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埃德加•斯诺

我于1913年入师范学校，1918年毕业。

在师范学校读书的几年，我一共用了160元——连所有学费在内。在这个数目里面，一定有1/3是用在报纸上面的，因为经常订阅，书报费每月约需一元，此外我还时常向报摊购买书籍和杂志。父亲责备我说是浪费，他说这是在废纸上花钱。不过我已经养成了读报的习惯，而且从1911年到1927年，当我和中国最初的红军中坚分子爬上井冈山时，我从未停止阅读北平、上海和湖南的日报。

是夏，我决定到北京去。当时，许多湖南学生都计划到法国去工读。我帮助他们实现这种计划。不过，虽然我帮助他们实现这个计划，并且他们受新民学会的帮助，但我本人并没有到欧洲去。我认为我对于本国还未能充分了解，而且我以为中国可以更有益地花去我的时间……

我是向朋友借钱去北平的，所以一到就得找事。那时湖南师范学校的伦理教员杨昌济在北京大学做教授，我就去求他帮助我找事。他将我介绍给北大的图书馆长，这人就是李大钊。李大钊给我工作做，叫我做图书馆佐理员，薪俸每月8块大洋。

我的职位如此之低，以致人们都不屑和我来往。我的工作之一就是登记来馆读报的人名．不过这般人大半都不把我放在眼里。这许多人名之中，我认为有几个新文化运动著名的领袖，是我十分敬仰的人。想和他们讨论关于政治和文化的事情，不过他们都是极忙的人，没有时间来倾听一个南边口音的图书馆佐理员所讲的话。

但是，我并不因此而丧气，我仍然参加哲学研究会和新闻学研究会，想借此能听大学里的课程。不过当时我还彷徨，还在“找出路”。我读了几本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很受影响。我和一个常来看我的北大学生时时讨论无政府主义和它在中国的可能性。

我自己在北平的生活是十分困苦的。我住在一个叫“三眼井”的地方，和另外七个人合住一个小房间。我们全体挤在炕上，连呼吸的地方都没有，每逢我翻身都得预先警告身旁的人。

1919年初，我到上海去，和准备赴法的学生一起。我又只有到天津的车票，也不知道怎样可以走下去。不过，中国有句老话，“天无绝人之路”，一位同学借了10元钱给我，使我能买票到浦口。旅途中，我在曲阜下车，访孔子墓。我去看了孔子和门徒濯足的溪水、圣人幼时所居的小村。我看见孔子所植的树。我又访问颜回的住处和孟子生地。在旅途中，我还登游过泰山。

不过，当我到达浦口时，钱用光了，而且车票也没有。没人有钱借给我，不知道怎样才可以离开这个地方。不过最倒霉的就是一个贼偷去了我仅有的一双鞋子！可是，我的运气非常好。在车站外面，我碰到了一个湖南的老友，他借给我足够买一双鞋子和到上海车票的钱。到了上海后，我知道有了大笔款子帮助学生留法，并且可以资助我回湖南。

回长沙以后，我就在政治上做更直接的活动了。自五四运动以来，我的大部分的时间都用在学生政治活动上，我是湖南学生报纸《湘江评论》的编者，这个报纸对于湖南的学生运动有很大的影响。在长沙，我帮助成立文化书社，这是一个研究新文化和政治趋向的团体，这个社和新民学会都激烈反对当时的湖南都督张敬尧。新民学会更是厉害，领导了一次学生大罢课来反对张，要求将他撤换，同时派遣代表到北平和西南去，去煽动反对张敬尧。当时孙中山在西南活动，张为报复起见，就禁止《湘江评论》出版。

这件事过后，我代表新民学会到北平去，并在那里组织了一个反军阀的运动，新民学会将反张的斗争扩大而为普遍反军阀的运动了。在北平我做了一个新闻社的社长，来推动反军阀工作，在湖南，这个运动得到了相当的成功。张敬尧被谭延阉打倒，并在湖南成立了一个新政府。

1919年，我第二次到上海，在那里我又一度的碰到陈独秀。我和他第一次相见是在北京，当我在北大的时候，他给我的影响也许比那里任何人所给我的都大。那时我也见过胡适，访问他，要他援助湖南的学生斗争。在上海我和陈独秀讨论我们的计划，组织一个湖南建设协会。过后我回长沙，开始组织这个协会。我在那里得到一个教员的位置，同时继续我在新民学会里的活动，那时协会有回湖南“独立”的计划。

