塾师老汪

    老汪在开封上过七年学，也算有学问了。老汪瘦，留个分头，穿上长衫，像个读书人；但老汪嘴笨，又有些结巴，并不适合教书。也许他肚子里有东西，但像茶壶里煮饺子，倒不出来。头几年教私塾，每到一家，教不到三个月，就被人辞退了。

    人问：“老汪，你有学问吗？”

    老汪红着脸：“拿纸笔来，我给你做一篇述论。”

    人：“有，咋说不出来呢？”

    老汪叹息：“我跟你说不清楚，躁人之辞多，吉人之辞寡。”

    但不管辞之多寡，学堂上，《论语》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一句，哪有翻来覆去讲十天还讲不清楚的道理？自己讲不清楚，动不动还跟学生急：“啥叫朽木不可雕呢？圣人指的就是你们。”

    四处流落七八年，老汪终于在镇上落下了脚。

    老汪的私塾，设在东家老范的牛屋。老汪亲题了一块匾，“种桃书屋”，挂在牛屋的门楣上。老范自家设私整，允许别家孩子来随听，不用交束脩，自带干粮就行了。十里八乡，便有许多孩子来随听。由于老汪讲文讲不清楚，徒儿们十有八个与他作对，何况十有八个本也没想听学，只是借此躲开家中活计，图个安逸罢了。但老汪是个认真的人， 便平添了许多烦恼，往往讲着讲着就不讲了，说：“我讲你们也不懂。”

    如讲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徒儿们以为远道来了朋友，孔子高兴，而老汪说高兴个啥呀。恰恰是圣人伤了心。如果身边有朋友。心里的话都说完了，远道来个人，不是添堵吗？恰恰是身边没朋友，才把这个远道来的人当朋友呢；这个远道来的人，是不是朋友，还两说着呢；只不过借着这话儿，拐着弯骂人罢了。徒儿们都说孔子不是东西。老汪一个人伤心地流下了眼泪。

    老汪教学之余，有个癖好，每月两次，阴历十五和三十，中午时分，爱一个人四处乱走。拽开大步，一路走去，见人也不打招呼。有时顺着大路，有时在野地里。夏天走出一头汗，冬天也走出一头汗。大家一开始觉得他是乱走，但月月如此，年年如此，也就不是乱走了。十五或三十，偶尔刮大风下大雨不能走了，老汪会被憋得满头青筋。一天中午，东家老范从各村起租子回来，老汪身披褂子正要出门。两人在门口碰上了。老范想起今天是阴历十五，便拦住老汪问：“老汪，这一年一年的，到底走个啥呢？”

    老汪：“东家，没法给你说，说也说不清。”

    这年端午节，老范招待老注吃饭，吃着吃着，又说到走上。老汪喝多了，趴到桌角上哭着说：“总想一个人。半个月积得憋得慌，走走散散，也就好了。”

    这下老范明白了：“怕不是你爹吧，当年供你上学不容易。”

    老汪哭着摇头：“不会是他。”

    老范：“如果是活着的人，想谁，找谁一趟不就完了？”

    老汪摇头：“找不得，找不得，当年就是因为个找，我差点丢了命。”

    老范心里一惊，不再问了，只是说：“大中午的，野地里不干净，别碰着无常。”

    老汪摇头：“缘溪行，忘路之远近。”

    又说：“碰到无常也不怕，他要让我走，我就跟他走了。”

    老汪的老婆叫银瓶，银瓶不识字，但跟老汪一起张罗私塾，老汪嘴笨，银瓶嘴却能说，但她说的不是学堂的事，尽是些东邻西舍的闲话，嘴像刮风似的，想起什么说什么。人劝老汪：“老汪，你是有学问的人，你老婆那个嘴，你也劝劝。”

    老汪一声叹息：“一个人说正经话，说得不对可以劝他；一个人胡言乱语，何劝之有？”

    银瓶除了嘴能说，还爱占人便宜，不占便宜就觉得吃亏。逛一趟集市，买人几棵葱。非拿人两头蒜；买人二尺布，非搭两绺线，夏秋两季，爱到地里拾庄稼，碰到谁家还没收的庄稼，也顺手牵羊捋上两把，从学堂出南门离东家老范的地亩最近，所以捋拿老范的庄稼最多。一次老范到后院牲口棚看牲口，管家老季跟了过来：“东家，把老汪辞了吧。”

