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未来，中国智能移动设备将越来越普及化，移动阅读市场的活跃度将进一步提高，用户规模的增长将推动整体阅读市场的发展。预计2017年，中国移动阅读市场规模将达到160亿元，增长率有望达20.4%；2017年移动阅读市场活跃用户将达到7.2亿人，增长率为4.3%。

中国移动阅读市场活跃用户规模预测

（摘编自《2016年中国移动阅读行业现状及2017年市场发展预测》）

材料二：

    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发布第十四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成年国民各媒介综合阅读率为79.9%。数字化阅读方式的接触率连续8年上升，达68.2%；图书阅读率为58.8%。手机接触时长增长显著，人均每天微信阅读时长为26分钟。

    我国成年国民每天接触新兴媒介的时长整体上有不同程度的提升，手机阅读接触时间最长。成年国民手机阅读接触率为66.1%，连续三年超过网络在线阅读接触率，并逐渐拉开距离。2016年，有62.4%的成年国民进行过微信阅读，较2015年的51.9%上升了10.5个百分点。

（摘编自《中国国民阅读调查：人均每天微信阅读26分钟每年读书7.86本》，2017年4月18日新华社）

材料三：

各媒介综合阅读率为79.9%，纸质读物阅读仍是5成以上国民倾向的阅读方式……这是18日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发布的第十四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

    在手机阅读接触率连续8年增长的今天，身处触屏时代，我们该如何阅读？

    手机阅读能否打开阅读新天地？

    “逛街或吃饭时，我都会随时拿出手机刷刷朋友圈，看看新闻。坐地铁时间长的话，我就会看网络小说或电影。”在北京工作的范跃辉表示。

    手机阅读正成为越来越多中国人的习惯。此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显示：2016年我国66.1%的成年国民进行过手机阅读，较2015年增长了6.1个百分点。我国成年国民手机阅读接触率、手机阅读时长连续8年增长。

    “手机阅读极大扩展了阅读的方便程度，也极大扩展了国人阅读空间，这是对阅读的整体带动，是一个好的起步。但也要防止碎片化阅读的弊端。”北京大学文化资源研究中心主任张颐武说。

    专家认为，经过数字化处理的文化资源越来越丰富，手机让公众便于接触文字，已变成获取咨询和知识的入口，成为数字化阅读新的增长点。

    创新如何让传统阅读回归？

    为了给读者增加更丰富的文化体验，北京图书大厦每逢节假日都会举办名人签售、专家讲座、主题展览等各类活动，在吸引更多读者的同时，扩大自身影响力。

    在北京艺天桥咖啡厅，青年作家与读者谈阅读、谈创作、谈生活；在青岛BCMIX美食书店，人们在享受美食、品味咖啡的同时，领略阅读之美，度过一段慢下来的愉悦时光；在北京三里屯，老书虫、Page OnE．言又几等各色书店吸引了众多年轻人，每逢周末还举办图书交流会、作家见面会等活动，让这里不仅是潮流地标，也成为文化“宝地”。

    在徐升国看来，传统阅读的回归，在于传统书店不断创新，找到了在数字化背景下人们阅读的兴趣点，即体验式的阅读需求，这是网上书店、在线阅读所不能提供的。因此，亚马逊、当当、阿里等电商也纷纷扩展线下渠道。此外，得益于全民阅读的大环境，促使更多人走进书店。

    全民阅读如何厚植土壤？

    “全民阅读关键在于培育民众对阅读的兴趣。”第五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金牌阅读推广人孙慧阳认为，诸如邀请外国专家参与的交流活动、优秀图书作者见面会等具有优质内容价值的阅读活动更能提升公众对阅读的理解和兴趣。

（摘编自《触屏时代，我们该怎样阅读？——全民阅读新观察》）

材料一：

    2017年1月至8月，全国共发生森林火灾2841起。其中，重大森林火灾4起、特大森林火灾3起，受害森林面积2.3万公顷，造成人员伤亡44人，与去年同期相比有所增加。

    今年以来，特别是春防关键期和夏防期间，我国东北、华北地区气候异常，高温、干旱、少雨持续时间长，干雷暴活动频繁，森林防火形势异常严峻。特别是内蒙古、黑龙江和京津冀等地接连出现历史同期罕见的高温大风天气，北部原始林区气温一度达到35度、瞬间风力7—10级，致使发生多起影响较大的森林火灾。

（摘编自“国家应急广播网”《2017年前8个月全国共发生森林火灾2841起》）

材料二：

    国家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18年全国共发生森林火灾2478起，受害森林面积16309公顷，因灾造成人员伤亡39人。

