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6年的一天，在德国哥廷根大学，一个19岁的青年吃完晚饭，开始做导师单独布置给他的每天例行的两道数学题。

       青年很有数学天赋，正常情况下，他总是在两个小时内完成这项特殊作业。

       “咦，怎么今天导师给我多布置了一道?”青年一边打开写着题目的纸，一边咕哝着。他也没多想，就做了起来。

       像往常一样，前两道题目在两个小时内顺利地完成了。第三道题写在一张小纸条上，是要求只用圆规和一把没有刻度的直尺做出正十七边形。青年没有在意，像做前两道题一样开始做起来。然而，做着做着，青年感到越来越吃力。开始，他还想，也许导师见我每天的题目都做得很顺利，这次特意给我增加难度吧。但是，随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第三道题竟毫无进展。青年绞尽脑汁，也想不出现有的数学知识对解开这道题有什么帮助。

       困难激起了青年的斗志：我一定要把它做出来!他拿着圆规和直尺，在纸上画着，尝试着用一些超常规的思路去解这道题……终于，当窗口露出一丝亮色时，青年长舒了一口气，他终于做出了这道难题……

       见到导师时，青年感到有些内疚和自责。他对导师说：“您给我布置的第三道题我做了整整一个通宵，我辜负了您对我的栽培……”

       导师接过青年的作业一看，当即惊呆了。他用颤抖的声音对青年说：“这真是你自己做出来的?”青年有些疑惑地看着激动不已的导师，回答道：“当然，但是，我很笨，竟然花了整整一个通宵才做出来。”导师请青年坐下，取出圆规和直尺，在书桌上铺开纸，叫青年当着他的面做一个正十七边形。

       青年很快做出下一个正十七边形。导师激动地对青年说：“你知不知道，你解开了一道有2000年历史的数学悬案?阿基米德没有解出来，牛顿也没有解出来，你竟然一个晚上就解出来了，你真是天才!我最近正在研究这道题，昨天给你布置题目时，不小心把写有这道题目的小纸条夹在了给你的题目里。”

       多年以后，这个青年回忆起这一幕时，总是说：如果有人告诉我，这是一道有2000多年历史的数学难题，我不可能在一个晚上解决它。

       这个青年就是数学王子高斯。

       有些事在不清楚它到底有多难时，我们往往能做得更好，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无知者无畏。

动物也在全球化

    ①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人类社会正在变得越来越相似。人们使用同样的科技产品。追求同样的时尚，采取同样的生活方式，将来甚至还有可能使用同样的语言。“地球村”这个概念早已不是什么新鲜词了。人类变得彼此越来越相似。这事好还是不好。人们还在争论。

    ②在野生动物的世界里。同样的事情也正在发生。所有地方的野生动物也正在长得越来越像。科学家批评说，由于人类的流动，野生动植物也被迫加入了全球化的行列，从而使动植物品种的地区差异变得越来越淡。

③这种现象被称为“生物均质化”。这种现象对于生物世界的地区特性来说是一个重大的威胁。已经引起了自然资源保护管理论者的高度重视。事实上，人们不久前才刚刚开始认识到“生物均质化”意味着什么。所有生物在所有的地方生活，结果是地球上的生物种类会变得越来越少，同一物种之下的品种也会变得越来越单一。

    ④对物种地区差异威胁最明显的应该数物种入侵，物种利用人类的全球化贸易运输侵入到其他地区，对当地的物种生存造成影响。比如说斑纹贻贝就通过船只播散到西欧和北美海域。这些入侵物种会使当地的食物链陷入混乱。剥夺某些本地物种的生存空间。

    ⑤对生物多样性的更大成胁来自于人类对土地用途的改变。人类城市的扩张以及生物栖息地的细碎化，使生物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相似。这就会导致特定种类的生物过分繁盛。有些适应能力极强的物种便如鱼得水，比如蟑螂、乌鸦、老鼠、浣熊、红狐和鹿。

    ⑥有些大脑容量相对较大的鸟类在人类对环境进行改造的时候应付自如，知道如何根据环境的变化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也能够很快接受前所未见的食物，而那些”小脑袋”鸟类就会受到相当太的打击，数量下降很快。于是在城市化的过程中，我们会越来越多地看到一些生物，而另一些则从我们的视野中消失了。

