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中唐以后至北宋前期，伴随着旧士族消亡过程的是新型士人阶层的成长。科举培育出一种意义深远的“文人文化”。……士人们积极构筑种种非“先赋性”的关系网络，联结他们的纽带是多元的，诸如同学、同年、同僚、同乡以至同道之类的关系。它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影响着诸多事物的运行过程。……胸怀“天下”的士大夫们以“天道”“公议”旗帜为凝聚群体的号召，制约君主力量，参与治理国家政事。……这一群体的认识及行为，通常倾向于维护中央集权；而其力量的崛起，客观上又构成了对君主专制的制约因素。

——摘编自严文明等主编《中华文明史》

材料二：当资本主义的浪潮席卷西方并猛烈冲击东方的时候，自觉的、强烈的时代意识是新知识分子群体得以产生的思想契机，也是他们区别于社会其他阶层的明显特征。“仁义礼智”被“奇技淫巧”打得落花流水，明智的知识阶层开始检讨传统学术的价值，摒弃了偏见与无知，新知识分子群体在传统中学的根基上，积极地、有选择地吸纳西学。……中国古代士人素来以治国平天下为自己的学术成就与人生价值的最高实现。在新的时代文化背景下，知识分子开始了新的双向的角色认同。一方面他们继承并发扬士大夫忧国忧民、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传统，另一方面他们又萌生与政治决裂、向知识回归的自我意识。

——摘编自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不同的文明塑造了人们不同的时间观念。由于中西方文明在哲学观、历史背景、社会模式等诸多方面千差万别，其对时间的观念和态度也存在着很大差异，从而产生了不同的时间取向模式。

材料一：在传统的农业社会里，人们对时间的认识比较模糊，因而人们在用时、计时、守时等习惯上也比较模糊。中国人在时间的使用上一般用“掌灯时分”、“日上三竿”、“不见不散”等相当模糊说法。“掌灯”的时间和季节有关，和天气有关，和地理位置及生活习惯也有关，反映了深厚的农耕文明气息。虽然，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一寸光阴一寸金”的比喻，但是多数中国人只是从个角度来看待时间价值，并没有把这种高尚的时间观推广到社会交往当中去，因而，最终并没有形成良好的社会性时间观念和惜时的社会风尚。

——摘编自汪天文、王仕民《文化差异与时间观念的冲突》

材料二：清末以后，随着城市生活的变化，中国人对西人情况愈加了解，人们的时间观念随着钟表的普及变得精准化。张謇在《政闻录》中曾特别强调：“最可宝贵者莫如时，愿国人均奋起力求时间上的经济。”新学制规定学堂授课需有定时，一些政府机构在实行星期休息制度的同时，也开始实行工作定时制度。近代中国人新式时间观念的产生并不依靠一种自然的发展状态，而是一个伴随着压迫去强行消化的过程，沿海地区更新快一些，内地相对缓慢；城市更新快一些，农村相对缓慢。

——摘编自范雪梅《近代计时工具与生活节奏变迁》

民国初年民族工业分布图

第一个五年计划主要成就示意图

根据上述两图所蕴涵的信息，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两个时期经济领域的变化信息，并分析变化的原因。（任意答出两方面。其他答案，言之有理有据，酌情得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