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据、批评与欣赏朱光潜

①把快感、联想当作美感，是一般人的误解。有一种误解是学者们所特有的，就考据和批评当作欣赏。

②拿我在国外大学读的莎士比亚这门功课来说，英国的教授整年地讲“版本的批评”；莎士比亚的某部剧本在那一年印第一次“四折本”，哪一年印第一次“对折本”，各有几次梵音，某一个字在第一次“四折本”怎样写，后来在“对折本”，里又改成什么样……自然他们不仅讲这一样，对来源和作者生平也很重视：莎士比亚大概度过些什么书？《哈姆雷特》是根据哪些书写的？他和戏院和同行的关系如何？“哈姆雷特是不是作者现身说法？……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学者们个个埋头于灰封虫咬的故纸堆中，寻找片纸只字以为至宝。

③这些功夫都属于中国人说的“考据学”。这门课的教授只做这种功夫，对我们也只讲他研究的那一套。至于学生能否欣赏剧本本身，他并不过问。从美学观点来说，我们该如何看待这种考据工作呢？

④考据所得的是历史知识，可以帮助欣赏，却不是欣赏本身。欣赏之前要有了解。只就欣赏说，版本、来源以及作者生平都是题外事，因为美感经验全在欣赏形象本身。但就了解说，这些历史的知识却非常重要，要了解《洛神赋》，就不能不知道曹植和甄后的关系；要了解《饮酒》诗，就不能不先考定原本中到底是“悠然望南山”还是“悠然见南山”。

 ⑤但若只了解而不能欣赏，则没有走进文艺的领域。通常富于考据癖的学者难免犯两种错误。第一种错误是穿凿附会。他们以为作者字字有来历，便拉史实来附会它。他们不知道艺术是创造的，虽然可以受史实的影响，却不必完全受其支配。第二种错误是因考据之后，便袖手旁观，不肯染指，而我是饕餮汉，对于考据家的苦心孤诣虽十二分地敬佩、感激，但我认为，最要紧的事还是伸箸把菜取到口里来咀嚼，领略领略它的滋味。

 ⑥在考据学者们自己看来，考据就是一种文学批评，但是一般人所谓的文学批评，意义实不仅如此。文学批评学者向来有派别的不同，所认识的文学批评的意义也不一致。区分起来，除开上述帮助了解的文学批评，主要还有两类。

 ⑦第一类是“法官”式的文学批评。“法官”要有“法”，也便是“纪律”，“法官”式的学者心中预存几条纪律，用来衡量一切作品，符合它们的就是没，违背它们的就是丑。他们向作家下批语说：“亚里士多德明明说过坏人不能做悲剧主角，你何以要用一个杀皇帝的麦可白？”但文艺是创造的，谁能拿死纪律来限制活作品？

⑧第二类就是近代法国印象主义的文学批评。这一派学者可说是“饕餮者”：只贪美味，尝到美味便把印象描写出来，法郎士说：“依我看来，文学批评和历史一样，只是一种给深思好奇者看的小说；一切小说，精密地说起来，都是一种自传。凡是真正的文学批评家都只叙述他的灵魂在杰作中的冒险。”这是印象派文学批评家的信条。他们主张，文学批评应当时艺术的、主体的，各人应以自己的嗜好为标准。

⑨“法官”式的文学批评所持的是“批评的态度”，印象派的文学批评所持的是“欣赏的态度”，它们是相反的。批评的态度是冷静的，不杂情感；欣赏的态度则注重我的情感和物的姿态的交流。批评的态度须用反省的理解；欣赏的态度则全凭直觉，批评的态度预存美丑的标准，把我放在作品之外去评判它的美丑；欣赏的态度则忌杂有任何城建，把我放在作品里面去分享它的生命。遇到文艺作品如果始终持批评的态度，则我是我而作品是作品，得不到真正的美感经验。

