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鬼

莫泊桑（法）

    15岁那年，在通往瓦维尔的大道上，他的腿被一辆大车碾碎。从那以后，他便架着两根拐子要饭为生。

    他叫尼古拉·众圣，本是神甫在一条沟里捡着的弃婴。村里的面包房老板为了取乐，请他喝了几杯酒，害得他成了残废。

    四十年来，他那残废身体在各家破屋里进进出出，人们早已感到厌烦。可是他呢，一点也不想走开，因为他并不认识别的地方。那些乡下人遇见他，常常高声问：“为什么你不到别的村子走走，老在这儿拐来拐去？”他总是一言不答走开，心里突然涌起一种对陌生世界模糊的恐惧。陌生的面孔，素不相识的人的斥骂和疑虑的眼光，大道上成对走着的宪兵，都叫他害怕。

    当他远远望见阳光底下亮光闪闪的宪兵时，他的行动突然间变得特别敏捷，像猛兽躲藏时那样敏捷。他会从木拐上很快地出溜下来，跟一堆破烂布似的落在地下，把身子缩做一团，变得非常小，就好比缩在窝里的野兔紧挨着地皮趴着，那一身棕色的破衣服也跟土色不相上下，简直看不见他了。

    他尽管生活在人群中，却在那些乡下人中间只引起一种冷酷的轻蔑和无可奈何的反感。大家给他起个绰号叫“吊钟”，因为他在两根木棍当中摆来摆去，活像悬在木架中间的吊钟。

    两天以来，他一点东西也没有下肚。农妇们一看到他，就老远地喊道：

    “你还不走开，你这个下流东西！”

    他于是架着木拐转过身去，走到旁边的人家，那里，他受到了同样的接待。

    他走遍了圣底赖尔、瓦维尔和皮埃特，没有讨得一个小钱或一块面包皮。现在只有都诺勒一处希望了。可是他累得再也不能挪动。

不过他还是出发了。

    那时正是十二月，寒风在田地里刮着，在光秃秃的树枝间呼啸着。低暗的天空里云块飞驰，匆匆地不知要奔向何方。他慢慢地走着，很费力地一先一后移动着两支拐棍，一面用留下的那条弯曲的腿支着身子，这条腿的下端还留着一只畸形的脚，裹着一块破布。

    他奔波了三个钟头，居然看见村里的树木了，于是加快了动作。

    他遇见的第一个乡下人，当他张嘴向他乞求时，这样回答他：

    “你又来了，老主顾！我总也躲不开你了！”

    “吊钟”只好走开。他挨门讨过去，大家都这样粗暴地对待他，任何东西也不给他就把他赶走，他还是挨家求乞了一遍。一个铜子也没有讨到手。

    他只好到村外农庄去，疲倦得简直拿不起他的拐子。人们总是把他赶走。天气是这样一种又冷又愁惨的天气，人们遇到这种天气，心里便觉得凄凉，脾气变得容易激怒，心灵变得阴沉，既懒得伸手施舍东西，也懒得伸手援助别人。

    等他走完了他所认识的几家人家，他便瘫倒在希盖老爹庭院外面一条长沟的角上。寒风横扫，一群黑母鸡从他身旁经过，时时刻刻用嘴啄起一粒或是一条人们看不见的虫。

    “吊钟”先是心里什么也不想地看着它们，后来发生了一个念头：如果用枯枝生火，把这些动物弄一只过来烤熟，一定很好吃。

    他抄起了手边的一块石头，一下子就把离他最近的那只鸡打死了。他刚走到那个头上带着血迹的小黑东西旁，就觉得有人在背上重重地推了他一下，身子便跌翻在十步开外。希盖老爹怒火冲天地向这个小偷扑了过来，在这个无力抵抗的残废人身上拼命地打起来，一面派人去叫宪兵。

    正午的时候，宪兵出现了，希盖老爹声称受到穷鬼的攻击，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保护住自己。

    小队长一声叱喝：

    “站起来！”

