濑。数仞李杜墙，常恨欠领会。元白才倚门，温李真自郐^①。正令^②笔扛鼎，亦未造三昧。诗为六艺一，岂用资狡狯？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他自言年轻时写诗，只知在辞藻、技巧上下功夫，到了中年才领悟到，诗为六艺之一，肩负着治国安邦之使命，岂可等同于文字游戏？如果要立志做个诗人，那就务必懂得，声韵偶对、字斟句酌只是雕虫小技，仅仅在这上面劳心费神、花样翻新，是因小失大、本末倒置，重要的是要在“诗外”——即在“道”上下功夫。

    那么，艺术创作之“道”，当如何体察、如何感悟？

    “道”蕴藏于广阔的社会生活。要深入体察民生民情，努力开阅视野与胸襟。胸中有丘壑，下笔才能满纸云烟，作品才会有深刻的内涵，字里行间才会洋溢着蓬勃的生命力。“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生活，是创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头活水”。有了它，才情方能如“万斜泉涌，不择地而出”。一代有一代之文艺，无论形式，还是内涵，都会随时代的发展而更新、嬗变，只有投身于时代洪流，真真切切地感受时代的风云变幻，体悟社会中的美与丑、清与浊、正与邪、真与伪，才能产生充沛、澎湃的激情，才能创作出有血有肉的动人篇章。“诗文随世运，无日不趋新。”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在当今这样一个阔步走向民族复兴的新时代，文艺工作者要成为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就要通过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艺作品，书写和记录人民的伟大实践、时代的进步要求，彰显信仰之美、崇高之美，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

    “道”蕴藏于博大精深的优秀文化遗产。要多读多学，从中汲取丰厚的营养。一切文学艺术都离不开孕育它的文化传统。歌德曾经说过：“每逢看到一位艺术大师，你总可以看出他汲取了前人的精华，正是这种精华培育出他的伟大。”一个人的品格和操守、修养与情怀、才思与识见，都离不开前人作品的潜移默化和启发。庄子曰：“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诸葛亮曰：“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杜甫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只有善于不断从前人留下的精神财富中汲取营养，才能强大自己的心灵、高尚自己的品格、丰沛自己的才情、敏锐自己的艺术感受力与表现力，才能在创作时，文思泉涌，得心应手，“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然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才能拥有一种“天马行空的大精神”，创造出与伟大时代相匹配的“大艺术”。

    文艺创作，离不开“技术”的训练，但更得益于“道”的体悟。

（节选自赵海菱《文艺的“技”与“道”》，《光明日报》2018年12月）

儒家传统与鲁迅的精神至上观

刘倩

    鲁迅的通过转变国人的思想意识，振兴疲弱的旧中国的理想，我们称之为“精神至上观”或“精神至上主义”。精神至上主义是鲁迅思想模式的一个特征，而这一思想特征的形成依据又主要与儒家文化传统有关。精神至上主义作为鲁迅的一种思想模式，它需要长期的环境、心理、知识的积累和思想的训练才能形成。就鲁迅的精神结构形成的历史文化语境而言，鲁迅从小受到的是正规的儒家文化的教育，他的最直接的文化环境是一个以儒家传统为信仰的正统家庭，鲁迅的精神结构在本质上是与儒家传统紧密传承的。鲁迅之所以被誉为“民族魂”，之所以在一个动荡的时代而没有成为昙花一现的思想者，之所以始终没有失去他的现实意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脚踏着丰厚的传统文化的历史积淀，自觉或不自觉地与民族传统保持着积极的联系。

    鲁迅的“个人”是指一种独立人格，而这种独立人格又是在个性精神的支撑下实现的，所以他才把民族振兴和民族文化重建的基本途径最终归结到“尊个性而张精神”上来。在鲁迅看来，个人化的思想是历史进化和社会解放的动力之源。他所强调的人的精神，不仅是一种民族解放和文化重建的历史需要，而且常常在他的历史文化评判中不声不响地成为某种价值标准。他所提倡的是与肯定个性精神和思想意识的重要地位合拍的文化价值，他所反对的一般也是否定和压制精神至上的历史观念和文化现象。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一生思想和作为虽也不断地变化，但始终没有放弃思想启蒙这个追求。

