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两汉时期，皇帝对丞相待之以礼。丞相竭见皇帝时，皇帝起立，赐丞相座。丞相质等人向宋太祖奏事，开始大臣们还坐着，宋太祖称自己眼睛昏花看不清，让大臣们近前指给他看。等范质等人回到原处，座位已被撤掉。此后宰相大臣就只好站在皇帝面前议事了。明代自朱元璋起，明文规定“大朝议”须“众官皆跪”。清朝的官僚上朝跪地时间特别长，以至于大臣们都备有特别的护膝。

材料二：钱穆认为，中国过去的政治纵要说它是专制，也不能不认为还是一种比较合理的开明的专制。它也自有制度，自有法律，并不全由皇帝一人的意志来决定一切的。按照他的叙述，唐朝的中央政府组织则更较汉代进步，它影响了以后一千多年的政治制度建设。体制、观念上的进步不仅体现在此，更是有把政权开放给全国各地，不断奖励知识分子加入仕途。而王亚南则认为是完全的君主专制。他指出，中国的官僚政治是建立在地主经济基础上的专制政治的产物。

——毛凯贤《中国官僚政治的历史评价：钱穆与王亚南的分歧》

材料一：在中国古代，监察制度是一种特殊政治制度。监察的对象是整个官僚体系，即政府内部官僚或行政主体。完整的监察权包括“纠察”和“言谏”两部分，既要厉行对群臣的监察，维护中央的权威，又要重视谏言机制，以广耳目。监察官位卑而权重，以下察上，以卑督尊，是中国古代监察法的通行做法。历朝历代都非常重视监察官的选任，注重品德和能力，尤重实践经历。监察系统直接受命于皇帝，垂直管理，并保持监察官的独立性。

——摘编自何海锋《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启示与悖论》

材料二：历朝历代，虽然监察立法越来越多，监察程序也日益严密，但是权力失控却依然存在，尤其是在统治集团昏庸无道的情况下，监察制度往往成为具文，丧失了监察作为官僚政治自我调节的作用，最终往往导致政权灭亡。一方面是越来越重的治权之权，一方面却是周而复始的权力失控，这不能说不是一个悖论。而这一悖论却深深根植于监察制度赖以生存的权力结构。

——摘编自何海锋《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启示与悖论》

材料三：官俸，历代更厚薄不同，而要以近代之薄为最甚。……古代官俸，多用谷物，货币盛行以后，则钱谷并给。又有实物之给，又有给以公田的。明初尚有此制，不知何时废坠，专以银为官俸。而银价折合甚高，清朝又沿袭其制，于是官吏多苦贫穷。内官如部曹等，靠印结等费以自活，外官则靠火耗及陋归。上级官不亲民的，则诛求于下属。京官又靠外官的馈赠。总而言之，都是非法。……·现代的官俸，较之清代，已稍觉其厚。然究尚失之于薄。而下级的公务员尤甚。

材料  西汉初年，币制混乱，汉武帝出于政治、经济、军事等多方面考虑，任用桑弘羊推行币制改革。元鼎四年（前113年）武帝下令“悉禁郡国无铸钱”，废除了景帝以来的郡国铸币制度，“专令上林三官铸。（注：上林三官系水衡都尉的属官钟官、辨铜、均输三官）钱既多，而今天下非三官钱不得行，诸郡国所前铸钱皆废销之，输其铜三官。”武帝还下令提高三官五铢的铸造工艺，规定“周廓其质”。在此工艺下，三官五铢边廓工整、重量准确、钱文秀丽且质量上乘，其盗铸成本较高。“……民之铸钱益少，计其费不能相当，唯真工大奸乃盗为之。”三官五铢的发行一举解决了困扰西汉金融多年的私铸、盗铸问题，且五铼轻重合宜，自汉至隋七百余年，基本上行用不废。

——摘编自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