    可是“吊钟”已不能转动。他们以为这个小偷在假装，于是毫不客气，抓住了他的肩膀，硬把他架在他的拐子上。

    他非常害怕，这种恐惧是对黄色军用皮带的天生的恐惧，是飞禽走兽遇见猎人时的恐惧，是老鼠遇见猫时的恐惧。他使出了超人的气力，竟能站稳了。

    “动身吧！”小队长说。他也真的走了起来。庄园的全体人员都眼睁睁地看着他出发。妇人们举着拳头威吓着他，男人们满面狞笑不住地骂他。

    傍黑的时候，他们来到了府的首镇。

    他被关到镇上的监牢里。宪兵们想不到他会需要吃东西，就这样把他撂到第二天。

    不过等到一清早，人们来审讯他的时候，却看见他已经死在地上。这多么出人意外！

（选自《莫泊桑短篇小说选》，有删改）

如果你为四郎哭泣

龙应台

    ①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可能找得出一百个方式来回答“文化为什么重要”这个问题，但是我可以从一场戏说起。

    ②有一天台北演出《四郎探母》，我特别带了八十五岁的父亲去听。从小听他唱“我好比笼中鸟，有翅难展；我好比虎离山，受了孤单；我好比浅水龙，困在了沙滩……”，老人想必喜欢。

    ③遥远的十世纪，宋朝汉人和辽国胡人在荒凉的战场上连年交战。杨四郎家人一一壮烈阵亡，自己被敌人俘虏，娶了敌人的公主，在异域苟活十五年。铁镜公主聪慧而善良，异乡对儿女已是故乡，但四郎对母亲的思念无法遏止。悲剧的高潮就在四郎深夜潜回宋营探望老母的片刻。卡在“汉贼不两立”的政治斗争之间，在爱情和亲情无法两全之间，在个人处境和国家利益严重冲突之间，已是中年的四郎跪在地上对母亲痛哭失声：“千拜万拜，赎不过儿的罪来……”

    ④我突然觉得身边的父亲有点异样，侧头看他，发现他已老泪纵横，泣不成声。

    ⑤父亲十六岁那年，在湖南衡山乡下，挑了两个空竹篓到市场去，准备帮母亲买菜。路上碰见国民党政府招兵，这十六岁的少年放下竹篓就跟着去了。此后在战争的炮火声中辗转流离，在两岸的斗争对峙中仓皇度日，七十年岁月如江水漂月，一生不曾再见到那来不及道别的母亲。

    ⑥他的眼泪一直流，一直流。我只好紧握着他的手，不断地递纸巾。

    ⑦然后我发现，流泪的不只他。斜出去前一两排一位白发老人也在拭泪，隔座陪伴的中年儿子递过纸巾后，将一只手环抱着老人瘦弱的肩膀。

    ⑧谢幕以后，人们纷纷站起来，我才发现，啊，四周多得是中年儿女陪伴而来的老人家，有的拄着拐杖，有的坐着轮椅。他们不说话，因为眼里还有泪光。

    ⑨中年的儿女们彼此不识，但是在眼光接触的时候，沉默中彷佛已经交换了一组密码。是曲终人散的时候，人们正要各奔东西，但是在那个当下，在那一个空间，这些互不相识人变成了一个关系紧密、温情脉脉的群体。

    ⑩在那以后，我陪父亲去听过好几次的《四郎探母》，每一次都会遇见父老们和他们中年的子女；每一次都像是一场灵魂的洗涤，感情的疗伤，社区的礼拜。

    ⑪从《四郎探母》，我如醍醐灌顶似地发觉，是的，我懂了为什么《伊底帕斯》能在星空下演两千年仍让人震撼，为什么《李尔王》在四百年后仍让人感动。

    ⑫文化，或者说，艺术，做了什么呢？

    ⑬它使孤独的个人为自己说不出的痛苦找到了名字和定义。少小离家老大失乡的老兵们从四郎的命运里认出了自己不可言喻的处境，认出了处境中的残酷和荒谬，而且，四郎的语言──“千拜万拜，赎不过儿的罪来”──为他拔出了深深扎进肉里无法拔出的自责和痛苦。艺术像一块沾了药水的纱布，轻轻擦拭他灵魂深处从未愈合的伤口。

