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夏曾佑以猫论虎之说其实与金圣叹想象小说家“解衣踞地”作扑、掀、剪一样，都无法解决打虎的知识性难题。从小说家的角度来看，正因为这是读者无法印证的知识，所以才使他获得了发挥的空间。《水浒传》“武松打虎”这个脍炙人口的精彩片段，所谓一扑、一掀、一剪的三段式打斗过程，与鲁智深拳打镇关西的三拳是异曲同工的，后者用油酱铺、彩帛铺、全堂水陆道场的生活知识唤起读者的真实感，武松打虎则用人虎相搏同样“事不过三”的过程感营造出一种匪夷所思的真实感，并成就了《水浒传》写极骇人之事却尽用极近人之笔的艺术魅力。

    《西游记》也善于运用日常知识进行戏谑性描写，以达到绝佳的娱乐效果。如第三十九回写太上老君很不情愿地递与孙悟空一粒金丹去救活乌鸡国王，孙悟空接了金丹，就往口里丢，慌得老君揪住孙悟空就揝着拳头。作者写道：“原来那猴子颏下有嗉袋儿。他把那金丹噙在嗉袋里。”点出了孙悟空戏弄老君的生理特点亦即这一描写的知识点。又如第六十八、六十九回在朱紫国的描写，将中医诊脉、医药知识真假参半地糅和在一起，娱乐效果也极强。

    当然，为了不影响小说的娱乐效果，一些小说家在纳入知识性内容时，还会根据情节展开的需要进行适当的安排。也就是说，娱乐化的知识要素，不一定都是准确无误的知识。关键是，知识性不应成为娱乐性的障碍。而在一些小说中，我们也确实看到，知识的生硬或过度阑入，也可能会降低小说的“易读性”和“可读性”，进而降低小说的娱乐性

节选自刘勇强《小说知识学：古代小说研究的一个维度》

材料二：

    赛珍珠以亲身感受准确、贴切地阐明了这样一种事实：“中国小说主要是为了让平民高兴而写的。我用高兴一词并不是只是指让他们发笑，虽然那也是中国小说的目的之一。我指的是吸引和占有整个思想注意力。我指的是通过生活的画面和那种生活的意义来启发人们的思想。我指的是鼓舞人们的志气，但不是凭经验谈论艺术，而是通过关于每个时代的人的故事，使人们觉得是在谈他们自己”。与说教、解忧和劝谏都不同，在民间，小说是人自然性情的流露和外化，能给人以快感，在认识、娱乐、教育、交际、陶冶、启迪、审美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功效。她进一步从本质上提示了民间小说与圣贤哲人著述的相异点：“中国学者的态度终究未能压制住故事在民间的‘生长发育’……文学这一样式的发展焕发出勃勃生机，它是那么生机勃勃，贴近生活，着实让人吃惊。中国人生哲学经典著作中的人物均是中国人自己所希望成为的模样，换言之，那是理想的境界，而在故事和小说中，人们发现的才是真实的中国人。”这与黑格尔所谓欣赏者“按照自己的信仰、情感和思想在艺术作品里重新发现他自己，而且能和所表现的对象起共鸣”的理论表述有一定的相通之处。

节选自刘澍芃《赛珍珠论中国传统小说的社会功能》

材料三：

    可以说，娱乐性是中国小说与生俱来的美学特征，娱乐性并不能使小说思想更深刻、具有更高的审美价值与境界，但可以使小说更好看，更具可读性，构成小说更丰富的内涵。即使在小说更多元发展的今天，娱乐性极是一部优秀的小说所不可或缺的要素。

