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
        小草偷偷地土里钻出来，嫩嫩的，绿绿的。园子里，田野里，瞧去，一大片一大片满是的。坐着，躺着，打两个滚，踢几脚球，赛几趟跑，捉几回迷藏，风轻悄悄的，草软绵绵。
        桃树、杏树、梨树，你不让我，我不让你，都开满了花赶趟儿。红的像火，粉的像霞光，白的像雪。花里带着甜味儿；闭了眼，树上仿佛已经满是桃儿、杏儿、梨儿。花下成千成百的蜜蜂嗡嗡地闹着，大小的蝴蝶飞来飞去。野花遍地是：杂样的，有名字的，没名字的，散在草丛里像眼睛，像星星，还眨呀眨的。

心底藏着艺术家

奚  淞

    父亲突然去世，我慌忙搭机飞返台北。令我惊骇的是母亲：她身着未换洗的灰布丧服，花白而蓬乱的头发上，胡乱别着一朵不成形的白棉线花，看见我，枯黄的脸微颤，仅咧开嘴，显示了无言而深切的哀恸。

    ①我在巴黎三年，任性地做自己艺术家的梦，不觉间，岁月竟来催讨所有积欠的债了。父亲去世后，母亲能健康而平安地活下去，应比一切都重要。

    我从旧书摊买来一大堆内容轻快的杂志和小说给母亲，希望能转移她那郁结于心的哀伤。翻开书页，她的视线茫然滑开。我这才发现：她不只是失去了阅读的习惯，视力也坏到早该配老花眼镜了。我烹煮了一些肉类食物，笑闹着端到她面前，想引起她的食欲。母亲万般无奈地咬嚼两下，趁我转身，又偷偷把食物吐在碗里。我这才发现：她不只是因悲伤而忌肉食，她的牙齿早已缺损，并没有人催促她去装假牙。

    谁想到一直照顾人的母亲，其实已经到了需要人照顾的时候呢？

    配眼镜、装假牙，母亲都顺从地做了。可是，更多的时候，母亲像是无事可做，只是一支烟接着一支烟地抽，从笼罩的烟雾里，追寻往事的踪影。

    为逝者折纸钱的时候，母亲的手才又活了起来。②银亮的冥纸，在她的手上灵巧转动，瞬间成为平整的元宝，翻飞飘落在她膝间的竹篓里。

    看母亲折纸钱的手，学美术的我有了新的狂想：为什么不让她学画画呢？趁着一股孩子般胡闹的狂劲，我把画架、画板、画纸、画夹和彩笔都准备好，一股脑儿地堆置在母亲面前。看到这一切郑重的装备，母亲呆了。

    以后，好一段时日，我假装不在意，却偷偷观察母亲的动态。我看到她在画架前徘徊、犹疑，终于怯生生地拿起铅笔，试着在纸上轻淡地画了如花生米般大小的孩子，然后匆匆忙忙涂抹掉，生怕别人看见。

    我没想到，真有这么一天，母亲会认真而着迷地画起画来呢。她从旧书里翻出一些过时的画片，以刺绣般的耐心，一笔一笔地临摹。

    一天，母亲在房里独自大笑起来。许久没听到母亲笑声的我，惊奇地冲进房，只看她一边笑，一边遮掩画纸。

     “画得好丑，难看死了。”母亲笑着说。

    我看到了，画的是一个20世纪三四十年代穿旗袍的女人，侧身站立在镂花的窗边。稚拙的线条擦了又改，直到那苗条的女郎天真地笑起来。原来，母亲临摹的是金嗓子歌后周璇的旧照。当周璇高歌《龙华的桃花》时，也正是父亲母亲在上海相识、相恋的年代！

    从记忆深处寻到图像，母亲的郁结似乎找到了宣泄的出口。她居然一张又一张地画起画来，起初画妇人、孩子，然后狂热地画起花来，黑白的画面上，开始添加颜色，由淡雅趋于绚烂。

    看母亲蓬着花白的头发，鼻端架着老花眼镜，聚精会神地凑近艳丽的花朵细心描绘，有时竟连炉上煮着饭菜都忘了，我才知道：在母亲心底，也藏着一个从未被人注意过的艺术家呢！这艺术家是待子女长成、丈夫去世后，才被释放出来的。

（摘自上海文艺出版社《姆妈，看这片繁花》）

不落别处

       在盛夏的信义路上，常常会看到一位流浪的老人。他土头土脸，相貌丑陋，怪怪地穿一件很厚的褪了色的中山装，中山装里还有一件破旧的毛衣。平常他就蹲坐在街角，歪着脖子，看来往的行人，也不说话，只是轻轻地摇动手里的奖券。

       他很少会站起来走动。当他站起，我才发现他的椅子绑在皮带上，走的时候，椅子摇过来，又摇过去。他脚上穿着一双老式的大皮鞋，摇摇晃晃像陆上的河马。

       如果是中午，他就走到卖自助餐摊子的前面，想买一些东西来吃，摊贩看到他，通常会盛一盒便当送给他。他就把吊在臀部的椅子对准臀部，然后坐下去。吃完饭，他就地睡午觉，仍是歪着脖子，嘴巴微张。

