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美德的别样呈现

李捷

    ①纪录片《记住乡愁》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了观众的目光，让人看完后回味无穷。一部纪录片为何会给人如此大的冲击力？

    ②这部纪录片抓住了当今时代最强音，即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这部纪录片是中华美德的微缩版。片中展现了各地大小不一、历史悠久的乡村，以小见大阐述了乡村的丰富内涵以及中国传统文化在美丽山村中积淀的中国传统文化。

    ③这些山村里涵养着我们民族优秀的历史文化，这些历史文化凭借其顽强的生命力一直流传至今，在现代仍然在发挥着它的价值，传递着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这种传统文化价值，让所有中国人看后激动、兴奋。因为乡愁是人们长大之后，最能触碰到内心深处的情怀，最能勾起民族记忆的情感。在乡愁中，每个人都会产生共鸣，每个人都能找到民族价值与民族认同感。乡愁，展现出来的是当代中国人的中国精神，这种精神发人深思，让人看后深受感染且受益匪浅。这种精神饱含“情”“义”“理”“美”，让人看后不禁落下思乡之泪。

    ④“情”就是思乡之情，或为乡思之情，包括忠孝之情、父母之情、亲朋之情、手足之情等。中国人最讲究情理，现在华夏儿女遍布世界各地，但一个“情”字便能将我们的心连成一片。换言之，不论哪一个人走到任何一个地方，最后他都会时刻挂念养育自己的那片土地。不论是山村，还是社区，不论是乡镇，还是城市，他总会回家看看。这种情，就是中国人代代传承下来的。

    ⑤“义”是为人的要领。族谱里渗透着乡规民约，为人的要领在这里展示得非常充分。何谓合格的中国人？不一定才高八斗、学富五车，但一定要有道德、有修养，经得起各方人士的评头品足，对得起列祖列宗和自己的父老乡亲。做人立住了，才能再谈干事业、做学问。修身、齐家做好了，才有资格去治国、平天下。

    ⑥“理”是家国之理，这是中国人思想中最认可的一个理，也是最能打动人的一个理。每个人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要尽忠、尽孝、报国，这里面渗透了很多故事。一个个小山村里，出了太多的爱国将士，他们战死沙场、为国捐躯。因此，一定要把这些人写进族谱里，让人们永远缅怀他们。中国曾经有屈辱的历史，那个时候中国人还是一盘散沙，但是中国人从本质上来说不是一盘散沙，只要把家国结合在一起，中国人就能够创造人间奇迹。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中国为什么能赢得这场战争，很重要的一点是凝聚力。

    ⑦“美”不仅是外在的，更重要的是内在。片中展现了一个个美丽的小山村，这些山村中间不仅有乡约之美，更多的是人文之美。

    ⑧要传承中华传统文化，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要抓住“情”“义”“理”“美”四个字，抓住了这一核心价值，抓住了印记在心中的共有共有精神家园。《记住乡愁》通过娴熟的影像表达手法充分展示出来一段段精美的篇章，触动了每一个中国人内心深处的情感，引发了大家的共鸣。

（摘自《光明日报》2015年3月23日。有删改）

手机文学

    手机文学还只是一种新兴的文化现象，自身也有一个不断发育、成熟的过程。手机文学首先是手机短信，它必然要受到信息容量的限制。一般来说，一条短信的内容被限定在70个字（包括标点）以内，这就要求手机文学具备内容精短、富于艺术张力的特点。