    然而，近百年来，中国的小说给人的整体感受是太沉重，作家背负的精神压力太大，完全忘记了小说的娱乐精神。要么在急于批判现实中迷失自我，要么被世俗利益牵制，被低俗趣味蒙蔽。近些年，又呈现出小资化的写作倾向，缺乏对来自土地、来自于生活一线的、来自底层的鲜活生辣的生命状态的书写，而这恰恰是娱乐精神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这导致了现在很多小说，无论作者如何吹嘘自己小说创作的高妙，尽管理伦家如何去阐释它的社会价值和美学意义，但普通老百姓并不买账，这个事实，即便在我们著名作家中并不少见。譬如莫言，获得诺奖，按理应该是一时洛阳纸贵，然市场销售并不好。我想，或许文学的娱乐精神的缺失，没真正唤起底层的阅读者的阅读兴趣，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吧。

节选自周明全《中国小说中的娱乐精神》

    ①截至2013年底，我国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非遗名录的项目已达38个。梳理以往对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绝大部分都围绕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定、保护、开发以及利用，如乌丙安等（2010）从宏观方面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定方法进行了细致的介绍，王巨山（2011）则探讨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否应当进行旅游开发的问题。

    ②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我们不能发现和理解他的历史性、稀有性和民族性；而“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知名度”的测量则更能体现其重要的文化传承和传播性。传统研究的样本量都基于抽样调查或者更为有限的资料；大数据的应运而生，为跨时空的国际知名度研究提供了条件。

    ③我们使用基于英语书面语言语料库中提及中国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词频统计研究方法，研究中所用到的300年来的书籍数据来源于最新版谷歌图书语料库（共811万种英语书籍）。考虑到每年书籍及书籍词汇总量不一，本书用非物质文化遗产关键词的“词频比例”，即其在海量数据中出现的次数与海量书籍中全体单词总量的比值，来代表该非物质文化遗产关键词在该时段内的文化影响力。

    ④从统计结果来，1700-1800年间仅有皮影戏和妈祖被少量提及。1900年以后，其他项目才被普遍提及，京剧、书法、端午节等词汇被提及的频次都有明显上升。值得一提的是，在建国前后出现了明显的波动起伏，最为明显的是，妈祖和京剧在建国后都出现了骤升的较高梯次。盛行于闽台地区的妈祖在1960年左右出现了300年来的最高峰值；京剧在建国后的知名度也有巨大提升，在1966年达到一个小高峰后明显波动下降，并在改革开放后显著上升，直至1981年左右达到300年来的最高峰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⑤尽管整体上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知名度呈现越来越高的趋势，但仍有例外。皮影戏在300年的历史长河中呈现了相对降低的态势。在过去还没有电影、电视的年代，皮影戏曾是十分受欢迎的民间娱乐活动之一。18世纪中叶，皮影戏传到欧洲，各国艺术家对它表现出浓厚的兴趣。1774年，德国著名文学家歌德曾在威兰博览会上把中国皮影戏介绍给德国观众，并在日后做了皮影戏演出。直至清代后期，由于政治原因，皮影戏遭到了禁演和查抄；“文革”时，皮影艺术又再次遭到了“破四旧”的噩运。改革开放后，传统文化虽有复苏的社会环境，但在当代多元化、高科技化的大众流行影视等文娱形式的冲击之下，皮影戏的濒危处境仍难扭转，令人惋惜。

    ⑥然而，也有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知名度随着现代化进程而不断提升。在机械化电子化的时代，针灸、书法和雕版印刷并没有像人们想象中那样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消失殆尽，反而越来越多地被提及。这和跨国交流的密切化相关，也与民族文化自觉意识觉醒有关。中国的文化自觉是在改革开放城市化进程中逐渐自我反思、自我调整的渐悟过程。在科学技术取得全面胜利的同时，全球化趋势以及以西方当代文化为代表的“强势文化”使得越来越多的“弱势文化”处于濒危状态。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们普遍认为，未来世界的竞争不仅是经济实力的较量，也将是文化软实力的角逐；文化生产力的发展，已经成为中国当代最核心的话题之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最能体现和传承民族传统文化的载体，也是最能体现民族文化自觉意识觉醒的重要载体，越来越多地受到重视。比较中国非遗项目国际知名度的变化，有助于我们重新审视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民族特有的思维方式、审美观念的关系。

