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义为利

      ①人总会面临利与义的煎烤。利者，更多的是指物质利益，即金钱、美色等可以愉悦身心的东西。人既然做不到完全舍弃饮食男女，产生一定的逐利冲动也符合人性。义者，温暖他人的举动，比如拯人于饥渴、救人于水火，它是一个人内心的真诚、善良、利他意识，是一种更高级的人性。

      ②这个世界上永远有着使人心生景仰的人。1909年，肃亲王善耆想请人为吴可读画一幅像，有人向他推荐画家陈半丁。肃亲王非常欣赏陈半丁的才华，甚至劝他入部为官。此事虽然由于种种原因最后未成，却使陈半丁非常感动。1922年，肃亲王在旅顺病故，为报知遇之恩，陈半丁在大连举办了两次个人画展，卖画所得的数十万元（旧币），全部做了肃亲王灵柩返京的开销。陈半丁这样做，是在实践自己的人生哲学，他曾篆刻过一枚椭圆形的印章，其文字是“以义为利，不以利为利也”。

      ③生活中像陈半丁这样以义为利的人还有不少，比如启功曾捐巨资在北师大设了个“励耘奖学助学基金”，用以奖励那些品学兼优的贫困大学生。比如胡适为了解决章希吕的工作，就请他到家里为自己编辑文稿，并开给他比外面高得多的工资；他曾无私资助陈之藩、林语堂等人留学，自己出钱为贫穷的小贩袁瓞治病，并留下过“要留利息在人间”这样的美谈。

      ④以义为利很高尚，可以给他人带来幸福与快乐，但它也需要环境的催生。我研究过喜欢行善之人的经历，他们一般都在人生的特定阶段得到过别人的帮助，这种他人给予的温暖对他们日后的为人处世极有影响。在启功面临生存危机的时候，北师大前校长陈桓曾经无私帮助他，先是将没有学历的启功推荐进中学，还手把手地教他怎样上课，后来更是将他直接引进北师大。说没有陈桓，就没有后来功成名就的启功，绝对不是一句假话。启功设立的奖学助学基金以“励耘”命名，“励耘”就是陈桓的书房名，陈桓当时早已过世，启功用此名的目的，就是要纪念对自己一生影响极大的先师。

      ⑤陈半丁出道时卖画不顺，其师为之站场更是传为艺坛佳话。吴可读画像完成后，陈半丁迁出肃王府，在京卖画为生。然而，因为他初入京城美术圈，不为人知，前来购画者寥寥无几。远在上海的吴昌硕对爱徒在京之处境极其忧虑。1910年，67岁的吴昌硕特地赶到北京，为陈半丁介绍各种关系和画店，并在琉璃厂纸店亲笔为其书写润格，称其“性嗜古，能作画，写花卉、人物直追宋元，近写罗汉变幻百出，在佛法上可称无上妙谛，求者履盈户外……”在京数月中，还为半丁治了不少印，其中相当部分为吴篆陈刻，以示器重。陈半丁的名声从此日隆。

      ⑥的确，义不能单靠高尚者先天的觉悟，它需要我们每个人用自己的双手去激活。行善、仗义最容易出现马太效应，大家都去行善，大家都为人仗义，一个社会就会有许多人以义为利，开开心心帮助别人，得到帮助的人日后也会毫不犹豫地加入行善、仗义的队伍，我们走在夜里都可以看到蓝天。相反，如果我们一个个都很自私，随便做件事都要考虑自己能不能得到好处，见利忘义就会层出不穷，那些原本以义为利的人也很可能改弦更张，变得冷漠自私，整个社会一片冰雪。

      ⑦其实，如果我们跳出物质利益的藩篱，就会发现，陈半丁的“以义为利”并非只是一种高尚的口号，而是一种客观的事实。一个人仗义，帮助了别人，让他人摆脱了困境，看到了明媚的阳光，别人高兴，我们的奉献也就有了意义与价值，你的心灵就有了几分安适。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比内心的安适更重要的呢？行善、仗义这种东西是特别能给人好感的，你也就有了好人缘。这样的好人缘自然也是一种利了。从某种意义上说，“以义为利”其实是一种大智慧。

母亲的书

琦君

    ①母亲在忙完一天的煮饭，洗衣，喂猪、鸡、鸭之后，就会喊着我说：“小春呀，去把妈的书拿来。”

    ②我就会问：“哪本书呀？”

    ③“那本橡皮纸的。”

    ④我就知道妈妈今儿晚上心里高兴，要在书房里陪伴我，就着一盏菜油灯光，给爸爸绣拖鞋面了。

    ⑤橡皮纸的书上没有一个字，实在是一本“无字天书”。里面夹的是红红绿绿彩色缤纷的丝线，白纸剪的朵朵花样。还有外婆给母亲绣的一双水绿缎子鞋面，没有做成鞋子，母亲就这么一直夹在书里，夹了将近十年。外婆早过世了，水绿缎子上绣的樱桃仍旧鲜红得可以摘来吃似的。一对小小的喜鹊，一只张着嘴，一只合着嘴。母亲告诉过我，那只张着嘴的是公的，合着嘴的是母的。喜鹊也跟人一样，男女性格有别。母亲每回翻开书，总先翻到夹得最厚的一页。对着一双喜鹊端详老半天，嘴角似笑非笑，眼神定定的，像在专心欣赏，又像在想什么心事。然后再翻到另一页，用心地选出丝线，绣起花来。好像这双鞋面上的喜鹊樱桃，是母亲永久的样本，她心里什么图案和颜色，都仿佛从这上面变化出来的。

