狼来了

凌鼎年

    七丫村附近有座狼山，狼山之所以叫狼山，没有什幺典故，也没有什么历史传说，仅仅因为这山上早年有粮，村民们就把这山称之为狼山，后来叫顺叫习惯了，狼山之名也就写进了《娄城志》里。

    名不副实的是，这叫狼山的山，早就没有狼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组织过多次搜山打狼，后来不要说狼，连猪獾、狗獾、呆子狸、刺猬等野生动物也极少能见到。

    狼山上没有庙宇，没有民居，没有名胜古迹，更没有人住，有的只是老树、灌木、荆棘、杂草，经济价值不大，一直没有开发。

    文革时，有一位老干部与一位老知识分子先后吊死在狼山的歪脖子树上，等发现时，已腐烂，生了蛆，不但臭不可闻，而且面目狰狞，这以后，老百姓就不大敢随便上山了，父母更是不让孩子上山。不久，就流传起狼山有鬼出现的传闻，还传得有鼻子有眼。这一来，就更没有人敢轻易上山了。

    去年中秋的一个晚上，突然从狼山上传来了“粮来了！狼来了！！救命啊！救命啊”的呼声，凄厉而恐惧，但呼救者喊破嗓子，并不见有人上山去救。

    第二天，山下七丫村的村民议论：这山哪有狼啊，几十年都没有狼迹了。假的，百分之百假的，肯定是谁吃饱了撑的，寻开心找乐子忽悠大家，谁上山谁傻子。

    是啊，不救没有人怪；你上山去救了，去打了狼，万一狼没有见着，见着个受伤的，半死不活的，赖上了你，那不是大麻烦吗？再说了，狼如今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就算有，谁敢打？你打了，打死了，打伤了，有关部门要你罚款，你罚不罚？别没事找事，自找麻烦。

    对对对，村民都这么认为。

    第二天，胆大的山旺说：“走，上山上去看看，大白天去，我们几个人结伙去，还怕撞着鬼吗？”山旺等几个在半山腰发现了一条死狼，看样子死了一段时间了，已有点腐烂。

    难道狼山真的又有狼了？

    山旺看了半天说：像狼，也像狗，可能是狼，屯可能是狗。

    其他几个反反复复看了，有说是狼，有说是狗，大家吃不准究竟是狼是狗。

    关干狼山到底有没有狼，成了疑问。

    但不知怎么回事，没几天狼山有狼的说法越传越远。

    古庙镇镇政府决定组织人上山考察，看看到底有没有狼。

    娄城电视台决定跟踪拍摄。

    村民甲说：懂了吧，这是策划的，肯定早有人策划。

    村民乙说：看来镇政府准备开发狼山了，要不如此兴师动众干嘛？

    多位村民说：幸好那天晚上没有上当受骗。

    就在考察队出发的前一天晚上，村民们又到狼山上有人喊：“狼来了！狼来了！！……”

    这一次，连山旺也彻底不相信了，他搂紧了老婆说：“我们管我们，别理他，肯定是为明天考察造舆论，假到底了。”

    第二天，镇政府组织的考察队出发时，镇宣传委员带队，镇党委书记来送行，场面还不小。可惜只有看热闹的，并没有哪个跟着上山。七丫材的山旺等村民对电视台的不无调侃地说“卖力点，好好拍几个狼咬人的画面，也让我们开开眼界……”

    考察的结果说是发现了狼粪、狼毛、狼窝，这都有镜头的，最最出人意外地是拍到了昨晚被狼咬伤的一位中年人，腿上被咬了﹣口，据他自己讲：后来爬到树上才逃过一劫。电视画面是真真切切的，那中年人腿上的伤口也确确实买流着血，有牙齿印，很痛苦的面部表情给电视观众留下极深刻的印象。

    这中年人村民都没有见过，电视台介绍说他叫赵宇纶，省里的地质工程师。村民们弄不懂的是他晚上跑到稂山干什么？难道勘察到了什么宝贝？村民们奇怪，关干这些，电视台语焉不详，会不会是出于保密？

