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元朝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实行土司制度，“以土官治土民”。明政府开始废除世袭土官，代之以由中央任命的、有一定任期的“流官”，即所谓的“改土归流”。清朝雍正时期，全国统一基本实现，封建经济继续发展，盛世局面正在形成。同时，内地人民逐渐南迁，西南地区和内地经济上互通有无，民族融合日益加强。但各土司辖地如同一个个封闭王国，土司对土民进行敲骨吸髓的剥削和压迫，有的甚至拥兵反叛。因此，有识之士改流的呼声日益强烈。雍正帝委任云贵总督鄂尔泰主持改流工作。鄂尔泰采取“剿抚并用”、以剿为主的方针，在大规模用兵告一段落后，进行了大量的善后工作：妥善安置被革土司，慎重选任新设流官；解放奴仆，推行保甲制度；禁革各种旧制陋规；发展生产，兴修水利，开路办学等。

——摘编自李世愉《清代土司制度论考》

材料：唐初与边境各民族发生战争时，通常派遣大将充任某道行军大总管，统率调自各地的战士远征，战争结束后，往往留兵屯守要地成为军镇，行军大总管随即撤销。随着军事形势的发展，为了避免远道征调，明确防御责任，在较大地区有统一指挥，临时性统率远征的行军大总管逐渐演变为大军区的常任最高长官。大致在开元中，所有军事长官一律称为节度使。天宝来年共有十个节度使，亦即十大军区。每一节度使有若干军、镇、城，配备定额兵士，发生战争时，各节度诸军或联合相邻诸军就足以防御来侵之敌，不需要中央临时调发军力。“边州置重兵，中原乃包其戈甲”，边兵强盛，节度使权重巩固了边防，保证了内地的农业生产。但外重内轻的形势既已形成，最终导致安史之乱。

——摘编自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

——摘编自李世愉《清代土司制度论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