1920年冬，我将工人第一次政治地组织起来，并开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及苏联革命史的影响下，领导他们。我第二次到北平时，我读了许多关于苏联的事情，同时热烈地寻找当时中国所能见到的一点儿共产主义书籍。三本书特别深印在我的脑子里，并且建立了我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它是历史的正确解释后．此后丝毫没有过动摇。这几本书是：<共产党宣言》，第一本以中文印的马克思主义书籍．考茨基的《阶级斗争》和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1920年夏，我在理论上和某种程度的行动上，变成马克思主义者，并且自此以后，我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摘编自埃德加•斯诺的《毛泽东自传》）

相关链接：①1913年春，毛泽东考入五年制的湖南省第四师范学校：后第四师范合并到第一师范，他被编入第八班。湖南师范第一学校，创建于1903年，前身是湖南师范馆，最初是南宋著名理学家张拭创办的城南书院，与朱熹讲学的岳麓书院比肩。学校的教育思想先进，聘请了一大批学识渊博的教师任教。与毛泽东几乎同时的一批进步青年有蔡和森、何叔衡、李维汉和陈章甫等，当时的湖南第一师范堪称是“新青年”的摇篮。（摘编自<毛泽东传》）

②张敬尧（1881～1933），当时的军阀，1918年3月率北洋军进入湖南，任督军：他驻湘期间，曾纵兵抢劫，滥发纸币，盗押矿产，强种鸦片，钳制舆论，勒索军饷和伪造选举等等。湖南人民当时即有“张毒不除，湖南无望”的呼吁。1920年，张在一片声讨声中逃离湖南。同年7月9日，毛泽东在给胡适的信中兴奋地说：“湘自张去，气象一新，教育界颇有蓬勃之象。”（摘编自“百度”）

粉墨人生

韩静霆

    ①那些天，画戏曲人物，着了魔。白天，执笔如同使剑，左右开弓，有时候，咿咿呀呀地边画边唱，管他有调无调，吼得出汗便好。到了夜里，蘸满色彩的笔放下了，人虽然像僵尸一般在床上睡着，白天画的那些戏曲人物却全来了。咱不知从哪儿弄了个“令箭”，举着，喊叫着在戏曲人物队列中间穿行。最后的结果是“扑通”一声，我摔到了床下边，眼眶磕青了，牙床磕破了，流着血，原来是梦。戏曲人物画就是这么让你美，美个死；伤你也伤得狠，让你流了血、挂着彩。

    ②我从小就和戏曲结缘了。小小的戏园子是摄魂夺魄的地方。我经常趴在那个后台的小窗户往里面瞧，看那些化完妆的和没化完妆的红脸、白脸、黑脸、花脸来来去去。最让我醉心的就是他们那个扑脸的香粉。演员们画好了眉眼，定妆时拿粉去扑。香粉在后台飘起来，让眼前一切真实的人和道具变得虚幻，都飘到了半空。

    ③在后台趴窗户看到了同班一个姓郝的同学，他的父亲在地方戏院门口检票，我就想办法去巴结这个同学。有时候他父亲不在那儿检票，我就往里闯。有一次帽子被人家抓去了，但是人却留到戏园子那个最黑的角落里，足足看了半场戏，过了半场瘾。

    ④我绝对是那些二人转演员的铁杆粉丝。他们的唱功、他们的绝活和灵活多变的表演方式，包括和观众密不可分的插科打诨，都让我倾倒。他们是真真正正的“角儿”。他们的名字，像姓李的三姐妹一一梦霞、彩霞、晓霞，我永远不会忘记。二人转有“九腔十八调”，音乐是非常复杂的，具有现代戏剧的最前卫的观念和特色，要观众和舞台有一种间离感。两个演员在台上，说说笑笑，忽然那边一说“去拿弦子吧”，这就开始动弦子了，开始唱了，唱一段又说上了。演员在说书人和角色中间转换，那种观剧的亲切感是让人迷醉的。

