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近日，一档网综《中国有嘻哈》自播出后，便引发广泛讨论，无论是导师还是选手都大受关注。节目版权的问题一直颇受争议，早前就有网友质疑该节目无论是赛制、LOGO、舞台，甚至话筒都和原版节目相差无几。7月26日，韩国Mnet电视台证实《中国有嘻哈》没有购买《show me the money》版权，对节目高度相似的行为感到非常遗憾。无独有偶，上周湖南卫视刚刚开播的真人秀节目《中餐厅》，也因涉嫌抄袭踩到了雷点，部分网友甚至去豆瓣打一星以示抗议。近年来我国诞生的“原创”新综艺仿佛总能和韩国某热门综艺扯上关系。禁韩令下，版权不清白的新综艺越来越多。它们自诞生就不受欢迎，引起中韩网友、媒体阵阵讨伐。韩国方面也曾公开点名“抄袭”：东方卫视抄袭MBC综艺节目《无限挑战》，推出了《极限挑战》；湖南卫视抄袭SBS电视台《英才发掘团》制作了《神奇的孩子》，抄袭tvN电视台《三时三餐》制作了《向往的生活》。江苏卫视抄袭KBS第2频道《歌曲之争——胜负》和SBS电视台《神的声音》，制作了《更好的声音》和《一唱到底》等。

（摘自人民日报《从<中国有嘻哈>到<中餐厅>为何综艺总陷抄袭》）

材料二：

材料三：2017年春节前后，《中国诗词大会（第二季）》《见面如字》《朗读者》等节目的播出赢得了受众的一片叫好，新一代文化类节目——“文化+综艺”的模式被观众盛赞为“一股清流”。

    “清流”自有源泉。中国源远流长的五千年文化，自有其深厚的内容供养。而梳理中国电视文化类节目的一路发展，我们不难发现，这些受到观众好评的电视综艺节目表达形式的创新，特别是真人秀元素的吸纳，才是赢得观众的喜欢的良方。

    电视节目的功能说到底是大众娱乐，“寓教于乐”仍然需要适度的娱乐表达。而这一次“文化+综艺”类节目获得盛赞，恰好从另一个方面说明受众对当前充斥屏幕的综艺娱乐节目成为纯粹游戏甚至恶搞的“愚乐”节目的厌倦。同时，经过近几年电视综艺版权的引进热，新一代“文化+综艺”类节目的模式创新，也为中国电视综艺赢得了文化自信，希望这一股文化的清流能够让中国的电视综艺最终走出“愚乐”之流。

    （摘自吴生华《从模仿引进到模式创新——中国电视综艺节目发展路径浅析》）

    材料四：“当我们一再说创新的时候，所谓创新，更多意义上不是全新的、前所来有的创造，更多的还是在原有节目元素基础之上的重新组合、与时俱进。创断，更多还是模仿基础上的新，继承基础上的新，对各种节目元素和文化要素的新的融合”。电视综艺节目在收视和口碑上的双向成功，与其真诚的态度、巧妙的节目定位、新鲜的表达语态和丰富的文化内涵是分不开的。电视综艺节目不仅要对受众进行细分；在细分市场中找准定位，开辟未被涉足过的领域，要从受众角度思考，尊重受众，带着真诚策划节目，而且要打破常规思维，整合各界各领域的资源，创新节目表达形式。