    ⑦由于人类一些不恰当的做法，野生动物种群的基目资源正在不断减少，将来一旦环境发生重大改变，这将严重危及生态系统的适应力。

孤独温暖的旅程

铁凝

    ①有一个冬天，在京西宾馆开会，好像是吃过饭出了餐厅，一位个子不高、身着灰色棉衣的老人向我们走来。旁边有人告诉我，这便是汪曾祺老。当时我没有迎上去打招呼的想法。越是自己敬佩的作家，似乎就越不愿意突兀地认识。但这位灰衣老人却招呼了我。他走到我的跟前，笑着，慢悠悠地说：“铁凝，你的脑门上怎么一点儿头发也不留呀？”他打量着我的脑门，仿佛我是他久已认识的一个孩子。这样的问话令我感到刚才我那顾忌的多余。我还发现汪曾祺的目光温和而又剔透，正如同他对于人类和生活的一些看法。

    ②不久以后，我有机会去了一趟位于坝上草原的河北沽源县。去那里本是参加当地的一个文学活动，但是鼓动着我对沽源发生兴趣的却是汪曾祺的一段经历。他曾经被下放到这个县劳动过，在一个马铃薯研究站。他在这个研究马铃薯的机构，除却日复一日的劳动，还施展着另一种不为人知的天才：描述各式各样的马铃薯图谱——画土豆。汪曾祺从未在什么文字里对那儿的生活有过大声疾呼的控诉，他只是自嘲的描写过，他如何从对于圆头圆脑的马铃薯无从下笔，竟然到达一种“想画不像都不行”的熟练程度。他描绘着它们，又吃着它们，他还在文中自豪地告诉我们，全中国像他那样，吃过这么多品种的马铃薯的人，怕是不多见呢。我去沽源县是个夏天，走在虽然凉快，但略显光秃的县城街道上，我想象着当冬日来临，塞外蛮横的风雪是如何肆虐这里的居民，而汪曾祺又是怎样捱过他的时光。我甚至向当地文学青年打听了有没有一个叫马铃薯研究站的地方，他们茫然地摇着头。马铃薯和文学有着多么遥远的距离呀。我却仍然体味着：一个连马铃薯都不忍心敷衍的作家，对生活该有耐心和爱。

    ③1989年春天，我的小说《玫瑰门》讨论会在京召开，汪曾祺是被邀请的老作家之一。会上谌容告诉我，上午八点半开会，汪曾祺六点钟就起床收拾整齐，等待作协的车来接了。在这个会上他对《玫瑰门》谈了许多真实而细致的意见，没有应付，也不是无端的说好。在这里，我不能用感激两个字来回报这些意见，我只是不断地想起一位著名艺术家的一本回忆录。这位艺术家在回忆录里写到当老之将至时，他害怕变成两种老人，一种是俨然以师长面目出现，动不动就以教训青年为乐事的老人；另一种是唯恐被旁人称“老”，便没有名堂地奉迎青年，以证实自己青春常在的老人。汪曾祺不是上述两种老人，也不是其他什么人，他就是他自己，一个从容地“东张西望”着，走在自己的路上的可爱的老头。这个老头，安然迎送着每一段或寂寥、或热闹的时光，用自己诚实而温暖的文字，用那些平凡而充满灵性的故事，抚慰着常常是焦躁不安的世界。

    ④我常想，汪曾祺在沽源创造出的“热闹”日子，是为了派遣孤独，还是一种难以排遣的孤独感是他觉得世界更需要人去抚慰呢？前不久读到他为一个年轻人的小说集所作的序，序中他借着评价那年轻人的小说道出了一句“人是孤儿”。

    ⑤我相信他是多么不乐意人是孤儿啊。他在另一篇散文中记述了他在沽源的另一件事：有一天他采到一朵大蘑菇，他把它带回宿舍，精心晾干（可能他还有一种独到的晾制方法）收藏起来。待到年节回京与家人做短暂的团聚时，他将这朵蘑菇背回了北京，并亲手为家人烹制了一份鲜美无比的汤，那汤给全家带来了意外的欢乐。

