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产业化步伐加快以来，中国电影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与中国电影的大发展相伴随的是两个始终难以化解的矛盾：一个是市场业绩的向好与舆论口碑的欠佳；另一个是在国内市场的风生水起和“走出去”的举步维艰。这两个矛盾同时指向中国电影升格为电影强国的一大掣肘——叙事水平的低下。

    当张艺谋等“第五代”导演掀起武侠片的创作风潮时，他们的尝试虽提升了国产电影的制作质量，但因不适应商业大片的生产机制，他们不可避免地舍弃了构成好莱坞电影内在精髓的叙事法则，其结果是影片大多在叙事层面出现各种硬伤，观众也很容易对此产生审美疲劳。而在国产大片呈现颓势之际，以当下生活为题材的中小成本电影登上荧幕，引发追捧。但它们弱化甚至放弃了对剧情逻辑性和结构完整性的追求，在叙事上过于依赖“拼盘化叙事”而无法讲好一个完整的长故事，正如小品串演不等于一部话剧，一部由多部短片堆砌成的影片无法与一部标准规格的长片相提并论。要破解口碑与票房、本土和海外市场形成的深刻矛盾，回归行之有效的“经典叙事”成为关键。

    就电影创作而言，“经典叙事”是指在电影诞生以来不断获得丰富和修正的一套被世界各国主流电影所接纳的电影叙事规范和叙事方法。它由明晰完整的情节链条、因果分明的叙事逻辑、强烈的冲突、闭合式的结局等众多相对稳定的叙事元素及其交织而成的复杂结构系统组成。时至今日，“经典叙事”已成为一种可跨文化通约的基本“语言”，我们也许会见到偏离这种“语言”的电影叙事，但几乎找不到完全可以将其取代的另一套被普遍接受的表达方式。

    中国电影在叙事上出现诸多问题的原因很多。其一是创作者对“经典叙事”不以为然，以为它不过是粗浅的套路或僵硬的模式。事实上，“经典叙事”并不刻板教条，也不阻碍艺术创新，相反，它是一个开放的体系，一方面为艺术创新预留足够的生长空间，另一方面则理性地维持着艺术创新与观众接受之间的平衡。其二是所谓“经典叙事”就是好莱坞电影的认识误区。事实上，它最初的构建与好莱坞有密切的关系，但自形成之后便不再是好莱坞的专利品了。它一方面吸纳着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化养分，以修正自身的形态；另一方面也和区域文化相结合，生成具有民族多样性的主流电影。事实证明，那些可以在一定区域内通过市场化的方式有效地抵御好莱坞的电影产品，几乎都是遵循“经典叙事”并对之加以精彩发挥之作。这些电影常有着虽称不上严密复杂却足够清晰流畅的叙事，观众总能品出与好莱坞电影相异趣的地方，这正是融入其民族文化特质的“经典叙事”。由此可见，我国那些真正在票房和口碑上取得双赢的影片恰好可以证明回归“经典叙事”是我们向电影强国迈进的必经之路。

（摘自《光明日报》，有删改）

    材料一：

    新疆晨报5月31日消息，5月30日，随着喀什地区岳普湖县巴依阿瓦提乡18位村民整齐划一的动作，一排排海水稻秧苗整齐地排列在水田里，这片昔日的重度盐碱地一派江南水田风光。

    与此地同步，在黑龙江大庆、山东东营军马场、山东青岛城阳区和浙江温州等地，海水稻秧苗也正在覆盖不同类型的盐碱地，这些也将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杂交水稻之父” 袁隆平“ 通过推广种植海水稻，让荒滩变粮仓”的构想奠定现实基础。袁隆平参与的青岛海水稻研究工程计划在3～5年内选育出在盐分浓度3～8‰的咸水灌溉种植条件下，每亩产量达200～300公斤的耐盐碱水稻新品种。

    相关数据显示，我国有15亿亩盐碱地，其中约3亿亩可以开发利用。这些盐碱地如果种上高产海水稻，粮食增产前景十分广阔。

    （摘编自石丰森《袁隆平海水稻插秧新疆喀什　盐碱地上生机盎然》）

    材料二：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展望美国地缘政治的长期目标时就宣称：“谁控制了粮食，谁就控制了所有的人。”