    ⑤后来，我和郝同学决心自己拥有乐器，我们便一起到成人干活的工地上去做小工，挖土方啊、挑土啊，干了整整七天，弄得灰头土脸，每人挣了六块四毛四。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如此这般“巨大”数目的人民币给我们带来的喜悦！我们一人买了一个龙头的破二胡，一人买了一支笛子，迫不及待地在街边上就吱扭吱扭地拉起二胡，开始了我们的音乐之旅！

    ⑥等我学会拉琴之后，地方戏院邀请我跟他们一起去演出。坐在他们那个骡马大车上，非常骄傲地和演员们坐在一起。那时候，在村，在冬天，常常就在老乡的炕头上演，炕，沿下边儿全都是观众，那种土味儿、葱花味儿、旱烟味儿浓浓的。演出结束了，老乡甚至会杀猪宰羊款待我们。热腾腾的猪肉粉条儿盛一满碗，我用两只手捧着，太香了！辣辣的高粱小烧锅酒，连我这小孩子也得抿上一口，真开心。而它更重要的恩惠和好处，是在我的血液里注入了一种东西叫作民间艺术、民族艺术。

    ⑦地方戏院和地方戏，把我和郝同学黏在一起。可就在那些无忧无虑的日子里，灾祸不期而至。大概是因为郝同学生得一副讨女生喜欢的小白脸儿吧，一日放学，我们班几个大个儿的同学纠集了一帮人，喊着让我闪开，我回头还没醒过神儿来，雨点儿一般的砖头就砸向郝同学了，追着打他。我呆呆地站在路上，浑身发抖，觉得冷。这一番砖头和叫骂让我第一次意识到，原来人生还有这么残酷和丑恶的东西。后来，郝同学退学了，到地方戏院去学习操琴。最后他成了我们那个城市的地方剧院院长。他的爱人是我们那个地方最漂亮的、最好的地方戏演员。地方戏慷慨地给了郝同学一个好生活。我呢，几经周折，考进了中央音乐学院，开始了音乐人生。

    ⑧后来的生活就像一部连本儿的大戏，一幕一幕地拉开。我的老伴儿陪我走过了五十多年，她常常感叹人生如戏，戏如人生。只可惜，再也不容易找到童年趴戏园子窗台那种如梦如幻、如痴如醉的感觉了，老花的眼睛是不是也磨出了老茧？老家的旧房院落和地方戏园子全都铲光了。今年母亲病逝，我回家奔丧，真正又成了一个孤儿……

    ⑨我幸运地找到了一把让重年复活的钥匙，这就是画戏。我把戏曲人物纠集到我的画作里，他们给我带来一种很美好的想象和追忆，调动起我对艺术和人生的这样一种爱、一种融入。或许唯有如此，我才可能回到趴地方戏园子小窗户的年代，回到从少年开始的粉墨人生。

（选自2015年11期《散文选刊·下半月》，有删节）

感悟九华

梁衡

    ①到九华山已是下午，我们匆匆安顿好住处便乘缆车直上天台。

    ②天台顶是一平缓的山脊，有巨石，石间有古松，当路两石相挤，中留一缝，石壁上有摩崖大字“一线天”。侧身从石缝中穿过，又豁然一平台。登台俯望山下，只见松涛竹海，风起云涌。偶有杜鹃花盛开于万绿丛中如火炽燃。遥望山峰连绵弯成一弧，如长臂一伸，将这万千秀色揽在怀中。远处林海间不时闪出一座座白色的或黄色的房子，是些和尚庙或者尼姑庵。我心中默念好一湾山水，好一湾竹树。