    应急管理部有关负责人表示，针对当前严峻的冬春防灭火形势，国家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近期在全国组织开展了森林草原火灾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工作，下发了《关于切实做好当前特别是春节期间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的紧急通知》，并于1月11日在四川省成都市召开了南方重点片区森林草原火灾重大风险防控工作座谈会，对冬春季特别是春节期间的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进行重点部署。

（摘编自“新华网”《2018年全国共发生森林火灾2478起》）

材料三：

    近期多起森林火灾接连发生。

    3月30日18时许，四川省凉山州木里县雅砻江镇立尔村发生森林火灾。3月31日下午，四川森林消防总队凉山州支队指战员和地方扑火队员共689人在海拔4000余米的原始森林展开扑救。扑火行动中，受风力风向突变影响，突发林火爆燃，30名扑火人员遇难。

    在凉山州火灾之前，山西和北京也曾发生受到全国关注的森林火灾。

    3月29日13时30分许，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王陶乡发生一起森林火灾，波及6个乡镇。火灾前线扑救指挥部4月1日通报，火灾东线、西线、南线明火已扑灭，有8000名有灭火经验的干部群众进行火场清理，防止复燃。

    在北京，3月30日中午12点23分，北京市密云区东邵渠镇太保庄地区发生森林火灾，过火面积达640亩。据媒体报道，这起火灾的起火点位于东邵渠镇高各庄村，当地村民郑某等6人在林地内修理水管时，不慎将水管下方土坑内的杂草点燃，引发山火。因风力大，数小时内，浓烟升腾，火势一路从密云蔓延至平谷。

    森林草原火灾发生，90%以上系人为原因引发。

    根据国家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今年3月发布的数据，春防期间，历来是中国重特大森林草原火灾高发时段，1987年以来，全国共发生71起特大森林火灾，60%集中在这一时段。

    此外，这组数据还显示，春防期间还是野外火源管控最难时段，传统民俗用火、祭祀用火、春耕生产用火交织，进山踏青旅游、采摘山货、驴友穿越等活动频繁，90%以上的森林草原火灾系由上坟烧纸、吸烟、烧秸秆以及燃放烟花爆竹等人为原因引发。

    除了人为原因，不利的气象条件、物候条件、基础条件同样是引发森林火灾的原因。近日，国家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便提出了相应的不利条件。

    例如，在气象因素方面，包括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局地高温、干旱、干雷暴等极端天气可能增加等；而在物候条件方面，则包括了中国森林覆盖率、草原植被盖度明显增加，林区牧区可燃物载量明显增多，一些地方远超重特大森林草原火灾临界值等。

（摘编自“中国新闻网”《森林火灾接连发生  时隔三年这个红色预警再拉响》）

材料四：

    材料一：

    泛娱乐直播平台，指主要业务为传播泛娱乐直播内容，并提供用户与主播进行实时互动功能的平台。泛娱乐直播起源于秀场社区，自2008年上线后发展至今，在PC端拥有较为稳定的用户基础。2016年，移动直播迅速崛起，对PC端的追赶趋势明显，7月后用户流量激增，迅速赶超PC端用户规模，并逐渐拉开差距。艾瑞分析认为，移动直播的兴起除降低了直播的门槛、拓展了传播渠道外，也激发了直播的社交属性，激活了直播的潜在用户。直播的整体用户规模扩大，并没有带来PC端固有用户的大量转移，因而PC端的用户基础受移动端影响较小，仍会保持现有规模稳定发展。

    伴随着泛娱乐直播的火热，一些不良现象也不断出现在大众视野中。从2016年9月以来，广电局、网信办、文化部纷纷针对网络直播行为下发系列文件。针对直播平台的监控要求不断提高，内容愈加细化，不仅对表演者提出要求，对用户的互动行为也采取了一定的监管限制，这些监管措施将会推动直播行业健康发展，遏制不良直播内容的传播。

