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846年开始有两艘外轮在香港、广州间从事运输业务。1862年美国旗昌洋行出资100万两在上海创办了“旗昌轮船公司”。19世纪70年代出现了“中国内江外海之利，几为洋人占尽”的严峻局面。

 ——《早期中国轮船航运业的崛起》

材料二 1876年发生了一个巨大的转折，上海轮船招商局并购美商旗昌的轮船公司。这样，招商局的船就从头一年11只11854吨，猛增一倍多，达到轮船29只，并使各通商口岸进出中外轮船对比数从0增加到36.7：63.3。以后国家涉江浮海之货船，更是半皆招商局旗帜。舆论给了很高的评价，说这是千百年来创见之事，近代商战第一捷。

材料三 1895年，浙江宁波绅商最先创办了对外海商轮局和永安商轮局。得以航行沿海和内河。此后，福建、广东、广西、上海、苏州、杭州、镇江、湖北、湖南以及山东、天津、吉林等地商轮公司或轮船局相继开办。据统计，1895—1900年间，各地先后开业的小轮船运输业约100家，加上原来的一些商轮企业，除去中途停业者外，到1900年继续营业的约有80家，轮船约有440艘，总吨数约10000余吨。

——《中国近代航运业之演进》

不同的文明塑造了人们不同的时间观念。由于中西方文明在哲学观、历史背景、社会模式等诸多方面千差万别，其对时间的观念和态度也存在着很大差异，从而产生了不同的时间取向模式。

材料一：在传统的农业社会里，人们对时间的认识比较模糊，因而人们在用时、计时、守时等习惯上也比较模糊。中国人在时间的使用上一般用“掌灯时分”、“日上三竿”、“不见不散”等相当模糊说法。“掌灯”的时间和季节有关，和天气有关，和地理位置及生活习惯也有关，反映了深厚的农耕文明气息。虽然，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一寸光阴一寸金”的比喻，但是多数中国人只是从个角度来看待时间价值，并没有把这种高尚的时间观推广到社会交往当中去，因而，最终并没有形成良好的社会性时间观念和惜时的社会风尚。

——摘编自汪天文、王仕民《文化差异与时间观念的冲突》

材料二：清末以后，随着城市生活的变化，中国人对西人情况愈加了解，人们的时间观念随着钟表的普及变得精准化。张謇在《政闻录》中曾特别强调：“最可宝贵者莫如时，愿国人均奋起力求时间上的经济。”新学制规定学堂授课需有定时，一些政府机构在实行星期休息制度的同时，也开始实行工作定时制度。近代中国人新式时间观念的产生并不依靠一种自然的发展状态，而是一个伴随着压迫去强行消化的过程，沿海地区更新快一些，内地相对缓慢；城市更新快一些，农村相对缓慢。

——摘编自范雪梅《近代计时工具与生活节奏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