    ③第二天一早，我们即去拜谒这山上的名刹祗园寺。一进庙，见和尚们匆匆奔走情。如有军情。一队老僧身披袈裟折入大雄宝殿，几个年轻一点的跑前跑后，就像我们地方上在开什么大会或者搞什么庆典。更奇怪的是一些俗民男女也匆匆进入一个客堂，片刻后又出来，男的油发革履之间裹一件僧袍，女的则缠一袭尼衣，惟露朱唇金坠和高跟皮鞋，僧俗各众进入大雄宝殿后，前僧后俗站成数排。只见前侧一执棒老僧击木鱼数下，殿内便经声四起，嗡嗡如隐雷。那些披了僧袍尼衣的俗民便也两手合十跟着动嘴唇。大殿两侧有条凳，是专为我们这些更俗一些的旁观游客准备的。我搬条凳子坐下，同凳还有两位中年妇女。一个掩不住地激动，怯生生又急慌慌地拉着那位同伴要去入列诵经，那一位却挣开她的手不去。要去的这位回望一眼佛友，又睁大眼晴扫视一下这神秘、庄严又有几分恐惧的殿堂，三宝大佛身坐在半空，双目微睁，俯瞰人间。她终于经不住这种压力，提起宽大的尼袍，加入了那二等诵经的行列。我便揶动一下身子，乘机与留下的这位聊了起来。我说：“你为什么不去？”她说：“人家是为自己的先人做道场，我去给他念什么经。”“这个道场要多少钱？”“少说也得有几十万。这是一家新加坡的富商，为自己所有的先人做超度，念大悲咒。”我大吃一惊，做一场佛事竟能收这么多的钱！她说：“便宜一点也行，出十元写个死者的牌位，可在殿里放七天。”她顺手指指大殿的左后角，我才发现那里有一堆牌位叠成的小山。我说：“看样子你是在家的居士吧。”她说才入佛门，知之不多。问及身上的尼姑黑袍，她说是在庙上买来的，三十五元一件，凡入这个大殿的信徒，必须穿僧衣，庙上有供应。我这才明白，刚才那帮俗家弟子为什么到客堂里去，专门来一次金蝉脱壳。这有点像学校里统一制作校服，是规矩但也是一笔可观的生意。从祗园寺出来我们拾级而上去看上顶上的百岁宫，实际上是一个山洞。相传明代有一无暇和尚来此修行，积28年刺舌血写得一部华严经。我们到时，这里也正在做道场，问及价目，约每场20万元。庙门前空地上几个石匠正在叮叮当当地刻功德牌。

    ④我们缓缓下山，走几步就会碰到扛着木头或担着砖瓦的山民，这些苦力不时停下来将木料拄地，擦着汗水。但是他们不肯静下来休息，而是向每一个擦身而过的游客伸出手：“菩萨保佑，行个好，给个茶水钱。钱给了修庙人比买了香火还灵。”这种层层的堵截使人大为扫兴。我立即想起在印度访问时的情景，回国后愤而写了一篇《到处都伸出一双乞讨的手》，想不到今天在国内的圣地名山又重陷那时的窘境。

    ⑤下山后又接着看了地藏王殿，这是九华山的主供菩萨，殿内经声嗡嗡，木鱼声声。门口有一位边吃饭边当值的小僧，我问这里可做道场，他翻我一眼说：“这是地藏王亲自住的地方，怎么会不做？”很怪我的无知。问及价码，700元到20万元不等。下山时我们从九华街穿过，路过两间储蓄所，见柜上都有和尚在存钱。中午吃饭时我心里总是不悦。我突然感到昨天在山顶所陶醉的一湾山树，一湾翠竹，竟是一湾欲海。在薄暮时分于茂林修竹间所用心体会的淙淙细泉，原来都向着这个大海流了过来。

    ⑥午饭后我怀着怅然若失的心情下山。车到山口，闪过一湾翠竹和一棵枝叶如冠遮着半天的大树。树下露出了一座黄墙青瓦的古寺。这也是一座上了九华名刹榜的大庙，叫甘露寺，同时也是九华山佛学院。肃穆之象不由我驻车凭吊。正当中午，僧人午休，整座大庙寂然如灭，使人顿生忽入空门之感。大殿上杳无一人，惟几炷香缈缈自燃，几排坐禅的蒲团静列成行。佛祖端坐半空，目澄如水，静观大千。右侧为饭堂，十数排桌凳，原木原色，古拙简朴。桌上每隔二尺之远反扣两个碗，清洁照人。墙上有许多戒条都是当思一餐不易，一粒难得之语。饭厅之侧有平台，上植花木，红花绿叶。我们这样穿堂入室在大庙中随意行走，偶遇一二僧人也目不斜视，既不怕我们为偷为盗，也不把我们看作上门的财神，心情比在山上时愉悦多了。