    至于狼山到底是真有狼，还是需要狼，村民们两派意见，山旺与村民甲、村民乙等说打死也不信狼山有狼。村书记认为电视台都播有狼，那一定有狼，不相信镇政府不相信电视台，难道相信你山旺？你山旺算个球。

    不过，除七丫村部分村民以外，娄城全市上下，包括外地的都为狼山高兴，因为狼山终于又有狼了，名副其实了。至少到目前为止，没有听说谁在质疑狼山发现狼的报道。

    很多人都想来狼山一游呢。

（选自《小小说选刊》）

桥边的老人

[美]海明威

    一个戴钢丝边眼镜的老人坐在路旁，衣服上尽是尘土。

    河上搭着一座浮桥，大车、卡车、男人、女人和孩子们在涌过桥去。骡车从桥边蹒跚地爬上陡坡，一些士兵扳着轮辐在帮着推车。卡车嘎嘎地驶上斜坡就开远了，把一切抛在后面，而农夫们还在齐到脚踝的尘土中踯躅着。但那个老人却坐在那里，一动也不动。他太累，走不动了。

    我的任务是过桥去侦察对岸的桥头堡，查明敌人究竟推进到了什么地点。完成任务后，我又从桥上回到原处。这时车辆已经不多了，行人也稀稀落落，可是那个老人还在原处。

    “你从哪儿来？”我问他。

    “从圣卡洛斯来，”他说着，露出笑容。

    那是他的故乡，提到它，老人便高兴起来，微笑了。

    “那时我在看管动物，”他对我解释。

    “噢，”我说，并没有完全听懂。

    “唔，”他又说，“你知道，我待在那儿照料动物。我是最后一个离开圣卡洛斯的。”

他看上去既不象牧羊的，也不象管牛的。我瞧着他满是灰尘的黑衣服、尽是尘土的灰色面孔，以及那副钢丝边眼镜，问道，“什么动物？”

    “各种各样，”他摇着头说，“唉，只得把它们抛下了。”

    我凝视着浮桥，眺望充满非洲色彩的埃布罗河①三角洲地区，寻思究竟要过多久才能看到敌人，同时一直倾听着，期待第一阵响声，它将是一个信号，表示那神秘莫测的遭遇战即将爆发，而老人始终坐在那里。

    “什么动物？”我又问道。

    “一共三种，”他说，“两只山羊，一只猫，还有四对鸽子。”

    “你只得抛下它们了？”我问。

    “是啊。怕那些大炮呀。那个上尉叫我走，他说炮火不饶人哪。”

    “你没家？”我问，边注视着浮桥的另一头，那儿最后几辆大车正匆忙地驶下河边的斜坡。

    “没家，”老人说，“只有刚才讲过的那些动物。猫，当然不要紧。猫会照顾自己的，可是，另外几只东西怎么办呢？我简直不敢想。”

    “你的政治态度怎样？”我问。

    “政治跟我不相干，”他说，“我七十六岁了。我已经走了十二公里，我想我现在再也走不动了。”

    “这儿可不是久留之地，”我说，“如果你勉强还走得动，那边通向托尔托萨②的岔路上有卡车。”

    “我要待一会，然后再走，”他说，“卡车往哪儿开？”

    “巴塞罗那③。”我告诉他。

    “那边我没有熟人，”他说，“不过我还是非常感谢你。”

    他疲惫不堪地茫然瞅着我，过了一会又开口，为了要别人分担他的忧虑，“猫是不要紧的，我拿得稳。不用为它担心。可是，另外几只呢，你说它们会怎么样？”

    “噢，它们大概挨得过的。”

    “你这样想吗？”

    “当然。”我边说边注视着远处的河岸，那里已经看不见大车了。

    “可是在炮火下它们怎么办呢？人家叫我走，就是因为要开炮了。”

    “鸽笼没锁上吧？”我问。

    “没有。”

    “那它们会飞出去的。”