    ⑥于是我又常想，一位囊中背着一朵蘑菇的老人，收藏起一切的孤独，从塞外寒冷的黄风中快乐地朝着自己的家走着，难道仅仅为了叫家人盛赞他的蘑菇汤？

    ⑦这使我不断地相信，这世界上一些孤独而优秀的灵魂之所以孤独，是因为他们将温馨与欢乐不求回报地赠予了世人吧？用文学，或者用蘑菇。

民工父亲的幸福

李良旭

       ①刚搬入新居的一天，外面响起一阵敲门声。从猫眼里往外看：一个陌生人。他的头发蓬乱，脸上的灰尘和着汗水，眼里露出一种焦灼和茫然。我警惕地将门打开一条缝，问道：“你找谁？”只见那人的脸一下子涨得通红。他从口袋里哆哆嗦嗦地摸出一包皱巴巴的香烟递过来，用一种近似乞求的语气说：“师傅，我是在您住的这片小区干活的民工，我想请您帮个忙，不知您能不能同意？”

       ②“什么事？你说吧。”我推开他递过来的香烟，一脸狐疑地看着他。

       ③见我态度和缓，他一激动脸涨得更红了，语速急促地说道：“是这样的，我的儿子马上就要放寒假了，他就要从老家到城里来看我了。孩子说，他想亲眼看看自己的父亲在城里盖的漂亮房子。我想，孩子来了后，我能带他到您家看看吗？房子盖了许多，可我从来不知城里人住在里面的情况，我很难对孩子说清楚。”这位民工一口气把话说完，然后，一脸企盼地望着我。

       ④我恍然大悟。原来，这位民工父亲是为了让乡下的孩子亲眼目睹自己在城里的“杰作”，真是一个心细的父亲！我点头答应了。

       ⑤他见我爽快地答应了，激动地说：“谢谢！谢谢！您可真是个大好人啊！我问了好几家，人家一听我要带孩子来看看他们家，有的一句话也不说就将门关上了，有的说我脑子有问题，还有的跟踪我，以为我是坏人，一直看着我走进民工棚……今天，我可遇到大好人了啊！”这位民工的脸上满是喜悦，眼神里也荡漾出一种快乐。

       ⑥几天后，他果然带着一个小男孩来到我家。那男孩十三四岁的样子，皮肤黝黑，身体结实，还有一双很亮的眼睛。见到我，小男孩有一种怯生生的神情。

       ⑦父子俩套上我递过来的鞋套，小心翼翼地迈着步子。也许是第一次踩木地板，他们的步子迈得格外的轻缓。我看到一只大手和一只小手紧紧地握在一起，两人的目光中有一种扭捏的拘谨。做父亲的好像在努力显示出一种老练和成熟，只见他边弯下腰，边对儿子讲道：“叔叔家住的这套房子就是爸爸所在的建筑公司盖的。当时盖这栋楼房时，我负责砌墙，你别小看了这砌墙的活，必须做到心细、手细、眼细，不能有丝毫的偏差。你看，这面墙上原来还留有一个洞口，为的就是运送砖块、水泥方便，待房屋建好后，再将这洞口堵上。哦，对了，我的中级技工考试也通过了，现在我也是有文凭的建筑工人了。”

       ⑧他竭力地想向孩子描绘出自己在城里打拼时的细节，让儿子感受到自己在城里工作的情景。儿子听了，不停地望着他的父亲，眼睛里流露出一种自豪和骄傲的神色，同时他又用另一只手握了握父亲的手，父亲的腰板瞬间直了许多。

       ⑨没想到，在我看来一件简单、普通的事，只不过让这对父子进了我的新房看了看，竟让这位民工父亲这么激动。就这一下子，我感到我和这位民工父亲心的距离拉近了许多。周遭氤氲着一种温暖。

       ⑩父子俩互相搀扶着下楼，只听到孩子对他父亲说：“爸爸，您真了不起，盖出这么好的房子，城里人住得真舒服，如果我们在城里也能住上您盖的这么好的房子就好了。”儿子的语气里有种羡慕和向往。父亲爱怜地摸了摸孩子的头，说道：“傻孩子，这怎么可能呢？不要乱想了。你只要在家里把书念好了，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就行了。”

