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汉文帝即位后，为了选拔人才，开创了察举制度。晁错就是被推荐出来的。文帝还鼓励大臣进谏议政。廷尉张释之数次依据法律顶撞皇帝，文帝不以为忤，反而能够始终对张释之委以重任，显示了一个开明君主的宽容。文帝对法律也作了重大改革，他吸取秦亡教训，废除了以言论治罪的“诽谤妖言法”和一人犯罪、株连家族的“相坐法”。齐人淳于意被判肉刑，其女缇萦请以身代，文帝大为感动，为此废除了肉刑。这一时期的刑法宽简，在历史上是少有的。《汉书・文帝纪》称：“海内殷富。兴于礼义，断狱数百，几致刑措《汉书・景帝纪》称：“汉兴，扫除烦苛，与民休息。至于孝文、加之以恭俭，孝景遵业，五六十载之间，至于移风易俗，黎民醇厚

——摘编自张岂之《中国历史十五讲》

材料一：韩非子在《有度》篇中说：“威不两错，制不二门。”这是韩非子借用《管子•明法篇》中的话，即“威势独在于主，则群臣畏惧；威势分于臣，则令不行。故明主之治天下也，威势独在于主，而不与群臣共。”故曰“威不两错。”又曰：“法政独出于主，则天下服德；法政出于臣，则民不听。故明主之治天下也，法政独制于主，而不从臣出。”故曰“制不二门。”

材料二：董仲舒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统一，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认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材料三：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说：“凡天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是以未得之也……荼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然则，为天下之害者，君而已矣。”

材料一：中国法制起源较早。夏朝法律被称为“禹刑”。西周周公制礼，礼刑互补。秦朝制定《秦律》，以“轻罪重刑”为指导思想，刑罚名目繁多。唐朝制定《唐律疏议》颁行天下，规定了严惩十恶：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成为中国古代法成熟的标志和中华法系的代表。……自此，“法自君出，权尊于法”，“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家族国家本位，息讼无讼，实现社会和谐等成为古代中国基本的立法思想和价值取向，影响后世。……而古罗马法，私法（保护私人利益有关所有权、债权等方面的法律规范）发展异常充分，以个人权利为本位，权力服从于法律，公开审判，追求正义，法治精神贯穿于罗马法律体系之中。

——改编自张中秋《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研究》

材料二：中国古代在自然经济和专制统治环境下，不具备产生诸如自由、平等、权利、义务等近代民法观念的条件。现今中国民法，是清朝末期从外国继受而来。甲午战败和庚子事变后，清廷推行新政，1907年设立修订法律馆，“参酌西洋法制”，起草民刑各法典。1908年民法典起草正式开始，……1910年底，“大清民律草案”完成。辛亥革命后，北洋政府在“大清民律草案”基础上继续主持起草民刑法典，称为“第二次民律草案”。1930年，国民政府在此前民律基础上修订的《中华民国民法》颁布实施。此前，在清政府、国民政府和列强续签商约时，提出废除领事裁判权，列强均以颁布民商法典、法治完善为放弃该权的条件。

——摘编自梁慧星《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序言

①儒学在汉代已经成为中国文化唯一的思想

②汉代重视儒家经典的整理和研究

③各级教育系统十分健全，主要是传授儒家思想

④儒学的思想价值实现了为政治服务的功能，促进了儒学成为主流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