    “嗯，当然会飞。可是山羊呢？唉，不想也罢。”他说。

    “要是你歇够了，我得走了，”我催他。“站起来，走走看。”

    “谢谢你，”他说着撑起来，摇晃了几步，向后一仰，终于又在路旁的尘土中坐了下去。

    “那时我在照看动物，”他木然地说，可不再是对着我讲了。

    “我只是在照看动物。”

    对他毫无办法。那天是复活节的礼拜天，法西斯正在向埃布罗挺进。可是天色阴沉，乌云密布，法西斯飞机没能起飞。这一点，再加上猫会照顾自己，或许就是这位老人仅有的幸运吧。

    ①托尔托萨：西班牙塔拉戈纳省城市。

    ②巴塞罗那：西班牙最大的港市。

    ③埃布罗河：西班牙境内最长的一条河。

（选自《海明威短篇小说选》）

敌与友

老舍

    不要说张村与李村的狗不能见面而无伤亡，就是张村与李村的猫，据说，都绝对不能同在一条房脊上走来走去。张村与李村的人们，用不着说，当然比他们的猫狗会有更多的成见与仇怨。

    大概自有史以来，张村与李村之间就没有过和平。为表示抵抗，两村人是不惜牺牲了真理的。张村的太阳若是东边出来，那就一定可以断定李村的朝阳是在西边。

    两村的村长是最激烈的，不然也就没法作村长。张村村长的二儿子张荣已在军队生活过了三年，还没回来过一次。这很使张村长伤心，怨他的儿子只顾吃饷，而忘了攻击李村的神圣责任。慢慢的村长想出了主意，时常对村众声明：“我的二小子，是大排长。李村里出去那么多坏蛋，可有一个当排长的？我真愿意李村的坏蛋们都在我的二小子手下当差，每天不打不打也得打他们每人二十军棍！”不久这套话便被全村的人记熟，“打他二十”渐渐成为挑战时的口号。

    李村的确没有一个作排长的。最难过的自然是村长。为这个，李村村长打发自己的小儿子李全去投军：“小子，你去当兵！限你半年，就得升了排长！不，升到营长！”李全入了伍。可是半年过去了，又等了半年，排长的资格始终没有往他身上落。

    真正的战争来到了，两村的人一点也不感到关切。说真的，要不是几个学生来讲演过两次，他们就连中日战争这回事也不晓得。由学生口中，他们知道了这个战事和日本军人如何残暴。他们很恨日本鬼子，也不怕去为打日本鬼子而丧了命。可是，这得有个先决的问题：张村的民意以为在打日本鬼子以前，须先灭了李村；李村的民意以为须先杀尽了张村的仇敌，而后再去抗日。