    手机文学的创作要精心选择艺术视角，不能有“云山雾水”之感，而要有“寸铁杀人”之功。手机文学的艺术视角最忌寻常化、模式化，循规蹈矩的创作思路是难以适应这种文学机制的。手机文学的语言必须精彩，具有视觉爆发力。这就如同演话剧一般，要求每句话都有挠到痒处或刺到痛处的艺术效果。语言的精彩体现在形式上，往往是讲究音韵协调、句式齐整之美，凸现优美凝练的视觉表层效果，此外，戏谑、悖论、反讽、隐喻等修辞手法的运用，也增强了艺术表达的内在张力，使得精短的语言如同利刃一般瞬时间穿透读者的心灵空间，刺激读者的心理空白。其实，手机文学的艺术张力，既体现在“变化的文本”自身体制与功能之间的矛盾解决的平衡之中，也体现在受众的原初心理与阅读期待心理之间冲突达成的平衡之中。这二者的张力结构之间又形成了互为引发、互为促进的互动效果。也正是在这种双重的艺术张力的影响下，才满足了市场经济语境之下渐趋浮躁的阅读需求。

    手机文学不是文学的大餐，而是文学的点心。点心虽小，却别有风味。手机文学不可能也不必要承载多厚的社会内容，获得多大的艺术感染力，只要取得“开心一笑”、“快意一笑”、“会心一笑”的艺术效果，或者说就是要达到幽默、讽刺、灵动的审美效果，就“心满意足”了。

    手机文学，说到底是技术消费时代对文学产生冲撞的结果，也是文学嫁接现代商业生活方式的结果。走产业化之路，追求商业利益，是手机文学的初衷。“无边信息萧萧下，不尽财源滚滚来”。下载、发送成为事关手机文学命运的两件大事。就传统文学来说，手机文学在技术时代、市场经济的双重语境下，难以避免要犯下“两宗罪”，也就是机械复制和过分媚俗求利。

    在产业化境遇之中的手机文学，体现了鲜明的商品性。显然，手机文学作为传统文学视界的话语空间，还处在边缘化的地位，它游离于商品与文学之间。更确切地说，手机文学有着“双重身份”，商品性是其隐性的因素，也是本质的东西，而文学性则是其显性的因素，是表象的东西。手机文学要获得较大的受众群，必须掀起一定的从众消费浪潮，而媚俗求利则自然而然地充当了这股潮流的“始作俑者”。而过分的媚俗求利的做法，会使手机文学的艺术个性、审美品格也会随之丧失殆尽。

    手机文学在机械复制和过分媚俗求利双重影响下，必然产生大量的“快餐文化”甚至“文化垃圾”。“变了质”的手机文学无疑也会成为一种潜在的“文化毒害”。因而，不能不说，手机文学悄然兴起的背后也隐含着文化的缺失与忧虑。

（节选自《文汇报》）

    自怜是人生命的觉悟和自我警醒，由哀我，到哀人生，哀天地，哀万物，自怜中传达的不仅是现实之叹，更是宇宙之沉思。从哲学和艺术观念上看，楚辞对后代的重大启发之一，是关于时间的咏叹，此称为“物哀”意识。

    楚辞的感伤，是一种时间性的感伤，是在急速流转的时间中，诗人感到美政理想无法实现所引起的悲剧性感受。《离骚》中吟道：“日月忽春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昌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故而化为性灵的上下求索和急速的行进。理想不可实现，时光则空蹉跎，进而悲从中来，像一匹疲惫的老马，最后踯躅在历史的时空中。楚辞的时间性咏叹还有第二个层次，就是对人的存在命运的咏叹，在个人与宇宙的直接对峙上，显示人的生命张力和生命趣味。楚辞是一种现实的焦虑，更是一种存在的焦虑，而且后者更根本，更隐秘。