    粮食安全是压倒一切的国家战略底线。从国内来看，中国农业尽管正处在一个历史上发展最好的时期，粮食总产量实现九连增，但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粮食需求刚性增长，粮食安全面临资源环境约束不断强化的挑战。从国际上看，粮食危机不时引发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动荡，在信息化背景下，粮食与石油、货币一样成了一国制约他国的战略武器，粮食安全的强国民生存之根、固国家经济之本、增国际竞争之力的战略地位更加不可动摇。

    粮食生产效益是保障粮食安全的核心问题。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加快推进，农村青壮年劳动力不断进城务工，“谁来种地”已成为国家粮食安全无法回避的严峻问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决定“谁来种地” 与粮食生产积极性的核心又是粮食生产效益，而现实中，从事粮食生产收入与从事非粮收入、非农收入的差距越来越大，粮食生产效益越来越低。如果粮食生产效益偏低，粮食安全作为最重要的国家安全战略，就无法得到根本保障。

    （摘编自朱有志、陈文胜《新时期国家粮食安全必须应对新挑战》）

    材料三：

    去年在中国，海水稻曾收获超过620公斤的亩产量。据预测，在中国种植1亿亩海水稻，按亩产300公斤计算，就足以养活8000万人口。而全球有142.5亿亩盐碱地。

    小小的种子，何以让中国屡屡书写举世瞩目的奇迹？科技创新是农业发展的重要动力。迪拜沙漠，引入来自中国的“四维改良法”，要素物联网模组展示了神奇的“魔力”——地表装配智能喷洒灌溉系统，根据水稻不同时期需肥特点、土壤环境和养分含量状况，精确控制喷头和喷枪定时定量喷洒水分和养分；水肥自动送达水稻根部，土壤中渗出的多余水肥回收，运送至回收池供循环使用……技术革新，让那些曾经的“不可能”一个个被抹去。中国水稻走向世界的故事，正是中国农业技术走向世界的故事。

    创新驱动的实质是人才驱动。从钱学森、邓稼先到袁隆平、屠呦呦，一大批杰出中国科学家不仅为中国乃至世界的科技发展做出巨大贡献，而且为增进人类福祉带来了巨大正能量。一个个志在创新的个体，敢于走前人没走过的路，勇于攻坚克难、追求卓越、赢得胜利，为中国的创新发展带来了巨大活力。

（摘编自钟声《水稻“世界波”折射创新之力》）

    中国古典诗词中的意象繁多，“柳”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个。“柳”作为一种文学意象出现，最早见于《诗经·采薇》：“昔我往矣，杨柳依依。”大量运用柳意象的，是六朝时期。自诗歌兴盛的唐代起，柳意象所负荷的含义更加丰富和深刻。

    柳的意象在古典诗词中往往通过“杨柳”一词来表现，如“曾栽杨柳江南岸，一别江南两度春”（白居易），“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欧阳修）。那么，“杨柳”与“柳”到底是什么关系？

    有人认为“杨柳”是杨树与柳树的合称。但从植物学分类中分析，杨树与柳树外形区别很大，杨树叶圆、树高、枝挺，绝无柳的“依依”“袅袅”之态。“杨柳”合称一说，实在不要。有人认为古诗词中的“杨柳”都是指柳树。理由是民间传说隋炀帝天性爱柳，下江都时将汴河两岸全栽上了柳，因炀帝姓杨，于是“御笔赐柳姓杨”。但此事发生于隋代，即使此传说确凿，“杨柳”一词早在先秦时期的《诗经》中即已出现，故此据不足为证。翻阅相关资料典籍，我们发现，在古代“杨”“柳”是同义的。因此，古代文学作品中，“杨”与“柳”经常换用。

    “柳”是中国古代诗歌中出现频率极高而且寓意丰富的意象。它经过长期的历史文化积淀而形成，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初春时节，柳树的枝条上就已绽出了粒粒新芽。柳树早早地将春的讯息传递给人，也带来了春的喜悦。王维《田园乐（其六）》：“桃红复含宿雨，柳绿更带朝烟。”用桃红、柳绿与烟雨描摹了一幅生机盎然的春景图。自汉代以降，“折柳”之风俗流行开来。因“柳”与“留”谐音，“丝”与“思”谐音，故古人借“柳”传达送别之人对高人的无限相思之情。古人喜欢种柳，无论是家中庭院，还是河畔池边，遍植柳树。故“柳”常作故乡的象征，寄寓着人们对故土的眷念和对家园的依恋。唐代许浑《咸阳城西楼晚眺》：“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开篇即写自己登楼晚眺，见到蒹葭、柳树这些生在水边的景物，勾起自己对故乡无限思念的客居之愁。