    战事越来越近了，两村还没感到什么不安。他们只盼望日本打到，而把对岸的村子打平。

    世界上确是有奇事的。侦探回来报告张村长：张荣回来了。可是，他搀着李全，走得很慢！

    李村长也得到同样的报告。

    两村长最初想到的是把两个认敌为友的坏蛋，一齐打死。可是这太不上算。

    第二次报告来到：他们俩坐在了张村外的大杨树下面。两村长的心中像刀剜着一样。那株杨树是神圣的，在树的五十步以内谁也不准打架用武。

    第三次报告：李全躺在树下，似乎是昏迷不醒了；张荣还坐着，脸上身上都是血。

    两村长撑不住了，对大家声明要去看看那俩坏蛋是怎回事，绝对不是去认儿子，他们情愿没有这样的儿子。

    他们不愿走到杨树底下去，也不召集村人来保护他们，虽然明知只身前去是危险的。两个老头子不约而同来到杨树附近，谁也没有看谁，以免污了眼睛，对不起祖先。

    张荣看见父亲，不晓得怎好的叫了一声“爹”，而后迟疑了一会儿用同样的声音叫了声“李大叔”！

    李村长没答声。张村长的胡子嘴动了动，眼里冒出火来，他觉得这声“李大叔”极刺耳。

    张荣看着父亲，毫不羞愧的说：“李全救了我的命，我又救了他的命。我把李全拖了回来，他的性命也许……反正我愿把他交到家里来。在他昏过去以前，他嘱咐我：咱们两村子得把仇恨解开，现在我们两村子的，全省的，全国的仇人是日本。在前线，他和我成了顶好的朋友。我们还有许多朋友，从广东来的，四川来的……都是朋友。凡是打日本人的就是朋友。爹！李大叔！你们说句话吧！咱们彼此那点仇，一句话就可以了结。为私仇而不去打日本，咱们的祖坟就都保不住了！”

    二位村长低下了头去。

    李全睁开了眼，看明是父亲，他的嘴唇张了几张：“我完了！你们，去打吧！打……！”

    张村长豆大的泪珠落在李全的脸上。而后拍了拍李村长的肩：“咱们是朋友了！”

（有删改）

在梦的远方

林清玄

    ①有时候回想起来，我母亲对我们的期待，并不像父亲那样明显而长远。小时候我的身体差、毛病多，母亲对我的期望大概只有一个，就是祈求我的健康。为了让我平安长大，母亲常背着我走很远的路去看医生，所以我童年时代对母亲留下的第一印象，就是趴在她的背上去看医生。

    ②我不只是身体差，还常常发生意外。3岁的时候，我偷喝汽水，没想到汽水瓶里装的是“番仔油”（夜里点灯用的臭油），喝了一口顿时两眼翻白，口吐白沫，昏死过去了。母亲立即抱着我以跑百米的速度到街上去找医生，那天是大年初二，医生全休假去了，母亲急得满眼泪，却毫无办法。“好不容易在最后一家医生馆找到医生，他打了两个生鸡蛋给你吞下去，又有了呼吸，眼睛也张开了。直到你张开眼睛，我也在医院昏过去了。”母亲一直到现在，每次提到我喝番仔油，还心有余悸，好像捡回一个儿子。听说那一天她为了抱我看医生，跑了将近10公里。

    ③由于我体弱，母亲只要听到什么补药或草药吃了可以使孩子身体好，就会不远千里去求药方，抓药来给我补身体，可能是补得太厉害，我6岁的时候竟得了疝气，时常痛得在地上打滚，哭得死去活来。“那一阵子，只要听说哪里有先生、有好药，都要跑去看，足足看了两年，什么医生都看过了，什么药都吃了，就是好不了。有一天，一个你爸爸的朋友来，说开刀可以治疝气，虽然我们对西医没信心，还是送去开刀了。开一刀，一个星期就好了。早知道这样，两年前就送你去开刀，不必吃那么多的苦。”母亲说吃那么多的苦，当然是指我而言，因为她们那时代的妈妈，从来不会想到自己的苦。

    ④过了一年，我的大弟得小儿麻痹，一星期就过世了，这对母亲是个严重的打击。由于我和大弟年龄最近，她差不多把所有的爱都转到我的身上，对我的照顾可以说是无微不至，并且在那几年，对我特别溺爱。例如，那时候家里穷，吃鸡蛋不像现在的小孩可以吃一个，而是一个鸡蛋要切成“四洲”（就是四片）。母亲切白煮鸡蛋有特别方法，她不用刀子，而是用车衣服的白棉线，往往可以切到四片同样大，然后像宝贝一样分给我们。每次吃鸡蛋，她常背地里多给我一片。有时候很不容易吃苹果，一个苹果切12片，她也会给我两片。有斩鸡，她总会留一碗鸡汤给我。

    ⑤可能是母亲的照顾周到，我的身体竟然奇迹似的好起来，变得非常健康，常常两三年都不生病，功课也变得十分好，很少读到第二名。我母亲常说：“你小时候读了第二名，自己就跑到香蕉园躲起来哭，要哭到天黑才回家，真是死脑筋，第二名不是很好了吗？”