    楚辞中充满了急促的时光流转的调子。时间对人有强烈的压迫感，时间的步步进逼和人对时间延长的渴望，构成强大的张力，形成屈赋独特的节奏。在楚辞中，以“朝……夕……”构成的句式多见。这一句式，动态性很强，紧迫如鼓点阵阵。楚辞将人放到时光的急速流转中回旋，正像魏晋诗人在诗中反复使用的一个意象“转蓬”一样——在楚辞看来，人生就是这样的转蓬，西风摧折，恍惚幽渺，命运不可厘测，没有个安顿处，正是所这回事“欲问归鸿向何处，不知身世自悠悠”。楚辞将人放到浩淼宇宙之中，与其直接照面，在时光的鞭打之下颤抖，痛楚，也在这样的力的作用下，与之沉浮，受其冲击，逆之而争进，顺之而飞旋。时间的帷幕下了弥天的网，让你无所逃脱。人在时间面前的这个“惧”字，被楚辞渲染得非常浓重。“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这是怕美名不立的恐怖；“欲容与以俟时兮，惧年风之即晏”，这是怕打破人与宇宙和谐节奏的恐惧。

    岁月流逝，而人短暂的生命就要走到尽头，楚辞在众芳摇落之中，突出了人生无常的感叹，而人在急速流动的时光面前如何展现自我的生命？楚辞将个人的命运、人类的命运、存在的命运放到时间中审视，从而探讨人生的价值。“往者余弗及，来者吾不闻”， 正是思往世，悼来者，知当下。

    在楚辞中，自然万物每每成为触动人深沉隐微的媒介，诗人笔下的万物带有浓厚的叹逝意味。时光流逝，众芳芜秽，从而引起诗人对人生的关注，对生命不永的感叹，从而构成一种意度回旋的韵律。叹逝，其实就是抚慰生命。楚辞这种物哀精神，在中国艺术化为深沉的时间性咏叹。

（节选自朱良志《中国美学十五讲》，有删改）

    基层避责是指基层政府各管理主体采取诸多策略规避由其职位带来的直接责任和潜在责任，以避免自身利益受到损失。这一概念界定包括三个层面的含义：第一，虽然避责是一种客观存在的行政行为，但基于社会影响的直接性角度，本文只关注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的避责。本文所指的基层政府包括市、县、区和乡、镇两级政府，并涵盖了基层治理过程中的多元主体，即在职能分工、权责配置中存在较大差异的“官僚群体、派生群体和雇佣群体”。第二，避责行为主要规避的是直接责任和潜在责任。在层级管理体制下，上级通过激励、约束机制对基层行政过程进行控制，虽然各机构和行政人员均有建立在职能分工基础上的书面权责说明，但由于既有规定过于宽泛模糊，并且基层行政主体需承办大量的临时性任务和上级交办的其他工作，故避责行为所规避的不仅是书面上的直接责任，还包括法定职责外的其他潜在责任。第三，在成本——收益权衡的基础上，避责行为的目的在于减少利益损失。由于行政过程中体现出的不同利益诉求、行为偏好和价值观念，解释避责现象自然无法忽视基层政府内部成员的混合动机及其构成逻辑。

    作为基层在权责分立结构下应对风险的行为选择，避责极具复杂性和多样性。基层工作人员通过对风险和收益的整合分析，在不同情况下条件式地选择不同避责行为，并且会根据策略的实际效果进行动态组合。各种避责行为是并行不悖的，多种行为可同时存在，并进行区别性搭配和组合。根据近年来对基层政府的田野调查和跟踪观察，在对第一手访谈资料和现实情况开展深入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决策树和类型学的分类方法，从两个维度出发对现阶段基层政府中普遍存在的避责行为进行分析（见下图）。

基层避责的具体策略分类

    一是时间序列维度。基层行政人员在采取避责行为时呈现出序贯决策的形式，这种基于时间序列的动态选择可主要划分为事前主动选择和事后被动应对。前者是在事前未酿成不良后果的情况下，基层人员通过有限的自由裁量权减少风险．主动采取措施规避惩罚，以常态化策略应对可能出现的压力和追责。后者是当行政过程出现不良后果时，基层人员处于被动应付的状态，需要投入大量资源消解恶劣影响带来的严重损失，这属于一种非常规的策略选择。

