蚂蚁的本领
①早在人类诞生之前，蚂蚁就会修筑“公路”。亚马孙雨林中的蚁类，为躲避狂风暴雨，在树干上啃出一条条凹槽，或在平地用沙砾修筑成沟槽，作为它们的公路；蚂蚁是列队行进的，为解决相对而行或十字路口的交通阻塞，它们竟然能“设计”出类似立交桥的环形交叉路口。
②蚂蚁的神经系统并不发达，然而它们一旦成为一个整体时居然能够思考、筹划、谋算，成为一部活计算机。它们无需图纸，也没有指挥和监理，但竟能齐心合力地设计并建造成五花八门、奇形怪状的蚁丘。蚁丘的内部布局合理，空气畅通，温度恒定，各种设施齐备，其工程浩大令人惊叹：有上百个蚁丘相通，可长达数十米；有的如“摩天大楼”拔地而起，最高的可达6米，按其身高的比例，相当于人类300层的摩天大厦。蚂蚁王国的这般工程往往需要十余年的艰辛劳作，而工蚁的寿命不过两年，也就是说，需要几代蚂蚁的努力方可大功告成。天知道，它们是怎样保持一致的?
③据考证，蚂蚁早在5000万年前就完成了类似人类的从“狩猎”到“农耕”的转变。现在地球上约有二百余种蚂蚁都有种植蘑菇类真菌的本领。它们不但懂得施肥、收割，还懂得利用树叶发酵产生的热量来保持真菌园的恒定的温度和湿度，甚至当它们种植无收时还会向邻居借贷!

黑发底下

    ①父亲如书，我是他的再版。

    ②年轻时，我们都顶着一头坚硬的黑发，它仿佛含有铁质，根根向上挺立如戟。抬手轻轻拍打，会发出稠密结实的“嘭嘭”声，像电流穿透掌心击中身体。在我们个体生命的海拔上，它高高在上乌黑茂盛，像油亮油亮的煤一样不说话，我们在它底下日复一日地生活着。

    ③小时候，我们一家生活在山区，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一到星期天天麻麻亮，父亲就独自一人蹚着露水，一根扁担挑起两只箩筐，走上弯弯山道，到几十里外的深山里去挑煤来烧。傍晚踏着夕阳挑了满满两箩筐煤回家，正赶上吃晚饭，一只杏儿大的杯子已经善解人意地倒上酒立在了他面前。他端起酒，贴近唇边轻抿一下，放下了，脸变红了，仿佛浑身的困乏与疲累也被一阵风消解走了。母亲就在这时瞥见了他黑发中躲来躲去的几根白发，惊呼道：“哟，你都有白头发了。”说着她拨开发丝，小心翼翼地拔下，摊到父亲掌中。

    ④那白发寥寥几根，躺在父亲掌心，枕着纵横的掌纹，银光闪亮，像是会发光的羽毛。

    ⑤天难得地飘起了雪，越飘越大。冬夜沉静如石，洛入幽深漆黑的古井中，漫长而冷清。逼仄的厨房里，头顶一豆灯光，炭炉傍墙站立，烧壶沉默不语。父亲注视着我和弟弟，就像牧人盯着两只瑟瑟的羊羔羔，问道：你俩谁给我拔白头发？一根一分钱。”正在打睦睡的我们顿时来了精神，抢着拔。

    ⑥父亲的白发不多，稀稀疏疏地像微薄的雪花撒入广袤的黑土地，倏忽拧身捉迷藏似的躲了起来，在灯下实在不易察寻得到。每拔到一根我们都像发现新大陆似的，溅起一片响亮的欢呼。一晚上下来，收获并不多。

    ⑦然而，明明头天晚上拔光了，可过了一夜，父亲的白发又蹿出了一些，似乎拔的速度总也撵不上蹿的速度。一到晚上，无所事事的我们还是乐意拔。我们只是觉得自己长大了，父亲坐着我们站着，我们与父亲一样高了。一个个冷寂无聊的冬夜很快蹑手蹑脚地溜走了，我和弟弟同时分享着一个心照不宣而自鸣得意的秘密。