    ⑥母亲为什么叫这本书为橡皮纸书呢？是因为书页的纸张又厚又硬，像树皮的颜色，也不知是什么材料做的，非常的坚韧，再怎么翻也不会撕破，又可以防潮湿。母亲就给它一个新式的名称——橡皮纸。其实是一种非常古老的纸，是太外婆亲手裁订起来给外婆，外婆再传给母亲的。书页是双层对折，中间的夹层里，有时会夹着母亲心中的至宝，那就是父亲从北平的来信，这才是“无字天书”中真正的“书”了。母亲当着我，从不抽出来重读，直到花儿绣累了，菜油灯花也微弱了，我背《论语》《孟子》背得伏在书桌上睡着了，她就会悄悄地抽出信来，和父亲隔着千山万水，低诉知心话。

    ⑦母亲生活上离不了手的另一本书是黄历。她在床头小几抽屉里，厨房碗橱抽屉里，都各放一本，随时取出来翻查，看今天是什么样的日子。黄历上一年二十四个节日，母亲背得滚瓜烂熟。每次翻开黄历，要查眼前这个节日在哪一天，她总是从头念起，一直念到当月的那个节日为止。我也跟着背：“正月立春、雨水，二月惊蛰、春分，三月清明、谷雨……”但每回念到八月的白露、秋分时，不知为什么，心里总有一丝凄凄凉凉的感觉。小小年纪，就兴起“一年容易又秋风”的感慨。也许是因为八月里有个中秋节，诗里面形容中秋节月亮的句子那么多。中秋节是应当全家团圆的，而一年盼一年，父亲总是在北平迟迟不归。

    ⑧《本草纲目》是母亲做学问的书，那里面那么多木字旁、草字头的字，母亲实在也认不得几个。但她总把它端端正正摆在床头几上，偶然翻一阵，说来也头头是道。其实都是外公这位山乡郎中口头传授给她的，母亲只知道出典都在这本书里就是了。

    ⑨母亲没有正式认过字、读过书，但在我心中，她却是博古通今的。

送东阳马生序（节选）

宋濂

    余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每假借于藏书之家，手自笔录，计日以还。天大寒，砚冰坚，手指不可屈伸，弗之怠。录毕，走送之，不敢稍逾约。以是人多以书假余，余因得遍观群书。既加冠，益慕圣贤之道。又患无硕师名人与游，尝趋百里外，从乡之先达执经叩问。先达德隆望尊，门人弟子填其室，未尝稍降辞色。余立侍左右，援疑质理，俯身倾耳以请；或遇其叱咄，色愈恭，礼愈至，不敢出一言以复；俟其欣悦，则又请焉。故余虽愚，卒获有所闻。

    当余之从师也，负箧曳屣行深山巨谷中。穷冬烈风，大雪深数尺，足肤皲裂而不知。至舍，四支僵劲不能动，媵人持汤沃灌，以衾拥覆，久而乃和。寓逆旅，主人日再食，无鲜肥滋味之享。同舍生皆被绮绣．戴朱缨宝饰之帽，腰白玉之环，左佩刀，右备容臭，烨然若神人；余则绲袍敝衣处其间，略无慕艳意．以中有足乐者．不知口体之奉不若人也。盖余之勤且艰若此。

叶圣陶先生二三事

张中行

①叶圣陶先生于1988年2月16日逝世。记得那是旧历丁卯年除夕，晚上得知这消息，外面正响着鞭炮，万想不到这繁碎而响亮的声音也把他送走了，心里立即罩上双层的悲哀。

②我第一次见到叶圣陶先生，是五十年代初，我编课本，他领导编课本。这之前，我当然知道他，那是上学时期，大量读新文学作品的时候。相识之后，交往渐多，感到过去的印象失之太浅；至少是没有触及最重要的方面——品德。《左传》说不朽有三种，居第一位的是立德。在这方面，就我熟悉的一些前辈说，叶圣陶先生总当排在最前列。叶圣陶先生是单一的儒，思想是这样，行为也是这样。这有时使我想到《论语》上的话，一处是：“躬行君子，则吾未之有得。”一处是：“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两处都是孔老夫子认为虽心向往之而力有未能的，可是叶圣陶先生却偏偏做到了。因此，我常常跟别人说：“叶老既是躬行君子，又能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所以确是人之师表。”