⑩我是倾向于印象派的，不过我也明白它的缺点，比如看一幅图，内行有内行的印象，外行有外行的印象，它们的价值是否相同呢？我小时候欢喜读《花月痕》^①一类的东西，现在想来不禁赧颜，究竟是从前对还是现在对呢？文艺虽无普遍的纪律，而美丑的好恶却有一个道理，遇见一个作品，只说“我觉得好”还不够，还应说出觉得好的道理。

⑪总之，考据、批评都不是欣赏，但是欣赏却不可无考据与批评。有的人太看重考据和批评的功夫，有个人又太不肯做脚踏实地的功夫，以为有文艺的嗜好就可以谈文艺，这都是很大的错误。

（有删改）

【注】①《花月痕》：清代长篇小说，情调缠绵哀怨。

骑在马上

向东

    从小镇到达草原有四十多公里，要分派各区乡的信件非常麻烦，邮局把邮递员的名额给了嘎绒。培训后，嘎绒带回一匹黄色的马，牵到每一个黑帐篷门前，邀请人家出来观看。草原上对马本不稀罕，马也并无特色。嘎绒牵着它对牧民们说：“这是公家的马，每个月都配有口粮。”他顿一顿，带点羞涩说，“我也成了公家的人。”公家人嘎绒，这是牧民们给他的新称谓。

    第一次领到工资，他给黄马购了三只铜铃，铜铃声音极响，成天叮叮当当。远远听见铃声，大家就知道嘎绒来了，最初是公家的人盼他来，邮件大部分是区乡公务人员的，极少有邮件要给牧民。但是常有牧民让他带口信，求他帮着买点啥带回来，或带什么东西去别处，有的要他帮助卖掉新鲜的酥油。嘎绒高高骑在马上，听了别人的请托，并不点头答应，只管走自己的路。但下次来，他一定已带上别人嘱托的东西。后来，各牧场的人都随工作人员一样有了习惯，汇聚到路口，像欢迎某位要人。遇上谁要请他去家里喝碗茶，他的表情显得有些冷漠，摆手说忙。

    黄马是嘎绒的心肝，路上，只要他没醉酒，基本不骑它。最初他牵着缰绳和它并排走，后来他跟在马屁股后，像马领他走。快到区乡，他才翻身上马。听说别的邮递员把配给马的饲料都换了其他东西，只让马吃青草。嘎绒讨厌。公家的马才有胡豆，吃青草的马多了，吃胡豆的马能有几匹？他对这事非常死板，配给马的饲料一个月三十斤，他每天喂马一斤，拿秤严格称了来，一两不差不少。他精心照顾，原本毫无特色的大黄马也长得膘肥体壮，精气十足，着实让人喜爱，就有人想去骑黄马，他摆着双手，一点脸面也不给别人。大家私下里讲，这匹马连他阿妈可能也不会让骑的。

    二十多年过去了，嘎绒的头发花白了，那匹马也老了。在牧民心目中，嘎绒还是那个风雨无阻的人，那个斜歪着骑马的人，那个不能相信他说话但能相信他做事的人。

    一天早晨，嘎绒骑着大黄马去邮件交换点，看见公路一侧搭了许多简易的工棚，上前寻问，说是要修建通村公路。

    路一天天加长，比想象中更快。两月之后，一条可以行驶一辆小卡车的小土路通到了几个乡上。县上为这搞了一个庆典。掌声如雷，嘎绒感觉心跳得厉害，眼睛莫名其妙就潮湿了，忍都忍不住。邮局的领导也来了，还专门找他谈了话，因为激动，嘎绒没理解人家讲话的内涵。邮局领导说：“路修通，我们的邮政事业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迈向了更高的平台。”嘎绒由于眼睛潮湿，不好意思抬起头，嗯嗯地应着，听领导继续说：“你在这没路的草原上跑了二十多个年头，贡献不小啊，不过现在好了，你可以安安心心休息了，考虑到你在这二十多年的奉献，基本工资会一直照发，到退休，就拿上退休工资了。”嘎绒好不容易将那潮湿的眼睛忍干涩，抬起头来，眼睛通红，看看邮局领导，还嗯嗯地应着。