    ⑧等我们都上学了，父亲不再叫我们拔了。生活的困窘和难以排遣的忧愁日渐沉重地压迫着他，他的白发越生越多，几乎占了“半壁江山”，一眼望去触目惊心。我想他除了怕耽误我们的功课外，可能连他自己都泄气了，听任那些白发喧嚣地恣肆疯长。

    ⑨后来，父亲被癌魔缠身，惊心动魄的手术后，千篇一律地吃药、打针，不厌其烦地化疗、放疗，头发快掉光了，露出空荡荡的头皮，一根不剩地失去了无比珍爱的头发，他不得不戴上了帽子。不知为什么，我竟觉得掉了头发的父亲是丢了羽毛的孔雀或凤凰，在人群中间有些落寞。

    ⑩有一天我忽然提起儿时拔白头发的事，父亲一愣，马上孩子似的笑了，瘦削的脸颊上猛地腾起了两火烧云，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中。良久，才慢悠悠地说：“那时你俩真淘气，老是拔了黑发糊弄我。”

    ⑪秘密像包袱被父亲轻描淡写地抖开了，我有些无地自容。在岁月面前，一天天变老的父亲曾束手无策，试图借助剔除白发来抗拒生命的一次次落雪，赶在大雪封山以前挽留住某些悄悄远行的记忆，这很像一个农夫靠铲掉稗草来保护庄稼的成长。可我们顽皮的行为却在加快岁月流逝的脚步，我们以帮凶和同谋的身份与父亲鲜明对立。

    ⑫今天这个日子，在父亲积雪一样飞速消融的生命海拔上，我多么想为他种下一头黑发，让他重新骄傲地穿过人群，像煤被阳光点燃。

    ⑬但岁月如箭，一经射出，拒绝回头。

（选自《光明日报》2015年2月27日第15版，简默作，有删改）

秋天的怀念

    双腿瘫痪后，我的脾气变得暴怒无常。望着望着天上北归的雁阵，我会突然把面前的玻璃砸碎；听着听着李谷一甜美的歌声，我会猛地把手边的东西摔向四周的墙壁。母亲就悄悄地躲出去，在我看不见的地方偷偷地听着我的动静。当一切恢复沉寂，她又悄悄地进来，眼边红红的，看着我。“听说北海的花儿都开了，我推着你去走走。”她总是这么说。母亲喜欢花，可自从我的腿瘫痪后，她侍弄的那些花都死了。“不，我不去！”我狠命地捶打这两条可恨的腿，喊着：“我可活什么劲儿！”母亲扑过来抓住我的手，忍住哭声说：“咱娘儿俩在一块儿，好好儿活，好好儿活……”

    可我却一直都不知道，她的病已经到了那步田地。后来妹妹告诉我，她常常肝疼得整宿整宿翻来覆去地睡不了觉。那天我又独自坐在屋里，看着窗外的树叶“唰唰啦啦”地飘落。母亲进来了挡在窗前：“北海的菊花开了，我推着你去看看吧。”她憔悴的脸上现出央求般的神色。“什么时候？”“你要是愿意，就明天?”她说。我的回答已经让她喜出望外了。“好吧，就明天。”我说。她高兴得一会坐下，一会站起：“那就赶紧准备准备。”“唉呀，烦不烦？几步路，有什么好准备的！”她也笑了，坐在我身边，絮絮叨叨地说着：“看完菊花，咱们就去‘仿膳’，你小时候最爱吃那儿的豌豆黄儿。还记得那回我带你去北海吗？你偏说那杨树花是毛毛虫，跑着，一脚踩扁一个……”她忽然不说了。对于“跑”和“踩”一类的字眼儿，她比我还敏感。她又悄悄地出去了。

    她出去了。就再也没回来。

    邻居们把她抬上车时，她还在大口大口地吐着鲜血。我没想到她已经病成那样。看着三轮车远去，也绝没有想到那竟是永远的诀别。

    邻居的小伙子背着我去看她的时候，她正艰难地呼吸着，像她那一生艰难的生活。别人告诉我，她昏迷前的最后一句话是：“我那个有病的儿子和我那个还未成年的女儿……”

    又是秋天，妹妹推我去北海看了菊花。黄色的花淡雅、白色的花高洁、紫红色的花热烈而深沉，泼泼洒洒，秋风中正开得烂漫。我懂得母亲没有说完的话。妹妹也懂。我俩在一块儿，要好好儿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