    老范：“为啥？”

    老季：“老汪教书，娃儿们都听不懂。”

    老范：“不懂才教，懂还教个啥？”

    老季：“不为老汪。”

    老范：“为啥？”

    老季：“为他老婆，爱偷庄稼，是个贼。”

    老范挥择手：“娘们儿家。”

    又说：“贼就贼吧，我五十顷地，还养不起一个贼？”

    这话被喂牲口的老宋听到了。老宋也有一个娃跟着老汪学《论语》，老宋便把这话又学给了老汪。没想到老汪潸然泪下：“啥叫有朋自远方来？这就叫有朋自远方来。”

（选自刘震云 《一句顶一万句》有删改）

谁是最可怜的人

刘再复

    ①想想中国历史的沧桑起落，看到一些大人物的升降浮沉，便冒出一个问题自问自答。问的是：“谁是最可怜的人？”答的是：“孔夫子。”

    ②被权势者抬的时候、捧的时候已经“可怜得很”，更不用说被打、被骂、被声讨的时候。

    ③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最倒霉的是孔夫子。因为拿他做文化革命运动的靶子，就把他判定为“孔家店”总头目、吃人文化的总代表。

    ④仅着眼于“五四”，说孔夫子是“最倒霉的人”恐怕没有错，但是如果着眼于整个20世纪乃至今天，则应当用一个更准确的概念，这就是“最可怜的人”。我所定义“最可怜的人”，是任意被揉捏的人。更具体地说，是被任意宰割、定性、编排、驱使的人。不错，最可怜的人并非被打倒、被打败的人，而是像面团一样被任意揉捏的人。孔夫子正是这样的人，时而被捧杀，时而被扼杀，时而被追杀。

    ⑤孔夫子的角色被一再揉捏、一再变形之后，其“功能”也变幻无穷。鲁迅点破的功能是“敲门砖”，不读孔子的书，怎可进身举人进士状元宰相？但鲁迅看到的是孔子当圣人时的功能，未见到他倒霉而被定为罪人时的功能。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他从“至圣先师”变成“反面教员”，其功能也是反面的。谁把孔子批得最狠，谁才是最坚定忠诚的革命战士。

    ⑥“文革”后期，孔夫子被打到了谷底，真正是被批倒批臭了。没想到三十年后，孔夫子又是一条好汉，孔老二又变成了孔老大和孔老爷子。他再次成为“摩登圣人”（鲁迅语）。这一回，孔夫子是真摩登，他为现代技术、现代手段所揉捏。电台、电视台、电脑网络，从里到外，轰轰烈烈。这回则是捧上了天。

    ⑦孔子被揉捏，首先是权势者根据自己的政治需要或捧或压或打或拉，但大众与知识人也有责任。什么是大众？大众就是今天需要你的时候，把你捧为偶像，不需要你的时候，则把你踩在脚下，一切均以现时利益为转移。既然以利益为准则，那么对于孔夫子，或供奉，或消费，或叩头，或玩玩，全都无关紧要，有用就好。而大众中的精英，一部分知识人，对孔子并无诚心，名为追随孔子，实则追求功名。鲁迅说中国人对待宗教的态度是利用即“吃教”，对孔子也是食欲大于敬意。都是用口，讲孔子和吃孔子界限常常分不清楚。总之，孔子虽然重新摩登起来，却仍然很可怜：八十年前五四运动时，他被视为“吃人”文化的总代表，现在变成“被吃”文化的总代表。

    ⑧说了这么多，不是说孔子有问题，而是说对待孔子有问题，孔子确实是个巨大的思想存在，确实是人类社会的重大精神坐标，确实值得我们充分尊重、敬重。但是，二十世纪以来，问题恰恰出在不是真尊敬、真敬重，或者说，恰恰是不给孔子应有的尊严。不管是对待孔子还是对待其他大思想家，第一态度应当是尊重，然后才去理解。在此前提下，再进入思想体系的内里，把握其深层内涵，这样倒可以还原一个可敬的孔子形象。

