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人民网】“公考热”曾经席卷全国，而与此同时，智联招聘发布的《2015春季人才流动分析报告》却显示，2015年春节公务员跳槽数量更比去年增加超三成。这一出人意料的结果令人惊诧，公务员“跳槽热”是否真的来临？

    这又是喜还是忧？从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大力反腐，大力整顿四风，并出台各项规定与禁令。我国公务员便逐渐地褪去了“光环”，逐步走下了“神坛”。随着养老金“双轨制”的废除，改革的不断深入，公务员越来越市场化，这是社会进步的必然趋势。

    从社会市场经济的发展来看，公务员“跳槽热”的到来有其“必然性”，这对社会发展与进步是相当有力的。公务员愿意跳槽、敢于跳槽，一定程度上激活了公务员这个群体，也激活了社会人才市场，有利于人才资源的合理分配，使社会全面和谐发展。

    当然，公务员“跳槽热”也必然会引发担忧，公务员作为管理者与服务者，需要稳定的建设与发展；而公务员跳槽过于频繁，则有可能对公务员队伍建设造成负面影响，也有可能降低公务员群体的服务水平。

    无论是喜还是忧，公务员开始跳槽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这也是改革与社会发展的趋势。既然发展的是市场经济，就应让市场更多地去决定，更多地遵循市场自身的发展规律，少一些过度的解读，相信最终势必会达到“多赢”的状态。

材料二：

    【新华网】近日，智联招聘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向来被认为抱着“铁饭碗”的公务员，竟成为当前跨界跳槽最活跃的人群。

    其实，公务员只是普通职业中的一种，公务员行业并没有大家想象中那样光鲜。首先，公务员并非是个高收入行业，同样大学同年毕业的大学生，进入企业工作和当公务员，5年以后，收入就会拉开明显差距。越是经济发达地区，这种差距就越明显。其次，“上升空间狭窄”、“人事关系复杂”、“自我价值体现困难”等问题，也时常困扰着他们。这样的情况下，公务员频繁跳槽，其实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所以，社会应当以平常的心态来看待他们的选择，对公务员跳槽多些理解与包容。

    从某种角度来讲，公务员辞职人数剧增，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的进步。一方面，不少抱着升官发财的想法进入公务员队伍的人会离开，这有利于干部队伍吐故纳新；另一方面，优秀人才不再只向公务员这种单一职业蜂拥，这是市场主体和管理人才的回归，有助于市场经济的完善与构建。

    跳槽既是市场条件下自由选择的结果，也是对自己职业发展的“纠偏”。对于单位来说，老员工的离开一方面有利于更新换代，但大规模员工离职尤其骨干员工离职，则容易导致人才短缺，应当引起警惕并适当采取措施。所以针对公务员频频辞职“下海”现象，政府应当建立合格人才进得来、不合格的人出得去、优秀人才留得住的公务员选拔任用机制。对于用人单位，也要用待遇留住人才，解决他们基本的生存发展问题。只要实现一个行业内人才的自由流动与良性竞争，并且赋予这一行业从业者合理的福利待遇和职业尊严，那么它就会自动实现人才的匹配，而不会出现短缺的问题。

材料三：

    【曲靖文明网】曾经让许多年轻人慕名并为之倾心竭力的热门行业出现了倒寒逆流之潮——公务员跳槽，这让很多人深感震惊和意外，是什么原因导致一些年轻人放弃“前功”、尽弃“公务员”而另谋生路呢？

    国家行政部门的规范和严格管理，让许多年轻人越来越感受不到国家公务员带来的种种实惠，这是公务员跳槽的客观原因。中国公务员制度有一个成长、发展的历程，它引纳外国的公务员制度并采用了古代的“科举制”的积极因子。但随着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依法治国、依法行政、依法用权等慢慢地纳入法制化轨道，行政工作人员的行为有了规范和约束，自然感到受限制。

