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明清时期江南市镇星罗棋布，互相连接，构成四通八达、商品市场网络。在这块不大的地面上，明代分布了300多个市镇，清代分布了400多个市镇。镇与镇的间距以十二里至三十六里为较常见的模式，每个市镇都有一定范围的四乡村落作为相对固定的“乡脚”，这是市镇赖以繁荣的土壤。很多市镇，无论就其规摸还是经济地位而言，都大大超越了管辖它的县城乃至府城，使它逐渐成为新设置县的治所，由市镇升格为县。例如，万历元年置青浦县，以唐行镇为县治，乾隆二十五年，移金山县治于朱泾镇。很多农家皆以丝绸、棉业为主业，成为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江南市镇是一个充满经济活力的工商业中心，各种作坊林立，机坊、炼坊、染坊都需要大量有一技之长的雇佣工人，于是劳动力市场应运而生。其产品特别是丝织品、棉布等畅销海内外。

——摘编自樊树志《明清长江三角洲的市镇网络》

材料二：在近代机器生产和工业品大量输入的冲击下，江南农村部分传统手工业逐渐陷入困境，相关的市镇也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或被迫转离。……进入20世纪前期，亦即清末至20年代，随着近代工商业进一步向内地扩散，江南市镇的经济结构和产业形态变革进一步展开，部分市镇开始由传统乡村经济中心向近代工商业城镇转变。

——摘编自陈国灿《论江南农村市镇的近代转型》

材料一：中国古代形成了行政城市层级体系,城市的行政地位越高,城市也就愈能得到发展。城市管理亦是如此,如国家重京城,既设有复杂的管理机构,又颁布了大量法律进行管理。而在基层社会组织中,则是以民间法形式实施管理的。大体上包括行会法、慈善组织规则及城市街坊组织规则和习惯法。城市是统治乡村的据点,并无自治地位,而城市在经济上也严重依附乡村,城市统治者兼管乡村和城市,使得城市没有独立的行政地位,城市基层组织与农村的基层组织也大致相同,也不存在西方中世纪那样完备的城市管理法。

——摘编自郭雪飞《传统到近代:中国城市管理理念的演变》

材料二：晚清时期,伴随着开埠通商,中国城市尤其是通商口岸城市经济发展,人口增加,传统的城市体制已不能适应城市发展和维护国家主权的需要。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主张开办警政管理城市,还设立了商务局等经济管理机构。清末新政时期,警察机构开始在城市广泛设立。中央成立了商部,制定了商法,近代城市工商业经济的管理机构也开始建立,城市管理法律体系初步确立。张之洞、梁启超、张謇等在租界示范效应的影响下,积极推动地方自治。城市自治章程的颁布和实施,打破了原来城乡合治的管理体制。

——摘编自周执前《国家与社会:清代城市管理机构与法律制度变迁研究》

材料一：明清时期的各种金融机构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上海钱庄和山西票号。钱庄不仅家数众多，而且有一套信用手段，能够在流通领域里起促进商品交换的作用。钱庄生意或买卖豆、麦、花、布。票号在资本上是商业资本的转化，商品的贩运与买卖，也需要资金的划拨与调剂。票号经营的汇兑业务，开始时是以商业个人为对象，政府机关的汇款则是后来的事。票号运用分支号众多的优点，不需要往返运现。票号放款的利率也不高。

——摘编自洪霞管《略论山西票号上海钱庄的性质和历史地位》

材料二：1910年6月，国际橡胶股票行情暴跌，在泸橡胶公司、外国银行也深受影响。…… 1910年9月，清政府按照惯例要上海方面从源丰润等庄号提取 190 万两"泸关库款"，用以支付当年到期的"庚子赔款"。上海道台蔡乃煌上奏请求暂不从源丰润等钱庄中提款，改由大清银行垫付"庚子赔款"。按照奏折的性质，蔡乃煌的奏折交度支部处理。度支部侍郎与蔡乃煌素有嫌隙，指使江苏巡抚参奏蔡乃煌。蔡乃煌被革职后一度申辩，但遭军机处斥责，羞愤之下，一举从源丰润等钱庄提回款项 200多万两以交还政府，源丰润当即倒闭，受此影响 1910 年上海倒闭歇业的钱庄达到 48 家，亏欠款总额 1933 万两。

——摘编 自闵杰《清末的"橡皮风潮"∶政府昏庸指令引发全国大恐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