    ⑥但身体好、功课好，母亲并不是就没有烦恼。那时我性格古怪，很少和别的小朋友玩在一起，都是自己一个人玩，有时自己玩一整天，自言自语，即使是玩杀刀，也时常一人扮两角，一正一邪互相对打，而且常不小心让匪徒打败了警察，然后自己蹲在田岸上哭。幸好那时候心理医生没有现在发达，否则我一定早被送去了。“那时庄稼囡仔很少像你这样独来独往的，满脑子不知在想什么。有一次我看你坐在田岸上发呆，我就坐在后面看你，那样看了一下午，后来我忍不住流泪，心想：这个孤怪囡仔，长大后不知要给我们变出什么出头，就是这个念头也让我伤心不已。后来天黑，你从外面回来，我问你：‘你一个人坐在田岸上想什么？’你说：‘我在等煮饭花开，等到花开我就回来了。这真是奇怪，我养一手孩子，从来没有一个坐着等花开的。’母亲回忆着我童年一个片段，煮饭花就是紫茉莉，总是在黄昏时盛开，我第一次听到它是黄昏开时不相信，就坐一下午等它开。

    ⑦我15岁就离家到外地读书了，母亲因为会晕车，很少到我住的学校看我，我们见面的机会就少了。她常说：“出去好像丢掉，回来好像捡到。”但每次我回家，她总是唯恐我在外地受苦，拼命给我吃，然后在我的背包塞满东西。我有一次回到学校，打开背包，发现里面有我们家种的香蕉、枣子；一罐奶粉、一包人参、一袋肉松；一包她炒的面茶、一串她绑的粽子，以及一罐她亲手淹渍的凤梨竹笋豆瓣酱……一些已经忘了。那时觉得东西多到可以开杂货店。

    ⑧那时我住在学校，每次回家返回宿舍，和我一起的同学都说是小过年，因为母亲给我准备的东西，我一个人根本吃不完。一直到现在，我母亲还是这样，我一回家，她就把什么东西都塞进我的包包，就好像台北闹饥荒，什么都买不到一样。有一次我回到台北，发现包包特别重，打开一看，原来母亲在里面放了八罐汽水。我打电话给她，问她放那么多汽水做什么，她说：“我要给你们在飞机上喝呀！”

    ⑨高中毕业后，我离家愈来愈远，每次回家要出来搭车，母亲一定放下手边的工作，陪我去搭车，抢着帮我付车钱，仿佛我还是个3岁的孩子。车子要开的时候，母亲都会倚在车站的栏杆向我挥手，那时我总会看见她眼中有泪光，看了令人心碎。

    ⑩要写我的母亲是写不完的。我们家5个兄弟姊妹，只有大哥侍奉母亲，其他的都高飞远扬了，但一想到母亲，好像她就站在我们身边。

    ⑪母亲常说：“有很多梦是遥不可及的，但只要坚持，就可能实现。”她自己是个保守传统的乡村妇女，和一般乡村妇女没有两样，不过她鼓励我们要有梦想，并且懂得坚持，光是这一点，使我后来成为作家。

    ⑫作家可能没有做官好，但对母亲是个全新的经验，成为作家的母亲，她对乡人谈起我时，为我小时候的多灾多难、古灵精怪全找到了答案。

（文章选自林清玄散文《在梦的远方》有刪减）

天堂的灯

    2006年7月3日，星期一。洛阳市浅井头中学特别批准：允许初一（2）班的女生胡艳艳来校上半天课。这是已经停学三年、患再生性贫血停治三个月、奄奄一息的胡艳艳最大的幸福了。

    胡艳艳家穷，母亲早逝，她和捡破烂的父亲相依为命。艳艳9岁才上学，小学几年，她品学兼优，获得过市级和省级各类大奖28次。为了上学，她成了最苦累也最快乐的孩子。她必须抢课堂之外的所有时间干活，只为了能让爸爸每天多捡点垃圾。可惜，15岁时，胡艳艳患上了“再生障碍性贫血”。住院时，医生护士没能禁绝她在病床上继续她的学习，同学们来当“二传手”复述课业，老师们也每个星期轮番到病房为她补课，她是在医院的病床上读完了小学并考上了初中！她还发表过不少文学作品，最大的理想是“把自己的生命之火化作一篇篇温暖人间的诗文”。