    柳絮的飘忽不定，与骚客飘零、孤独的处境相合，故“柳”“柳絮”又常被诗人们借以言“愁”。冯延巳《鹊踏枝》：“撩乱春愁如柳絮，依依梦里无寻处。”写为春愁所困的女子对所爱之人的追寻不断。此外，柳树姿态婆娑，与风情万种的美丽女子极为相似。所以，“柳”又是风流多情的妙龄女郎的象征。刘禹锡《忆江南》有“弱柳从风疑举袂”，生动再现了少女舞动时柔曼轻盈的身姿。陶渊明辞官归隐后，在住宅旁种了五棵柳树，自号为“五柳先生”，所以“柳”在古代诗人笔下有时也成了隐者的象征。唐代刘昚虚《阙题》：“闲门向山路，深柳读书堂。”即写自己隐居山中的读书之乐。

（摘编自蒋育君《古典诗词中“柳”的意象分析》）

    宋代年间，广州的外商聚集区——蕃坊之繁荣。主要为外商服务的翻译也逐渐增多，但据史料记载，在京城礼宾院（宋代专为接待各国使节设立的机构）服务的译员，身份地位很低，逢年过节接受朝廷赏赐的时候，不过与奶酪匠同列。

    但由于翻译与外商甚至外国使节打交道，时有突然发达的机会。据史料记载，当年有个名叫王元懋的人，因家境贫困，到庙里打杂谋生，遇见了一个通晓“南蕃诸国”文字的老僧。老僧看王元懋勤快乖巧，将自己通晓的外语渐渐传授于他。后来王元懋逮了个机会随船出海，来到占城国（位于今越南南部）、，当时占城古国正急着跟大宋朝廷“攀亲戚”，以获得保护，通晓两国语言的王元懋很快成了国王的座上宾，充任翻译之职，后来又娶了公主，一穷二白的年轻人变身“驸马爷”。

    像王元懋那样靠外语技能改变人生的平民并不罕见。据不少历史学家的研究，早在宋代，广府地区已有很多有胆识的商人走出国门，到东南亚诸多古国“闯世界”去了。他们脑子好使，在国外待久了，逐渐熟悉当地语言，就可以凭借“双语”优势，充当贸易中介，甚至为向朝廷进贡的使团做做翻译，地位比在国内高很多。

    广州是外贸大港，市舶司雇有专业译员，位于西城的蕃坊及中外居民杂处的扶胥港还有不少民间翻译。这些翻译不可能个个正派，欺负外商语言不通，虚报价格，买卖双方两头吃的劣迹并不少见。一旦外商之间出现诉讼，地方官不得不依赖翻译提供的证词断案，翻译甚至接受利害关系人的请托，提供伪证，为此，《宋刑统》还有惩罚翻译伪证行为的特别条款，宋代学者陈郁所著的《藏一话腴》一书记载了一个案例，广府有两个外商因债务纠纷闹上公堂，翻译收了欠债人的好处，胆大包天，居然跟地方官说，听原告的意思，不是因债务纠纷才上公堂，而是因天气久旱，愿自焚献祭，向老天祈雨。地方官难辨真相，居然命令皂吏把告状的外商推出去烧了，以完其心愿．，陈郁感叹说：“生死之机，发于译者之口。”

    不过，愿意啃硬骨头的官员也还是有的。南宋名臣向子锺在广州任职期间，就曾自学外语，以便公正断案。他命人找来朝廷培养皇家翻译使用的蕃书《千文》以及其他几种外语教材，自己一一看完。此后，他向蕃商发布的命令告示以外文书写，外商因纠纷闹上公堂，翻译一看判官老爷懂外语，不敢再随便糊弄，诸外商欢欣鼓舞．向子诬“清明之声，播于海外”。

    据史料记载，当时还有一些地方官，虽然自己没有学外语，但清正廉明，对译者的证词往往一再核查，绝不轻信。这样的做法也使无良翻译收敛不少。但细看史料，我们就得承认，将翻译视为低微工匠、读书人以学外语为耻的观念，才是其真正的病根，这不得不让人在钦佩这些“不走寻常路”的地方官的同时，难免又发出遗憾的叹息了。

（摘编自《宋代广州就有翻译了，然而这个行业说起来很心酸》2019年2月22日《广州日报》，有删改）

材料一

日前，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了《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表示我国以新能源汽车为战略新兴产业方向不动摇。与此同时，虽然遭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但从二季度开始，国内新能源汽车市场逐月回暖。今年1-9月，欧洲10国新能源汽车销量累计同比增长大超预期。中欧新能源汽车市场的景气形成共振，不少观察人士认为全球新能源汽车市场正站在新一轮爆发的节点上。

目前来看，中国在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上是有一定优势的。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五年位居世界首位。产业链上下游有效贯通，电池、电机、电控等关键领域创新活跃、成果纷呈。而且其发展空间仍然很大，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中国每1000人拥车量为173辆，仅相当于美国的1/5.