到夜晚，他会找一块干净挡风的走廊睡觉，把椅子解下来当枕头，和衣而睡。  我观察流浪汉很久了，他全部的家当都带在身上，几乎终日不说一句话，可能他整年都不洗澡的。从他的相貌看来，应该是北方人，流落到这南方的街头，连最炽热的夏天都穿着家乡的厚衣。

       对于街头的这位老人，大部分人都会投以厌恶与疑惑的眼光，小部分人则投以同情。我每次经过那里，总会向老人买两张奖券，【A】虽然我知道，即使每天买两张奖券，对他也不能有什么帮助，但买奖券使我感到心安。

       记得第一次向他买奖券那一幕，他的手、他的奖券和他的衣服同样的油腻污秽，他缓缓地把奖券撕下，然后在衣袋中摸索着，摸索半天掏出一个小小的红红塑胶套。这套子竟是崭新的，和他并不相配。老人小心地把奖券装进红色塑胶套，由于手的笨拙，做这个简单的动作也十分艰难。

      “不用装套子了。”我说。

      “不行的，讨个喜气，祝你中奖!”老人终于笑了，露出有空缺的几颗牙，说出充满乡音的话。他终于装好了，慎重地把红套子交给我，红套子上写着八个字“一券在手，希望无穷”。

       后来我才知道，不管是谁买奖券，他总会努力地把奖券装进红套子里。慢慢我理解了，小红套原来是老人对买他奖券的人一种感激的表达。【B】每次，我总是沉默着耐心等待，看他把心情装进红封套，温暖四处流动着。

       和老人逐渐认识后，有一年冬天黄昏，我向他买奖券，他还没有拿奖券给我，先看见我穿了单衣，最上面的两个扣子没有扣。老人说：“你这样会冷吧!”然后，他把奖券夹在腋下，伸出那双油污的手，要来帮我扣扣子，我迟疑了一下，但没有退避。

       老人花了很大的力气，才把我的扣子扣好，那时我真正感觉到人纯净的善意，在老人为我扣扣子的那一刻，我想起了自己的父亲，鼻子因而发酸。

       老人依然是街头的流浪汉，我依然是我，向他买着无关紧要的奖券。但在我们之间，有一些友谊，装在小红套，装在眼睛里，装在不可触摸的心之角落。

       我向老人买过很多很多奖券，从未中过奖，但每次接过小红套时，我觉得那一刻已经中奖了，真的是“一券在手，希望无穷”，我的希望不是奖券，而是人的好品质，它不会被任何境况所淹没。

      “好雪片片，不落别处!”它美丽地落下不见了，但灌溉了我们的心田。

马的眼镜

莫言

       1984年解放军艺术学院创办文学系，徐怀中老师是首任主任，我是首届学员。他确定的教学方针以及他为这届学员所做的一切，却让我们一直牢记在心。今年三月初，在文学系的讲座上，我忆起北京大学吴小如先生给我们讲课的事，虽寥寥数语，但引发了怀中老师的很大感慨，于是，我就写下这篇文章，回忆往事，以防遗忘。

       吴先生为我们讲课，应该是在1984年的冬季，前后讲了十几次。他穿着一件黑色呢大衣，戴一顶黑帽子，围一条很长的酱紫色的围巾。进教室后他脱下大衣解下围巾摘下帽子，露出头上凌乱的稀疏白发，目光扫过来，有点鹰隼的感觉。他目光炯炯，有两个明显的眼袋，声音洪亮，略有戏腔，一看就知道是讲台上的老将。因为找不到当年的听课笔记，不能准确罗列他讲过的内容。只记得他第一节讲杜甫的《兵车行》。杜诗一千多首，他先讲《兵车行》，应该是有针对性的，因为我们是军队作家班。这首诗他自然是烂熟于胸，讲稿在桌，根本不动，竖行板书，行云流水——后来才知道他的书法也可称“家”的——他的课应该是非常精彩的，他为我们讲课显然也是十分用心的，但由于我们当时都发了疯似地摽劲儿写作，来听他讲课的人便日渐减少。最惨的一次，偌大的阶梯教室里，只有五个人。

       这也太不像话了，好脾气的怀中主任也有些不高兴了。他召集开会，对我们提出了温和的批评并进行了苦口婆心的劝说。下一次吴先生的课，三十五名学员来了二十多位，怀中主任带着系里的参谋干事也坐在了台下。吴先生一进教室，炯炯的目光似乎有点湿，他说：“同学们，我并不是因为吃不上饭才来给你们讲课的!”这话说得很重，许多年后，徐怀中主任说：“听了吴先生的话，我真是感到无地自容!”吴先生的言外之意很多，其中自然有他原本并不想来给我们讲课是徐怀中主任三顾茅庐才把他请来的意思。那一课大家都听得认真，老先生讲得自然也是情绪饱满，神采飞扬。记得在下课前他还特意说：我读过你们的小说，发现你们都把“寒”毛写成了“汗”毛，当然这不能说你们错，但这样写不规范，接下来他引经据典地讲了古典文学中此字都写作“寒”，最后他说，我讲了这么多课，估计你们很快就忘了，但这个“寒”字请你们记住。