    ⑭文化艺术使孤立的个人，打开深锁自己的门，走出去，找到同类。他发现，他的经验不是孤立的而是共同的集体的经验，他的痛苦和喜悦，是一个可以与人分享的痛苦和喜悦。孤立的个人因而产生归属感。

    ⑮它使零散的、疏离的各个小撮团体找到连结而转型成精神相通、忧戚与共的社群。“四郎”把本来封锁孤立的经验变成共同的经验，塑成公共的记忆，从而增进了相互的理解，凝聚了社会的文化认同。白发苍苍的老兵，若有所感的中年儿女，或者对这段历史原本漠然的外人，在经验过“四郎”之后，已经变成一个拥有共同情感而彼此体谅的社会。

    ⑯人本是散落的珠子，随地乱滚，文化就是那根柔弱又强韧的细丝，将珠子串起来成为社会。而公民社会，因为不倚赖皇权或神权来坚固它的底座，因此文化便是公民社会最重要的黏合剂。

笨拙的土豆

王晓莉

    桌子正中央是一大盘土豆。我凑到饭桌边，仿佛还没有吃就已经感到满足。尤其是，这样自己极中意的、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吃不厌的食物，这样圆滚滚、笨嘟嘟，甚至可说丑兮兮，但又热乎乎的土豆。

    很难想象，有三十年，我是个绝对不吃土豆的人。

    那时我有个不知从何而来的误区：以为吃了土豆、红薯这类外形圆头圆脑、看上去憨厚笨拙的食物，自己也会变得这样肥圆不堪。我总觉得土豆、红薯，都是那些膀阔腰圆的人才吃的。或者反过来说，是吃了土豆、红薯，他们变成了膀阔腰圆的人。

    于是我总是偏爱甜食与水果。它们散发出的甜美、浓香，像一层又一层面膜，覆盖在我的感觉之上；它们以一种味道遮蔽了其他真实之味。

    那时的我，就是这样一个无论是口味还是心灵都有些褊狭的人。一个明明很笨拙却又极度害怕笨拙的人。也许所有人的青春，都有过这样与甜食、水果为伴的时期吧。

    2003年秋天，我在火车上偶然遇到一位男子。他当时在翻的一本《凡·高画册》吸引了我，我们渐渐攀谈了起来。我说我喜欢的是凡·高那一系列自画像。

    对面的他说，那么，凡·高有张早期的画作有没有引起过你的注意呢？

    临下车前，这个男子把这本边页已经翻得有点微微卷起的《凡˙高画册》送给了我。正是在这画册里的中间某页，有他着重提到的那幅画：《吃土豆的人》。

    现在，这幅《吃土豆的人》，我闭上眼睛即可回忆起画中任意一细节，我若有任何绘画天赋定当临摹一千次。

    它那么悲伤刻骨，而又坚忍不拔。

    画面正中是一盏悬挂的昏黄油灯，使整个画都带着深褐色的凝重。灯光下，一家五口正围桌而坐，木纹餐桌上摆放的，正是还冒着腾腾热气的一大盘土豆。热气袅袅地上升到他们的头顶，有了温暖的氛围。

    一个老太太正把一个特大个的土豆递给那一家之主妇模样的人，仿佛在赞赏地说：瞧，这一个，多大个啊。主妇则低眉筛着茶（许是咖啡），她的粗眉有些皱起，仿佛有点不耐烦眼前这样的生活了，却又依然惯性地深思着这样的生活该怎样才可过得更如意更体面些。

    主妇的对面是一家之主，他也许是个矿工，手指叫煤炭染得发黑他也懒得去洗洗。他凝望着他老婆，仿佛要跟她商量什么事情。而另一个戴头巾的女人又凝望着他。一个穿裙子的姑娘，身形要娇小些，背对着我们。他们的手关节都出奇地大，骨突着，你知道，那样的手是可以把食物或茶壶抓得很牢的，也可以把生活抓得很牢的。他们的鼻翼也很宽，鼻孔粗大，他们的呼吸，一定是粗重的。劳动，改造一切。包括他们的呼吸。