虽然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前景光明，但也走过一些弯路，其中一些问题仍值得警惕。一方面，此前爆出的部分不良企业利用政策设计漏洞骗取补贴事件触目惊心，这就要求在政策设计时要未雨绸缪，执行环节要监管到位及时堵上漏洞。另一方面，不少行业和企业踊跃跨界进入“造车”领域。要想实现良好的发展必须吸引广泛的社会资本参与，但是如何在调动资本市场活力的同时避免盲目投资造成过度资源浪费仍然值得探讨。

因此，笔者认为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第一，理想的产业群应该是众多企业彼此有效分工和协作，切忌一窝蜂挤到某些端口；第二，动力电池是电动汽车的根本，但车企都去涉足更深度的电芯制造肯定会造成浪费，这有待政府的引导和企业的合理布局；第三，虽然氢动力汽车概念很好，但前期技术形成投入巨大，制氢、储氢、运氢、供氢各个环节投资门槛都很高，相关企业对氢能汽车布局仍需谨慎。

（摘编自钟师《新能源汽车产业如何稳步发展》，《环球时报》2020年10月12日）

材料二

中汽协数据显示，1-9月，新能源汽车产销73.8万辆和73.4万辆，同比分别下降18.7%和17.7%，降幅比1-8月收窄7.5个百分点和8.7个百分点。其中，9月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13.6万辆和13.8万辆，同比分别增长48.0%和67.7%。

（摘编自《疫情影响下全年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及磷酸铁锂用量研判》，东方财富网2020年10月29日）

材料三

2020年1月，欧盟正式实施史上最严苛的碳排放法规，过渡期仅一年，无法达标的企业将面临巨额罚款。到2025年、2030年排放量目标将比2021年分别降低15%和37.5%。欧洲车企只能通过新能源汽车或者低排放汽车来满足新的标准。

此外，由于疫情的影响，今年5月，欧盟还提出了绿色经济复苏计划，加大对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支持力度。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国家还延长或提高了新能源汽车的补贴额度与补贴范围，使欧洲新能源汽车市场出现了高增长。

全球新能源汽车市场已经迈过培育期进入成长期，但无论中外，目前全球新能源汽车的市场份额仍低，传统燃油车尽管面临转型压力，但在市场份额上仍占据明显优势。在未来5到10年，各国对发展新能源汽车的政策扶持仍将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各国政府如能不断健全有利于新能源汽车创新发展的政策法规体系和管理制度，改善新能源汽车的应用环境，将有利于新能源汽车的健康发展。

（摘编自周武英《新能源汽车产业全景扫描》，《经济参考报》2020年10月30日）

材料一：

“都市乡土”范式提供了我们理解古典性和现代性双重继承的视野。五四时期，除了鲁迅等侨寓文学的写作，茅盾、老舍等人皆主张文学应该具有“风土”和“土之力”，并且提倡地方的自然背景与社会背景要错综交织。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的深入，城市生活及其经验几乎变成所有作家的生存背景，城市即是故乡，而都市皆为乡土，“都市乡土”事实上已然变为“都市中国”。“在都市书写中国”并且书写“都市中国”，不仅代表了全球化与地方化的双重趋势，也提示着古典性与现代性的双重继承。近年来，中国城市文学的研究有三条重构本土现代性的思路值得重视。

其一，空间上的拓展。走出对历史、租界与时尚的留恋，重现地域化的空间书写。空间是社会的一个重要物质维度，且与其他的物质维度发生各种关系，进入这一关系的人赋予空间以形式、意义和功能。文学作为“表征的空间”，本质是精神的一种虚构物，象征着空间内对符号更高层次和更富有创意的使用。因此，文学的空间性是其根本属性，也是一种对城市是否有根的质询。