    ⑦从庙里出来继续下山，车子弯过一弯又一弯，峰峦叠翠，竹影绵绵。我想九华也可以说是一本令人参悟的哲学书。

（选自《梁衡散文选读》，有删节）

垃圾人

谢初勤

    老余的老家在贵州山区，因为看着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老余才会举家来到沿海讨生计。说是举家，也就他夫妇俩，加上一个年刚五岁的小儿子。

    其实，老余只不过就四十出头，只是长年在地里干活，身上的“水气”早叫干渴的土地给吸完了，人，也就显得黑瘦。

    老余到了这个地方，连续找了几家厂，可是，人家刚跟他打个照面，就皱起眉头朝他直挥手。后来，老余就带着老婆、儿子，踏着他那辆只剩下三个轮胎和一只后架的车子，到处捡拾破烂。

    有一次，一家人捡了满满一车东西，老余在高兴之余，还唱起了小曲。当然，老余一高兴，老婆和儿子也跟着乐呵呵。这时，他们一家听到了头顶一阵巨大的轰鸣声。儿子最先抬头一看，哦，好大的一个东西，银白银白的，两只翅膀大得像那些工厂的大门！那时，一家人都给眼前这种景象震住了，呆呆地盯着那个大东西远远地歇在一大片空阔的水泥地上。

    那是……一只大鸟。儿子惊骇之余，半天才说出话来。

    不。那是飞机。老余纠正着儿子的说法。那是一种只在天上飞翔的机器，所以叫作飞机。那，飞机是用什么做的？儿子又问。

    铁。用铁做的。老余肯定地说。

    儿子听了，点点头，大声说，是不是用我们这种铁做的？说着，他把三轮车壁的铁皮打得咣咣响。

    望着儿子这种天真执着的样子，老余开心地笑着。这小子，就爱打破砂锅问到底！

    经过了这一次，以后，每回路过这里，儿子总是会叫他停一停，后来，不用儿子提醒，老余到这儿都会让车子停一会儿。当然，每一回，儿子看了飞机，都会问出一些问题，比如说飞机为什么能飞，比如说飞机是吃什么长这么大的等等。对于儿子的问题，老余能答则答，有一些自己实在不懂的，他也能编出一个似是而非的答案。老余就是喜欢儿子这副样子，儿子能够这样问他，说明这小家伙聪明嘛，爱动脑筋嘛。因此，儿子在问他话的时候，老余感觉到自己的生活原来是充满阳光，充满希望的。

    老余对儿子是满怀信心的，他的下一代，一定能活出个人样，而不是像他这样低三下四地去看人眼色，捡破烂收垃圾。

    过了年，他就把儿子送进了当地一家幼儿园。可是，没几天，儿子就吵着说他不去幼儿园了，一打听，老余才知道带孩子的老师都是讲本地话。儿子在那里边，听不懂，玩不成，简直就是在受罪。

    不读就不读吧。老余心里想，再过一两年吧！再过一两年就把他送回家乡念小学。一定……有一次，老余一家路过飞机场时，正赶上飞机起飞，儿子高兴得欢蹦乱跳，一双小脚把三轮车板踏得咣咣响。飞机过后，儿子还呆呆地盯着那个方向。老余唤了儿子一声。儿子这时转过头来，大声地对老余说，爸爸，我长大了，也要开飞机！说着，儿子就张开双臂，做出了一个飞机的样子。

    老余一愣，随即兴奋了，他呵呵地笑着：行啊，小子！有志气！开飞机呢。那老爸就等着享福。儿子又说，等我开上了飞机，我就带着你和阿妈两人去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一个没有人捡破烂的地方，我们可以用飞机拉很多很多的破烂回来，爸爸就不用再和那些人争了。

    儿子得意扬扬地说完，以为老爸总是要像平时一样夸奖他两句。谁知，老余一听，脸色就阴得可以挤出水来。一会儿，突然高高地扬起手掌，“啪”地给那小子的屁股来上重重的一下！

    儿子没提防挨了这么一下子，他眼巴巴地望着车上的爸爸，就像看着一个陌生人一样，委屈地哭了起来。他的哭声在空旷无人的大路上传得很远，很亮……

    老余的老婆坐在车上，一会儿看看这个，一会儿看看那个，她还搞不懂他们爷儿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

