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5G具有高速度、泛在网、低时延等特点，应用前景空前广阔。从理论上讲，5G网络速度将是4G的百倍甚至更多，未来5G网络的峰值甚至可达20Gb/s。这将给AR（增强现实）、VR（虚拟现实）游戏和电影的普及提供可能。目前，用手机在线玩VR游戏、看VR电影还比较困难，这主要是因为现在的4G网络达不到AR、VR技术所需的网速。这一问题将随着5G技术的广泛应用迎刃而解，未来，人们的移动娱乐生活将更加丰富精彩。

    在日常生活中，上班族常常会遇到这样的烦恼：乘坐地铁时，刚好客户打来微信电话，还没谈几句便因网络信号不佳而被迫中断。这种情况在电梯、卫生间、地下车库也时有发生。而5G技术的泛在网（广泛存在的网络）特点使网络无处不在，让用户“永不掉线”。正是由于5G基站是一种微基站，身量更小、分布更多，可以发出比4G信号塔更高密度的信号，因此解决了地下空间等区域信号盲点问题。

    除了高速度、泛在网的特点之外，5G的低时延更将给人们生活带来不可估量的影响。以远程医疗为例，今年4月3日，全国首例5G远程心脏微创手术在广东高州市人民医院取得成功。该手术由广东省人民医院郭惠明教授团队在广州“隔空”指导，高州医院何勇主任团队主刀实施。相距400公里，手术画面却几乎没有时延，身处广州的医学专家仿佛亲临现场。5G技术为优质医疗资源共享插上了翅膀，给病患带来福音；在无人驾驶方面，低时延的优势更加明显。如果信号传递慢，网络反应迟缓，系统指令下达出现延迟，就会造成不良后果，而5G技术对于时延的最低要求是1毫秒甚至更低，能够满足无人驾驶汽车、无人驾驶飞机的技术需求。   

     （摘编自张鹏禹《5G时代，将让你的生活更美好》（《人民日报·海外版 》 2019年04月10日）

    材料二：

    部分国家/地区的5G推进

（摘编自《全球5G发展数据跟踪报告》，凤凰网2018年7月18）

    材料三：

    在2014年前后，美国、欧盟以及韩国、日本和中国纷纷在政府支持下布局5G研发和商业化推进。美国希望在该领域继续保持领先地位，为此前任总统奥巴马多次在国情咨文中表示，美国在21世纪不仅要建设现代的港口、更坚固的桥梁和更快的火车，还要有最快的互联网。欧盟在4G的研发和推广中不占优势，为此在5G方面进行了重点布局，不但强调技术的全球化统一，而且力图通过合纵连横强化欧盟的竞争地位，为此于2014年宣布同移动互联技术发达的韩国联手开发下一代移动信息通信网络技术，推动全球就5G定义和标准达成共识，并就下一代移动通信网络的频率政策进行交流，以促进双方系统设备的互用性。欧韩合作，欧盟意在避免再次落后，韩国方面则希望借助欧盟的国际话语权，牢牢控制住相关电信技术领域的专利权。日本方面，则由总务省制定了一个以2020年为基准的5G实用化进度表，并推动企业和科研机构构建一个全日本参与的体制，加快研究步伐。    

    （摘编自夏文辉《5G风云》，《北京青年报》2018年03月4日）

    材料四：

    在铺天盖地宣传5G的革命性前景和连接万物的应用场景时，很容易让人们产生5G近在眼前的错觉。然而，4月17日，华为轮值CEO徐直军在深圳召开的华为全球分析师大会上表示，虽然5G技术更快、更可靠，但消费者不会发现5G与4G技术之间存在实质性差异。他还说，大多数消费者不会注意到新技术的好处，运营商也将很难从中赚钱。

    中国移动研究院无线与终端技术研究所总工程师刘光毅也认为，目前全球供应商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5G怎么挣钱？“这就相当于你布置了5G，但是目前很难有新的业务模式让用户愿意多付钱。政府还要求不断降费，这样的话，你投资的回报会慢慢趋于悲观。你是否还愿意为5G建新的基站？”   