    ⑦另外，我们还发现，青海热贡艺术，西安鼓乐等12个非遗项目在本文研究所使用的300年书籍大数据中并无体积。虽然我国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的项目数量目前排位世界第一，但有近1/3国际知名度还很低。对他们的宣传极为不足，其中有陆巷尾属于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非遗项目发展冷热不均的问题，亟需引起重视。

——节选自《大数据中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300年国际知名度分析》

谴责受害者是什么毛病

马薇薇

    ①安全是人类仅次于生理需求的基本要求。但是，为了获得安全感，我们却往往会以“谴责受害者”和“寻找替罪羊”的心态，使自己离真正的安全越来越远。

    ②什么叫“谴责受害者”？当不幸的事发生时，受害者本应得到我们无条件的同情。然而事实是，在礼貌地表示同情之后，我们往往会对他们产生一种复杂的负面情绪，觉得他们之所以受到伤害，应该也有罪有应得的一面。这种现象就叫做“谴责受害者”。

    ③最常见的就是每当爆出女生被侵犯的社会新闻，总会有人说：“唉，所以女生穿着打扮，真的要保守一点儿，不然太危险啦。”这些话，貌似苦口婆心，但是言外之意其实很明显——如果不是你穿着太暴露、晚上不回家、交友太随便，怎么会发生这种事？

    ④那么，为什么我们会拿放大镜对着受害者，非要从他们身上挑出点儿毛病才心安呢？其实，这不是因为冷血，而是因为恐惧。剑桥大学神经科学和心理学家法恩对此有一段精彩的自我剖析。本来，她的研究主题恰好就是人们对受害者的谴责心态，按理说她本人不应该犯这样的错误，但是这种尴尬的事情偏偏就发生了。当时，法恩刚生完小孩不久，推着婴儿车在家周围散步。在公园的长椅上，她遇到了一位跟自己年纪差不多的女性，看自己孩子的眼神很是感伤。聊起来才知道，后者刚经历丧子之痛。然而，在这位女士诉说伤心往事的时候，法恩坦承，她没有感同身受的悲伤，反而心里涌现出无数恐怖的指责——你这位妈妈，当时肯定哪里疏忽了，才导致孩子夭折。

    ⑤所以，同样是母亲，本来应该感同身受，但是法恩却不可遏制地表现出一种攻击心态，这是面对恐惧时自保的本能在作祟。这种恐惧感强烈到，即使一辈子都在研究这种心理现象的专家，也会在轮到自己的时候，表现出“谴责受害者”的态度。原因很简单，这是他们唯一能感到心安的方式，因为不能允许自己想到这是自己，或者家人和朋友也可能遇到的事情，所以他们就一定要在受害者身上找出跟自己以及关心的人不一样的地方。

    ⑥“谴责受害者”思维再上一个台阶，就会演变成“寻找替罪羊”，这在心理学上叫“替代性攻击”，也就是为了宣泄怒火，让无辜者受伤害。最常见的替代性攻击就是无缘无故乱发火，比如员工上班被老板骂，于是回家跟老婆吵架，老婆憋了火就打孩子，孩子去学校欺负比他弱小的同学，同学家长一生气就在办公室里骂自己的员工……负能量的传递，就是这样循环往复，无人幸免。

    ⑦当然，直接发火，还只是替代性攻击最低阶的表现。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你其实也知道自己是鸡蛋里挑骨头，是因为在别的地方受了气，才会看什么都不顺眼。而更高级的替代性攻击，表面上更温和理性，实质上则更为可怕——因为它是通过貌似理性的方式彻底把无辜者妖魔化了。比如说，每当经济出现问题的时候，美国右翼政客总喜欢在外国人身上找理由——为什么美国失业率那么高？一定是外国人把就业机会给抢走了。为什么美国有这么多社会问题？都是因为外国人非法跑到我们这里来。只要稍有常识就能知道，一个国家出现经济和社会问题，从来就不是单一的原因。归咎于外国人，这个判断本身就很幼稚。但是，很多投票的美国公民就是愿意为这种说辞买账。因为只要找到凶手，只要知道该向谁生气，他们的痛苦就会下降。