（摘自李红霞《浅谈央视<开讲啦>对中国电视综艺节目的创新启示》）

材料一：

    不久前的故宫“特展”，曾经万人争睹宋代青绿山水长卷《千里江山图》。即便是幸运的观众，也往往需要排队五个小时，才能看上匆匆五分钟，而电视片《国家宝藏》中，由“护宝人”画家冯海涛、非遗传人仇庆年和演员李晨演绎的《千里江山图》将你看不到的故事细细还原，一下子让国宝“活”了起来、“近”了起来。浩荡图卷背后，隐藏着十八岁画家王希孟的拿云才华和生命迷踪，缥缈着“不会为君、什么都会”的宋宗对江山永固的一厢情愿，游移着媚上嫉贤、蠹食国运的佞臣蔡京才高品低的闪烁眼神……我们不但从山重水复的缝隙张望到先人背影，更目睹非物质文化遗产国画颜料制作唯一传人仇庆年荒野寻石、陋室研磨，探索朱砂、石青、石黄等目迷五色、“千年不腐”的秘诀，还可见证中央美院的海海经年累月、耐住寂寞，一重重上色复制十分之一的《千里江山图》……

（摘编自2017年12月7日《人民日报》）

材料二：

    《国家宝藏》之所以成功，在于其打破了传统的文化节日围有思路，敢于创新，采用了一种年轻人喜闻乐见的话语体系、讲述方式。《国家宝藏》采用了情景剧的方式，“演活了”文物背后的故事。

    在节目中引入了一系列与文物有关的人物，向观众表现了他们对文物的情感与思考，才让这一节目更加打动人心。比如节目请到了74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国画颜料制作技艺”的传承人仇庆年现场演示，除了让观众更清楚地了解古代绘画颜料的制作难度以外，老人独自去深山老林里寻找能作为颜料的矿石等故事，更让人感受到了他对于中国文化的热爱；老中青三代故宫志愿者的亮相，让观众感受到了他们的虔诚和敬业。这让我想起曾让亿万人关注的《舌尖上的中因》，在展现食物的美味之余，也讲迷了与之相关的人的故事：厨师对美味精益求精的追求、地方特色美食背后的人情故事、一场家宴中的亲情与乡愁，也许比食物本身更加打动人心。

（摘编自2017年12月13日《广州日报》）

材料三：

    以国宝为题材的节目并不新鲜，《国宝档案》《鉴宝》等都是佳作，但与前作不同，《国家宝藏》首次将高冷的博物馆呈现于综艺舞台，给观众带来了极大的新鲜感。

    《国家宝藏》难能可贵的一点，是打出“让国宝活起来”的口号。所谓“活起来”，就是让国宝与我们的生活发生关联。第一期故宫博物院播出后，能迅速获得观众认可，和明星化身历史人物出演“小剧场”密切相关。在第二期节目中，湖北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曾侯乙编钟，是我国迄今发现数量最多、保存最好、音律最全、气势最宏伟的一套编钟。武汉音乐学院青年编钟乐团演奏的编钟古乐《茉莉花》，钟磬齐鸣，华夏正音流淌，仿佛让人穿越千年。

（摘编自2017年12月14日《北京日报》）

材料四：

    《国家宝藏》把纪录片和综艺节目两种形式融合运用，以文化的内核、综艺的外壳、纪录的气质创造一种全新的表达。节目首次融合了综艺、纪录、戏剧多种艺术形式，讲述“大国重器”的前世今生，让文化在人们的心中生根发芽，让文物在人们的生活中活起来。

    文物真正让人动容的核心，在于其背后所蕴含的人文精神。故宫博物院收藏有186万余件文物，选哪三件参与节目？应该是那些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科学价值和观赏价值的结合体，更能传递出有益于当下的文化内涵。最终，我们选择了《千里江山图》卷、各种釉彩大瓶和石鼓，这三件文物从三个不同的角度呈现出了华夏文明的宏大叙事。三件国宝站在五千年优秀文化的坚实基础上，分别从文化、艺术与物质的角度，展现了中华民族传承数千年所铸大国梦想的历程，因为它们的存在我们才愈发坚信，中华民族是具有非凡创造力的民族，我们将继续创造和延续伟大的中华文明。