    相比其他行业的收入，原先的愿望打算与现实需求的巨大反差，使公务员萌生了跳槽另谋生路的打算，我想这是跨行业公务员跳槽的最直接最现实的原因。

    中国在职公务员的跳槽和近几年“国考热”的降温，是人们对各种职业工作认识的理性回归。以前很多人认为在国家的行政部门从职既有政治上的功名，又有经济上的实惠，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事物的认识也在不断变化。国家公务员只是为人民办实事的工作人员，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更谈不上什么特权，随着认识上的变换，一些公务员选择跳槽，流动到其他的行业，也属正常。

    针对以上的问题，政府要大力推进，行动起来。合理的职业流动机制是中国公务员的“跳槽”助推器。国内各行各业的从业人员一直都在不停地流转、变动，公务员的“跳槽”也是行业流动机制的一个重要环节。如何让公务员的“跳槽”融入到正常的流动中来，政府需要思考。

对话杨庆祥：是时候说出我们的伤痕了！

访谈嘉宾：扬庆祥（评论家、学者、诗人）

凤凰文化：是怎么想要提出“新伤痕文学”这个概念的？

杨庆祥：首先，我已经注意到了有大量的作品在书写“改革开放”这段历史，而且在书写的过程中涉及到伤痕的问题。这些作品中包括前辈作家余华的《第七天》，阎连科的《炸裂志》和最新的作品《日熄》，还包括大量青年作家的作品。

另一方面我又发现整个批评界或者说整个文化界并没有对这种倾向做出一个非常准确的判断。只是从非常简单的社会学角度——比如70后、80后等等——来划分的。我恰恰认为中国当下所谓的“50后、60后、70后、80后”甚至“90后、00后”其实都是同一代人，他们都在面临整个中国向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伤痕或阵痛。他们分享了共同的心理结构和情感结构，在他们的表达里面有共同的诉求。我觉得这就是一种“新伤痕文学”之所以出现的重要历史语境，是时候说出我们的伤痕了。

凤凰文化：既然今天主要聊“新伤痕文学”，那我们先从“旧”的伤痕文学说起。伤痕文学有非常明确的指向性（“文革”的历史创伤），它是一个比较短命的文学现象，当时比较重要的作品如《班主任》、《伤痕》，现在看起来是文学史价值大于文学价值的。那么属于“新伤痕文学”范畴的文学作品，也会具有相似的局限或者说遗憾吗？

杨庆祥：八十年代的旧伤痕文学有个很大的局限，对事件的描述大于对人的描述，这就导致了它变成一个非常短暂的潮流。当然它当时被终结也有一定的政治原因。“新伤痕文学”应该从中吸取它的教训。比如余华的《第七天》，在我的定义范畴里面它一定是“新伤痕文学”。但如果“新伤痕文学”止步于余华的《第七天》，它可能也会变成一个短命的文学现象。《第七天》的内在书写模式非常接近于当年旧伤痕文学的模式。其实在我看来，应该上升到哲学和美学的高度。不能上升到这个高度，必然就会很短命，也不能够提供更多的意义和路径。

凤凰文化：你提到“新伤痕文学”不仅仅是发现和揭露，对这个时代也是有照亮和疗愈作用的。这个“疗愈”怎么体现？

杨庆祥：改革开放这么多年，生活在中国的普通人在社会转型的撞击过程当中积累了太多负面的情感性的东西。个人跟世界的相处出现了问题，人和人之间的相处也出现了问题。而我们又没有一个特别明晰的价值观和世界观来对这些东西进行整合和改造，这就导致了有很多人会盲目地去追求一些神秘主义的东西。对于真正的现代人来说，其实更需要一种理性的途径。

凤凰文化：“疗愈”就是表达出这种感情吗？

杨庆祥：不但仅是表达，而是通过一个“语言化”的过程将这种情感进行创造性的转化。书写可以把这种社会的创伤表达出来，个人的创伤和社会的创伤是互为一体的。这种创伤表达出来以后，我们就会发现自己问题的根源所在。

凤凰文化：那么就你的观察，哪些作家或者哪些作品是让人满意的，能够担当起“新伤痕文学”的疗愈作用的？

杨庆祥：有很多人在往这个方向努力地写，但完美的作品目前可能还不存在。我觉得更年轻的作家他们的写作方向是对的，他们采用的是一种对话的视角，没有简单地将伤痕“他者化”。