    在我看来，这一幅画里，有笨拙的男女，有笨拙的土豆，还有笨拙的一壶茶，是一个农民之家全部的笨拙不堪的生活。

    凡·高给弟弟提奥的信证明了我的看法。

    据说提奥一见到这画，就鼓动哥哥拿去沙龙参加展览。但是凡·高回信说：“我想清楚地说明那些人如何在灯光下吃土豆，用放进盘子中的手耕种土地……老老实实地挣得他们的食物。我要告诉人们一个与文明人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所以我一点也不期望任何人一下子就会喜欢它或称赞它。”

    某样司空见惯的事物，如何在某一天突然引起我们的注意，实在是有各种契机的。就比如那些我忽视惯了的、生活中无以计数的、我眼中无比笨拙的土豆，就这样经由一幅百多年前的画作引领，重新进入我始终睁开却始终有盲点的视线。

    我开始爱上吃土豆，煎、炒、炖、煮；或单独吃，或搭配其他食物吃；当饭吃，当菜吃，当零食吃；没有一样不尝试。没有一样不好吃。土豆那满满的淀粉里，还有着只可意会而难以言传的清香。

    我也开始关心跟土豆有关的一切。我最喜欢探究的是土豆的成长。所有的蔬果，都是裸露在空气与光线中，它们一生都与风和光线打情骂俏着，最后用碧绿的、红彤彤的颜色告诉人们：我熟了，来吃我吧！只有土豆、红薯，那不多的几样，从春到秋，它们完全地埋伏在泥土之下。命中注定它们的工作就是在漫长的黑暗里沉默与积蓄。它们从土地里出来的那天，就是它完全成熟的日子。土豆可以露天存放几乎整整一个季节。它的构成分子，该是有多牢固啊。

    每一次，听了这些，我总是外表平静，内心却热血沸腾地想，如果有机会，我应该去种植至少一季土豆，去观察、了解、亲近那些披着大地色外衣的土豆，那些外表粗糙、内心扎实的土豆，那些在市场的菜堆上与人们的菜篮中笨拙地滚动的土豆，那些养育生活的土豆。

    有时在灯下吃着土豆，会想起火车上偶遇的那人。他当时那么坚定地指出我会忽略凡·高那幅《吃土豆的人》，也许并不是他的武断，而是他看出了当时的我。

（本文有删改）

①我在十八日早晨，才知道上午有群众向执政府请愿的事；下午便得到噩耗，说卫队居然开枪，死伤至数百人，而刘和珍君即在遇害者之列。但我对于这些传说，竟至于颇为怀疑。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然而我还不料，也不信竟会下劣凶残到这地步。况且始终微笑着的和蔼的刘和珍君，更何至于无端在府门前喋血呢？

②然而即日证明是事实了，作证的便是她自己的尸骸。还有一具，是杨德群君的。而且又证明着这不但是杀害，简直是虐杀，因为身体上还有棍棒的伤痕。

③但段政府就有令，说她们是“暴徒”！

④但接着就有流言，说她们是受人利用的。

⑤惨象，已使我目不忍视了；流言，尤 使我耳不忍闻。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懂得衰亡民族之所以默无声息的缘由了。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我的老师沈从文（节选）

汪曾祺

    ①一九三七年，江南失陷，我不能回校读书，在家闲居两年。两年中，我反反复复地看的两本书，就是屠格涅夫的《猎人日记》和《沈从文小说选》。

    ②我反复地看，一是因为没有别的好书看，二是这两本某些地方很相似的书，也和我的气质比较接近。这两本书甚至形成了我对文学、对小说的概念。我在中学时并未有志于文学。在昆明参加大学联合招生，在报名书上填写“志愿”时，提笔写下了“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当时许多学生报考西南联大都是慕名而来。这里有朱自清、闻一多、沈从文。