    （摘编自搜狐网，有删改）

    材料二：

    2014-2022年泛娱乐直播市场规模及预测

    [注]e：预计的，估算的。

    （数据源自《2017年中国泛娱乐直播平台发展报告》）

    材料三：

    仅仅两年的时间，曾经“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直播领域，在国内已经出现日渐明显的分化。一方面是泛娱乐直播的细分化，往游戏、综艺、体育等场景下沉；另一方面，则是企业直播与泛娱乐直播之间的分水岭越来越明朗。据艾媒咨询分析，泛娱乐直播领域正处于瓶颈期。数据显示，相比于2016年，2017年的用户规模增长速度明显放缓。主要是因为优质内容匮乏、内容粗糙和严重同质化，导致了用户的加速流失。其次，泛娱乐直播的发展环境在改变。艾媒咨询分析，政策是主要影响因素。另外，由于直播的投资热度冷却，资本趋于理性，资源趋于集中，导致行业出现新一轮的洗牌，不少泛娱乐直播平台开始谋求其他出路。最后，变现模式的固化也让泛娱乐直播平台的成本不断提高。用户打赏、网红抽成的变现模式，导致对网红争夺日益剧烈，泛娱乐直播平台疲于“抢人”，疏于改进用户体验，进一步造成用户流失，本来黏性不强的状况又雪上加霜。

    然而一时间，直播答题突然成为中文互联网的新风口，仅仅是2017年年底到2018年新年的短短两周时间里，中文互联网上就有超过六款直播答题产品出现。直播答题的引入为过去奉行流量为王的直播平台找到了一条内容为王之道，益智问答以“知识竞赛”的面貌重塑了直播行业的形象，同时也收割了新的流量和用户。对参与的网友而言，直播答题开辟了新的娱乐消遣方式，甚至是益智、娱乐、赚钱三不误。因此，抛开当前出现的奖金透明性质疑，作弊外挂等问题。短期来看，直播问答是少有的负外部性较小的模式创新，非常有益于行业发展。

    （摘编自中国娱乐网《直播行业现状剖析》，有删改）

    材料四：

    与国内的直播平台不同的是，国外的大直播平台多属于已成型的社交平台，如美国四大直播平台Facebook Live、Youtube、Snapchat推出的Live Stories，Twitter旗下的Periscope等等，这些平台本身已经是大型流量入口，直播对于它们来说社交工具的属性要更多于流量工具，更直接的目的是用直播带来的社交体验重新激活已经越来越趋向沉默的用户，而不是导流新用户。依靠熟人社交奠定社交地位的Facebook在全球60个多国家都拥有用户，它需要为日趋沉默的用户寻找新鲜感，让互动形式更为丰富，主打视频直播业务的Facebook Live上线后两个月便被放在了服务栏的明显位置。

    目前看来，比较统一的现象是直播更适合作为内容生产工具，而不太具备平台化的条件。国外直播市场Facebook、Youtube、Snapchat和Twitter四大社交巨头激烈角逐，国内直播平台则凭借BAT和资本上层，以及微博等大流量平台的互动来彼此竞争。缺乏稳固的社交和流量基础的国内泛娱乐直播，凭一己之力平台化的道路目前来看非常艰难。

（摘编自百家号《看看国外的直播“四大天王”都是谁》，有删改）

    《逍遥游》是《庄子》内7篇之首，又是整部《庄子》的开卷第一篇。不管《内篇》是否庄子手订，把《逍遥游》放在首篇，客观上也的确显示了它在整个《庄子》中的突出地位。这足以证明编书者是一位对庄子思想理解极深又有高明见解的人。

    庄子是中国文化史上一种独特的思想学说﹣﹣逍遥哲学的开创者。“逍遥”一词在《诗经》中就已经出现，但作为哲学概念和对人生心理状态的抽象哲学概括来使用，却始于《庄子》．它的内涵虽然继承了《诗经》中的基本义项，但总体而言又不同于《诗经》中的“逍遥”，而是更丰富了。从《逍遥游》的内容来看，“逍遥”在这里是指一种超凡脱俗，不为身外之物所累的一种心理状态和精神境界，近乎我们今天所说的“绝对自由”。追求“逍遥”是庄子人生哲学的主要内容，也是整个庄子思想的核心。庄子思想的庞大体系，就是围绕着这个核心构建起来的，其他一切思想观念和理论元素无不与这一核心存在着紧密联系。正是在这个基本点上，显示了庄子思想区别于其他任何一种思想体系的主要特质。因此我们可以说，庄子的整个思想体系就是一整套关于追求“逍遥”的“逍遥哲学”。若从“逍遥哲学”这个角度来观察庄子思想的各个部分，我们就会发现，庄子的自然哲学是它的理论基础，庄子的相对主义是它的认识论根源和走向逍遥境界的思想方法，庄子的社会思想是它产生及形成的心理土壤，庄子的文学思想和创作风格是它的具体表现和外化形式。