    ⑨但愿孔夫子在二十一世纪的命运会好一些。

绳子的故事

莫泊桑

    这是个赶集的日子。戈德维尔的集市广场上，人群和牲畜混在一起，黑压压一片。整个集市都带着牛栏、牛奶、牛粪、干草和汗臭的味道，散发着种田人所特有的那种难闻的人和牲畜的酸臭气。

    布雷奥戴村奥士高纳大爷正在向集市广场走来。突然他发现地下有一小段绳子，奥士高纳大爷具有诺曼底人的勤俭精神，他弯下身去，从地上捡起了那段细绳子。这时他发现自己的冤家对头马具商马朗丹大爷在自家门口瞅着他，颇感丢脸。他立即将绳头藏进罩衫，接着又藏入裤子口袋，然后很快便消失在赶集的人群中去了。

    教堂敲响了午祷的钟声，集市的人群渐渐散去。朱尔丹掌柜的店堂里，坐满了顾客。突然，客店前面的大院里响起了一阵鼓声，传达通知的乡丁拉开嗓门背诵起来：“今天早晨，九、十点钟之间，有人在勃兹维尔大路上遗失黑皮夹子一只。内装法郎五百，单据若干。请拾到者立即交到乡政府，或者曼纳维尔村乌勒布雷克大爷家。送还者得酬金法郎二十。”

    午饭已经用毕，这时，宪兵大队长突然出现在店堂门口。他问道：“布雷奥戴村奥士高纳大爷在这儿吗？”坐在餐桌尽头的奥士高纳大爷回答说：“在。”于是宪兵大队长又说：“奥士高纳大爷，请跟我到乡政府走一趟，乡长有话要对您说。”

    乡长坐在扶手椅里等着他。“奥士高纳大爷，”他说，“有人看见您今早捡到了曼纳维尔村乌勒布雷克大爷遗失的皮夹子。马朗丹先生，马具商，他看见您捡到啦。”

    这时老人想起来了，明白了，气得满脸通红。“啊！这个乡巴佬！他看见我捡起的是这根绳子，您瞧！”他在口袋里摸了摸，掏出了那一小段绳子。但是乡长摇摇脑袋，不肯相信。

    他和马朗丹大爷当面对了质，后者再次一口咬定他是亲眼看见的。根据奥士高纳大爷的请求，大家抄了他的身，但什么也没抄着。最后，乡长不知如何处理，便叫他先回去，同时告诉奥士高纳大爷，他将报告检察院，并请求指示。

    消息传开了。老人一走出乡政府就有人围拢来问长问短，于是老人讲起绳子的故事来。他讲的，大家听了不信，一味地笑。他走着走着，凡是碰着的人都拦住他问，他也拦住熟人，不厌其烦地重复他的故事，把只只口袋都翻转来给大家看。他生气，着急，由于别人不相信他而恼火，痛苦，不知怎么办，总是向别人重复绳子的故事。

    第二天，午后1时左右，依莫维尔村的农民布列东大爷的长工马利于斯·博迈勒，把皮夹子和里面的钞票、单据一并送还给了曼纳维尔村的乌勒布雷克大爷。这位长工声称确是在路上捡着了皮夹子，但他不识字，所以就带回家去交给了东家。

    消息传到了四乡。奥士高纳大爷得到消息后立即四处游说，叙述起他那有了结局的故事来

    他整天讲他的遭遇，在路上向过路的人讲，在酒馆里向喝酒的人讲，星期天在教堂门口讲。不相识的人，他也拦住讲给人家听。现在他心里坦然了，不过，他觉得有某种东西使他感到不自在。人家在听他讲故事时，脸上带着嘲弄的神气，看来人家并不信服。他好像觉得别人在他背后指指戳戳。

    下一个星期二，他纯粹出于讲自己遭遇的欲望，又到戈德维尔来赶集。他朝克里格多村的一位庄稼汉走过去。这位老农民没有让他把话说完，在他胸口推了一把，冲着他大声说：“老滑头，滚开！”然后扭转身就走。奥士高纳大爷目瞪口呆，越来越感到不安。他终于明白了，人家指责他是叫一个同伙、一个同谋，把皮夹子送回去的。