    家里太穷，社会各界捐助的钱，让她的生命在不断输血中延长了三年，已经算是奇迹了。几天前，一向坚强的胡艳艳哭了，她嘤嘤地说：“爸爸，我很想回学校上一堂课……”爸爸立即去学校。学校惊动了，校长当即就落泪，特意批准她上半天学！八个女生用手臂交织成特殊的“担架”，把胡艳艳架进了校园。到校，离上课还有十多分钟，每间教室都有欢迎她的队列，还有“艳艳你好”的彩旗！一走进校园，每个人眼前的风景都有前所未有的新意——花坛、雕塑、操场、小果园，那棵有几百年历史的老树，还有图书室、教学楼、宿舍楼、教室。

    上课铃响了。看似正常中的震撼与悄然转变：人们都比往常认真了，亲近了，默契了。老师含泪的微笑，同学们端正的坐姿，就连校园清洁工也格外勤奋起来，一遍又一遍擦洗花坛的池壁栏杆！艳艳在靠前正中的位置坐好，笑着，但仍是没忍住，泪水撒在了桌面上——幸福的泪、疼痛的泪，留念的泪……

    这节课，是老师特意安排的，艳艳最喜欢的作文课。

    老师在黑板上写下的作文题是：《今天》。

    同学们都含着泪在写，包括平日最讨厌作文的同学。

    “我有许多‘今天’没能做到最好。今天，我又回到学校了，这里是我的天堂……”胡艳艳在本子上一字一字的写，很重很慢……

    胡艳艳的作文没有写完。她写的最后一行字是：我真想做一盏灯，挂在这人间天堂的上空……她晕倒了。送医院后，由学校发起，一场来自四面八方的义捐又自发形成，但，艳艳生命的火焰已经燃至极限了。

    2006年7月7日，艳艳走了。但，她把天堂的灯留给了大家。

    （选自《杂文报》）

住在“本葆将军”旅店的老船长

（英）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

当年我父亲开“本葆将军”旅店的时候，有一天，一位皮肤黝黑的老海员到我们旅店来投宿，他的航海用的大木箱搁在他身后的双轮手推车上，黏糊糊的辨子耷拉在脏兮兮的蓝外套的肩部，粗糙的手上疤痕累累，指甲乌青而残缺不全，一道肮脏的铅灰色刀疤横贯一侧面颊。他一面环顾着小海湾，一面径自吹着口哨，接着嘴里突然冒出了那支水手谣：

十五个家伙争抢死人箱——

哟——嗬——嗬，

快来一瓶郎姆酒！

高亢、苍老、颤动的嗓音仿佛汇入了绞盘机起锚时众人合唱出的破调门。接着，他用一根自带的像铁头手杖似的木棍子重重地敲门。当我父亲出来后，他又粗声大气地要来杯郎姆酒。酒送到后，他慢慢地啜饮，一面细细地品味，一面还继续打量着四周，抬头审视我们的招牌。

“这是个挺便利的小海湾，”最后他说，“而且酒店的位置不错。客人多吗，伙计？”

我父亲告诉他不多，客人非常少，实在遗憾。

“那么好吧，”他说，他冲着推手推车的人喊道，“把车子靠边儿，帮我卸下箱子，我要在这儿住上一小段儿。”接着他又说，“我是个简单的人，有郎姆酒、咸肉和鸡蛋就成。你们该怎么称呼我？你们可以叫我船长。噢，我懂你的意思——瞧这儿！”说着他把三四枚金币抛在了门槛上“用光的时候告诉我。”他说，神情严厉得像个司令官。