（摘编自2017年12月19日《人民日报》）

材料一：近日，ETCP智慧停车产业研究院联手第一财经商业数据中心，共同发布《2017中国智慧停车行业大数据报告》（以下简称《报告》）。

    《报告》显示，“停车难”问题的症结，并不仅仅在于车位数量少。虽然我国停车位缺口率已经达到50%，但与此同时，车场的平均空置率也高达51.3%，存在严重的停车资源浪费现象，这正是导致停车难的另一大关键原因。

    《报告》提供的详细数据显示，各类停车场高峰期以外的时间段的车位使用率过低，其中，商务写字楼、公共场馆、医院、交通枢纽、商业综合体的停车场日均使用率均低于50%。尤其是商业综合体类停车场，其日均使用率仅为37%，低于平均水平的43%。

    《报告》以十大核心城市（武汉、成都、苏州、上海、重庆、广州、长沙、北京、西安、深圳）作为数据研究的主要样本，结果显示，2017年8月份城市车位最高使用率仅有55%（深圳），最低至38%（武汉）。

    综合来看，国内各大城市车位利用率之低，令人咋舌。

    更让人感到意外的是，《报告》通过数据分析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车位使用率提升到80%的情况下，重庆、上海两个城市单纯通过提升车位使用率，就能满足2019年的全部车位需求。也就是说，只要车位使用率提高到一定水平，未来两年内，即便这两个城市不再新建车位，也能满足车主的需求。

（摘编自《都说停车难，车位竟50%闲置？大数据报告揭露真相》2017年12月22日搜狐新闻）

材料二：“从经济学角度而言，停车难问题产生的实质是稀缺资源供需不平衡的矛盾，即有限的车位资源和日益增长的汽车需求间的矛盾。因此，解决思路主要在于需求侧与供给侧两种模式。”重庆规划展览馆规划研究中心总经理常延聚说。

    常延聚告诉记者，从国际经验来看，需求端主要以经济手段和替代手段为主。前者通过收费等形式抑制停车需求，如英国伦敦为限制车辆进入中心城区，从2000年起提高市区停车费用，且进入者要缴纳额外的“拥堵补偿费”。

    “此外，1962年日本出台法律，规定车主在上车牌时必须提供车库证明，确保在距离住宅直线距离2公里内有存车场所。伪造车库证明、有车而没车位都属于违法行为。北京市曾在1998年推行类似的‘有位购车’制度，但由于出现虚开车位证明乱象，政府无法精准掌握市区的车位数量，这一具有前瞻性的举措于2004年取消，非常可惜。”程德安说。

    专家认为，替代手段重点则在打造舒适快捷的公共交通系统，减少私家车的使用频次。如日本通过修建科学便利的公共轨道交通，使市民乐于接受，进而减少了私家车的使用。“所有城市交通政策的出台、资源的配置、设施的建设均应以落实‘公交优先’为第一要务。”周涛说。但一味抑制需求不能体现以人为本的发展目的，还应从供给侧着手，在不过度限制市民停车需求和不占用过多土地面积之间寻找平衡点。

（摘编自《我国车位缺口超5000万个停车难“全面爆发”》2017年4月28日经济参考报）

材料三：今年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纷纷提出鼓励发展共享停车模式。基于共享思维，利用大数据信息技术，将城市闲置停车位信息实时汇总分析，实现了对空闲停车资源的有效利用。

    市场的需求，再加上政策的支持，共享停车持续升温，进入到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目前，已有ETCP、Airparking、有位停车、车位分享等多款与共享停车有关的App上线。

    共享停车对于解决停车难确实有不少优势，部分城市已初见成效。一方面，共享停车可有效缓解停车难的问题。共享停车既可以提高车位的使用效率，又可以为业主带来收益、为车主带来便利。另一方面，相比新建停车场，共享停车无需增加任何土地的开发和使用成本，仅需服务平台、端口的技术支持以及少量的人力维护即可。