    他想抗议。满座的人都笑了起来，他午饭没能吃完便在一片嘲笑声中走了。他回到家里，又羞又恼。愤怒和羞耻使他痛苦到了极点。他遭到无端的怀疑，因而伤透了心。于是，他重新向人讲述自己的遭遇，故事每天都长出一点来，每天都加进些新的理由，更加有力的抗议，更加庄严的发誓。他的辩解越是复杂，理由越是多，人家越不相信他。

    他眼看着消瘦下去。将近年底时，他卧病不起。年初，他含冤死去。临终昏迷时，他还在证明自己是清白无辜的，一再说：“一根细绳……乡长先生，您瞧，绳子在这儿。”

(有删改)

窗子以外

林徽因

    话从哪里说起？等到你要说话，什么话都是那样渺茫地找不到个源头。

    此刻，就在我眼帘底下坐着，是四个乡下人的背影：一个头上包着黯黑的白布，两个褪色的蓝布，又一个光头。他们支起膝盖，半蹲半坐的，在溪沿的短墙上休息。每人手里一件简单的东西：一个是白木棒，一个篮子，那两个在树荫底下我看不清楚。无疑地他们已经走了许多路，再过一刻，抽完一筒旱烟以后，是还要走许多路的。兰花烟的香味频频随着微风，袭到我官觉上来，模糊中还有几段山西梆子的声调，虽然他们坐的地方是在我廊子的铁纱窗以外。

    永远是窗子以外，不是铁纱窗就是玻璃窗，总而言之，窗子以外！

    所有的活动的颜色、声音、生的滋味，全在那里的，你并不是不能看到，只不过是永远地在你窗子以外罢了。多少百里的平原土地，多少区域的起伏的山峦，昨天由窗子外映进你的眼帘，那是多少生命日夜在活动着的所在；每一根青的什么麦黍，都有人流过汗；每一粒黄的什么米粟，都有人吃去；其间还有的是周折，是热闹，是紧张！可是你则并不一定能看见，因为那所有的周折，热闹，紧张，全都在你窗子以外展演着。

    在家里罢，你坐在书房里，窗子以外的景物本就有限。那里两树马缨，几棵丁香；榆叶梅横出疯权的一大枝；海棠因为缺乏阳光，每年只开个两三朵——叶子上满是虫蚁吃的创痕，还卷着一点焦黄的边；廊子幽秀地开着扇子式，六边形的格子窗，透过外院的日光，外院的杂音。什么送煤的来了，偶然你看到一个两个被煤炭染成黔黑的脸；什么米送到了，一个人掮着一大口袋在背上，慢慢踱过屏门；还有自来水，电灯、电话公司来收账的，胸口斜挂着皮口袋，手里推着一辆自行车；更有时厨子来个朋友了，满脸的笑容，“好呀，好呀，”地走进门房；什么赵妈的丈夫来拿钱了，那是每月一号一点都不差的，早来了你就听到两个人唧唧哝哝争吵的声浪。那里不是没有颜色、声音、生的一切活动，只是他们和你总隔个窗子，——扇子式的，六边形的，纱的，玻璃的！

    你气闷了，把笔一搁说，这叫做什么生活！检点行装说，走了，走了，这沉闷没有生气的生活，实在受不了，我要换个样子过活去。健康的旅行既可以看看山水古刹的名胜，又可以知道点内地纯朴的人情风俗。走了，走了，天气还不算太坏，就是走他一个月六礼拜也是值得的。

    没想到不管你走到那里，你永远免不了坐在窗子以内的。不错，许多时髦的学者常常骄傲地带上“考察”的神气，架上科学的眼镜，偶然走到哪里一个陌生的地方瞭望，但那无形中的窗子是仍然存在的。不信，你检查他们的行李，有谁不带着罐头食品，帆布床，以及别的证明你还在你窗子以内的种种零星用品，你再摸一摸他们的皮包，那里短不了有些钞票；一到一个地方，你有的是一个提梁的小小世界。不管你的窗子朝向哪里望，所看到的多半则仍是在你窗子以外，隔层玻璃，或是铁纱！隐隐约约你看到一些颜色，听到一些声音，如果你私下满足了，那也没有什么，只是千万别高兴起说什么接触了，认识了若干事物人情，天知道那是罪过！