老一代的作家容易把伤痕轻易地归结于某一个具体的事物。“新伤痕”不是，更年轻的作家们可能会意识到这是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问题。每个人只可能从自我出发然后抵达他者、疗愈他者。首先要反思和批判自己，然后重建自我这个现代概念的主体性。比如张悦然最近出版的长篇《茧》作出了一些尝试。

材料一：

    14日，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发布了题为“中国无法承受的代价——烟草流行给中国造成的健康、经济和社会损失”的报告，报告指出，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烟草生产国和消费国，中国消费世界上44%的卷烟。报告强调，如果不采取行动大幅降低吸烟率，烟草相关疾病在未来的影响是灾难性的。据预测，到2030年，因烟草年死亡人数将从目前的每年100万人增至每年200万人。按此趋势，本世纪中国将有2亿多人因烟草死亡。

    针对烟草使用的不利影响，全国各地纷纷出台控烟条例或禁烟暂行规定，但效果甚微。有观点认为，控烟最好的方法当然是源头治理。但是，让烟草企业、烟草专卖店关门大吉，一来影响财政税收，二来影响一大批人的饭碗。烟草税收是中国财政收入的来源之一。

    许多专家认为，立法是有效控烟的一大手段。胡鞍钢表示，“全面控烟”应是控需求和控供给双管齐下的控烟战略。郝福满建议：“提高烟草税是减少烟草使用最有效的途径之一，同时也为健康和其他基本项目带来大量收入，并最终惠及全人类。”

    （摘编自中国新闻网）

材料二：

我国在校初中生吸烟率达6.9%

    （摘编自《中国青少年烟草调查报告》）

材料三：

    浙江杭州的烟民们恐怕都在关注着当地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的修改。因为它拟删除此前征求意见稿中受到外界褒扬的“室内公共场所、工作场所全面禁烟”措辞，允许室内设置吸烟区。

    结合现实看，杭州的“反向”操作，未必不是当前控烟现状的一个真实注脚。尽管近几年，已有更多的城市出台了相关控烟法规，公共场所禁烟规定的执行也较之过去有所进步，但总体而言，当前的控烟形势仍难以取得压倒性胜利，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仍处于僵持阶段。一个标志性表现，便是全国性的公共场所控烟条例，已经修订了3年多，至今仍未出台。这种控烟现状下，一些地方的控烟立场出现“反复”甚至“开倒车”，或许就是大概率了。

    （摘编自《允许时内设吸烟区再证控烟“不进则退”》）

材料四：

    2009年、2015年两次大幅提高税收导致的烟草价格大幅上涨以及各地陆续出台严格的控烟条例，仍无法阻挡我国烟民的增加。除了烟草价格上涨赶不上支付能力上涨，文化影响也是不可忽略的因素之一。

    在中国，烟草绝不仅仅是一种消费品。从清代鼻烟壶成为达官贵人、纨绔子弟争奇斗胜、炫耀身份的奢侈品，到如今人们仍习惯拿出“中华”招待客人，“烟”跟更多“象征”联系在了一起，融入社会风俗和人情世故，甚至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有时，香烟还成了社交符号和身份标识的载体。西南财经大学中国西部经济研究中心发布的一篇研究报告显示，“香烟社交”在农村地区影响较大，吸烟者更容易通过香烟来构建香烟社交圈实现其社会阶层的认同。

    （摘编自《吸烟，正成为“穷人”的嗜好》）

中国新时代：富而好礼，强而有义

    中国实现由富到强的巨大转变，为实现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基础。中国的富强得益于文化的强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最强有力的支撑。富而好礼、强而有义，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特质，不仅是古人治国理政经验智慧的历史总结，一直以来维系着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也彰显了新时代中国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新气象和新风貌，与有着五千年文明历史的礼义之邦的大国君子形象一脉相承。