    共享停车在推广阶段遇到了不少麻烦。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停车位的矛盾，一些居民认为小区的停车位共享之后，随着陌生人、陌生车辆进入小区，会带来安全隐患。部分业主还面临着临租人延时带来的无位停车的问题。二是车位所有权复杂，有的属于小区业主，有的属于房地产开发商，有的属于机关事业单位等，所有者利益诉求并不一致。有些小区虽然符合共享停车位的条件，但是因为物业与业主之间本身就矛盾重重，为了避免引发更多的矛盾，业主、物业参与的积极性并不高。不过“共享”已成为趋势，只是在实现共享停车的过程中，需要社会协同，细化规则，克服目前面临的种种困境，才能真正推动新举措的实施，从而极大地缓解“停车难”。

(摘编自《缓解停车难：共享停车已成未来发展趋势》2017年11月16日中国交通新闻网)

材料一：

    芯片又被称为微电路、微芯片、集成电路，主要是指内含集成电路的硅片，体积很小，常常是计算机或其他电子设备的一部分，集成电路是使用半导体材料制成的，因而集成电路产业也被称为半导体产业，现在大部分电子产品如计算机，手机等都要采用半导体器件作为核心部件。数据显示，2010年全球芯片销售额为2994亿美元，到2017年已高达3970亿美元。

    芯片被誉为“现代工业粮食”，在现代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战略性、基础性和先导性地位，是物联、大数据，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产业的基石，更是国防科技、国防安全的核心，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在技术革新，资本驱动和各国战略的推动下，芯片产业发展迅猛。随着5G、物联、人工智能等技术逐步成熟，未来集成电路产业将成为这些新技术领域的战略制高点，手机、电脑等终端产品也将会越来越智能，这将为产业链相关公司带来战略性机遇。

    芯片广泛应用在导航、航空、航天。雷达，导弹等多个军事领域、芯片的性能和安全对于信息化装备的作战能力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考虑到军工芯片的核心战略地位和国防安全的需要，采用自主研发的国产芯片已成各国共识。

（摘编自钟会民《物联资本论》）

材料二：

（摘自《财经新闻周刊》）

材料三：

    基于芯片产业的发展现状及战略地位，我国政府一直在不断加大支持力度。《中国制造2025》详细地规划了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目标、发展重点、关键技术等，并将其列为“加快制造强国建设”五大产业之首。

我国政府不仅在政策层面大力支持，还在逐步扩大国家集成电路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在政策、资本和市场需求牵引的支持下，国内芯片产业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集成电路产业结构中，集成电路设计占比为34.44%，集成电路制造业占比为27.19%，集成电路封装占比为38.37%，已形成相对齐全的集成电路产业链，并实现了设计、制造和封装三个分支的首次大幅增长。

    芯片从上世纪50年代发展至今，大致经历了三大发展阶段：在美国发明起源——在日本加速发展——在韩国与中国台湾成熟分化。美国已经形成了政府扶持，产、学、研一体的成熟发展模式，极大地促进了美国集成电路产业的发展，如今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半导体市场，在强大的需求和有力的政策推动下，芯片行业正迎来第三次产业转移，向大陆转移的趋势已不可阻挡。

（摘编自宋清辉的《国产芯片的发展前景和机遇》）

材料四：

    在高端芯片领城，由于国内厂商尚未形成规模效应与集群效应，所以其生产仍以“代工”模式为主。曾经，有这么一个段子在市场上盛传：苹果一“饥渴”其他品牌的手机就得“挨饿”。因为高端芯片的供应有限，所以芯片厂商在选择客户时，都是优先选择苹果，而国产手机厂商只能“稍等片刻”。SEMI数据显示，中国本土公司芯片需求与供应额正持续扩大，2017年中国公司仅能满足本土芯片需求的26%左右。