    鲁迅走上文艺的道路是出于他看准了文艺最善于改变人的精神。作为文艺家的鲁迅，也正是自觉用这样一种价值原则去选择文化和接受文化的选择。鲁迅批判政治和张扬文艺并非他真正的和最终的目的。他所急于实现的历史功能是人的精神的改变，即人的精神的独立。概而言之，从存在角度说，这种精神至上主义，在鲁迅的思维结构中是否是一种自觉，或者是在多大程度上的自觉十分复杂，但无可辩驳的是鲁迅的思维所触及的许多方面都体现出精神至上的思想倾向。同时精神至上主义在鲁迅一生的精神活动中，构成了某种反复和不断出现的现象，这说明精神至上主义已经成为鲁迅的分析范式。

    儒家思想的本质特征之一就是它的心学模式。心学模式在中国有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土壤，深入人心，具有极强的生命力。儒学的突出人的心智功能的思想倾向，实际上已经成为一种民族文化逻辑，这不仅表现在中国哲学和思想史中，在实际的历史行为里，人们也也从未忘记“民心”，忘记“人的因素”等，对人的精神的表达、理解和强调有时甚至有些过分。由于这种思想模式是以一种文化基因的形式在鲁迅的精神结构中加以延续的，因而他本人没有清醒地察觉或是干脆没有察觉也是十分正常的，我们却不能因此对鲁迅的思想模式与儒家心性之学的密切关系视而不见。

（选自《文学教育》，有删改）

枕上诗书闲处好

孙守名

    我抱着一摞书走下台阶，走出图书馆的时候，迎面走来一位熟识的学长。三两句寒暄后，他便指着刚与我擦肩而过的老者说，那位便是宋学大师刘乃昌先生。我颇为诧异，转过头去，只看到一个模糊的背影，灰呢子大衣，鸭舌帽，还有不疾不徐的步履。

    这大概是二十七八年前的事了。那时的刘乃昌先生早已是颇有名气的学问大家，专攻两宋文学，尤致力于李清照、苏轼、辛弃疾的研究。只可惜，造化弄人，我竟没能亲耳聆听过先生的教诲。对于刘乃昌先生，我是只闻其名而未识其人。

    第一次与先生接触是在一个春光融融的午后，我有些冒昧地轻轻地敲了三下门，然后双手交叉忐忑不安地立于楼梯旁，紧张兮兮地望着不断下楼行色匆匆的一些陌生老师。朋友筹划出一本有关中学诗文的课外读物，很想找一位全国知名诗词研究专家来写序文，自然就想到了先生。这样的事情最终落在我身上，义不容辞却又心中惶恐，担心先生会一口回绝。正当我大汗淋漓之时，门开处，温文尔雅的刘先生走了出来。先生将我让至家中，落座后，便仔细询问来访的缘由。待我语无伦次地讲明来意，先生竟满口答应，并约定一周为限。我转身告辞，温和的，满脸微笑着的刘先生一直将我送至楼下，才慢慢转身上楼。

    再后来，似乎熟识了许多。一周后，将取来的序言以快件方式寄出后，我长长舒了一口气，为这件事做得圆满而暗自庆幸。不料，第二天一大早，刘乃昌先生竟找到西联教室来，着急地告诉我需要更动的三处，其中一处竟是标点。我暗自吃惊，不禁为先生严谨的治学态度而肃然起敬。