    庄子认为，宇宙中包括人类在内的万事万物都是不逍遥的，因为它的存在和生活方式都是“有所待”的，即有条件的、受限制的，因而都是不自由的，即使那些自以为逍遥，表面上看去也貌似逍遥的人与物，也是如此。比如，在《逍遥游》中描写的貌似逍遥的大鹏，是很不自由的，因为体型太大，飞翔时不仅需凭飓风之力来托负，而且还必须有大的空间才能展翅。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它才受到小鸟斥鴳的嘲笑。斥鴳认为自己的生活方式比大鹏优越，是最自由的。其实这正反映了它由于生活环境的狭小所带来的局限，因为它无能力到广阔天地中去遨游，所以形成了目光短浅的习性。这讲的是万物在空间上的局限。

    在时间上也是如此。朝菌不可能了解一天之外发生的事情，寒蝉不可能知道一年四季的变化，而生命长的灵龟和大椿也不能知道其生前死后的事。这讲的就是万物在时间上的局限。至于人类，看上去似乎比动、植物自由得多，实际上他们所受的限制也更多，除了名、利、富、贵之外，还有伦理道德、感情欲望等多种牵累，而且对死亡的恐惧和担忧的精神负担，远远超过其他生物。从受限制这个角度来审视人生，人是世界上所有事物之中最不自由的。所以庄子认为只有“无己”的“至人”、“无功”的“神人”、“无名”的“圣人”才是进入绝对自由境界的人，这就是庄子的理想人格，而“逍遥游”也就成了庄子理想的人生境界。

    （节选自《智通庄子﹣﹣游心于物之初》）

从陶渊明看现代人的生存困境

    “樊笼”是陶渊明诗文中的核心意象之一，象征被限制了身心自由的、令人难以忍受的生存处境，如：“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人类自己创造的文明，支撑了人类的现实生存，却把人束缚在文明的种种框架之中而不得自由。卢梭(1712—1778)的《社会契约论》开篇第一句话便是：“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国际歌》曾唱遍全世界：“让思想冲破牢笼”“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从后来的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看，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倒不是太难，“新世界”要完全冲破牢笼却难办得多，哪怕仅仅是冲破思想的牢笼。

    如果说陶渊明生活的农业时代“樊笼”(“樊”字从木)还是由“木头”制作的；那么，到了工业时代，在马克斯•韦伯(1864—1920)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木笼”变成了“铁笼”：“这个铁笼是机器般的非人格化的，它从形式理性那里借来抽象力量将人禁锢其中”，它“冷静超然，逻辑严密，等级森严，庞大无比”，“它最终要无情地吞噬一切”，“一直持续到人类烧光最后一吨煤的时刻”。人类文明在不断发展，人对自然的控制力在不断加大；但更糟糕的是，人们对自然、对他人的控制力量越是强大，人们自己被囚禁的程度也就越深。

    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确实有一套自我粉饰的招数，能把牢笼打理得如同五星级宾馆，使囚犯忘记自己还是囚犯，使囚犯们积极踊跃地甘当囚犯。牢笼固然可恶，对于现代人来说，更可怕的是失去了“走出牢笼”与“回归自然”的自觉意识。

    现代人普遍相信“进步论”，相信现在比过去好，未来比现在好。这种进步论若是以地球生态的尺度来衡量，是不足以证实的。我们的地球生态不但现在不比过去好，未来更让人担忧。尽管如此，现代人还是一心“向前进”，没有人愿意“向后退”，哪怕是后退一小步。

    诗人陶渊明则不同。陶渊明的一声长啸“归去来兮”，实乃对自己前半段人生道路的沉痛反思：“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应该说这是一种诗人的哲学，或曰：回归诗学。

    现代人一心期盼乘着火车、汽车、飞机、轮船甚至宇宙飞船在现代化的道路上一路向前。如此的“飞速发展”，现代人果真距离幸福美满的天堂越来越近了吗？那也许只是一厢情愿罢了。我们急促前进企望切近前方的目标，但当我们走近看到它时，它却与我们更加疏远了。

    一线希望在于：新时代的灾难与现代人的生存困境将会再度把人们逼上回归之路，即所谓希望正在于绝望之中。正如现代西方政治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1899—1973)说过的：“当人类走到现代性的尽头，实际上就必然会回到‘古代人’在一开始就面临的问题上。”

材料一；

近年有学者对古史起源问题的学术史做过梳理与回顾。舒铁指出，“古史起源多元论的三种代表性论著———蒙文通的《古史甄微》（1927年）、傅斯年的《夷夏东西说》（1934年）和徐旭生的《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1943年）早已为人熟知。经由蒙文通、傅斯年、徐旭生等人的研究，人们得以从新的角度来审视中国种族、文化的起源问题”。