（选自《2011中国微型小说年选》，有删改）

家（节选）

巴金

    祖父在床上呻吟着，奇怪的药和药引煎在药罐里，成了一碗碗浓黑的苦水。然而祖父服了药，病反而加重起来。祖父的病并没有给这家庭带来大的骚乱，人们依然在笑，在哭，在争闹，在争斗。

    医药不能够有大的效力，于是人们便开始求助于迷信。这全是由贫弱的脑筋里想出来，可如今却由陈姨太发起而为那几个所谓“熟读圣贤书”的人所主持而奉行了。一个无知识的妇人居然成了一种支配的势力，其结果便是一个鬼的世界代替了人的世界。

    最初是几个道士在大厅上作法念咒。到了夜深人静时，便由陈姨太一个人在天井里拜菩萨。“见鬼！”觉慧骂着。“你只配干这些事！”

    然而另一个花样来了，这就是克明、克安、克定三弟兄的祭天。三人过于严肃以至成了滑稽的样子。觉慧的批评也是同样的：“见鬼！”几个钟头以前，克安和克定还在打牌，喝酒，和女人调笑，现在却跪在这里诵读那愿意代替祖父死的祷告辞。

    在觉慧想着“你们的手段不过如此”的时候，新的花样又来了。这一次不是“见鬼”，却是“捉鬼”。傍晚，每个房间的门都紧闭着，霎时间全公馆变成一个静寂的世界，显得很凄惨。不知从什么地方请来了一个尖脸的巫师，在院子里跑来跑去，做出种种凄惨骇人的怪叫和姿势，把病人骇得用被盖蒙了头而惊叫起来。满屋是浓黑的烟，爆发的火光和松香的气味，地板也烧焦了两处。

    然而花样又来了，据说这公馆里到处都布满着鬼。这说法也有些人不相信，可是没有一个人敢出来反对。觉慧虽然有这勇气，然而没有人听他的话。于是决定在第二天晚上举行大扫除，要捉尽每个房间里的鬼，说是这样祖父的病才可以痊愈。于是第二次的滑稽剧又在预定的时间开演了。

    有的人躲开了，小孩哭着，女人叹息着。

    觉慧心里充满了愤怒。他觉得身子被压得不能动弹，周围尽是黑暗。他想他不能屈服，不能让这样的事在他的眼前出现。

    不久那巫师走到了觉慧的房门口敲门。觉慧在里面大声叫着：“我不开。我这里没有鬼！”

    忽然有人在外面猛烈地插着门。他的愤怒被激动起来了：“你们究竟要做什么！”

    “慧侄，快开门”，是三叔克明的声音。“你要明白事理，大家都希望着祖父病好，难道你一个人就不愿意？”

    “我不开！”他烦躁地在房里躺着，觉得头脑快要爆裂了。

    “三少爷，你不顾到你爷爷的病吗？你这样不孝顺！”

    觉慧注意到了一个熟悉的尖锐女音，这是他平日讨厌听的，这时却挟着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向他打来。他的愤怒因此增加了。

    “三弟，快开门，我有话和你说，”这是觉新的声音。

    觉慧痛苦地想着：“你也这样说！自己做了懦夫还不够！”他觉得他的心也快要炸裂了。“好，我给你们开罢。”这样自语着，门一开，立刻现出了一些带怒的，涨红的脸，责备的话语要从这脸上爬出来，像蛇要爬出洞那样。愤怒占有着他，热情鼓舞着他。他完全忘却这些人是他的长辈。他愤怒地轻视地问道：“你们究竟要做什么？”他憎恨的眼光强烈地在众人的脸上扫。

    众人呆着了。克明、觉新这些人无论如何是没有脸说出“捉鬼”两个字来，他们知道自己究竟还有一点知识，而且他们根本上就不相信捉鬼的办法。

    “给你爷爷捉鬼。”陈姨太究竟勇敢多了，她挺身出来说。

    “捉鬼？你倒见鬼！”觉慧把这句话向她的脸上吐去。“你们不是要捉鬼，你们是把祖父活活地闹死！”