    第二天一早，嘎绒从小土屋出发，骑马取邮件，他看见一辆三轮摩托车突突突地响着飞驰而去，骑摩托的人是个穿绿衣服的小伙子。嘎绒勒住马，看他很快没了踪影，感慨比骑马快多了。来到交换站，站里那个熟悉的老头一见嘎绒，说：“你怎么来了？”

    嘎绒说：“我来取邮件啊。”

    老头说：“昨天领导已给你交代了嘛。”

    嘎绒这才悟出有什么不对，说：“当时激动，我没听清楚。”

    老头说：“送邮件的换年轻人了，骑三轮摩托车去送，你可以好好休息了。”

    嘎绒说：“马怎么办？”

    老头说：“这么多年了，马自然是你的，现在你一样能领到钱，到年龄还能拿上退休工资，多好的事，把马牵回去，干吗找这累受。”

    嘎绒点点头说：“不做事，那工资也不好意思要啊。”说着，默默地牵马走了。

    那天许多人都看见嘎绒牵着马，一路淌着眼泪哇哇哭。

    这以后嘎绒的许多习惯都没了，他回到牧民的生活模式。只是每月他都会牵马来到镇上的粮站，自己掏钱买三十斤胡豆再回去。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节）

账单

【美】伯纳德·马拉默德

    在威利担任看门人的那座发了黑的公寓对面拐角处，耸立着另一座与之几乎一模一样的公寓楼，不同这处是它有一个小卖店，而且是这条街上惟一的小卖店，是潘内萨夫妇开的。

    潘内萨太太告诉看门人的妻子埃塔说，这个店面是他们用最后一笔钱买下来的。经过多少日日夜夜的讨论，他们感到这爿小店至少能给他们一碗饭吃。埃塔说她希望他们能如愿。

    埃塔把街对面新来的人将小店盘了下来的事告诉了丈夫威利，并说如果有机会可以去那里买东西：她这话的意思是他们仍然到自助商场买东西，但如果一时忘了买什么东西，就可以到潘内萨的店里去买。威利的确按她所说的去做的，从来没有从这儿一次买过半美元的东西。

    后来有一天，威利从这儿购买了价值三美元的东西，可是他身上只有五角钱。当时，威利就像一只被主人痛打一顿的狗一样。但是潘内萨先生清了清喉咙，啧啧地说，这算什么，剩下的他愿意什么时候还都行。他说什么事都是个信用问题，说到底，信用就是我们都是人，如果你是真正的人，你就应该相信别人，而别人也要信任你。

    这让威利吃惊不小，因为他以前还从没有听到一个开小店的讲这样的话。过了一两天他就把那二块五角钱还上了。但当潘内萨说只要他愿意，他赊什么都可以，威利吸了一口烟斗，然后就开始赊购各种各样的东西。

    当他抱着满满两袋子东西回到家里时，埃塔直冲他吼叫，说他一定是疯了，并把他常说的一句话搬了出来：“我们是穷人，威利，我们付不起呀。”

    威利也明明知道她的话是有道理的，可不管她怎么说，他还是常去街对面赊购东西。

    账单总数已达到了八十三美元还挂零。一天，潘内萨微笑着问威利什么时候能还账。

    从那天起，威利不再从潘内萨的让里买东西了，埃塔又拿起她那个用绳编织的购物袋去超级市场了。埃塔每次买东西回来都紧贴着她这一侧的墙根走，尽量离潘内萨那店远一些。

    一个月过去了。一天，埃塔在街拐角处遇到了潘内萨太太，潘内萨太太脸上看上去不高兴，可对账单的事只字没提。埃塔回答后就提醒威利，要他快点还账。

     “别烦我，”他大声地说，“我拿什么来还？用从我骨头上剐下来的肉还？还是用我眼里的灰还？”说完，把门砰地一关。

    那天夜里他出去喝酒，喝得酩酊大醉，在街道边上的水沟旁就睡着了。第二天一早他回到家时，衣服又脏又臭，两眼布满血丝。埃塔把他们四岁儿子的照片捧到他的面前—儿子已经死了，是死于白喉—这时他老泪纵横。