日   食

    张老师站在讲台上，用流利的英语说：“太阳升起不久，天渐渐地黑了。”这是张老师最喜爱的一种英语游戏，一个人一句用英语接故事。第一句通常是由她说的，她常用这种看上去错误或是荒诞的句子开头，这样可以打开学生的思路。

    当然，她知道，她现在面对的是刚从小学踏入初中的学生，这种练习有一定难度。

    “太阳与月亮在天上遇到了麻烦。”前排一个形如小豆子的男孩说。在他后排的女生想都没想立即站起来说：“他们因彼此见面难而深感不安。”

    那女生后面的人会意地一笑，果断地说：“也许他们相爱了。”

    班上一阵骚动。后面的人说：“可他们很难见面。”

    接下去一句又一句连起来是：太阳在地球前面，月亮就躲在地球后面。月亮去见太阳时，太阳又藏在地球的后面。地球很为难，它挡住了关于爱的光，于是地球叫来星星。太阳把光送到星星上，星星把光送到月亮上。月亮知道太阳想见她，月亮从地球身后跑出来，太阳也升起来了……

    最后一个高大的男生站起来涨红着脸说：“太阳与月亮站在一起，地球上天就黑了。”

    这时全班同学热烈鼓掌，张老师感叹道：“多美的故事啊！”

    “太阳升起不久，天渐渐地黑了。”张老师面对她新教的高中生微笑着说。这些学生有足够的单词量和语法知识，他们有能力编出更美的故事。

    前排第一个学生站起来，紧锁双眉，半天冒出一句：“太阳的光被挡住了，这是日食。”接下来的人都很迟疑，结结巴巴连出这样的故事：

    日食是光线直进产生的物理现象。事实上光线从太阳到地球不是直的，因为地球外围的大气分布不均匀，会使光偏折。我们在地球上看到的并不是实物，而是光的成像……仿佛一篇科普说明文。

    尽管这些学生英语单词量不小，但由于过多地涉及物理知识，张老师不得不应他们的要求，告诉他们“偏折”怎么说，“全食”“环食”怎么说。最后仍是一个高大男生站起来说：

    “我们永远也不可能在地球上同时看到日全食和日环食。”

    这时，早已不耐烦的张老师略感欣慰，她很快结束了游戏——这毕竟不是物理课。

    “知道吗？你们班上只有那个高个子男生有些创造性思维。”张老师对该班班主任、教物理的陈老师说。

    “他发言说什么？”陈老师问。

    “日环食和日全食不能在地球上同时看到。”张老师回答。

    “太好了！”陈老师说，“我前几天在课堂上强调的结论他终于记住了！”

    张老师一愣：“这么说……确实是这么回事？”

    陈老师笑了笑说：“当然。不可能有人在地球上同时看到全食和环食，知道为什么吗？”

    陈老师得意地问。见张老师不说话，他便熟练地说：“日食是光线直进产生的物理现象。事实上光从太阳到地球并不是直的，因为……”

    第二天上课张老师心里反复想着：太阳升起来，天渐渐地黑了……但始终说不出口。

（取材于李乐夫同名作品）

麻脸铁匠

彬彬

    城东头的一片竹林里，有个茅棚，里面立着一个铁匠炉。麻脸铁匠五短身村，结实得像个石子。因得过天花，落下一脸麻子，加上常年的烟熏火燎，大家反忘了他的名姓，就只叫他麻脸铁匠。

    麻脸从哪里来的，人们都不如道，只知道他最擅长的活计是打钉，准确地说是打棺材钉。他打的棺材钉形如耙齿，长而锋利，带着倒口刺，钉进去便再也拔不出来。每颗棺材钉，他都能錾上一个寿字。

    铁匠无妻无子，家里挂满了打好的棺材钉，看着有些恐怖。他脾气也怪，自从1937年以后，他从不给别人打犁、锄、菜刀这些寻常铁器，因此村里除了老了人口去他那买几颗棺材钉，平时大家很少去他那里，他也乐得自在。