    美国拥有高端芯片核心技术的绝对控制权，产业保护政策越来越严，竞争壁垒越来越牢，“受制于人”的局面更加困扰中国的半导体及整机企业。而如今美国“芯片制裁令”的出现，使得“中国芯”国产化的呼声再起，中兴危机更激励自主芯片产业的崛起。但是，一切还需从长计议，一切进步都还需积淀，换句话说，2025年迈入制造强国的步子不能乱，“整体推进、重点突破、自主发展、开放合作”的原则不能破。

    当前中国的集成电路产业迎来历史上最好的黄金机遇期，但要抓住发展机遇，还有很多难题需要攻克。首先是完善集成电路产业结构，重视扶持集成电路设计业，设计是产业链的前端，也是面向应用的最终环节；其次，注重培养和吸引人才，芯片行业的发展是个长期的过程，需要有持续不断的人才供应；最后，需要对企业并购重组提供指导和服务，并购重组有利于加快我国集成电路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

（摘编自刘斌的《“芯芯”向荣的半导体行业》）

人的异化是自然、社会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对人本质的改变和扭曲。卡夫卡和蒲松龄为达到写作目的，都不惜采用荒诞的写作手法将现实夸张变形。在《聊斋志异》和卡夫卡的作品中有许多异化的主题，主要体现为人不再是人，而是以动物的状态出现，或者是在情节发展的过程中异化为动物或植物。罗杰·加洛蒂曾这么评价卡夫卡的作品“卡夫卡的王国是异化和异化意识的王国”，认为“卡夫卡作品的本质与风格在于人的自我异化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异化”。蒲松龄写《聊斋志异》与当时“淄川的文人雅士聚首时谈狐说鬼，似为时尚”的时代背景有关，他在《聊斋自志》中也明确地表达出他对怪异事物的爱好“才非干宝，雅爱搜神；情类黄州，喜人谈鬼。闻则命笔，遂以成编”，从这点来看，两位作家都喜欢用荒诞的艺术手法来表现异化主题，这点是最值得探究的相通之处。

卡夫卡所读过的《聊斋志异》的德译本中有《阿宝》、《竹青》、《香玉》和《莲花公主》这几篇是明显带有异化色彩的。如《阿宝》中的孙子楚性情憨厚，不善说话，喜欢上了本地大商人的女儿阿宝，因她一句玩笑话而自断了六个手指。碍于无法在一起，他郁郁寡欢，一病不起，后来灵魂化为一只鹦鹉飞到阿宝的住处，日日夜夜陪在她身边。孙子楚的真心诚意打动了阿宝，鹦鹉变回了人形，造就了一段美好的姻缘。

上面故事中的主人公在故事情节的发展过程中，因为种种客观或主观的原因异化成了动物。而卡夫卡作品中的异化相比较《聊斋志异》中的异化而言则更加荒诞和怪异，这类异化很少有前因后果，多表现为突变。如《变形记》中的格雷戈尔某天醒来时“发现自己在床上变成了一只硕大的虫子……”。显然，这是一种异化的手法，与《聊斋志异》中人化为动物或植物的变形有几分相似。但相比之下又有着不同，这段异化出现在故事的开头，而在整个故事中卡夫卡始终没有交代格雷戈尔变成甲虫的原因，只是在描述他变成甲虫之后的事情，该小说不具备完整的故事情节，更像是一个故事的片段。而蒲松龄笔下的故事则情节完整，前因后果也交代清晰。

通过比较不难发现，《聊斋志异》中主人公的异化和变形往往带有一定的目的，如孙子楚是为了陪在阿宝身边所以化成鹦鹉。如果有可能，这些异化的人在达成自己的目标之后还要变回人形。在蒲松龄这里，人的肉体和灵魂的分裂是迫不得已的，暂时的分裂是为了最终的统一。这样看来，《变形记》中的异化显得突然，这与卡夫卡的写作目的有关，卡夫卡想要用这种荒诞的手法来突出现实生活中人的并化，来表现人与社会以及人与人之间漠然的关系，他企图从异化的角度来观察社会和批判社会。