傅斯年认为，“在三代时及三代以前，政治的演进，由部落到帝国，是以河、济、淮流域为地盘的”，“地理的形势只有东西之分，并无南北之限”，“这两千年的对峙，是东西而不是南北”。也就是说，广大南方地域的政治演进尚无足观，故而略过不论。蒙文通与徐旭生则认为可分河洛、海岱与江汉三集团或华夏、东夷及苗蛮三集团。但对于三集团之间文化演进的先后与对比，二人的认识又有明显差异。徐旭生认为北部华夏部族与东夷部族的文化要先于南部的苗蛮集团；蒙文通则认为三区的文化各成体系，其文献的传承各有统绪，主要强调其差异，而不是先后或优劣。总的来说，关于中华文明的起源，学术界的看法经历了从早期的“中原中心说”到后来的“满天星斗说”的发展历程。

蒙文通在《论〈山海经〉的写作时代与产生地域》一文中指出，该书“记载了不少传说中的古代帝王。但是，它的记载却和先秦时中原文化传统的说法不同"，它“并没有以黄帝作为传说中心。它更多提到的历史人物是帝俊和帝颛顼”，“很多国家和历史人物都被认为是帝俊或颛顼的后代”，后稷“作为进入农耕时代的重要历史人物”，也被“认为是帝俊所生”，而非中原传统说法谓之为黄帝的后裔，由于该书“从不以黄河中游地区作为天下之‘中’”，而是把“古巴、蜀、荆楚之地都作为天下之中来看待”。

（摘编自尹玲玲《“洪水”新解——兼及中华文明起源问题的学术史梳理》）

材料二；

在史前史的研究中，有学者较早注意到史前文化边缘发展现象，1968年就提出农业起源始于边缘地带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随着狩猎采集群体的人口增加，社群终将分裂，部分群体不得不进入边缘地带。为了生存，这些群体开始广泛利用资源，进而强化利用部分有驯化潜力的物种，驯化由此发生。以此为基础，人类的生计逐渐从狩猎采集转向农业。

边缘地带带来了人类的发展与扩散。早在人类起源阶段，就可以看到边缘发展现象。人类灵长类祖先原本生活在热带雨林环境中，但是随后出现的气候变化，让部分地区变成了热带稀树草原。人类祖先不得不改变体质以便适应，发展更好的直立行走姿态，减少阳光下暴晒的面积；以出汗的形式，更高效地散热。同时，旱季时为了利用埋在地下的植物根茎与死亡的动物，发展出挖掘与切割工具。按照“撒哈拉泵”假说，当气候适宜的时候，撒哈拉大沙漠变成人类可以利用的环境，部分生活在沙漠边缘的人类进到这里，然后随着气候的变干，他们又被迫离开。部分人群无法回到原处，向北走出擞哈拉，人类由此走出非洲，正是边缘条件造就了人类的扩散。

边缘地带能够带来更多的交流机会，尤为有意义的是，边缘有利于革新的产生，因为这里的内部阻力更小。在农业起源进程中，与中心群体较多受到主流文化的制约不同，生活在边缘地带的是从中心群体中分裂出来的人群，闯入新领地中的移民更少受到传统与习惯的制约。狩猎采集让位于农业，意味着文化系统全方位的调整，从技术、社会到意识形态层面都需要如此。旧的文化系统往往对发展存在巨大阻力，而在边缘地带的人群遇到阻力的可能性要小得多。类似之，在文明化进程中，传统的等级不明显的平均社会让位于等级社会，挑战无疑是严峻的，阻力小的地方更有可能获得突破，此时边缘地带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

边缘效应的收益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这样的机会不是没有成本的，由于边界容易发生变化甚至战争，边缘更不稳定，迫使物种不得不频繁迁徙，不得不在适应上保持更高的弹性，以利用时空分布上不那么确定的资源。随着人类社会的演化发展，环境条件的内涵从完全指自然环境，逐渐过渡到自然与社会环境并重，甚至有时完全指社会环境，这在当代社会发展中表现尤为明显。由此，边缘的含义也随之扩充，它也可以是社会环境意义上的。

总之，有关中华文明起源的认识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学界已普遍认识到，中华文明起源具有多区域、多层次、多阶段的特征，其中可能存在多样的模式。边缘发展模式是其中的一种，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休发展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里尝试从史前文化边缘发展模式的角度，从理论上解读中华文明起源过程。

（改编自陈胜前《中华文明起源中的边缘发展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