    ⑧总之，人是一种需要找理由的生物。小孩在刚开始懂事时，不是总爱问“为什么”吗？他们可不接受“我不知道”这种严谨的说法。即使给他们一个非常胡扯的答案，也总比没有答案要好。事实上，大多数人问“为什么”不是为了求真，而是为了求安心。而在面对不幸和痛苦的时候，我们对原因的渴求就会更加强烈，特别需要有个理由来解释为什么不幸的人会是自己。

    ⑨所以，心理辅导师在为患者解除心理痛苦时，最重要的一步就是要让他们坦然接受这个不幸运的事实。如果不能放下“寻找凶手”的心态，你的脑子里就会一直开启替代性攻击的雷达，就算找到一个可以宣泄情绪的对象，看似出了气，其实这个心结还是没解开。

    ⑩总之，人们需要安全感，远胜于需要事实。悲剧越严重，越有可能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越是容易去谴责受害者，寻找替罪羊。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这种倾向，才能公平地对待受害者，并且不受情绪干扰地去思考——究竟怎么做，才会使我们更安全。

（有删改）

    材料一：

    为何失实信息屡屡出现在网络中？在《2017年中国网络媒体公信力调查报告》中我们可以得到一些启示，这是因为信息供给严重过载和用户注意力严重缺失。报告认为，尽管当前互联网新闻生产及传播的便捷性、时效性等优势已经充分获得网络新闻信息用户的认可，但新闻资讯的质量却没有得到同步提升。在新闻的诸多属性中，真实性是当之无愧的第一核心属性，脱离了真实性，新闻便失去了其所有价值。新闻的真实性和新闻媒体的被信任程度是相互作用的，新闻媒体信用程度越好，其生产的新闻可信性就越高，而新闻可信度越高，为受众带来的价值回报就越高。

    中国（商业）网络媒体的满意度图谱

    （摘编自《让新闻回归本真——记<2017年中国网络媒体公信力调查报告>发布》）

    材料二：

    近年来兴趣推荐类资讯产品成为市场上一大趋势，并在2017年迎来井喷式发展，个性化推荐产品，符合用户对兴趣、娱乐化、个性化内容的需求，其用户活跃量增长迅猛也就不足为奇。但从工信部的报告中不难发现，在信息过载的媒体环境下，用户对网络媒体的可信度、真实度、责任感，对高品质内容的需求和期待依然强烈。客观真实的新闻报道和高品质的内容相较于个性化资讯，更能获得用户的好感度。兴趣推荐类资讯产品好感度排名靠后这一现象，也将会督促整个网络媒体平台行业提升其自身的媒体的公信力。

    （摘编自《2017年网络媒体现状：用户活跃量稳增公信力却没悉数跟上》）

    材料三：

    媒体公信力报告显示，体制内媒体的满意度整体高于商业类媒体。人民网、新华网以及人民日报客户端、澎湃新闻客户端表现较好；商业类媒体平台中只有少数媒体如腾讯网、腾讯新闻客户端等跻身第一阵营。

    在用户信任度与社会责任感方面，位于第一梯队的新闻网站有人民网、新华网、腾讯网，同样位于第一梯队的新闻客户端有人民日报、澎湃新闻、腾讯新闻。体制内媒体在用户信仕度和社会责任感方面表现非常好，商业类媒体较为欠缺，而腾讯网与腾讯新闻客户端位居商业新闻品牌第一位。