③凡是同叶圣陶先生有些交往的，无不为他的待人厚而深受感动。前些年，一次听吕叔湘先生说，当年他在上海，有一天到叶先生屋里去，见叶先生伏案执笔改什么，走近一看，是描他的一篇文章的标点。这一次他受了教育，此后写文章，文字标点一定清清楚楚，不敢草率了事。我同叶圣陶先生文墨方面的交往，从共同修润课本的文字开始。其时他刚到北方来，跟家乡人说苏州话，跟其他地方人说南腔北调话。可是他写文章坚决用普通话。他对普通话生疏，于是不耻下问，让我帮他修润。我出于对他的尊敬，想不直接动笔，只提一些商酌性的意见。他说：“不必客气。这样反而费事，还是直接改上。不限于语言，有什么不妥都改。千万不要慎重，怕改得不妥。我觉得不妥再改回来。”我遵嘱，不客气，这样做了。可是他却不放弃客气，比如有一两处他认为可以不动的，就一定亲自来，谦虚而恳切地问我，同意不同意恢复。我当然表示同意，并且说：“您看怎么样好就怎么样，千万不要再跟我商量。”他说：“好，就这样。”可是下次还是照样来商量，好像应该做主的是我，不是他。

④文字之外，日常交往，他同样是一以贯之，宽厚待人。例如一些可以算作末节的事：有人到东四八条他家去看他，告辞时，客人拦阻他远送，无论怎样说，他一定还是走过三道门，四道台阶，送到大门外。告别，他鞠躬，口说谢谢，看着来人上路才转身回去。他晚年的时候已经不能起床，记得有两次，我同一些人去问候，告辞时，他还举手打拱，不断地说谢谢。

⑤还记得大概是七十年代中期某年的春天吧，我以临时户口的身份在妻女家中小住，抽空去看他。他家里人说，他很少出门，这一天有朋友来约，到天坛看月季去了。我要了一张纸，留了几句话，其中说到乡居，说到来京，末尾写了住址，是西郊某大学的什么公寓。第二天就接到他的信。他说他非常悔恨，真不该到天坛去看花。他看我的地址是公寓，以为公寓必是旅店一类，想到我在京城工作这么多年，最后沦为住旅店，感到很悲伤。我看了信，也很悲伤，不是为自己的颠沛流离，是想到十年来的社会现象，像叶圣陶先生这样的人竟越来越少了。

⑥以上说待人厚，是叶圣陶先生为人的宽的一面。他还有严的一面，是律己，这包括正心修身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常常谈到写文章，他不止一次地说：“写成文章，在这间房里念，要让那间房里的人听着，是说话，不是念稿，才算及了格。”他这个意见，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反应。譬如近些年来，有不少人是宣扬朦胧的，还有更多的人是顺势朦胧的，对于以简明如话为佳文的主张，就必付之一笑。而叶先生则主张写完文章后，可以自己试念试听，看像话不像话，不像话，坚决改。叶圣陶先生就是这样严格要求自己的，所以所作都是自己的写话风格，平易自然，鲜明简洁，细致恳切，念，顺口，听，悦耳，说像话还不够，就是话。

⑦在文风方面，叶圣陶先生还特别重视“简洁”。简洁应该是写话之内的一项要求，这里提出来单独说说，是因为叶圣陶先生常常提到，有针对性。他是带着一些感慨说的：“你写成文章，给人家看，人家给你删去一两个字，意思没变，就证明你不行。”关于繁简，关于修改，鲁迅提到的是字句段。叶圣陶先生只说字，我的体会，一是偏重用语，二是意在强调，精神是可简就绝不该繁。可是现实呢，常常是应简而偏偏要繁。举最微末的两个字为例。一个是“了”，如“我见到老师”，“他坐在前排”，简明自然，现在却几乎都要写“我见到了老师”，“他坐在了前排”，显得既累赘又别扭。另一个是“太”，如“吸烟不好”，“那个人我不认识”，也是简明自然，现在却几乎都要写“吸烟不太好”，“那个人我不太认识”，变得不只累赘，而且违理。像这样的废字，删去不只是意思没变，而且是变拖沓无理为简洁合理，可是竟然很少人肯删，也就无怪乎叶圣陶先生感慨系之了。

⑧在我认识的一些前辈和同辈里，重视语文，努力求完美，并且以身作则，鞠躬尽瘁，叶圣陶先生应该说是第一位。上面说的是总的用语方面。零碎的，写作的各个方面，小至一个标点，以至抄稿的格式，他都同样认真，不做到完全妥帖决不放松。还记得五十年代早期，他发现课本用字，“做”和“作”分工不明，用哪一个，随写者的自由，于是出现这一处是“叫做”，那一处是“叫作”的现象。这不是对错问题，是体例不统一的问题。叶圣陶先生认为这也不应该，必须定个标准，要求全社出版物统一。商讨的结果，定为“行动”义用“做”，“充当”义用“作”，只有一些历史悠久的，如作文、自作自受之类仍旧贯。决定之后，叶圣陶先生监督执行，于是“做”和“作”就有了明确的分工。

⑨叶圣陶先生，人，往矣，我常常想到他的业绩。凡是拿笔的人，尤其或有意或无意而写得不像话的人，都要常常想想叶圣陶先生的写话的主张，以及提出这种主张的深重的苦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