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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幻
材料一：
二十世纪初，梁启超翻译的《十五小豪杰》为中国的科幻播下了一颗种子。鲁迅也将凡尔纳的作品《月界旅行》等由日文翻译成文言文，并配以诗词，使其完全中国化。他还盛赞此类作品：“故苟欲弥今日译界之缺点，导中国人群以进行，必自科学小说始。”由此可见，中国的科幻小说在当时背负着普及科学知识和科学观念的启蒙重担。
1979年，科幻作家童恩提出“科学文艺”应当与“科普作品”相区分，它并不以介绍科学知识为目的，是“作为展开人物性格和故事情节的需要而充当背景的”。这一观点得到了当时众多科幻作家的同意。科幻文学到底是姓“科”还是姓“文”，这一争论在当时从未休止，部分科普作家更将“科学文艺”称作“灵魂出窍的文学”。
（节选自《中国科幻走了多少年，才迎来了<流浪地球>？》）
材料二：
2010年后，中国科幻界佳作连连、新人辈出。2015年，《三体》获“雨果奖”，中国科幻的产业化之路也就此开启。
据《2018中国科幻产业报告》的数据，2017年中国科幻产业产值超过140亿元人民币，而仅2018年前六个月，产值就已经接近100亿元。此外，科幻在各种媒体上全面落地，除传统纸媒外，微博、微信公众号、音频产品上也有科幻作品的赏析，甚至网络综艺节目也开始与科幻界合作。
与此同时，中国科幻也正在走向世界。曾摘得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的作家陈楸帆说，近些年，已经有大概30名作者的100余部作品被翻译成20多种语言。从最有名气的刘慈欣到初露锋芒的年轻作者，都有机会将自己的作品展示在世界读者面前。“雨果奖”获得者、美籍华裔科幻作家刘宇昆认为，这是自“功夫”之后，中国最大的文化输出。可以说，经过百年历程和数代人的努力，中国科幻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节选自《“科幻”有望成为“功夫”之后最大的文化输出》）
材料三：
有部美国影片《苍蝇》，讲一个科学家研究把人通过电缆发送出去。不幸的是，一科学家在试着发送自己时，装置里混进了一只苍蝇，送过去以后，他的基因和苍蝇的基因就混了起来，于是他就一点点地变成了一只血肉模糊的大苍蝇——这电影看了以后很恶心，然而它得了当年的奥斯卡最佳效果奖。我相信编这个故事的人肯定从维纳先生的这句话里得到了启迪：从理论上说，人可以通过一条电线传输，但是这样做的困难之大，超出了我们的能力。想要得到这种启迪，就得知道维纳是谁：他是控制论的奠基人，得过诺贝尔奖，少年时代是个神童。总而言之，想搞这种电影，编导就不能上电影学院，应该上综合性大学。倒也不必上理科的课，只要和理科的学生同宿舍，听他们扯几句就够用了。
搞科幻片还得有点想象力。对于创作人员来说，这可是个硬指标。这类电影把时间放到了未来，脱离了现实的束缚，这就给编导以很大自由发挥的空间——其实是很严重的考验。
（节选自王小波《中国为什么没有科幻片》1997年）
材料四：
中国电影投入的资金越来越大，但巨量的资金投入并非制作优秀科幻片的唯一条件。中国电影工业水平与欧美相比有很大差距，主要体现在特效制作水平上，因为它是检验一个国家电影工业综合水准的终极探针。而更重要的创作团队的科学素养，不是突击学习能获得的，比如雷德利斯科特毕业于皇家艺术学院，卡梅隆辍学于加州州立大学物理系，而《星际穿越》的联合制片人是天体物理学家基普索恩。
科幻片有时能挖掘出远超现实主义题材的内涵。比如《侏罗纪公园》对基因技术伦理困境的拷问，《终结者》系列对人工智能技术浪潮的反思，《2001太空漫游》对科学主义、功利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的鞭挞。在某种意义上，科幻电影扮演着人类社会先行者的角色，带着警惕和理性前瞻人类社会可能到来的危机。
（节选自《2019年是中国科幻片元年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