    每天早晨他出去放垃圾箱时，总不把头抬起来看街的对面。

     “信用，”他嘲讽地模仿着，“信用。”

    一天他把四个垃圾箱放在路边，等候垃圾车来运去。他看到了潘内萨夫妇，他刚一看他们的时候，他的眼都有些花了—他们就像两只骨瘦如柴、被拔掉毛的鸟儿一样。

    他去找这一个街区另一个公寓看门人借扳钳，回来时他们提醒他有两棵细细而没长叶子的灌木穿过木地板长了出来，他透过灌木可以看到空空的货架。

    春天，当草从人行道的缝隙中长出来的时候，他对埃塔说：“我只是在等候能全部还清欠账的一天。”

     “我一定要还，以上帝的名义发誓。”

    他拼命地干活。每天早晨早早地起床，用肥皂和硬毛刷子擦楼梯，从顶楼一直到地下室。门厅里的信箱也都用金属上光剂和一块软后面擦得光亮亮的，亮得可以当镜子用。

    一天早晨，威利在擦信箱，他发现信箱里有一封给他的信。他摘下帽子，把信封打开，拿到亮处去读。那是用战战抖抖的手写的，是潘内萨太太写来的，她说她丈夫病了，就在对面街的家里，可家里分文没有，问他能否先还十美元，其余的钱以后再说。

    他把信撕成碎片，一整天躲在地下室里。那天夜里，在街上寻找他一天的埃塔在锅炉房的管道中间找到了他。

    第二天一早，他披上工作服，跑出公寓大楼，肩上搭着一件大衣，在街的一个拐角，他找到一家当铺，在那儿他把大衣当了，拿到十美元，他十分高兴。

    但是当他回来时，待对面有一辆灵车，有两个穿黑衣服的人从楼里抬出一个又窄又小的松木棺柩。

    在松木棺柩从门厅的门勉强抬出来之后，潘内萨太太哀痛欲绝地一个人走了出来。威利赶紧转过脸去，尽管他认为他长了胡子，又戴了一顶毡帽，她不会认出他来。

     “他是怎么死的？”他小声地问一个住户。

     “我也说不好。”

    但是走在棺柩后面的潘内萨太太却听到了。

     “老死的。”她大声答道。

    他想说几句宽慰人的话，但他的舌头就像树上的已枯的果子，干吊在嘴里，他的心就像一扇漆了黑漆的窗。

    后来，潘内萨太太搬走了，而那份账却始终没有还上。（有删改）

窗　花

耿翔

    ①在大雪封山的日子里，是这些贴得红堂堂的窗花告诉我，在被雪埋得很深很死的山坡上，还有人家。或许是命里有缘，每次到陕北，都能遇上一些让我彻底动心的剪纸人，并且在回城后的好长时光里，都一心想着她们的面容。就是这次踏雪北上，在除了雪，几乎无别的色泽可寻的时候，也有一些生动透了的窗花，会突然从一个极不显眼的地方里，亮在一条村道上。

    ②说句真话，最初让我倾倒，并把窗花看得神物似的，是在好奇地抓住一位剪纸老人的双手的那一次。现在坐下来，坐在这一目了然的雪塬上，用没有尘土的心想一想，我迎着风的脊背，也会透出一层很热的汗来。那时，我就等在她的对面，看她像侍弄土地一样，在一块红纸上剪些什么。一剪一剪，随着一阵嚓嚓的剪刀之声，红粉似的纸屑，落了一怀。她每动一次剪刀，我的心都会收缩一次。在陕北，能让心一次次收缩的东西太多了。细数一下，有一路冲刷出来的壶口瀑布，有打动整面山坡的安塞腰鼓，有躺在沙漠中的红石峡，有悬在黄河上的白云山，还有绥德的狮子，清涧的石板，以及从每一道沟里，甚或每一块庄稼地里，都会随时响起来的信天游。而唯一让我的心收缩得发疼的，是她为我剪一幅窗花的全过程。守在她安详的神态里，我最初的浮躁，也像多余的纸片，被一剪一剪地铰去了，剩下的，正如从她手上成形的窗花，完全是一种艺术化了的东西。我不想说破，她剪给我的那一对窗花叫什么，但我要说，那里面一定藏着一个很美的传说。那是在陕北的山坡上，比荞麦和苜蓿花还开得热烈的传说呵。那传说中的主角，正盘腿坐在一方土炕上，内心热烈如火、亦平淡如水地为我铰着她的故事……