    早在春秋之际，我国古人就注意到了国家在实现富强之后接下来该怎么办的问题，并提供了可资镜鉴的解决之道。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一直以来强调的“富而好礼”“强而有义”的宝贵思想。 据《论语》记载，子路曾经向老师孔子请教“富而无骄”如何？孔子回答说，已经很不错了，但要是能 做到“富而好礼”就更好。这与孔子回答其另一弟子冉有之问“既富矣，又何加焉"，而告诉他要“教之”的道理相辅相成。国家在富庶之后该怎么办，古人以其独特的经验智慧给出了“教之”的方案。 所谓教之，即以礼教之或教之以礼，即按照礼的规范和要求上至治国理政、平定天下，下至日新其 德、修身齐家，从而在整个社会上形成一个良好风气。

    在古人看来，“富而无骄”虽然可堪称道，但仍不过是一种被动的不作为，亦可说是没有责任和 担当意识，久而久之必然会流于为富不仁。“富而好礼”则展现了一种积极主动的有为精神，更能 彰显自身的道德自觉和追求，对整个社会和国家良好风气的塑造和维系大有裨益。“以礼示之，天 下国家可得而正也”，如果不依照礼的要求治理国家，就好比盲人失去搀扶，在黑暗中寻找东西，必 然不知所措、事与愿违。中国在国际事务中践行的外交原则和行为，无不折射着一个富而有礼的 国家的风度和涵养。

    除了 “礼”，作为国之四维，“义”也是古人治国理政所主张和恪守的一个重要原则。“强而有义”就是从伦理角度对一个强大起来的国家提出的道德引领和规范，“强”既不是“宽柔以教，不报 无道”的南方之强——过于追求隐忍、包容，也不是“衽金革，死而不厌”的北方之强 —— 崇尚勇力、果敢，而是孔子推崇的“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的君子之强。“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指的是把义作为立身之本，依礼而行事。立身之本亦可化为治国之道。能做到“强而有义”的君子之强的国家，必然不会忘记和改变自身抱有的信念和使命，而会恪守德义的初心，坚定不移地按照道义的要求循礼而动，通过践行道义而最终实现其理想追求。这也就是“勤于道义，则刚健而日新”的道 理所在。中国已经向世界庄严承诺，“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这就是在新时代背景下中国一贯坚守“强而有义”信念的真实流露。

（节选自《中国青年报》2018年4月16日第2版）

剪纸王

孙博

    元旦的午后，枫城风雪交加。北面文化中心大堂内挤满了人，温暖如春。这里正在举办加拿大青少年剪纸大赛，参赛者有100多人，分成大、中、小学三个组别。

    大学组压轴上阵，共有30多个选手。随着主持人宣布比赛题目为“年年有余”后，大家争分夺秒地忙碌起来。

    20分钟左右，牛犇第一个交卷。作品质量和所用时间，都大大出乎评委所料。牛犇正在读大学二年级，是滑铁卢大学计算机软件专业的高材生。其他选手都在规定的半个小时才交卷，还有几个根本没能完工。最终，五个评委一致决定给牛犇打100分。

    评委会吴主席走上台，向大家宣布“牛犇同学以满分夺得大学组冠军，获奖金5000 加元。这也是我们大赛举办三年来，第一个人获得满分，再次恭喜牛犇同学！”

    吴主席双手举起牛犇的剪纸给大家看，作品是全圆形的窗花图案，男女胖娃各抱鲤鱼跳龙门，喜气洋洋中带着积极向上的精神。

吴主席评说：“牛犇同学的作品紧扣‘年年有余’的主题，但又富有创意，融入鲤跃龙门的元素。构图新颖，刀工流畅，疏密有致，阴阳相间……”

    台下一位参赛者突然举手，吴主席马上停住嘴，示意他发言。

那小伙子站起来，说道：“我叫马驰，刚才偶然发现牛犇同学的剪刀特别奇怪，估计安装了电子配件，是不是有作弊之嫌?”

    牛犇立刻站起来，斯文地答道“大赛要求自备剪刀和刻刀，但并没有任何具体规定。”

马驰提高嗓门：“请你不要偷换概念，我的问题是，你的剪刀有没有安装电子配件?”

    牛犇点点头，答道“我确实加入了人工智能辅助系统，目前主要功能是加快剪纸的速度。不过，这也是我自己开发的，正在申请专利。”

    牛犇的话音一出，现场像炸开了锅，喝倒彩的居多。吴主席立刻傻了眼，其他评委也面面相觑，看来难以收场.....

