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草

    ①小时候，常常遇到一些女孩用“兰”字作名，干吗要用“兰”作名呢？我产生了好奇心，去问父亲。父亲说，兰是一种草，开的花特香，兰草貌似柔弱，但生命力极强，逗人喜爱，因此人们爱用“兰”为女孩子命名，希望她们像兰草一样贤淑温柔，美貌端庄，健康成长。父亲的话我似懂非懂，但产生了想见兰草的愿望。

    ②但家乡没有兰草，后来，我上了初中、高中，来到县城，那里也没有兰草。

    ③去年九月中旬，我们奉命来到了扒口行洪的小河口镇灾区救灾。行洪区的高处已经露出了水面。少数回归的群众，已在残堤上搭起了临时灾棚，等候着重建家园。为了迎接行洪区中小学生归校，我们急于了解学校的受灾情况。这是一所我十分熟悉的学校：雄伟的教学大楼，整齐的教师宿舍。特别是校园美化，全市有名。四季花香，长年青翠，满园秀色。而现在展现在我们面前的这所学校，除伤痕累累的教学大楼，依然倔强地挺立着，整座校园覆盖在厚厚的淤泥中。露出泥面的柏树、广玉兰、女贞树等，浑身泥土，成了朽木枯枝；至于那些名花们，早已杳无踪迹。一片泥沼，满目荒凉，看不到生命的迹象。我心里感到沉甸甸的。

    ④就在诅咒洪水的肆虐时，我眼前一亮，忽然发现远处的淤泥堆上，像是谁散落了十分鲜嫩的四季葱苗。远远望去，它们婀娜娇艳，翠润如玉。在这百里泥沼中不可能有四季葱苗！我不顾一切，从没膝深的淤泥中蹚了过去，走近一看，其中竟还有两三朵白色的小花。凑上去，一缕淡淡的清香，沁人心脾！我大声叫喊起来：这里有抗御洪水的英雄！同行的校长告诉我们，这堆淤泥下是一个圆形的大花台，周围种的是一圈兰草。淹水前这些兰草叶长不过五寸。竟意想不到，它会在两个多月的滔滔洪水底下，不断地从与日俱增的淤泥中挣出身子，突破了半米多深的淤泥的封锁。在洪水退后，群芳寥落，校园一片死寂。独有这兰草、兰花，带着与洪水顽强拼搏后的疲劳与倦色，虽然减少了一些浓绿与浓香，却显得更鲜、更嫩、更加亮丽。我对这具有超强生命力的兰草，不禁肃然起敬。[A]在温柔舒适的花园中，兰草恪守名分，娴静恬淡，默默奉献，丰富人间香与美，从不张扬；[B]在荒山僻谷中，兰草仍然生机勃勃，奋发向上，散发出缕缕清香，不为沦落深山而自弃；[C]在沧海横流，洪水滔天的绝境中，兰草____________。

    ⑤我抬起头来，远远望见守候在残堤上的父老乡亲们，心潮起伏，思绪难平。在父老乡亲的身上，我看到了兰草的秉性；在兰草的身上，我看到了父老乡亲的希望。

    它没有婆娑的姿态，没有屈曲盘旋的虬枝。也许你要说它不美。如果美是专指“婆娑”或“旁yì斜出”之类而言，那么，白杨树算不得树中的好女子。但是它伟岸，正直，朴质，严肃，也不缺乏温和，更不用提它的坚强不屈与挺拔，它是树中的伟丈夫！当你在积雪初融的高原上走过，看见平坦的大地上傲然挺立这么一株或一排白杨树，难道你就觉得它只是树？难道你就不想到它的朴质，严肃，坚强不屈，至少也象征了北方的农民？难道你竟一点也不联想到，在敌后的广大土地上，到处有坚强不屈，就像这白杨树一样傲然挺立的守卫他们家乡的哨兵？难道你又不更远一点想到，这样枝枝叶叶靠紧团结，力求上进的白杨树，宛然象征了今天在华北平原纵横决荡，用血写出新中国历史的那种精神和意志？

    白杨不是平凡的树。它在西北极普遍，不被人重视，就跟北方的农民相似；它有极强的生命力，磨折不了，压迫不倒，也跟北方的农民相似。我赞美白杨树，就因为它不但象征了北方的农民，尤其象征了今天我们民族解放斗争中所不可缺的朴质、坚强、力求上进的精神。