（摘编自《5G带来的12.3万亿美元到底该怎么挣？》，《中国新闻周刊》第853期）

材料一：

高铁“霸座”，景区泡脚，乱刻乱画；“不合理低价游”，强迫或变相强迫消费，无资质导游，“黑车”、“黑店”；厕所脏、乱、差、偏、少，景区拥挤、道路拥堵……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持续提升，旅游已成为民众休闲娱乐的重要方式，然而，一些不文明旅游现象仍然时有发生，影响了旅客的旅游体验，也损害了旅游行业的形象。2018年，我国入出境旅游总人数达2.91亿人次，出境游已经成为游客出行的重要选择。出境游客文明素质既事关国家形象，也直接影响到游客自身的安全和合法权益。目前来看，我国绝大多数游客在出境旅游时能够以礼待人、尊重他人。但是个别游客依旧有破坏自然环境、毁坏文物古迹等行为。近两年发生在游客、旅行社、导游、景区的多起不文明事件，也引发了全社会的广泛议论和思考，对文明旅游的期待也愈加强烈——一些公民素质“欠费”、文明“余额”不足的现状必须改变，文明礼让才能畅行天下。

（摘编自《人民网》2019年5月）

材料二：

（摘编自《中商情报网》2018年11月）

材料三：

    旅游行业受外部环境影响较大，这是由行业自身特点所决定的。旅游行业的发展很难完全避免一些不确定性因素和突发事件的干扰，例如经济危机、金融动荡等经济因素，地震、海啸等自然灾害，“非典”、禽流感、甲流等流行性疾病，地区冲突、战争、动乱、恐怖活动等政治因素都会导致旅游需求下降，给旅游业发展带来负面影响。我国幅员辽阔，南北方气候差异巨大。在一年中随着季节的变化，我国多数旅游目的地的客源状况会呈现出有规律的消长变化，因而旅游业在每年都会形成相对固定的旺季和淡季。我国大部分地区（尤其是北方省份）旅游目的地的客流集中于4月—10月的“旅游旺季”，而每年的11月至次年的3月这段时间属于“旅游淡季”（具体每个地区淡旺季分界的日期可能有所偏移，淡旺季的时间段长短比例也会有所差别）。目前，国内旅游市场秩序和人民群众的期待还有一定差距，主要表现在：现有的法律法规难以适应旅游业快速发展的要求；旅游活动缺乏全程监管，旅游经营和管理存在不规范情形；部分市场诚信缺失，地区和行业壁垒依然存在；旅游部门执法力量不足等。

（摘编自《中国产业信息网》2018年4月）

    材料一：

    中国是人口大国，也是老年人口大国。截至2017年底，中国60周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2.41亿，约占总人口的17.3%.2016年第四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此抽样调查显示，我国失能、半失能者年人共约4063万人，占老年人口的18.3%。我国人口老龄化具有基数大、增速快、高峰化，空巢化、城乡差异大、地区发展不平衡等特点，使得养老问题异常严峻。

    (摘编自《论居家养者老服务发展趋势》，《中国人口报》2018年7月5日第3版）

    材料二：

    (摘编自《我国老年人口加剧，养老面临挑战》，《华经情报网》2018年11月19日）

    材料三：

    如何养老呢？在当前形势下，出现了居家养老、社区养老、机构均养老等各种方式。但受儒家思想影响，老年人把家庭成员共同生活、子孙绕膝作为幸福生活的象征，因此，传统沿袭下的家庭养老在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仍然是重要的养老方式。家庭养老就是以家庭为单位，由子女对老人进行赡养，满足老人生活物质需求与精神需求的养老方式，它的特点是“居家养老”和“子女养老”相结合。即便如此，可如今的“4-2-1”家庭结构模式，意味着一对夫妇要承担赡养四个老人的义务，加之工作、教育孩子，子女对老人的照顾分身乏术。再之，有些老人久病卧床，常年照顾老人的子女或媳娇难免心存间隙，矛盾不断。值得一提的是，65岁以上的老年人，主要患有糖尿病、心脑血管等疾病，且有46%的老年人同时患有两种以上疾病，一旦老年人在家中突发病情，子女不在家，且医疗条件不足，将很难得到快速、有效的救治。

