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明代中期，大量中国陶瓷经由私人贸易运往东亚、东南亚一带，在此转销至南亚、中东地区；明中期以后，随着新航路的开辟，葡萄牙、西班牙和荷兰人相继开展对华贸易；至明末清初，欧美地区已经成为中国瓷器的全新市场，在欧洲，中国陶瓷是贵族才有实力享用的；到了清代，各国通过各自的东印度公司来进口中国陶瓷。故宫博物院和上海博物院的专家指出，早期的贸易瓷以中国特色的青花纹饰为主，后来出现了不少定制瓷，景德镇和福建的工匠，根据西方的生活需求和审美情趣，制作出他们喜爱的陶瓷，中外贸易瓷见证了中外文化的互动。

——摘编自《明清贸易瓷见证中外文化互动》

材料二：在18世纪，中国瓷业虽占有绝对领先地位，但欧洲制瓷业的发展也相当惊人。在很短时间内，西方就找到了高岭土和瓷石资源，造高温窑，开发新配方，开创了新技术和纹饰风格。1704年和1756年，欧洲先后研制出两种前所未有的釉色：普鲁士蓝和蓬巴杜玫瑰红，创立出一种强烈、新颖的色彩感受。18世纪以来，瓷器业迎合了新兴中产阶级，并不断研发新产品，以此开拓了新市场。陶瓷开始成为中产阶级的收藏品。瓷器也作为珍品，出口到欧洲列强迅速扩张的殖民地，其中以英国殖民地最多，向美国的出口贸易变得更为重要。欧洲工业化进程中许多观念与做法，使制瓷业实现了批量化、精细化发展。这些几千年来都未曾改变的中国传统瓷器业竟然在短短一个世纪中对于整个欧洲产生了如此巨大和深远的影响。它转变了欧洲经济及文化遗产，至今仍是一份不朽的传世之宝。

——摘编自《18世纪后期全球青花瓷热急降温——西方瓷打败中国瓷》

① 保护了民族工业发展 ② 失去了开拓海外市场的契机

③ 避免了西方殖民侵略 ④ 妨碍中国与世界的正常往来   

材料一： 17至18世纪，广州海上丝绸之路贸易比唐、宋两代获得更大的发展，形成了空前的全球性大循环贸易。这一时期，从广州起航的海上丝绸之路的航线迅速增加到7条，抵达世界7大洲、160多个国家和地区。广州港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第一大港。直到1842年，除个别地区和特殊情况外，基本上是广州“一口通商”，垄断了全国的对外贸易。全国进出口货物一下子汇集到广州，在广州旧城西城外的十三行商馆区建起了一幢幢给外国商人存货和居住的夷馆，华丽的西式建筑上面悬挂着各国的国旗，货船到港的时候，这一带外国人熙熙攘攘，各穿着不同服装，操着不同语言，形成了一道特殊的风景。此时，从美洲、日本等地区流入中国的白银在7000-10000吨之间，占到了世界白银总数的近半数。

——摘编自《海上丝绸之路发源地》

材料二： 清朝康、雍、乾长达一个多世纪中，社会总体稳定，清政府取消了人头税，根据耕地面积确定税额，减轻了下层百姓负担。农业上普遍采用了轮作、复种、多熟等农作制。玉米、甘薯等耐寒、耐旱、高产作物不断推广，人们将林木覆盖的山地和草原广为开垦，人口从清初的1.8亿增加到鸦片战争前夕的4亿之众，引起了一系列变化；一些地区“游手好闲者更数十倍与前”“田地贵少，寸土为金”，水土流失和草原沙化现象凸显，农业人均收入递减，各地民变此起彼伏。

材料一   唐朝时，日本、朝鲜来华的遣唐使，通过贡赐关系与中国建立了变相的官方贸易往来。海 上民间贸易也日益发展。唐朝地理学家贾耽说，中国海船从广州经南海到波斯湾的巴士拉港，全程 需三个月。这条航线把中国和以室利佛逝（今苏门答腊）为首的东南亚地区、以天竺为首的南亚地 区、以大食为首的阿拉伯地区，通过海上丝绸贸易连接在一起。宋朝的泉州商人李充，就曾“自置 船一只，携带各种丝绸和瓷器到日本贸易”。为了管理海上贸易，从宋朝开始专门设置了市舶司， 市舶司的收入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建炎二年（1128 年），市舶司的收入占国家总收 入的 20%，“江海求利，以资国用”成为两宋时期海外贸易的基本国策。 

——摘编自张岂之主编《中国历史十五讲》 

材料二   隋唐以后，陆上丝绸之路日益阻塞，海上运输逐渐兴盛。宋朝海上丝绸之路不仅有通往日 本、朝鲜等地的东海航线，还有通往东南亚、南亚、西亚乃至东北非洲等地的南海航线。但从明中 期开始，海上丝绸之路由盛转衰。虽然在清朝经历了短暂的复兴，却又不得不面对闭关锁国等政策 并逐渐陷入了最低谷。这一时期出口的商品仍以茶叶、丝绸、土布和瓷器等为主。 

——摘编自张诗雨《海上丝绸之路上的商品交流》 

材料三   古代中国处于东亚朝贡贸易体系的中心。明清时期，面对近代国际贸易的不断发展，统治 者坚持把贸易归入朝贡体系，如明朝规定“凡贡使至，必厚待其人”，对他们携带的货物，“皆倍 偿其价”。于是各国纷纷来“贡”，导致“岁时颁赐，库藏为虚”。但是，在朝贡贸易中，中国政 府并不是无所要求，更不是不讲回报，而是政治动机大于经济目的，力图造就“四海宾服，八方来 仪”的宏大场面。 

——摘编自齐涛《朝贡外交与朝贡贸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