    近年来，我顺着文学发展脉络写过几篇人物散文，几次想动笔描绘一下那位“和羞走，却把青梅嗅”的才女李清照，但又踌躇再三，总是无法落笔。个中原因，似乎很多。脑海深处，还是怕看到李清照“寻寻觅觅”的戚容，“凄凄惨惨”的眼神，如若不将心沉入无底的暗夜，沉入到巨大的国破家亡的苦痛中，要想靠近她，那是断然不可能的。于是我又翻捡出刘乃昌先生的研究文章，从中苦苦品味那位让有宋一代大放异彩的才女的人生轨迹。也许，我想，刘先生的笔下，这位有着悲剧命运的旷世女神比我写出来的还要鲜活。

    刘乃昌先生离开曲园转入山东大学文学院后，与我有过大概两次通信。其中一次是写毕业论文时，我先是选定了南宋词人辛弃疾，阅读了大量书籍后，感觉思路似有若无，断断续续，于是决定给刘先生写信。只是，刘先生的通信地址我是不清楚的，查阅了邮政编码后，冒昧写了封现在看来不知所云的信件，投入邮箱后，便苦苦等待起来。一周，两周，三周，再也等不得，只好转入现当代文学。待论文结构框架大致成形，先生的那封信却如雁般飞来，既惊喜，又苦涩，论文的事难以再向先生启齿，信也似乎不必再回。每每想到先生的鼓励之语，心里总是感到酸楚。

    刘乃昌先生已然作古，他的音容笑貌时时浮现在我眼前，思之让人悲哽。先生一世，为人低调。有关他的生平材料公开发表的少之又少，这位师承夏承焘的文学研究大家，对于名，对于利，如同浮云一般。他只知道研究、教学和笔耕不辍，即便是晚年身患阿尔兹海默症，唯一的记忆还是宋词。

    “谁把西风移画扇，淡了胭脂，冷了凝香腕”，宋词之美，美得让人心醉。重回青衫长袖、羽扇纶巾的古宋时代，思清新婉丽的晏几道，叹弱柳扶风的李清照，吟着哀愤的诗，听着古雅的曲，那是怎样的一种荡气回肠啊!无怪乎刘乃昌先生超凡脱俗，清古洒脱，那是他读透了宋词的精髓。

    因编辑各类图书，自然会引用到刘先生一些有关宋代文学的研究成果，内心时常感到愧疚不已。总想当面再次聆听他的教诲，又怕打扰先生晚年的清修生活。先生驾鹤，令人痛心。感恩之情，时时萦怀。

    想到李清照在《摊破浣溪沙》中的一句词，“枕上诗书闲处好”，破其意而解之，先生正是将诗书学问做到“闲处”，做到一种人生的大境界，所以他成了一位令世人景仰的宋代文学研究泰斗。

（摘编自《光明日报》2015年3月4日，有删改）

【注释】刘乃昌（1930-2015）：山东滕县人，原中国李清照辛弃疾学会会长、山东大学教授、词学家、宋代文学研究家。先后出版《辛弃疾论丛》《苏轼选集》《苏轼文学论集》《姜夔诗词选注》《宋词三百首新编》《晁氏琴趣外篇晁叔用词校注》等专著十余部。

    材料一：

    假如推选中国地名中的最美汉字，一定非“阳”字莫属。有人曾对现今省会、地级市和区县级地名进行统计，带“阳”字的地名多达117个。其中两个省会城市为贵阳、沈阳，地级市有岳阳、襄阳、南阳、资阳、辽阳、揭阳等19个，再小一级的阳字地名更多达96个。而且，这其中绝大多数都是“老古董”，有的甚至沉淀了几千年。

    古人扎堆起“阳”名，这其中有“阴”地不宜建城的原因，但更多是由于中国人喜“阳”不喜“阴”。例如山东的省会济南，在济水之南，但并不称“济阴”。又如古都开封，地处黄河南岸，并未取名“河阴”。