恰在这时，坐在后排的一个长者站起来，大声地说道：“请大家安静一下！我叫牛建国，是牛犇的爷爷。事情既然发生了，总得有个解决的办法，为公平起见，我建议请吴主席出题，马驰同学提供剪刀和刻刀，让牛犇再剪一个图案。”

    牛犇和马驰纷纷点头。顿时，现场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五个评委交头接耳，认为牛建国的办法可行，吴主席马上向牛犇、马驰招手。牛犇三步并作两步走上台，马驰拿着剪力、刻刀跟了上去。牛建国也大摇大摆地走上了台，用力拍了拍孙子的肩膀，相互点了点头，但没有开口交谈，一切尽在不言中。

    吴主席皱了皱眉头，说道“我看，就剪一个‘嫦娥奔月’吧。”

    牛犇立即在讲台上剪了起来，动作异常娴熟，令马驰佩服得五体投地。大约一支烟的工夫，一个栩栩如生的“嫦娥奔月”图完成了，上面还有“中秋佳节”四个行书大字。

五个评委一看，不约而同地点了点头，吴主席兴奋地说：“冠军真是名副其实啊!”

    马驰带头拍手，台下的掌声一浪高过一浪。

    曲终人散之际，一个中年男子冲向前，对着牛建国问道“请问牛老先生是广东佛山人吗?”

牛建国点点头，中年男子激动地说：“那您就是当年的‘剪纸王’了！20年前，我还跟您学过几个礼拜呢。后来跟着父母移民到加拿大，只好中止了。”

牛建国拍了拍脑袋，说道：“抱歉，不记得了，我在佛山教过几百个学生。来加拿大十年了，只教了我孙子一个人。这小家伙在这儿长大，倒是热衷中国文化，悟性也不错。”

中年男子边竖起大拇指边说：“难怪您孙子这么牛，就像他的名字一样。原来，是得到您老人家的真传啊！”

吴主席以夸奖的语气说：“这就是名师出高徒，牛老先生果真是‘剪纸王’。”

牛建国指着孙子，说道：“老眼昏花了，不敢当！‘剪纸王’这个名衔，得让给年轻一代了。现在啊，再加上什么IA的，剪纸的发展空间不可估量。”

    “爷爷，人工智能叫AI，不是IA。”牛犇插嘴提醒。

牛建国连连点头，说道：“反正这古老的剪纸艺术，就靠你们年轻人插上高科技的翅膀了。”

吴主席趁机央求：“能请牛老先生担任咱们剪纸协会的顾问吗?一起来推广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

牛建国笑哈哈地说：“我这把老骨头还有用吗?”

吴主席答道：“现在这个年头啊，人生70刚开始，90不稀奇，100笑嘻嘻。”

    牛建国爽快地说“托您的福，我就顾问一下吧。也借你们这个平台，好好推广一下咱们佛山的剪纸传统，那可是宋代就开始流传了。”

中年男子似乎比谁都高兴，急促地说：“那我得马上报名入会，重拾当年师徒情。”

牛建国俏皮地问：“入会没有年龄限制吗?”

吴主席幽默地答：“3到80岁，全部欢迎。”

    一旁的牛犇握了握拳头，悄悄说“那我得抓紧练功了，时刻准备竞争‘剪纸王’！”

(选自《小小说月刊》2019年第8期)

材料一：

乡下最小的社区可以只有一户人家。夫妇和孩子聚居于一处有着两性和抚育上的需要。无论在什么性质的社会里，除了军队、学校这些特殊的团体外，家庭总是最基本的抚育社群。在中国乡下这种只有一户人家的小社区是不常见的。在四川的山区种梯田的地方，可能有这类情形，大多的农民是聚村而居。这一点对于我们乡土社会的性质很有影响。美国的乡下大多是一户人家自成一个单位，很少屋檐相接的邻舍。这是他们早年拓殖时代，人少地多的结果，同时也保持了他们个别负责、独来独往的精神。我们中国很少类似的情形。