    ③看着窗花，我突然想起，陕北人在如此严实的窑洞里，为什么要安这么大的窗子这么大的门？在这么大的门窗上，为什么要贴这么多的窗花？应该这样说，在他们守望的家园里几孔温穆的窑洞，仅仅是一部分。而更广大的，还是他们一生躬耕着的土地。他们住在窑洞里，圈在脚地上的一年的收成，不能把他们送入梦乡。只有这些贴在窗户上、囊尽各种风物的窗花，才会让他们觉出，日子在这片贫瘠之乡，还过得很瓷实。因此，再不讲究的人家，也不会忘记在贴得拥挤的窗棂上，再添些新窗花上去。

    ④我不是地道的陕北人，无法说透这些剪纸艺术的真正奥妙，更不相信和我一样的文化人，用善心对它的穿凿附会。我深刻地记得，许多剪纸艺人只要一握起剪刀，就进入一种半癫状态。有的剪到入神时，一两天不吃不喝。有的边剪边唱，嘴里尽是些无字语的歌。看着她们，你一定会想，真正的艺术在哪里？真正的大师又是谁？对于这群以食为天之民，剪刀的分量会比镰刀重么？

    ⑤在陕北，这些出现在剪刀下，一看就勾魂的俗物，让人一眼望出一条吐纳百川的文化之河。这里的凡是叫得很响的艺术，绝不是风花雪月，墨香能染。那些锤钎凿出的石狮子，那些木槌敲击的牛皮鼓，有哪一样，不像在黄土上种植五谷，需要的是木和铁合一的工具？是的，陕北的人男耕女织，他们手里握着木头，握着铁，这是他们向土地索取衣食的最基本的方式。由此，我在对这些窗花惊叹之余，最为看重的，就是创造这种艺术的工具：一把普通的剪子。在这些婆姨们手上，一把剪子，就是一个大千世界，它能真实、或者夸张地铰出存在于陕北的所有物象。特别是她们的文化与想象的极大反差，却能创造出一些很抽象的窗花，谁会相信，这是出自于一群走在庄稼身边的女人之手？有时，我更愿意这样说：窗花，是一种与人俱存的艺术。上苍在造人的同时，就很认真地创造了它。

    ⑥当我冒着一天的雪花，要敲开一户人家的窑门时，我想，在紧挨着窗户的炕头上，应该坐着一位铰窗花的老人。她的不停的剪子声，应该是在雪的覆盖下，唯一剩下来的，一种超越感觉的响动。应该在言语之前，先去摸一摸这双虽被剪子磨僵，却能铰活陕北的手……

    ⑦站在贴得红堂堂的窗花里，我敲门的手，好光亮呵。

（选自《中国西部散文百家》，有删改）

马小菊天空的天

    马小菊从家里出来时，天还好好的，走到半路就下起了雨。马小菊没带雨具，豆大的雨点打在身上又冷又疼。她看看离药店不远了，就跑了起来，跑到药店，衣服湿了个透。这个夏天的雨格外多，像失恋女人的眼泪，落得很频繁。

    “咋这天来了？”药店老板招呼马小菊。“婆婆疼得紧。”马小菊一边用她本就湿了的袖子擦拭脸上的雨水，一边回避着药店老板的眼睛。马小菊的婆婆有风湿病，一到雨天就疼得厉害。