细读《变形记》可以发现，该小说着重描写的是格雷戈尔变成甲虫之后，家人对他态度的转变。在变形之前，虽然格雷戈尔作为公司的代理挣钱不多，但整个家庭依靠其工资尚能生活，所以一家人表面上显得很和睦，对待他的态度也比较友好。但看到他变成甲虫后，父亲对他的态度始终很恶劣、甚至“从后面重重地给了他解脱性的一脚，他被踢到房间中间，身上流着血”。在格雷戈尔又一次把母亲吓晕之后，父亲对他更是暴力相加，“把碗柜上水果盘里的苹果装在口袋中，一个接一个地扔出去……一个简直就嵌入他的背里去了”，可见他的父亲完全不顾亲情，想要置他于死地。正是人情的冷漠把格雷戈尔逼上了死路。

因此，当我们从卡夫卡写《变形记》的主旨来看，就能明白小说为什么不变代格雷戈尔变形的原因。因为外形的变化并不是卡夫卡描写的重点，内心的变形和异化才是他想要表达的主题，在卡夫卡的笔下，心里“变态”是一种常态，卡夫卡试图用这种怪异的常态来揭露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漠然，社会的冷酷无情。在卡夫卡眼里，异化不再是一个主观的心理问题，更像是普遍的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体现的是不可缓解的社会矛盾。正是基于这一观点，卡夫卡经常让自己笔下的人物突然变成其他动物，或者干脆就以变形后的样子出场。

（摘编自《从〈聊斋志异〉对卡夫卡的影响角度再读卡夫卡的作品》）

材料二：

人工智能是一种尚未成熟的革命性、颠覆性技术，它在深刻改变和塑造人与社会的同时，也在分裂出自己的对立面，发展成为一种新的外在的异己力量。作为整个社会的基本技术支撑，智能科技构成了对人公开的或隐蔽的宰制，人正在沦为高速运转的智能社会系统的“附庸”和“奴隶”；各种智能系统不断取代人工作，“数字穷人”逐渐丧失劳动的机会和价值，被全球化的经济和社会体系排斥在外，存在变得虚无和荒谬化；智能机器人的快速发展模糊了人机界限，对人的本质、人的主体地位等形成强烈的冲击，令“人是什么”和人机关系凸显为挑战哲学常识的时代难题。我们必须正视已经或者正在到来的异化风险，拓展理论视野，创新智能时代的异化理论，从理想社会建构和“人”自身的进化两个方面采取建设性的行动，构造人与智能机器协同演化、共同成长的生态系统，在智能社会、智能文明的建设中实现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

（摘编自《人工智能与人的“新异化”》）

材料一：

关于网络文学的定义，人们一直强调的是它的媒介属性，这并非因为其“文学性”不重要，而是因为如果不把“网络性”说清楚，网络文学的所谓“文学性”一定会是以“纸质文学”的文学性为模板的。网络文学是媒介革命的产物，它与纸质文学的差异，和同一媒介下的“新文学”与“旧文学”、“精英文学”与“传统文学”的差异不同。随着媒介革命的深入，当网络媒介彻底成为主导媒介之后，应该不会再有网络文学的概念。

网络文学发生发展、确立基本形态的前20年，正是文学从纸质时代迈向网络时代的过渡阶段，这一时期的网络文学形态被叫作传统网文。网络文学之所以被人们解读为“通俗文学的网络版”，其实是出于其作为“印刷文明遗腹子”的惯性。从某种意义上说，那些展示了网络文学高度和深度的经典性作品，代表的是网络文学的成就。也正是由于“传统网文”形态的确立，“网络文学二十年”的总结才能谈经论典。

我们今天所说的经典，并非泛泛意义上的“不朽之作”“传世经典”，而是具有文学史样本意义的文学作品，其核心特征是宏大叙事。宏大叙事是一种完满的、针对整个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所进行的设想和历史求证，由于这种设想无法证实，因此不免带有神话色彩。

