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袁世凯手握北洋军重兵，背靠帝国主义列强的财政支持，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皆势雄力厚，武昌失守不久，便派兵南下攻占汉阳，在英国领事策划下，与独立各省代表谈判，以“拥袁当政”为条件达成停战协议，然后通电南京，以派兵镇压要挟临时政府；而当时武昌起义的成功，虽为黄兴等革命党人组织策划，却只是对武汉守军的一次策反，南方各省的独立之举更是一时的革命影响所致，并无明确的革命目标，即便孙中山领导的临时政府正式成立，也因缺少统一指挥的军事力量，加之财政窘迫和革命阵营混杂的立宪派、旧官僚的内讧捣乱，其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都势单力薄，无法与袁世凯相抗衡。

——摘编自《旧民主主义革命失败的教训》

材料二：八七会议开完后，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瞿秋白向毛泽东征求意见，准备让他到上海中央机关去工作。毛泽东回答：我不愿去住高楼大厦，我要上山结交绿林朋友。随即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回湖南，于1927年9月9日发动和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

——《中共历史上的“八七会议”》

材料   孙中山“以党治国”的思想是在中国的现实社会环境和革命过程中逐渐发展、成熟、定型的，是孙中山在仿效西方政党政治及向传统会党模式回归皆遭挫折的打击下，经过深沉的思考及借鉴苏俄经验而找到的最后归宿。

1921年孙中山明确提出了“以党治国”这一概念。此后，“以党治国”概念不断得到补充和完善，到1924年1月基本定型。在国民党“一大”上，孙中山“以党治国”的“党”首先得是一个革命的政党。在党与政权的关系上，孙中山特别强调“主义治国”，“是要本党的主义实行，全国人都遵守本党的主义”。在实践中，在革命运动的阶段上，已由辛亥之役、讨袁之役、护法之役而进入了国民革命运动阶段。

——摘编自王永祥、李国忠《孙中山“以党治国”论初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