    “向午真不是个东西，把家里的事都甩给你一个人，自个儿倒乐呵去了。”药店老板说。向午是马小菊的男人，当包工头挣了钱后就很少回家了，别人说他有了外遇。

    马小菊没理药店老板的茬，边说拿一盒膏药再拿一盒止疼片，边从温温的裤兜里往外掏钱。药店老板把找回的钱递给马小菊的时候说：“昨天二凯去省城进货看见向午了，他和一个女的在街上走着。”说完两眼盯着马小菊看，以为她会大骂向午一顿，可是马小菊似乎没什么反应，她先接过钱，然后像听别人家男人的事一样“哦”了一声。马小菊说：“要是二凯再看见向午，就跟他说他娘病了，想他。”

    马小菊说完拿上装在塑料袋里的药就往外走。雨还在下着，马小菊不紧不慢地走在雨里，密密的雨点实实地打在她身上。刚才要不是药店老板提起向午，她还想在药店避避雨的，可是药店老板提起了向午，她就不能再呆下去了。

    向午是马小菊的一块心痛。刚听说向午有外心的那会，马小菊的心都碎了。她整天哭整天骂，四处向人打听向午的行踪。她还去省城找了一趟，但偌大一座省城，要找一个人谈何容易，就像绣花针落门前草坡地了。马小菊找了三天三夜，没找到，就回来了。

    马小菊回到家才知道，她不在家这几天，婆婆摔断了腿。马小菊好懊悔，如果不是自己离开家去找向午，婆婆就不会摔伤。马小菊抱着婆婆的伤腿，眼泪流得像筛子眼里落下的米。一些人笑话马小菊，说她管不住自己的男人，马小菊不去理。她觉得眼下没有比照顾婆婆更重要的事了，真的没有了。

    马小菊揣着药走到家时雨停了，她心想：这雨，好像就是给我下的。

    马小菊进了屋唤了几声娘，没人回应。马小菊以为婆婆睡着了，就去自己的房间换衣服。等她换完衣服来到婆婆房间一看，婆婆昏倒在地上，口里吐着白沫，手里却紧紧地攥着一张向午的照片。马小菊明白了，婆婆是为了找放在抽屉里的向午的照片才摔倒的。马小菊赶忙把婆婆送到了医院。医生说是脑溢血，要马小菊去交住院押金。马小菊的钱不够，就去银行取钱。

    在去银行的路上，马小菊碰见了旺子媳妇。旺子媳妇追着撵着跟马小菊说：“我在省城看到远处一个男人，好像是向午呢。”马小菊说：“你再看见向午，跟他说他娘病了，病得很重，让他赶快回来。”旺子媳妇还想跟马小菊说些什么，马小菊却匆匆走了。

    经过一夜的抢救，婆婆仍然昏迷不醒，医生说能否醒过来不好说。

    马小菊说：“怎么就不好说了呢？”她想起别人曾给过她一个治疑难杂症的偏方，婆婆用了这个偏方也许会好起来。她就回到家找到那个偏方，按方子里写的，找了几味药，最后就差一味冬瓜皮。马小菊知道前院吴二婶家种了冬瓜，就去吴二婶家要冬瓜皮。

    马小菊到吴二婶家还没开口说话，吴二婶就先和她说起了向午的事。吴二婶说：“小菊，我去省城儿子家，看见向午和一个女人在逛街。”马小菊说：“吴二婶，你再见到向午，跟他说他娘病得很重，快不行了，让他赶快回来。”

    婆婆喝了马小菊熬的药，仍旧没有好，最后还是去了。

    婆婆入土那天，又下了雨，很大的雨，雨声把马小菊的哭声给淹没了。

    雨季快要过去的时候，向午回来了。向午一身落魄地回来了，他被人骗了个精光后回来了。

    “你还回来干啥？你娘不在了你还回来干啥呢？”马小菊说着，眼泪像雨滴一样落了下来。可这时窗外的雨却停了，天空响晴响晴的。

（选自《小小说选刊》，有删改）

我只欠母亲

赵鑫珊

    人生的笑和哭常常发生在同一时刻。

    一九五五年八月上旬，我一直在期待录取通知书的到来，前途未卜，是否能考取，没有把握，虽然自我感觉考得不错。是否能考取第一志愿第一学校，更是个未知数。不能有奢望。

    八月中旬，羊子巷、马家先一带有几位考生已经接到通知，更叫我心焦——这也是我平生第一次体验到什么是心焦或焦虑，不安和焦虑也会有助于打碎平庸。

邮递员骑着自行车一天送两回信：上午约十点，下午约四点，我是天天盼着决定命运的信件。

    一天下午，我在马家巷大院内同一群少年玩耍。

    “赵鑫珊，通知书!”邮递员的叫声。

我拆信的手在颤抖。旁边围观的少年首先叫了起来：“北京大学!”