    ③沈先生在联大开过三门课：“各体文习作”、“创作实习”和“中国小说史”。“各体文习作”就是教学生习作各体文章。他有时也出题目，曾出过“我的小庭院有什么”这样的题目，要求学生写景物兼及人事。有几位老同学用这题目写出了清丽的散文，在报刊上发表了，我都读过。也曾给我的下几班同学出过一个题目，要求他们写一间屋子里的空气。为什么出这样的一些题目呢？沈先生说：先得学会做部件，然后才谈得上组装。大部分时候，是不出题目的，由学生自由选择，想写什么就写什么。这课每周一次。学生在下面把车好、刨好的文字的零件交上去。下一周，沈先生就拿这些作业来讲课。

    ④说实在话，沈先生真不大会讲课。他不像闻先生那样，长髯垂胸，双目炯炯，富于表情，语言的节奏性很强，有很大的感染力；也不像朱先生那样，讲解很系统，要求很严格，上课带着卡片，语言朴素无华，然而扎扎实实。沈先生讲课可以说是毫无系统，因为就学生的文章来谈问题，也很难有系统，大都是随意而谈，声音不大，也不好懂。不好懂，是因为他的湘西口音一直没变，仍然是凤凰话；也因为他的讲话内容不好捉摸。沈先生是个思想很流动跳动的人，常常是才说东，忽而又说西。他的思想的跳动，给他的小说带来了文体上的灵活，对讲课可不利。沈先生真不是个长于逻辑思维的人，他从来不讲什么理论。他讲的都是自己从刻苦的实践中摸索出来的经验之谈，没有一句从书本上抄来的话。这些经验之谈，如果理解了，是会终身受益的。遗憾的是，很不好理解。如，他曾经批评过我的一篇小说，说：“你这是两个聪明脑袋在打架！”让第三个人听，“这是什么意思？”我是明白的。我这篇小说用了大量的对话，我尽量想把对话写得深一点，美一点，有诗意，有哲理。沈先生自己小说里的对话，大都是平平常常的话，但是一样还是使人感到人物，觉得美。从此，我就尽量把对话写得朴素一点，真切一点。

    ⑤沈先生用笔写下的东西比用口语讲出的要清楚得多，也深刻得多。使学生受惠的，不是他的讲话，而是他在学生文章后面所写的评语。沈先生对学生的文章也会作修改，但改得不多，评语却写得很长，有时会比本文还长。这些评语有的是就那篇习作来谈的，也有的是由此说开去，谈到创作上的某个问题，往往有独到的见解，文笔也很讲究。

    ⑥除了评语，沈先生还就学生这篇习作，与之相近的作品，他自己的别人的，中国的外国的，带来给学生看，因此，他来上课时都抱了一大堆书，让学生比较吸收，收效很好。他把自己的小说总集叫做《沈从文小说习作选》，这都是为了给上创作课的学生示范，有意地试验各种方法而写的，这是实情，并非故示谦虚。

    ⑦读他的小说，觉得他是把生活里的人都当成一个作品中的人物去看的。他用一种含蓄的热情对人，用一种欣赏的、抒情的眼睛看一切人。对前辈、朋友、学生、家人，都是这样。他津津乐道的熟人的一些细节，都是小说化了的细节。大概他的熟人也都感觉到这一点，他们在先生的客座（有时是一张破椅子，一个小板凳）上，也就不会谈出过于庸俗无聊的话，大都是上下古今，天南地北地闲谈一阵，喝一盏清茶，借几本书或资料，就走了。客人一走，沈先生就坐到桌子跟前拿起笔来了。

    ⑧我曾问过先生：“你的思想到底是什么？属于什么体系？”他微笑。我说：“你是一个标准的人文主义者。”沈先生微笑着，没有否认。

一九八一年一月十四日

马兰花

李德霞

    大清早，马兰花从蔬菜批发市场接了满满一车菜回来，车子还没扎稳，邻摊卖水果的三孬就凑过来说：“兰花姐，卖咸菜的麻婶出事了。”

    马兰花一惊：“出啥事啦？”

    三孬说：“前天晚上，麻婶收摊回家后，突发脑溢血，幸亏被邻居发现，送到医院里，听说现在还在抢救呢。”