中国农民聚村而居的原因大致说来有下列几点：一、每家所耕的面积小，所谓小农经营，所以聚在一起住，住宅和农场不会距离得过分远。二、需要水利的地方，他们有合作的需要，在一起住，合作起来比较方便。三、为了安全，人多了容易保卫。四、土地平等继承的原则下，兄弟分别继承祖上的遗业，使人口在一地方一代一代地积起来，成为相当大的村落。

无论出于什么原因，中国乡土社区的单位是村落，从三家村起可以到几千户的大村。我在上文所说的孤立、隔膜是以村和村之间的关系而说的。孤立和隔膜并不是绝对的，但是人口的流动率小，社区间的往来也必然疏少。我想我们很可以说，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地方性是指他们活动范围有地域上的限制，在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

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假如在一个村子里的人都是这样的话，在人和人的关系上也就发生了一种特色，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

材料二：

最近一段时间，一些地方“合村并居”的新闻不断吸引着人们的眼球。合村并居主要是将一些人口偏少、位置偏远的小村子甚至“空心村”进行整合，将这些村落的人们迁往大村子或城镇并居，从而整合资源，节约土地，提升人居环境和公共服务水平。

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合村并居无疑是一件好事。可合村并居后，对一些群众而言，“人住进了城镇的楼房，心却在牵挂老家的祠堂”。这说明，合村并居不是简单的“拆旧房、建新居”的物理迁移，它还应包含“人心搬迁”“文脉传承”等软性内容。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指出，乡土性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本质特色。中国人素来就有安土重迁、聚村而居、终老是乡的传统。乡村是承载中国文化与精神的基石，是乡土文脉赓续的重要空间。

不管是被动的合村并居，还是自然的城市化进程，大量村庄已经消失或正在消失，这是客观现实。相关统计数据显示，2000年中国大约拥有360万座自然村，而到了2010年该数字已下降到270万。长期关注传统村落保护的学者冯骥才评估，中国每天大约有80到100个村庄消失。

一旦村庄消失，中国传统的乡土精神和历史记忆也将失去依托。比如，遍布乡村的祠堂是乡村中重要的传统文化建筑，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人文信息，其主要功能是祭祖敬祖、宗亲联谊、家风传承。合村并居过程中，如果村子里的祠堂被简单拆掉，那真的可能会祭拜祖宗都找不到地方，孝亲敬祖的传统可能因此就断裂了。

面临同样命运的，还有那些农村的老房子。不少村子尤其古村落都有极具历史价值的古建筑或古民居，但有些村落规模较小，离城镇较远，人口也流失严重，如果按照一些地方合村并居的标准，可能会一并了之、一拆了之。当那些老房子、古建筑，在推土机的轰鸣中应声倒下时，我们丢掉的不是几片残砖断瓦或几根石柱木梁，而是老房子承载的历史文化价值，是通过老房子与历史进行对话的机会。

不幸的是，合村并居的过程中，不少地方将经济价值和商业考量置于首要地位，更多关注“钱值”（经济价值）和“颜值”（景观价值）的开发，而忽略了“文值”（文化价值）的保育。有的地方按照城市商业住宅的统一标准，给村民设计房子，楼越盖越高，可原来各具特色的村落格局全都消失了。还有一些，生硬照搬外国风格改造农村的院子，结果使得乡村建筑中出现“欧洲补丁”“美国碎片”等不伦不类、不中不西、不土不洋的奇葩景观。乡村景观城市化与建筑西洋化，不仅割裂了乡土原生文化传承，也污染了乡土文化精神。

丢弃乡土文化特色，一味地进行克隆，很难将新社区建成让群众拥有独特记忆的精神家园，也很难让搬入其中的村民拥有踏实的幸福感。

追求更好的物质生活条件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农民要住更新的房子，村庄要修更宽的马路，于是土窑洞被水泥瓷砖取代，青石板路上覆盖了厚厚的水泥，合村并居也成了一种现实选择。只不过，环境变了，生活变了，基于生活之上的习俗、文化、历史等也都会随之改变。因此，合村并居与保护乡土文脉之间存在天然的矛盾，这其实也是现代社会发展中广泛存在的一个文化悖论。

（摘编自《合村并居，别丢了乡土文脉》《光明日报》2020年7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