    二是传导方向维度。在按照时间序列进行划分的前提下。基层避责在传导方向上也出现了纵向避责和横向避责的差异。纵向避责是以层级结构下责任转移为基础的策略，可细分为自上而下的避责策略和自下而上的避责策略。横向避责是以平行结构下责任转移为基础的策略。可细分为政府组织内部同级之间、政府与外部社会、市场之间的互动。

    综合时间序列和传导方向两个维度，汇聚行为先后次序、不同主体的行为选择，由此产生了不同情况下的基层避责策略。

（摘编自倪星、王锐《权责分立与基层避责：一种理论解释》《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5期）

    ①在2019年7月6日召开的第43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大会上，“良渚古城遗址”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②良渚古城建造于约公元前3300—2300年间，距今五千年左右。除了世界遗产的光环，“良渚古城遗址”申遗成功令人振奋的另一层意义是，中国五千年前文明史终于得到国际承认。

    ③良渚申遗成功的意义，第一是古城，这个良渚王城，是中国文化的早期中心，第二是神话，形成了神话叙事的核心话语系统。良渚文化的价值最高的是早期神话，因为王城废弃了，神话流传下来。所以神话远比王城重要。良渚遗址中发掘出的大量玉器物象和祭祀遗址中，有大量天地日月崇拜、龙凤崇拜的物象叙事，一直延续下来，成为中华民族的象征。这些神话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共同性与统一性。

    ④德国哲学家谢林曾说：“一个民族，只有当他们认同了共同的神话时，它才是一个真正的民族。”在华夏民族的形成发展过程中，神话起到了精神滋养作用，文化认同作用，其最为突出的表现是图腾文化的认同、至上神灵的认同。

    ⑤中华民族有五千年历史，其实有文字记载的不过三千多年，之前还有一两千年的历史如何确认？“神话”是重要的确认方式，这里的“神话”当然不是语言的传说，而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⑥神话流传有三种途径。第一种是用语言文字记载下来的神话，如大家熟悉的“盘古开天地”、“女锅造人”等神话传说，既有古老的典籍文字记载，也有民间口头传承，我们称为神话的语言叙事；第二种是和信仰结合，比如祭祀仪式、以仪式演述故事，比如端午竞渡，这些行为传述着古老神话，我们叫神话的行为叙事；第三种是和物质形式和图像景观结合起来的叙事，如特定的器物、塑像、绘画，以及建筑等，我们叫神话的物象叙事。

    ⑦良渚文化时期还没有文字，无法靠语言记录，古老的祭祀仪式现在也无法完全重视，其文化特质主要只能通过墓葬文物来推断，那么最为重要的，就是物质图像部分所表现出来的神话故事。

    ⑧良渚文化出土了大量玉器，如玉璧、玉琼等等，都是重要的礼器，这些玉器对稍晚的龙山时代诸文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分布范围达到大半个中国。玉文化的传统一直延续，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部分。《周札·春官·大宗伯》中有“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也就是说用璧祭天，用琮祭地。两千年前的文字记载，与五千年前的考古文物契合一致。天地神话是中华民族重要的创世神话，良渚王城考古遗址成为中国最高王权掌握主流信仰神话的有力证据，是成熟的中华文明精神体现，具有文化源头的深刻意义。

    ⑨良渚文化出土的“十二节玉琮”，是关于天地自然崇拜的礼器，内圆外方的形制，暗合“天圆地方”的神话观，十二节和天文历法上的十二个月应该有关联，是古人对天地日月的时间记录。天圆地方的观念，这和后来中华文化的天地观念是一脉相承的。

    ⑩良渚文化最重要的遗产是它奠定了中国统一的神话文化基础。“天圆地方”的概念从良渚文化到夏商周文化，再到清代天坛、社稷坛，以及现代的中华世圮坛，有一条清晰的传承线索。五千年的不间断的中华文明，良渚文化就是源头的直观呈现。