中国章回小说常用这样两句来形容人的幸福时刻：“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

    我看到母亲的表情是满脸堆笑，为儿子的胜利。

    第二天，母亲为我收拾行装。一共带两个箱子，一条绣花被子。

    母亲把一件件衣服放进箱里，并用双手抚平，泪水便滴在衣服上。

    “妈，你哭什么?我考上了，你应该快活才是!”我这一说，妈妈的泪水流得更多，但她没有解释她为什么哭。

    后来我成长了，读到唐诗“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才渐渐明白母亲为什么暗暗垂泪。

    母亲不善言辞。她预感到，儿子这一走，在娘身边的日子就不会多。母亲的预感是对的，大学六年，我一共回过三次家，加起来的时间不到两个月，主要原因是买不起火车票。

    母亲死后二十年，大妹妹才告诉我，我去北京读书的头两年，妈妈经常哭，以至于眼睛受伤，到医院去看眼科。

    听妺妹这样述说往事，我发呆了好一阵子。我对不起母亲!过去我不知道这件事。我后悔我给母亲的信很少且太短。

后来邻居对我说：“你娘总是手拿信对我们说：“你们看我儿子的信，就像电报，只有几行字!’”我总以为学校的事，母亲不懂，不必同母亲多说一一今天，我为我的信而深感内疚!在校六年，我给母亲报平安的家信平均每个月一封。每封不会超过三百个字。

六年来，我给母亲的信是报喜不报忧。这点我做得很好。我的目的很明确，不让母亲为我分心、牵挂、忧愁。按性格，我母亲的忧心太重，不开朗。以下事情我就瞒着母亲：我非常穷，却老说我的助学金很多、足够。去学校报到，母亲东借西借，为我凑了三十元，后来我就再也没有向母亲要过一分钱。当时我父亲已接近破产，家境贫穷。“反右”运动我受到处分，也没有告诉母亲。读到四年级，我故意考试考砸主动留一级，更瞒着她。她也没有觉察，我怎么要读六年。

大妹妹问过母亲：“妈，你为什么最喜欢哥?”

    “你哥是妈烧香拜佛求来的崽。”

祖父一共有五个儿子。我父亲是长子，母亲头胎和第二胎都是女儿，不到两岁便天折不久，我二婶生了儿子叫赵宝珊，这样一来大家庭的长孙便在二房，不在大房。我母亲的地位大受威胁，遭到歧视。在饭桌上，祖父常用讽刺的口吻，冷言冷语敲打我母亲：“先长胡子的，不如后长须的。”意思是二婶后来者居上，先得了儿子，我母亲落后了，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重男轻女，母以子贵现象很严重。

    母亲忠厚、老实，只好把眼泪往肚子里咽。她偷偷地去万寿宫拜佛，求菩萨保佑赐给她一个儿子。不久我出生了。

我刚四岁，母亲便让我读书，发蒙，为的是赶上大我两岁的宝珊。所以整个小学、中学，我和堂兄宝珊都是同年级，母亲的良苦用心只有等到我进了大学，我才知道。母亲说：“你为娘争了口气!”

    离开家乡的前一夜，妈舍不得我，抱着我睡。当时我十七岁。其实自我出生，从没有离开过娘。好在我走后，还有弟弟妹妹在母亲身边。

    往北京的火车渐渐开动的时候，我看到我母亲、大妹妹梅秋（十岁）、弟弟光华（八岁）和小妹云秋（四岁）久久站在站台上目送我。这回妈没有哭。

    我这个人，活到今天，谁也不欠，只欠我母亲的，没有能在她身边侍奉她八年、十年，使我深感内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