    山村的黄昏格外热闹，除了麻脸铁匠，夕阳下大家都爱聚在乌桕树下乘凉聊天，还是和往常一样，鸭子李最先打开话匣子：“不知道造的什么孽，和那麻脸做邻居，天天晚上敲打个不停，能有多少人死、哪里要那么多棺村钉？”鸭子李这么一说，大家也跟着七嘴八舌地说了起来，列举麻脸铁匠最近的诡异之处。

    人群里，只有诸葛半没说话。他是牛贩子，常去城里，见多识广。见他不讲话，大家都觉得心痒痒。想鼓捣他说说，诸葛半微微一笑：“你们不知道麻脸的精明，小日本都打到府城了，说不定哈时候到咱这儿，到时候怕是这些棺材钉都不够用的……”他这么一说，村里人既觉得茅塞顿开，又觉得悚然，对麻脸铁匠这种发国难财的人又气又恨。但大家也没证据，只能作罢。

    “麻险，帮我打个镰刀吧，等着用。”王大旺急得屁股冒烟，硬着头皮央求。铁匠正往墙上挂棺材钉，说：“不打，没铁”王大旺顿时火冒三丈：“小日本都打到家门口了，你一个铁匠，不打点儿大刀片、矛子头，天天打棺材钉，留给你自己用怎的？”麻脸只自顾自地干活，并不理会。王大旺越说越气，扭头就走了。

    1942年初秋的一个早晨，村子里突然鸡飞狗跳，保长挨家挨户地叫人起来，到乌柏树下集合。大家看到，一队穿着呢子大衣的鬼子也在树下，他们还押着一个被打得血肉模糊的人——是王大旺。

    “太君是为保护大家来的，他却带人去谋害皇军，还死不改悔……”翻译官大声吼着。砰砰两枪，乌桕树也震颤两下，落下许多血红的叶子……

    王大旺的棺材停在祠堂里。他儿子说，他离家前曾留下遗言，不打走鬼子，不下葬，不许用麻脸的棺材钉……

    这以后，村子里的人不光恨日本鬼子，也恨起了麻脸铁匠，但鬼子住在府城里，太远了，所以他们打算先对付麻脸铁匠。为了这，村里人常去请教诸葛半，在他的精心谋划下，铁匠铺周围的竹林被砍光了，成了村里的放猪场；溪流被堵上，改道了；铁匠家田里的庄稼和屋后的果树，经常莫名其妙地被毁坏。

    没过多久，大家发现麻脸走了，听说是推着架子车，在黄昏时候走的。

    铁匠一走，村子里顿时欢呼雀跃起来，像给王大旺报了仇一样。但是没过多久大家就发现，没了麻脸铁匠，村子空虚了不少，都有些无所事事，连聊天也没那么精彩了。

    半月后一个冬夜，尖厉的叫声划破了村里的宁静——是诸葛半的声音。大家纷纷跑到诸葛半家中，只见诸葛半直挺挺躺在床上，双眼像铃铛一样瞪着，手里拿着两个带血的棺材钉，钉上赫然錾着“寿”字。

    诸葛半老婆说：“今年早上他去城里贩牛，回来就这样了。”

    “肯定是麻脸，他躲在村子周围害咱们。”鸭子李急吼吼地说。

    一层恐怖的阴影弥漫开来，仿佛麻脸就在窗外窥伺一样，好一会儿，诸葛半缓过气来。

    “今天我贩牛回来，路过十丈坡，看见铁道铆钉被拔了，鬼子的一辆运兵车翻了，死了不少鬼子。那坡下面插满了棺村钉……”说着，诸葛半老泪纵横起来。

    这以后，村里人四处找过麻脸，可再也没找到。有人说他参了军，也有人说他为了不连累村子，远走他乡了，但到底没了音信。后来，大家将铁匠铺周围的竹子又种起来，小溪也重新疏通了，铺子前后的果园、农田也都打理得井井有条。

    抗战胜利之后，诸葛半拿出捡回来的那两颗带血的棺材钉，钉在了王大旺的棺材上，全村老少尽着丧服，将王大旺葬在了铁匠铺后面的竹园里。那里，有麻脸铁匠的衣冠冢。

（选自《小说月刊》201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