    在覆盖率与影响力的维度上，商业类媒体比体制内媒体表现更好。其中，位于第一梯队的腾讯网与腾讯新闻客户端，成为网民访问量最大、用户选择度最高的商业类网络媒体平台。然而，越是有影响力的媒体，就越需要提高用户信任度和加强社会责任感，在新闻报道的过程中更要认真审核信息、深度挖掘新闻、杜绝有偿报道等，这样，商业类媒体才能在高覆盖率和强大的影响力下树立自身的权威性。

    （摘编自《工信部舆情中心报告：网络媒体公信力有待提升》）

    材料四：

    新闻素养应该成为公民素养的一部分，全民都要掌握必要的新闻知识。这要求我们判断：新闻是什么内容；新闻的内容是否完整；信息源是谁，是否可靠；新闻提供了哪些证据，是怎样检验或核实的；有没有其他可能性的解释或理解，有没有必要知道这些信息。

（摘编自江禾《如何在“后真相”时代坚守新闻真实》）

    材料一：

    “直播电商”是一个广义的概念，直播者通过网络直播平台或直播软件来推销相关产品，使受众了解产品各项性能，从而购买自己的商品的交易行为，可以统称为“直播电商”。它既包括直播者为原有的电商企业利用直播推销产品，也包括娱乐型社交直播平台上直播者通过直播方式向其他平台的电商企业引流，还包括直播者在平台上有自建或者合作商户，直播者通过直播将受众吸引到其他非平台商户交易。

    近年来，随着网购消费升级的日益加速，消费领域新场景、新业态、新应用不断涌现。2016年开始，“直播十电商”成为一种新兴的网购引流方式，消费者对于网红流量的关注度、对于商品的兴趣度、对体验互动的认知度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升，越来越多的消费者通过观看网络直播下单购物。预计未来直播电商行业总规模将继续扩大主播们卖力的讲解、真切的体验分享，商品的直观呈现，刷屏的评论，让消费者乐于下单。因此，不少直播平台和电商平台都在大力发展直播电商购物模式。受疫情影响，消费者“云逛街、云购物”的热情高涨，更是助推了这种模式的演进。

    （摘编自《直播电商购物消费者满意度在线调查报告》）

    材料二：

    (摘编自《2020-2021年中国直播电商行业运行大数据分析及趋势研究报告》)

    材料三：

    直播带货为什么这么火？除了主播个人效应和品牌折扣诱惑的“催化”外，线上替代线下所带来的即时性、互动性以及社交化的消费场景，缩短了商品抵达用户的心理距离，带来了更便利、更新鲜、更快捷的消费体验，从而有效提高了商品转化率，本质上是一种“注意力经济”或“体验经济”的延伸。显然，直播的特有功能，正在颠覆人们对于零售的既有印象，尤其是直播模式带来的市场下沉，是一个几乎双赢的思路探索。

    随着5G时代的到来，叠加新一轮消费升级风口，“直播”无疑将会撬动更为巨大的市场，甚至会激发消费产业的重新洗牌和业态重构。可以预见，一个更加智慧、有趣、透明的商业世界正在拉开帷幕。这种趋势，在政府层面也得到佐证。近日，由国家多部委联合印发的《关于促进消费扩容提质加快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实施意见》强调，鼓励线上线下融合等新消费模式发展、加快构建“智能+”消费生态体系。一言以蔽之，直播带货，或许仅仅是这场深刻变革的开始。依托世界规模最大的中等收入群体以及十四亿人口基数的市场空间，“直播+”能够引领中国经济到达的未来，或许比想象中还要广阔。