       现在回想起来，吴先生让我们永远记住这个“寒”字，是不是有什么弦外之音呢？是让我们知道他寒心了吗？还是让我们知道自己知识的浅薄？

       其实，我从吴先生的课堂里，还是受益多多的。他给我们讲庄子的《秋水》和《马蹄》，我心中颇多合鸣，听着他绘声绘色的讲演，我的脑海中便浮现出故乡一望无际的荒原上野马奔驰的情景，还有河堤决口、秋水泛滥的情景。后来，我索性以《马蹄》为题写了一篇散文，以《秋水》为名写了一篇小说。《马蹄》发表在1985年的《解放军文艺》　上，《秋水》发表在1985年的《莽原》上，这都是听了吴先生的课之后几个月的事儿。

       这两篇作品对我来说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马蹄》表达了我的散文观，发表后颇受好评，还获得了当年的“解放军文艺”奖。《秋水》中，第一次出现了“高密东北乡”这个文学地理名称，从此，这个“高密东北乡”就成了我的专属文学领地。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以为我是在《白狗秋千架》这篇小说中第一次写下了“高密东北乡”这几个字，在国内外都这样讲，后来，我大哥与高密的几位研究者纠正了我。《秋水》写了在一座被洪水围困的小土山上发生的故事，“我爷爷”“我奶奶”这两个“高密东北乡”的重要人物出现了，土匪出现了，侠女也出现了，梦幻出现了，仇杀也出现了。应该说，《秋水》　是“高密东北乡”的创世纪篇章，其重要意义不言自明。

       吴先生讲庄子《秋水》篇那一课，就是只来了五个人那一课。那天好像还下着雪——我愿意在我的回忆中有吴先生摘下帽子抽打身上的雪花的情景。我们的阶梯教室的门正对着长长的走廊，门是两扇关不严但声响很大的弹簧门。吴先生进来后，那门就在弹簧的作用下“哐当”一声关上了。我们的阶梯教室有一百多个座位，五个听课人分散开，确实很不好看。我记得阶梯教室南侧有门有窗，外面是礼堂前的很大一片空场。因为我坐在第七排最南边的座位上，侧面便可见到窗外的风景，那天下雪的印象多半由此而来。

       虽然只有五个人听讲，但吴先生那一课却讲得格外地昂扬，好像他是赌着气讲。我当时也许想到了据说黑格尔讲第一课时，台下只有一个学生，他依然讲得慷慨激昂的事，而我们有五个人，吴先生应该满足了。

       “秋水时至，百川灌河，泾流之大，两涘渚崖之间，不辨牛马。于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为尽在己……”先生朗声诵读，抑扬顿挫，双目烁烁，扫射着台下我们五个可怜虫，使我们感到自己就是目光短浅不可以语于海的井蛙、不可以语于冰的夏虫，而他就是虽万川归之而不盈、尾闾泄之而不虚，却自以为很渺小的北海。

       讲完了课，先生给我们深深鞠了一躬，收拾好讲稿，穿戴好衣帽，走了。随着弹簧门“哐当”一声巨响，我感到这老先生既可敬又可怜，而我自己，则是又可悲又可耻。

       因为当时我们手头都没有庄子的书，系里的干事便让我将《秋水》、《马蹄》这两篇文章及注解刻蜡纸油印，发给每人一份。刻蜡纸时我故意地将《马蹄》篇中“夫加之以衡扼，齐之以月题”中“月题”的注释刻成“马的眼镜”，其意大概是想借此引逗同学发笑吧，或者也是借此发泄让我刻版油印的不满。我没想到吴先生还会去看这油印的材料，但他看了。他在下一课讲完时说：“月题”，是马辔头上状如月牙、遮挡在马额头上的佩饰，不是马的眼镜。然后他又说——我感到他的目光盯着我说——“给马戴上眼镜，真是天才!”——我感到脸上发烧，也有点无地自容了。

       毕业十几年后，有一次在北大西门外遇到了吴先生，他似乎老了许多，但目光依然锐利。我说：吴先生，我是军艺文学系毕业的莫言，我听过您的课。

       他说：噢。

       我说：我听您讲庄子的《秋水》、《马蹄》，很受启发，写了一篇小说，题目叫《秋水》，写了一篇散文，题目叫《马蹄》。

       他说：噢。

       我说：我曾在刻蜡纸时，故意把“月题”解释成“马的眼镜”，这事您还记得吗？

       此时，正有一少妇牵着一只小狗从旁边经过，那小狗身上穿着一件鲜艳的毛线衣。吴先生突然响亮地说：“狗穿毛衣寻常事，马戴眼镜又何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