    即使是对那些带有“阳”字的地名，古人同样极为挑剔和讲究。最典型的是洛阳。洛阳是块风水宝地，北有邙山，南有洛水，双阳之地，山川形胜，历朝历代都是皇帝的心头好，而洛阳的名字也十分纠结。洛河古名雒水，所以战国时，被取名“雒阳”。雒从火。秦时，五行之说渐起，秦始皇按“五德终始”进行推理，认为秦代周，应为水德，因此改为洛阳。东汉光武帝刘秀定都洛阳，东汉尚火德，复名雒阳。三国时魏的德运为土，认为“水得土乃流，土得水而柔”，遂复改为洛阳。后世沿用至今。

    （摘编自堇青《一阴一阳之谓道》）

    材料二：

    近段时间以来，一部以“猜地名”为主要形式的电视节目，在民众中间引发了一场“全民猜地名”的热潮。专家表示，地名是社会交流交往的基础信息，也是重要文化载体。解读地名活动受到持续关注，为进一步弘扬传统文化，坚定社会大众文化自信提供了新的尝试。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六朝博物馆馆长胡阿祥认为，地名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密切相关，但许多人对它的认知停留在表面。“我一直认为，行走在地名里，就是走在历史里。比如，走在深圳的地名里，就是走在改革开放的历史里；走在南京的地名里，就是走在六朝古都2000多年时光长河里。”胡阿祥这样看待地名的含义。

    “目前，中国国家地名信息库共收集地名1200多万条。可以说，每一条都承载着历史的见证、文化的记忆、情感的寄托。”民政部区划地名司相关负责人说。

    该负责人表示，当前，民政部正在推进修订《地名管理条例》，拟对规范地名管理、保持地名稳定、保护地名文化等做出一系列新规定。“此次解读地名的兴起也将对规范地名管理、加强地名文化保护等工作产生促进作用。”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康震认为，解读地名热潮的基础是近年来学习传统文化兴趣的回归。他以“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中的地名“玉门关”为例指出，很多人知道玉门关这个地名，但有关东汉时期军事家班超与玉门关的故事却鲜为人知。“我们看似在解读地名，实际上是在解读地名背后的人、文化和生活，以及我们的情感。”康震说。

    （摘编自《从解读地名热看文化自信》，新华网2019年12月19日）

    材料三：

    12月9日，在察院弄机关宿舍大门边，靖江市竖起该市首块历史地名保护标志碑——“察院弄”。

    石碑上半部分采用汉白玉材质，底座则为花岗岩材质，石碑正面上半部分刻有“靖江市历史文化地名察院弄靖江市人民政府二〇一九年”等字样，背面的红色碑文介绍了“察院弄”地名的来历，并有“清代曾任户部侍郎郎中、绍兴知府的朱熙即居此巷”等信息。

    靖江市民政局地名办公室主任高峰介绍，该市首批共计18块历史地名保护标志碑将陆续竖立，包括白衣堂、戏鱼墩、弯腰沟、正东圩、旧志五桥、炮台圩、八圩渡口、范家石桥、礼士桥、小关、宋家市、盛家大厅、胜利街、朱大路、布市里、玉带河、巽河等。

    靖江市文化专家黄靖说，在城市化进程中，很多承载着历史信息的地名有的逐渐消失，有的因口口误传而被更改，竖立历史地名保护标志碑，可以将地名“凝固”下来，留住文化记忆，传承文化根脉，增添人文景观，寄托现代人的一份乡愁。

    据了解，2018年4月，靖江市政府确定并公布第一批靖江市历史地名保护名录，共50条。2019年6月，靖江市政府确定并公布第二批靖江市历史地名保护名录，共45条。对进入名录的95条地名，该市依据《江苏省地名管理条例》等有关法规和文件规定进行管理、保护和利用，在城市建设过程中将优先延续、保留和规范使用。对部分极具历史价值、文化底蕴的历史地名，采取设立保护标识的方式加以保护和宣传。

（摘编自《靖江竖起首块历史地名保护标志碑》，《泰州日报》2019年12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