    毫无疑问，直播带货已经成为各大电商平台热衷的营销方式。但快速发展之下，直播带货中的“翻车”事件屡有发生，给消费者带来不少困扰。价格优惠绝对是直播带货的一大利器。价格是优惠了，但质量和服务还有隐忧。有的主播在推荐某产品时夸大其词，产品与宣传严重不符；有的所谓爆款单品存在质量问题，有些甚至是“三无产品”；有的平台直播数据造假，误导消费者；还有的商家直播一卖了之，售后没有保障。前有某主播把阳澄湖“洗澡蟹”说成阳澄湖大闸蟹，后有某网红直播推荐小龙虾因发布虚假广告被处罚。这些“翻车”事件，直接从“带货”变成“带祸”，透支了消费者的信任，影响了直播带货的整体口碑。

（摘编自《直播带货：一阵“风”还是新“风口》《新华日报》2020年4月8日）

在燕妮·马克思墓前的讲话

恩格斯

朋友们：

我们现在安葬的这位品德崇高的女性，在1814年生于一个德国贵族家庭，她的父亲冯·威斯特华伦男爵在特利尔城时和马克思一家很亲近；两家的孩子在一块儿长大。当马克思进大学的时候，他和自己未来的妻子就已经知道他们的生命将永远连在一起了。

1842年，马克思第一次走上社会舞台担任旧《莱茵报》的主编。该报被普鲁士政府查封以后，他们就结婚了。从此以后，她不仅和丈夫共患难、同辛劳、同斗争，而且以高度的自觉和炽烈的热情积极投身其中。

这对新婚夫妇动身前往巴黎，自愿出境很快变成了被迫出境。甚至在巴黎，马克思也受到普鲁士政府的迫害。我必须遗憾地指出，像亚·洪堡这样的人竟卑鄙到和普鲁士政府合作，怂恿路易·菲利浦政府把马克思逐出了法国。马克思到了布鲁塞尔。二月革命爆发了。布鲁塞尔也随之动荡不安，比利时警察局不仅逮捕了马克思，而且毫无理由地把他的妻子也监禁起来。

1848年的革命高潮，到第二年就低落了。又一次驱逐开始了，他们起初到了巴黎，后来由于法国政府的干涉，便搬到伦敦。这次驱逐使他们历尽了重重困难。尽管这次驱逐使她的三个孩子死亡，她还是决心忍受被驱逐者通常遭到的一切苦难。但是看到一切政党，不管是执政的还是在野的(封建派、自由派、所谓民主派)，都联合起来反对她丈夫，对他进行最卑鄙下流的诬蔑，看到所有报刊都不登载他的文章，他在敌人面前陷于孤立无援和手无寸铁的境地，他们两人用来对付敌人的就是蔑视——这一切对她却是莫大的痛苦。而这种情况持续了很长时间。

但这不是没有尽头的。欧洲的工人阶级逐渐处于稍微可能进行活动的政治条件下了。国际工人协会成立了。它使文明国家相继参加斗争，在这个斗争中最先参加战斗的是她的丈夫，开始补偿她所经受的种种苦难的时刻终于来到了。她生前终于看到，曾经落在她丈夫身上的各种诬蔑完全烟消云散。她生前终于听到，各国反动派曾经企图扼杀的她丈夫的学说在各个文明国家用各种优美的语言公开地、胜利地传播了。她生前终于看到，充满胜利信心的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席卷了从俄国到美洲的一个又一个国家。最后使她感到欣慰的一件事就是，她在临死前得知德国工人阶级不顾一切镇压法令，在最近一次选举中光辉地显示了它的不可遏止的生命力。

她的一生表现出了极其卓越的政治才干，充沛的精力，伟大的忘我精神；她这一生为革命运动所做的事情，是公众看不到的，并且在报刊上也没有记载。她所做的一切只有和她在一起生活的人才了解。但是有一点我知道：我们将不止一次地为再也听不到她的大胆而合理的意见(大胆而不吹嘘、合理而不失尊严的意见)而感到遗憾。

我用不着说她的个人品德了。这是她的朋友们都知道而且永远不会忘记的。如果有一位女性把使别人幸福视为自己的幸福，那么这位女性就是她。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