    让那些看不起民众、贱视民众、顽固的倒退的人们去赞美那贵族化的楠木（那也是直挺秀qí的），去鄙视这极常见、极易生长的白杨树吧，我要高声赞美白杨树！

旧时的离别

张悦然

①从北京南站到济南西站，每半个小时就会有一列火车出发，全程只需要1小时37分钟，但我已经一年没有回过家了。每次都是妈妈来看我，也不要我去车站接，下了火车换地铁，半个小时以后就站在我家门口了。她总是很高兴地说，好近。是啊，好近，我点点头。是不是太近的缘故，近到破坏了回家这件事应有的形式感?火车一再提速，我却离家越来越远。

②我关于火车的最初记忆，与济南那座老火车站有关。那座德国人留下的日耳曼风格建筑，若不是再看到照片，我已经想不起它是什么样子。只记得有一个绿色圆顶、四面都有钟表的塔楼。小时候在去往火车站的路上，远远地看到它，就开始兴奋了。它耸立在灰蒙蒙的楼群之中，有一种神秘的异国情调。而那种异国情调，好像与正要前往的那个地方有关，头脑中衍生出各种想象。拎着箱子走进圆拱形大门，有一种出远门的郑重感。它的繁复、典雅、美轮美奂，令旅行充满仪式感。

③那时候去北京，要坐一整夜的火车。清晨我被妈妈摇醒，拉起胳膊塞进外套的袖管里，跌跌撞撞地跟在大人身后下了车，抬头就望见“北京”两个大字。我嗅着陌生的空气，思忖着各种奇怪的问题：这里的人是怎么生活的?他们去哪里买菜，看什么报纸，有没有像趵突泉那样一个元宵节可以看花灯的地方?说到底，就是无法想象在别处，故乡以外的地方，人们的生活是怎样的吧。身后忽然传来长鸣的汽笛声，撼动心肝。火车缓缓地朝远处驶去，送行的人木然地挥着手，站在大风里，好萧索。月台上总是刮着好大的风，无论什么时节，非要吹得人头发蓬乱、衣角翻飞不可。那种狂烈带有某种戏剧性。大风好像是一件道具，为了在离别和重逢时，给旅人添上一点儿风尘仆仆的气息。

④长大以后，不知道为什么，月台上的风不再像从前那么大了。那些风都去了哪里呢?真是个谜。没了风，旅人也没了风尘仆仆的气息，剩下的只是倦怠。月台越建越大，却越发让人感到局促，再也没有从前那种空旷的感觉了。要是看到哪个送行的人在火车还未驶远之前掉头走掉，我就会莫名地恼火，觉得他对这场离别不够郑重。的确不需要多么郑重。就算有些离愁别绪，也完全不必一个人傻傻地站在原地悲伤，而是可以一边朝车站里面走，一边给刚离开的人发微信，将自己的感受告诉对方。

⑤旧时的离别具有一种美感，想来是与悲伤的质感有关。离开之后，两个人各自待在自己的悲伤里，那是一种隔绝的悲伤，它完全是自己一个人的事，关在身体里冲来荡去，无法让对方知道。

⑥总之，火车已经不再像从前一样，是一种沉重的、让人感到难过的事物。这个词的属性已经改变了，变得平淡而日常。这样想一想，在“火车”这个词失去了它所负载的情感重量的时候，那座老火车站适时地死去，变成记忆中的文物，或评也是一种合理的命数。

(选自《读者》2017年1月第1期)

想我的母亲
梁实秋

我的母亲姓沈，杭州人。世居城内上羊市街。我在幼时曾侍母归宁，时外祖母尚在，年近八十。外祖父入学后，没有更进一步的功名，但是课子女读书甚严。我的母亲教导我们读书启蒙，尝说起她小时苦读的情形。她同我的两位舅父一起冬夜读书，冷得腿脚僵冻，取大竹篓一，实以败絮，三个人伸足其中以取暖。我当时听得惕然心惊，遂不敢荒嬉。我的母亲来我家时年甫十八九，以后操持家务尽瘁终身，不复有暇进修。

我同胞兄弟姐妹十一人，母亲的煦育之劳可想而知。我记得我母亲常于百忙之中抽空给我们几个较小的孩子们洗澡。我怕肥皂水流到眼里，我怕痒，总是躲躲闪闪，总是格格的笑个不住，母亲没有功夫和我们纠缠，随手一巴掌打在身上，边洗边打边笑。