其二，时间上的回溯。通过回溯本土近世精神的源流，在中国内部发现历史。中国作家和学人对“古典”的迷恋，打破了仅仅以鸦片战争后的上海“开埠”作为城市研究起源的迷思，挖掘出比“上海摩登”更加久远的一脉相承的地域特色和本土资源。这一追溯更利于观察宏观的历史叙事和微观的细小内在世界中新的特点，在时间、空间、器物、人物以及内在文化气质上向纵深拓展。被推崇为西方文学创作主张的“语言经验”“叙事策略”和“抒情风格”等对接上了抒情传统、文人情怀、市民趣味，成为现代性在本土化叙事的一种自觉拯救。

其三，美学上的再造。对城市书写意象性、情感论、人生论传统的挖掘，自觉回到文明深处挖掘中国化的城市美学。现代作家施蛰存曾提出“意象抒情论”，意在提炼富有中国特色的城市美学。以意象性与抒情传统相融合为契机，追求历史意象、空间意象与心理意象的高度统一，城市的物象和情感得以从中国文化传统汲取鲜活的生命力。“物与我”“情与景”“爱与美”交汇照亮的意象美学观，正在成为全球化时代讲述中国故事的重要精神资源。

意象与抒情乃至人生观的统一是中国独特的言象系统造成的，城市文学研究的突破集中呈现为对作家语言本土化风格的挖掘。通过对吴语、秦腔、粤语、河南话、东北方言等的发掘，地方性语言和戏曲唱腔成为凸显城市文学本土特征的重要载体，方言、口音、语调在创作中也最能显示作家驾驭地方性语言风格的能力，对标签性地方语言的捕捉，有力拓宽了身体与地方、人与环境的情感关联。民族性和本土性的元素借此成为世界性图景的一部分。城市书写需要达成一种本土想象的诗学，对语言的重视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强调词语对感觉的真切表达，强调叙述情境，追求叙事向着感觉还原，其中大量的意象性话语和抒情性话语的使用，隐喻、象征中蕴含的智慧、灵气既体现了母语文化的深厚传统，又充满着经过现代意识过滤后的开放性和反讽性意味，由此带来了城市文学的独创性特征，在一定程度上补充着中国文化的精华意蕴。正是独特的言象关系，蕴藏着中国作家对城市“可读性”的独特理解。通过唤醒语言与物象的本真性，重构言象关系，焕发城市及其风物的生活美学与人生意义，营造出全球化时代中国人存在的家园。

—朱军《上海摩登、都市乡土与都市中国—当代城市文学研究的范式转换》 （有删改）

材料二：

王安忆以“上海移民”的身份透视上海，通过弄堂、服饰等意象书写俗常琐碎的日常生活，以平和宁静的笔触彰显对人性的关注与关怀。她以老上海为起点，通过洋房、公馆、弄堂等建筑细节回忆上海，用细腻温柔的笔调描绘平淡的烟火生活与繁华的市井街道，满足了读者对上海的文学想象。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她陆续发表了诸多上海书写的作品，如《长恨歌》《富萍》《桃之夭夭》等。她悉心观察上海，理解这个城市的现代化意义，并尝试从城市的历史、语言文化等的古典性叙述中追溯城市渊源，从普通人的生活中寻找现代城市的脉搏，使城市的精神与灵魂跃然纸上。

上海书写是中国地域书写的重要支脉，作家通过意象、女性以及作品风格建构属于自己的上海世界，续写上海传奇，探索上海的精神灵魂，从多角度深层次展示上海的文化特性。意象是书写者在客观事物的基础上以独特的情感体验创造出来的一种艺术形象。书写者以城市人独有的“城市意识”描述生活，通过构建作品中人物与意象之间的互文关系，借以“言志”，让人物与意象成为共同体。故而，意象的选择实际上是书写者自身观念与意图的一种表现。

王安忆的上海书写承载着独特的价值意蕴，城市历史的文化底蕴、人文理想的关怀思考、地域写作的异彩斑斓成就了作家关于上海书写的文化价值，而对上海市民的生存困境与精神困境的关照审视、现代化进程中城市发展问题的反思则构成了王安忆上海书写的现实意义。她的上海书写发展了中国文学的地域写作，在她的上海故事中可以窥见上海的人世百态，上海也在她们的笔下变得灵动、丰满。对于关注地域书写、创作地域小说的作家而言，地域文化是创作素材之一，但不是束缚。文学作品与地域文化相互影响：地域文化可以推动文学的创作，文学作品也会促进地域文化的传播与发展。

——王俊虎、赵文杰《地域书写·城市想象·文学记忆——王安忆与程乃珊上海书写比较研究》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