也整天带着架黄铜望远镜在小海湾一带转悠，要不就在峭壁上游荡；整晚坐在客房火炉旁的角落里，拼命地灌郎姆酒。大多数时候，别人和他说话他都不予理睬，只是猛然抬头瞪人一眼。每天，当他巡游回来的时候，他都会问是否有船员路过。起初我们以为他问这个问题是寻找伙伴，后来我们才开始明白他是想避开他们。每当一个船员到“本葆将军”旅店来投宿，他在进餐厅之前总会透过门帘窥探一番，一旦有一个这样的人在里面，他必定会像只耗子似的不声不响。有一天他曾把我拉到一边，要我帮他“留神一个独腿水手”，并且一旦那个人出现就向他通风报信，这样每月月初他就付给我一枚四便士银币。

有些晚上，在他喝了他的脑袋支撑不住的过量的郎姆酒和水后，他就坐下来唱他那些个邪恶、古老、粗野的水手歌曲，旁若无人；但有时他会嚷着轮流干杯，还逼着所有战战兢兢的房客们听他讲故事，或者和他一起合唱。我常常听见房子和“哟—嗬——，再来一大瓶郎姆酒”的歌声一起颤动；邻居们全都为了宝贵的性命、怀着对死亡的恐惧加入到这歌声里来，而且一个比一个唱得响亮，生怕引起他的注意。有时是因为一个问题，有时则是因为没人提问题，他断定大家没好好听他的故事。于是他会用手拍着桌子要全体肃静；他会勃然大怒，暴跳如雷。在他喝得醉醺醺的、摇摇晃晃地上床之前，他不准任何一个人离开这个旅店。

船长和我们住在一起的全部时间里，除了从一个货郎那里买些袜子外，他的穿着丝毫未变。那个航海用的大木箱，我们谁也没见他打开过。

他只碰了一次钉子，那是利弗西医生在一个傍晚来给我父亲看病，用了点我母亲准备的晚餐后走进了客厅，等人把他的马从小村子里牵过来，因为我们的旅店没有马厩。这位医生明亮的黑眼睛和翩翩的风度，同那些轻佻的乡下人，特别是同那个猥亵、笨拙、醉眼惺忪的我们心目中的海盗，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突然，他——也就是船长——开始唱起了他常唱的水手谣∶

十五个汉子扒上了死人箱——

哟——嗬——嗬，

再来一瓶郎姆酒！

我察觉到，医生对此毫无赞赏的表示，因为他在同花匠老泰勒谈话，他只是抬头望了一下，接着就又谈论起关于治疗风湿病的新药方来。同时，船长逐渐被自己的歌鼓动起情绪来，最后他玩起了我们都知道的那一套，用手拍面前的桌子——安静。声音立刻平息下去，只有利弗西医生一如既往地讲着，声音清晰悦耳，在每一句话间还轻松地抽一口烟斗。船长盯着他瞅了一会儿，又拍了一遍桌子，更为严厉地瞪着他，最后用恶狠狠、低沉的声音咒骂起来：“安静，都给我安静！”

“你是在关照我吗，先生？”医生说道。

这个老家伙的暴怒是可怕的。他跳了起来，拔出并打开了一把水手用的折叠式小刀，摊开在他的手掌上，好像是恐吓医生，要把他扎到墙上去。

医生岿然不动。他转过头来，声音略微高些，口气却相当平静而严肃：“如果你不立刻将刀子送回你的口袋，我以我的名誉发誓，你将在下一次的巡回审判中被绞死。”

接着，在他们之间展开了一场目光的对峙战。但是船长很快便屈服了，放下了他的武器，退回到座位上，像只挨了打的狗似的咕哝着。

医生继续说道：“现在，你听着，先生，我不仅仅是个医生，我还是一名地方法官，如果我听到一句对你的控告，哪怕只是像今晚这样的一次无礼，我都将为此而采取有效措施，追捕并找出你。”

不久，利弗西医生的马被牵到了门前，他就上马离开了。但是那天整个晚上船长都保持沉默，并且后来许多晚上也是这样。

（节选自《金银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