    马兰花想起来了，难怪昨天就没看见麻婶摆摊卖咸菜。三孬又说：“前天上午麻婶接咸菜钱不够，不是借了你六百块钱吗？听说麻婶的女儿从上海赶过来了，你最好还是抽空跟她说说去。”

整整一个上午，马兰花都提不起请神来，不时地瞅着菜摊旁边的那块空地发呆。以前，麻婶就在那里摆摊卖咸菜，不忙的时候，就和马兰花说说话，聊聊天。有时买菜的人多，马兰花忙不过来，不用招呼，麻婶就会主动过来帮个忙……

    中午，跑出租车的男人进了菜摊。马兰花就把麻婶的事跟她男人说了。男人说：“我开车陪你去趟医院吧。一来看看麻婶，二来把麻婶借钱的事跟她女儿说说，免得日后有麻烦”。

    马兰花就从三孬的水果摊上买了一大兜水果，坐着男人的车去了医院。

    麻婶已转入重症监护室，还没有脱离生命危险。门口的长椅上，麻婶的女儿哭得眼泪一把，鼻涕一把。马兰花安慰了一番，放下水果就出了医院。男人撵上来，不满地对马兰花说：“我碰你好几次，你咋不提麻婶借钱的事？”

    马兰花说：“你也不看看，那是提钱的时候吗？”

    男人急了：“你现在不提，万一麻婶救不过来，你找谁要去？”

    马兰花火了：“你咋尽往坏处想啊？你就肯定麻婶救不过来？你就肯定人家会赖咱那六百块钱？啥人啊？”

    男人铁青了脸，怒气冲冲地上了车。一路上，男人把车开得飞快。

    第三天，有消息传来，麻婶没能救过来，昨天她女儿火化了麻婶，带着骨灰连夜飞回了上海。

    男人知道后，特意赶过来，冲着马兰花吼：“钱呢？麻婶的女儿还你了吗？老子就没见过你这么傻的女人！”

    男人出门时，一脚踢翻一只菜篓子，红艳艳的西红柿滚了一地。

    马兰花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转。

    从此，男人耿耿于怀，有事没事就把六百块钱的事挂在嘴边。马兰花只当没听见。一天，正吃着饭，男人又拿六百块钱说事了。男人说：“咱都进城好几年了，住的房子还是租来的。你倒好，拿六百块钱打了水漂儿。”

    马兰花终于憋不住了，眼里含着泪说：“你有完没完？不就六百块钱吗？是个命！就当麻婶是我干妈，我孝敬了干妈，成了吧？”

    男人一擦碗，拂袖而去，把屋门摔得山响。

    日子水一样流淌。转眼，一个月过去。

    这天，马兰花卖完菜回到家，一进门，就看见男人系着因裙，做了香喷喷的一桌饭菜。马兰花呆了，诧异地说：“日头从西边出来啦？”

    上小学二年级的女儿嘴快，说：“妈妈，是有位阿姨给你寄来了钱和信，爸爸高兴，说是要犒劳你的。”

    马兰花看着男人说：“到底咋回事？”

    男人挠挠头，嘿嘿一笑说：“是麻婶的女儿从上海寄来的。”

    “信里都说了些啥?”

    男人从抽屉里取出一张汇款单和一封信，说：“你自己看嘛。”

    马兰花接过信，就着灯光看起来。信中写道：“兰花姐，实在是对不起了。母亲去世后，我没来得及整理她的东西，就大包小包地运回上海了。前几天清理母亲的遗物时，我意外地发现了一个小本本，上面记着她借你六百块钱的事，还有借钱的日期。根据时间推断，我敢肯定，母亲没有还过这笔钱。本来母亲在医院时，你还送了一兜水果过来，可你就是没提母亲借钱的事，还好，我曾经和母亲到你家串过门，记着地址，不然，麻烦可就大了。汇去一千元，多出来的四百块算是对大姐的一点心意吧。还有一事，我听母亲说过，大姐一家住的那房子还是租来的。母亲走了，房子我用不上，一时半会儿也卖不了，大姐如果不嫌弃，就搬过去住吧，就当帮我看房子了。钥匙我随后寄去。”

    马兰花读着信，读出满眼的泪水……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