    （摘编自《中国老年人养老模式的研究进展》，《中国老年学杂志》2019年04期）

    材料四：

    北京大学表方教授认为解决中国老龄化的养老问题单靠某一方面的力量是不够的，需整合医院、社区、机构、家庭资源，构建居家养老、医养结合、机构保障相统一的“三位一体”的新型养老模式。在构建过程中，首先，政府在土地供应、税费优惠、行政事业性收费和资金上应给予大力扶持，让中国式养老变得更加便捷、精准。其次，须将社区医院的人员编制完全归入大型医院，使社区医院成为大型医院的下属网点，由大型医院定期或轮流向社区医院派医生和护士，以此大幅提高社区医院的医护水平；也可采取医社合作形势，即大型医院向社区医院派专家坐诊，同时社区医院派医生到大型医院进修，以传帮带的方式快速提升社区医院的医疗水平。最后，在老年人居家护理服务中，意外是随时可能发生的，因此，在养老机构选派生活护理员上门为老年人提供服务时，社区医院也应选派医疗、医护人员共同前往，一旦发生意外情况，就可以及时为老年人提供紧急救助。

（摘编自《新常态下我国养老模式的创新》，《税务与经济》2019年第2期）

材料一：

    2017年7月30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部《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要求上海等46个试点城市先行实施生活垃圾强制分类，到2020年底，基本建立垃圾分类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在2025年前，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要基本建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

    要让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提高居民分类投放准确性是关键。目前，各地推出不少措施保证垃圾“分得清”。2018年，上海市出台《上海市生活垃圾分类指引（居住区）》，编制并投放了“上海市生活垃圾分类投放指南”，一些方便市民查询垃圾分类信息的小程序也纷纷上线。不少地方都规定，违反垃圾强制分类规范的各类主体将面临包括罚款在内的多种处罚。上海、合肥等地还将履行生活垃圾分类义务与个人征信挂钩。厦门、广州多地将相关内容纳入各区党委、政府和街（镇）党工委的工作考核。

    垃圾分类涉及投放、收集、运输、处置四个环节。生活垃圾混装、混运，既伤害公众的分类积极性，更破坏垃圾分类回收效率。为解决“混装混运”问题，北京要求垃圾运输车辆“亮出身份”，并通过智能技术进行精准管理，居民可通过电话监督举报。

    垃圾源头分类是大趋势，让错配的废物变成财富，市场潜力巨大。有机构估算，固废全产业链市场有望达到千亿元规模。

（摘编自《让垃圾分类真正落地》，浙江网络广播电视台2019年7月2日）

材料二：

    日本是世界上垃圾分类要求最严格的国家之一，其垃圾分类的历史是法制不断完善的过程。从1900年的《污物清扫法》到1954的《清扫法》，再到1970年的《废弃物处理法》，2000年的《循环型社会形成推进基本法》，法律经过了多次修订。日本政府认为，解决废弃物回收问题，需要摆脱“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和大量废弃型”的经济社会，建设环境负荷小的“循环型社会”。《循环型社会形成推进基本法》中提出，要减少废弃物的产生，促进资源的循环利用，还规定了减少产生、再利用、再生利用、回收热量、适当处理等的优先顺序，从而实现了减少原料、重新利用、物品回收的法制化。日本的垃圾分类从娃娃抓起。

    德国是世界上垃圾分类回收做得最好的国家之一，在德国垃圾回收利用的整个链条中，两个关键环节起到重要作用：一是如何教育民众自觉进行垃圾分类，二是分类回收的垃圾如何进行专业处理再利用。自20世纪初，德国就开始实施城市垃圾分类收集，德国民众接受了近百年循序渐进的教育过程。从幼儿园阶段起，德国小朋友就要培养垃圾分类丢弃的习惯。到了小学，垃圾分类是课本内容，学校会系统性教导学生垃圾分类知识、对于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性等，从小培养垃圾分类的意识。