北方的冬天冷，屋里虽然有火炉，睡时被褥还是凉似铁。尤其是钻进被窝之后，脖子后面透风，冷气顺着脊背吹了进来。我们几个孩子睡一个大炕，头朝外，一排四个被窝。母亲每晚看到我们钻进了被窝，叽叽喳喳的笑语不停，便过来把油灯吹熄，然后给我们一个个的把脖子后面的棉被塞紧，被窝立刻暖和起来，不知不觉的就睡着了。我不知道母亲用的什么手法，只知道她塞棉被带给我无可言说的温暖舒适，我至今想起来还是快乐的，可是那个感受不可复得了。

我从小不喜欢喧闹。祖父母生日照例院里搭台唱傀儡戏或滦州影。一过八点我便掉头而去进屋睡觉。母亲得暇便取出一个大簸箩，里面装的是针线剪尺一类的缝纫器材，她要做一下缝缝连连的工作，这时候我总是一声不响的偎在她的身旁，她赶我走我也不走，有时候竟睡着了。母亲说我乖，也说我孤僻。如今想想，一个人能有多少时间可以偎在母亲身旁？

在我的儿时记忆中，我母亲好像是没有时候睡觉。天亮就要起来，给我们梳小辫是一桩大事，一根一根地梳个没完。她自己要梳头，我记得她用一把抿子蘸着刨花水，把头发弄得锃光大亮。然后她要一听上房有动静便急忙前去当差。盖碗茶、燕窝、莲子、点心，都有人预备好了，但是需要她去双手捧着送到祖父母跟前，否则要儿媳妇做什么？

在公婆面前，儿媳妇永远是站着的，没有座位的。足足的站几个钟头下来，不是缠足的女人怕也受不了！

最苦的是，公婆年纪大，不过午夜不安歇，儿媳妇要跟着熬夜在一旁侍候。她困极了，有时候回到房里来不及脱衣服倒下便睡着了。虽然如此，母亲从来没有说过一句怨言。到了民元前几年，祖父母相继去世，我母亲才稍得清闲，然而主持家政教养儿女也够她劳苦的了。她抽暇隔几年返回杭州老家去度夏，有好几次都是由我随侍。

母亲爱她的家乡，在北京住了几十年，乡音不能完全改掉。我们常取笑她，例如北京的“京”，她说成“金”，她有时也跟我们学，总是学不好，她自己也觉得好笑。我有时学着说杭州话，她说难听死了，像是门口儿卖笋尖的小贩说的话。

我想一般人都会同意，凡是自己母亲做的菜永远都是最好吃的。我的母亲平常不下厨房，但是她高兴的时候，尤其是父亲亲自到市场买回鱼鲜或其他南货的时候，在父亲特烦之下，她也欣然操起刀俎。这时候我们就有福了。我十四岁离家到清华，每星期回家一天，母亲就特别疼爱我，几乎很少例外的要亲自给我炒一盘冬笋木耳韭菜黄肉丝，起锅时浇一勺花雕酒，这是我最喜欢的一道菜。但是这一盘菜一定要母亲自己炒，别人炒味道就不一样了。

我母亲喜欢在高兴的时候喝几盅酒。冬天午后围炉的时候，她常要我们打电话到长发叫五斤花雕，绿釉瓦罐，口上罩着一张毛边纸，温热了倒在茶杯里和我们共饮。下酒的是大落花生，若是有“抓空儿”的，买些干瘪的花生吃则更有味。我和两位姊姊陪母亲一顿吃完那一罐酒。后来我在四川独居无聊，一斤花生一罐茅台当晚饭，朋友们笑我吃“花酒”，其实是我母亲留下的作风。

我自从入了清华，以后和母亲在一起的时候就少了。抗战前后各有三年和母亲住在一起。母亲晚年喜欢听评剧，最常去的地方是吉祥，因为离家近，打个电话给卖飞票的，总有好的座位。我很后悔，我没能分出时间陪她听戏，只是由我的姊姊弟弟们陪她消遣。我父亲曾对我说，我们的家所以成为一个家，我们几个孩子所以能成为人，全是靠了我母亲的辛劳维护。三十八年以后，音讯中断，直等到恢复联系，才知道母亲早已弃养，享寿九十岁。西俗，母亲节佩红康乃馨，如不确知母亲是否尚在则佩红白康乃馨各一。如今我只有佩白康乃馨的份了，养生送死，两俱有亏，惨痛惨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