    ⑪良渚文化时期，龙凤两大文化文汇，也是中国创世神话发展的大事。上海福泉山的良渚文化陶器上的龙纹，成为后来龙文化最典型的纹饰之一，这是良渚文化后期，夏禹龙文化东进南下的标志性事件，中华文化从此走向了龙凤呈祥的新时代。

    ⑫良渚文化构建了中国创世神话的基本谱系。中国神话的多元发生，在八千年的兴隆洼文化的龙纹，七千年前的河姆渡凤纹就已经出现了。经过数千年的演进和交流，这些主流的多元文化于五千年前在良渚交汇整合，形成的关于天地神话、关于龙凤神话叙事，以及至上神的叙事和崇拜，形成了早期中国统一神话文化的源头，关于天地日月神话、关于龙凤呈祥神话、关于至上神像的崇拜，是民族的共同的神话叙事，成就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前提。神话是良渚文化的灵魂，也是中华民族的灵魂。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的城市建设开始了轰轰烈烈的现代化进程。而关于城市建设，传入我国的主要有两种理论。第一种理论表现为“明天的城市”模式，即按照理想兴建一个完美的城市，实现一夜之间的突变。这种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新中国的城市建设。第二种理论表现为“拼贴城市”模式，即不是完全去掉旧的元素，是在此基础上把好的、新的元素拼贴进去，使这个城市既有新的元素，也有旧的元素。这是一种温和的建设方式，对当下中国的城市建设有重大启示。

这两种城市建设模式蕴含的思维方式是截然不同的。“明天的城市”模式的思维方式是，生活是根据理性人为构建出来的。“拼贴城市”式的思维方式是，生活不是靠一夜之间的创造突破形成的，而是历史文化自然演变而成的。因而，在前一种理论框架下，城市的历史只能是负担，是应该抛弃的；在后一种理论框架下，历史却是宝贵的财产，是应该尊重和珍惜的。实践证明，一个城市要有独特的魅力，最重要的是要有自己的历史。然而，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在城市建设上对现代化的理解是片面的，所想象的现代化城市都是以西方为蓝本，唯“洋”是从，一度把钢筋、水泥、玻璃视为现代化的代名词，而对城市的历史视而不见，甚至完全视为包袱。新中国成立后的工业化进程对自然生态及历史文化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破坏，体现了城市建设模式的激进。

事实上，中国的城市建设向来是有自己的历史传统和文化智慧的。中国城市发展的历史中有许多经验值得我们借鉴。正如在《清明上河图》、平遥古城所看到的，中国古代的城市建设丝毫不比西方逊色。甚至，它还是多元的，至少可以分为三种城市群落。第一种，“宇宙之城”，天人合一的行政都会，以元大都奠定基础的古代北京为代表。城市方正规则，左右对称，秩序井然。这代表着当时中国人对当时城市的一种理解，他们认为城市的秩序是对宇宙秩序的复制，人间的秩序要对应宇宙的秩序。这种城市建设就寄托了这样一种追求。第二种，“生态之城”道法自然的山水小城，以湖南凤凰为代表。整个城市依山傍水，依照山水的自然曲线布局，充满湖诗意。这种城市建设体现了中国人对城市的另一种理解，认为人应道法自然，城市要按照自然的规律来设计，山水自然，城市与人完美融合在一起。第三种，“人文之城”，儒商精神凝聚的江南市镇，以杭州、苏州、扬州为代表。明清经济的发展推动了江南城镇的发展。这些城镇是儒商聚居的地方，形成了人文氛围浓厚的江南城镇群。这三种城市建设都体现了中国悠久的历史传统与文化特色。

一个城市要有独特的个性，最重要的不是空间上的拓展，而是历史文化上的继承与发展，这需要我们的城市建设回顾历史并深入地反思与总结。城市发展要搞好建设，主要考虑两个方面：城市地标是什么？城市文化母体是什么？如果一个城市地标模糊、母体过度损坏，那么这个城市就丧失了个性。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回答，什么是好的城市。

（摘编自许纪霖《优美是否离我们远去》，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