       ⑪孩子仰起稚气的脸，掷地有声地说道：“                                 。”

丑娘

李兆权

    在村里，没有人不说我娘长得丑的，或许就是这个缘故，在她嫁到李家之后，人们先是叫她丑媳妇，在生下我以后，不管长辈小辈的又都改称她做“丑娘”。

    娘说我是日本同中国打仗的第6个年头来到这个世上的，在娘身边我一直长到了8岁，后来才由爹送我到城里的一所小学去念书。当时我不明白丑是什么意思，因为娘待我特别好，临走的时候，她给我做了一双毛边布鞋，一个小书包，书包里除装了一支铅笔外，还塞下了满满一袋鸡蛋。我依稀记得就在她把我送到村口时，我第一次看见她流下了眼泪，泪水大滴大滴地顺着她的脸颊直落到我的小手背上。

    一件事使我开始认识了我的母亲。

    学校上体育课，因为舍不得穿娘做的鞋，当我把它脱下挂在凳子上时，恰巧让老师给看见了，他提过鞋左看右看，随即又把鞋举得高高的，兴奋地说，好漂亮的鞋呀!说着，又把鞋底端详了半天，数着一层一层连起来的底，足有8层之多，且针脚细密结实，靠脚掌和脚跟的部分都挑上了花。之后，他问我：你娘一定最最漂亮吧!殊不知就在我要回答老师的问话时，同村来的一个同学抢上话头：老师，他娘不漂亮，村里人都叫她丑娘。

    之后，我仿佛才知道丑是什么意思。

    或许老师说的全错了，而那个同学的话是对的。我的娘确实不漂亮，黑黑的肤色，原本挽成髻的头发在解放的那年她自个改成了齐耳短发，额头上一块大大的胎记，在黝黑的脸上是这样的显眼。为此，我心里像满含着委曲，在公开场合很少提及她，更不愿把同学领到家里，只是在每次放假时呆呆的看着生我养我的她，而这时娘总是像欠账似的默默地把我揽在她胸前。临别，又拿出一双同样的毛边布鞋给我，那双分外黑亮的眼睛像是两潭水，即使漆黑的夜也能让人感到它的明亮。

    许多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往往需要以后才能得到公正的解释。

    到60年代末，我已经是一个大小伙子了，娘已苍老了许多，原来虽黑但还丰满的脸颊已经凹陷了下去，头发变得稀疏而花白，手背上的骨节兀突出来。看着娘养我这么大，一辈子在农村吃苦，且作为一个丑女子面对别人的嘲笑从不与人红脸，对于种种伤心话语所表现出的难能的平静，我的心在发酸。一天，当我把在外边买的几件湖蓝色起暗花的衬衣和两瓶珍贵的雪花膏给她时，她先是一惊，继而情不自禁的又像儿时一样把我拢到她的胸前，嘴里喃喃地说：要那干什么呢?娘是不配了，待以后你相上媳妇了就送给她吧。娘还说到时一定要把姑娘领回家让她看看。

    我是70年代初结婚的，按照她的嘱咐。婚前几天我和爱人终于赶到家里。事前我就同爱人讲好，娘一辈子在农村，农村人显丑显老，见了面一定要多说些宽老人心的话。爱人说，谁还没有老的一天，但娘一定不丑。

    到家了，不知怎么，我发现屋里空荡荡的，看着爹和弟弟的眼睛又红又肿，我一问才知道娘已在一个星期前病逝了。爹说是娘病重时交待他叫不让我们知道的，要不会冲了我们的喜。望着突然空寂和失去了生气的屋子，我极力控制住自己的感情，当到了娘的床前收拾她的遗物时，我发现一切都是经过精心整理过的，唯见一块红绸布包放在她平时靠头的那一面，我急忙打开一看，原来是两双精致的毛边布鞋，一大一小，显然一双是给我的，一双是给她的儿媳妇的，看着看着，我觉得膝头一阵酸涩。扑通一声跌跪在地上，我和爱人的眼泪如泉涌般直落下来。

    我想起了儿时老师说过的话：你的娘一定是最最漂亮的吧!

（选自《云南日报》，1991年07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