（摘编自《突破垃圾分类难点有哪些国际经验可借鉴？》，新华网2019年7月3日）

材料三：

我国每年产生的生活垃圾约为3.6亿吨，基本属于没有分类的混合垃圾。混合垃圾基本不具有利用价值，如果进行人工分类，不但劳动强度大，而且工作环境欠佳，一不小心就可能危害工作人员的身体健康。

    “发达国家的垃圾前端分类清晰，资源化利用相对容易。鉴于我国实际情况，我们研发了应用于垃圾分拣的机器人，它拥有独立知识产权、世界领先的三维视觉识别技术，进一步提升了垃圾分选工艺和生产线智能化水平。”中城绿建总经理李玮说，通过借鉴应用计算机视觉领域最新研究成果，垃圾分拣机器人能同时获取流水线上待分拣物质的二维、三维多模态信息，来模拟人类观察认识事物的行为；对于多种材质组合的垃圾，还能有效计算分割待分拣物质，使分割平均绝对误差小于3%；设计多受力点自动协调手爪，极大地提高了垃圾分选的质量和效率。

（摘编自《物联网与移动互联网使环卫更智慧》，《科技日报》2019年5月20日）

材料一：

    知识付费的本质，就是把知识变成产品或服务，以实现其商业价值。知识付费有利于人们高效筛选信息，同时也激励优质内容的生产。在互联网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知识就是财富”这句格言，又有了新的解读，因为在知识付费平台上，实现了知识直接“变现”，成了另一种含义的“知识就是财富”。

    随着知识付费概念的走红，短时间内各种知识付费平台一拥而上，致使行业水平参差不齐。纵观当下市场上的产品形态，无论是综艺式的说话课程、快速解惑的付费问答，抑或是读书精华，内容均呈现大众化、浅层化、覆盖面广的特点，根本无法满足用户深度学习、获得知识沉淀的需求。

    在此状况下，知识付费行业要良性运行，更需要从内容上下功夫，根本不是签约几个大V（拥有众多粉丝的微博用户）就能解决问题的。人们之所以愿意为知识“买单”，就是因为知识的可贵，而可贵的知识不是靠名人效应积攒的，而是需要“肚子里有货”。唯有拓宽知识生产者的来源渠道，让更多的知识人参与到知识付费领域中，才能够解决知识付费“内容”不足的问题。

（摘编自百度百科、腾讯网《“知识付费”缺少的不是理念而是内容》）

材料二：

图一2015—2018年中国内容付费用户规模及预测

【注】E指预测。

（数据来源：2018年的公开资料整理）

图二网友最愿意买单的领域

能提高工作能力和    兴趣爱好    职业选择    时间管理    方法技能

收入的经验63.32% 42.19% 32.90% 28.05% 23.91%

（数据来源：果壳网和网易云课堂公布的《2016年知识青年付费报告》）

材料三：

    值得注意的是，与其他技术驱动的风口不同，知识付费的崛起，与其说是技术上的演进，不如说是社会需求的爆发所致。具体而言，知识付费既借力于知识付费平台的演进、付费方式的便利，也得益于中国中产阶层及准中产阶层学历教育需求的爆发。但这并不意味着知识付费只是一种应对当下中产焦虑的“止痛剂”，也不仅仅是IP（知识产权）变现的另外一种方式。