中国网络文学兴起于21世纪前后。此时，中国社会也处于从现代社会向后现代社会转型的阶段，宏大叙事模式也在这个时期趋向瓦解，其社会心理转型的时间节点是20世纪90年代。网络文学的“第一世代”以“70后”“80后”为主，他们是“传统网文”的主要创作群体和阅读群体。十几年后，成长于宏大叙事凋零时期的“90后”“00后”出现，对于宏大叙事，他们总是一边建构一边拆解。在以“吐槽”“玩梗”为特征的“二次元”创作中，宏大叙事不过是可供拆解、挪用、进行二次创作的数据库素材。在“二次元”转型后的网络写作中，如何讨论经典性的问题，或者是否还该用经典性这个概念来讨论网络文学的文学性的问题仍待解答。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更长时间的观察，也需要全新的视野。

（摘编自邵燕君《网络文学是否可以谈经论典》）

材料二：

网络文学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巨大力量，它不仅深刻地冲击和改变着中国传统的文学观念，同时也深刻地影响着我国青少年的价值观、世界观以及文化意识和审美观念的形成和确立。但是，网络文学一直处于自发生成、自由发展的状态，作品量大，泥沙俱下，有些作品存在诸多突出问题，以至于很多人将网络文学与“垃圾”“糟粕”等概念联系在一起。因此，网络文学的健康发展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重要话题，网络文学的“经典化”成为学界与政府的共同期待。

传统文学批评界对于网络文学“经典化”的批评和期待，主要基于精英文学的知识体系和评价标准，是以传统的文学经典为模本的期待。批评者要求网络文学表现出超越时代的对人类命运的思考，反映当下人们最核心的困惑与焦虑等沉重命题。传统文学对文学性和思想性的要求是这一类人对网络文学“经典化”的评判依据。

这种文学批评的精神向度无疑是纯粹的、崇高的，但是，网络文学是来自普罗大众的文学，它植根于网络新媒体平台，体现出不同于以往任何文学的全新形态和特性。游离于网络文学的写作现场，仅仅凭传统的精英文学视野对网络文学“经典化”做出的批评，不可避免地带有与批评对象联系不深刻、不紧密的问题，因此这种文学批评很难为网络文学作者和读者以及网络媒体所接受，也就很难在网络文学“经典化”的实践过程中发挥切实有效的指导作用。

与学界不同的是，政府对网络文学“经典化”的期待，是在提倡坚持传统“经典文学”精神的基础上，把人民群众满意认可作为衡量作品的最高标准，把网络文学寓教于乐的社会效益放在评判优秀作品的首位，同时也没有否定和忽视其经济效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部好的作品，应该是经得起人民评价、专家评价、市场检验的作品，应该是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同时也应该是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作品。”

事实上，尽管网络文学存在诸多缺陷，与学界和政府的“经典化”期待还相差甚远，但其总体的发展向度是与期待相统一的。其一，网络文学来自草根，草根是其最主流、最庞大的读者群，网络文学的第一要义就是为最广大的读者服务，满足广大人民的意志、欲望和精神需求。作为一种大众文学的网络文学，其自发的创作倾向本身就包含了惩恶扬善、维护公平与正义、追求真善关、弘扬爱国主义等核心价值观要求。其二，网络文学所反映的内容尽管“芜杂”，但大部分都是当下人们所面临的因感、焦虑和向往，不同程度地反映着人们最核心的时代欲求。

在“经典化”的过程中，网络文学不仅需要方向上的指引和精神上的提升，更需要“接地气”的扶持、理解和关怀，在评判网络文学时，尤其需要尊重网络文学的特性和网络文学读者、作者的感受与需求，不能完全以传统的“经典化”标准进行评判，必须解放思想，充分考虑其多种可能性。

（摘编自刘小源《两种视野下的网络文学“经典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