    “你——”克明的脸气得变成了青色。

    “三弟。”觉新要来阻止觉慧。

    “你还好意思说话，你不害羞吗？”觉慧把眼光定在哥哥的脸上。“你也算读了十几年书，料不到你竟然没有知识到这样程度！呸，你们会孝顺祖父，笑话！我昨晚亲眼看见祖父被那巫师骇成了那样子。我一定要看你们怎样谋杀祖父，谁敢进这房里来，我就打他的嘴巴！”

    平时这样的话也许会给他招来一些麻烦，这时反而因了语气太重的缘故，他倒占了上风了。他站在门口，身子立得非常坚定，面貌异常严肃，眼光十分骄傲。他觉得自己理直气壮，完全不把他们放在眼里。

    克明第一个羞愧地低了头，他感到一阵剧烈的痛悔。觉新又是气，又是悔，眼泪流在脸上也不去揩拭。陈姨太平日总是仗着别人的威势，看见克明一走，便好像失了靠山似的，连一句话也不敢说了，敷衍般地骂了觉慧几句，就带着满面羞容扭着身子走开了。

    陈姨太一走，其余的人也就一哄而散了。虽然娘姨中间有人暗暗发了不满意觉慧的议论，然而这一次觉慧是大获全胜了，完全出乎他自己的意料之外。

（有删改）

    宋诗和它之前的唐诗相比，确实有不同的味道。

    唐诗充满了激情。经过唐以前的中国诗的种种探索，激情从唐代开始得到了完全的表现，至少李白、杜甫是这样的。但是宋诗却不同，激情的尽情表现，被作为孩子气的夸张而加以避免。因此，悲哀被抑制了。这是因为悲哀最容易成为表现激情的素材。再者，抑制了激情，也就抑制了作为激情的表现的华丽辞藻。不仅是辞藻，在诗中经常引人抒发感情的自然风景，使感情的表现华丽多姿，这是使唐诗华丽的因素之一。

    这就是周弼《三体诗》中所谓的“虚”“实”交错；用其他批评家的话来说，就是“情”“景”交错。但是宋诗却不同。它不像唐诗那样，通过点染感伤的“景”，使感伤的“情”更为华关；而是甚或用“情”来填满整首律诗，一句也不触及“景”。

    以上所说的，也许可以概括为：宋诗是作为对唐诗的反题而出现的。唐代的韩愈、自居易就已经认识到，激情的表现，至唐代的李、杜，已臻于极致，无以复加了；到了宋人那里，这种认识便更为坚定了，他们故意要另辟蹊径。就诗歌历史本身而言，这可以说是一种发展。所谓另辟蹊径，就是与其凭激情作诗，不如经常保持冷静来作诗。再者，宋代的诗人们——以欧阳修、苏轼、王安石为上述特点的代表——大都是国家大臣。

    在宋代，实现了中国自古以来要使政治担当者与文化担当者合二为一的理想，这可以作为上述特点的外在原因。身为政治担当者的诗人，过分吐露热情的言辞，便会使人对其作为政治家的冷静抱有怀疑。用冷静来抑制热情是必要的，因为这也关系到他们的身份。

    就这样，比唐人冷静得多的宋人的诗，积极地提倡一种新的美——冷静的美。因而，具有更多的知性、更多的精细观察，尤其是更富于对日常生活的观察，这作为宋诗的又一个特色，在此就不细说了。这里想指出的是冷静产生的结果之一，是往往导致了从一旁审视自己的态度。

    而且，被审视的自己，往往是作为流转的世界中的一物而被审视的。说起来，把自己看作是流转之物，其实并不悲哀。把人生视作流转，是中国诗中自古以来就有的一种感情，汉魏六朝诗中的悲哀，大都是由此产生的。不过，说起来，抑制悲哀的宋人的情况却不是这样。流转并不是仅仅作为可悲的现象被意识到的。也许，人生中真正的大欢乐是没有的，但是，小欢小乐则在人生的各个部分都有。仿佛使人感到，人生就是在小欢小乐上的流转。

    由此，我们可注意到另一个可称是宋诗特色的东西。宋诗中确实没有爆发的激情，但是另外有种东西也是可贵的，这就是在流转的人生中经常被保持着的平静的激情，尤其是人对人的激情。

（摘编自吉川幸次郎《中国诗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