    知识付费通过交易手段使得更多的人愿意共享自己的知识积累和认知盈余，是通过市场规律和便利的互联网传播达到信息的优化配置。未来的知识付费行业实际上是现有的信息服务业互联网化的一部分，是人类信息生产、获取方式由线下转为线上线下相结合，由一对多转为多对多的一个阶段。最终，知识付费不仅会作为一种独立的行业，还会直接改造和融合现有的教育业、出版业、广告业、咨询服务业，成为万亿以上规模的巨大产业。但相比未来前景，目前知识付费行业发展仍然处于早期阶段，除了适应移动化的消费方式造成的知识碎片化问题以外，还存在知识付费体验差、缺乏内容评价体系和筛选体系、复购意愿不高等问题。从整体产业上看，商业环节和链条缺失、基础设施和产品设计不完全、用户群体需要扩大等问题都制约了知识付费的发展。因此我们需要进一步对知识付费行业进行整体的梳理和检视。

（摘编自冯尚钺《我们研究了28家平台为你揭开知识付费的现状与未来》）

    “五四”的思想家尽管趋向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划界和对峙，但在其观念的深层，依然与传统无法分离。这里可以具体考察“五四”的核心观念与儒学的核心观念之间的 关系。“五四”以科学与民主为其核心观念，传統儒学的核心观念则表现为仁与礼，二者呈现相分而又相融的关系。

    在政治的视域中，建立政治秩序，实现社会有效合理的运行，这是五四时期的民主观念和儒学的“礼”的观念都追求的目标，但是在建立什么样的政治秩序、以什么方式进行政治治理这一问题上，五四时期所接受的民主观念和儒学所肯定的礼制却呈现了重要的差异。按照苟子的阐释，社会政治秩序的建立乃是基于“度量分界”。所谓“度量分罪”，也就是以礼为核心，将社会区分为一定的等級结构，并为等级结构中的不同成员规定与其地位相应的权利和义务。基于“礼”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便是通过个体在政治、伦理等方面各自承担好相关角色，进一步建构不同层面的社会秩序。作为“礼”之延伸的钢常，则一方面内含对社会秩序的肯定，另一方面又将社会关系单向化，由此形成的秩序，更多地呈现等级之分。与之相对，“五四”所倡导的民主，以超越等级差 别为前提，它所追求的是肯定权利平等前提下的政治秩序。在这里，平等之序与差等之序，形成了重要的分野。

    然而，儒家的核心观念除了“礼”之外，还包括“仁”。“仁” 既表现为普遍的道 德原则，也具有政治层面的意义。从政治之维看，“仁” 的内涵不仅体现在提倡仁政、 主张德治或王道等方面，而且也表现在理解和处理深层面的政治关系之上。“仁” 的基 本前提之一是肯定人性平等，这一点在早期儒学那里便不难注意到。尽管这种平等意识

    在传统儒学中并没有落实于政治领域，而主要限于伦理之域，但它多少在历史层面为五四时期接受平等的观念提供了思想前提。

    五四时期的另一个重要观念是科学，科学的观念和儒家的核心观念“仁”之间同样存在多方面的关联。五四时期，“科学” 常常被具体化为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并与面向事实、追求真实的主张联系在一起。就儒学的核心“仁”而言，其内涵在儒学中后来逐渐向多重方面引申，由“仁”到“诚”，便是其中重要的衍化。在《中庸》之中，作为“仁”之展开的“诚”逐渐成为核心的概念。“诚” 的涵义大致包括真诚和真实，前者关乎价值意义，后者则与“多闻阔疑”、名实一致等观念相联系，同时呈现认识论和方法论层面的意义。“诚” 面对外部自然意义上的科学精神与五四时期提倡的科学精神显然具有一致性。事实上，“五四”的知识分子一再把乾嘉学派的治学方法与近代科学精神加以沟通，其中不难看到作为“仁”的具体化的“诫”所内含的注重真实、合乎事实的要求。“仁”“诚”“真实”这一儒学内在的思想脉絡与五四时期提倡的科学精神之间的关联表明，作为五四时期核心观念之一的“科学”和传统意义上的儒学思想既非 究全互不相关，也非仅仅彼此对立。

    要而言之，“五四”的核心观念与传统儒学思想之间既相异，又相融，考察两者的关系，既要看到其间不同的价值取向，也要同时注意到其中内在的承继性。

(摘编自杨国荣《“ 五四”思想与传统儒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