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十三五”规划纲要中的另一个指标，叫服务业增加值比重。它的内涵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指服务业每年创造的价值占GDP的比例。这是一个反映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指标。“十二五”时期，我国服务业增加值比重，从44.2%提高到了50.5%，这可以说是我们国家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重大标志。

    为什么服务业发展能反映产业结构的优化呢？这也有规律可寻。在现代经济社会中，经济发达程度越高的国家和地区，服务业增加值比重也就相对较高。比如，全球服务业增加值比重在70%左右，但美国、日本、欧盟等发达经济体的服务业增加值比重大多在75%以上。

    （摘编自《详解“十三五”：服务业撑起“半壁江山”》，2016年5月7日央广网）

材料二：

（摘编自周斌《服务业内部融合发展的京沪比较》，《上海经济》2017年第3期）

材料三：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近日印发了《服务业创新发展大纲（2017—2025年）》，明确到2025年，将在优化结构、提高质量、提升效率基础上，实现服务业增加值“十年倍增”，使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提高到60%，就业人口占全社会就业人口比重提高到55%。

    “十二五”以来，我国服务业发展连续迈上新台阶。服务领域不断拓宽，服务品种日益丰富，新业态、新模式竞相涌现，有力支撑了经济发展、就业扩大和民生改善。

    另一方面，我国服务业发展仍面临诸多问题。例如，服务业发展思想观念转变相对滞后，体制机制束缚较多，统一开放、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尚不完善等。

    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有关负责人表示，为加快推动服务业发展，我国将聚焦服务业重点领域和发展短板，促进生产服务、流通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社会服务、居民服务等生活性服务业向精细化和高品质转变。

    同时，我国还将以“一带一路”倡议为统领，推动服务领域双向开放，深度融入全球服务业分工体系，以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我国服务业大发展。

材料四：

    服务业已成为我国最大产业，是经济增长的最大动力源，但这种地位并不稳固，服务业发展仍存在诸多短板，其相对滞后的格局亟须改变。目前，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推动我国服务业持续健康发展。

    明确政府在服务业发展中的定位，解决好“越位”“缺位”问题。“越位”，即政府大量介入微观经济领域，甚至直接干预企业经营；“缺位”，即对很多应该加以管理的事务没有发挥管理作用。政府尽可能不要直接参与，而应引导社会力量增加市场供给。

    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推动城镇化和服务业发展良性互动。城镇化与服务业发展历来是相互促进的，通过积极有序推进城镇化为服务业发展创造有利载体和条件，是极为重要的路径选择。

    深化分工与合作，推动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我们应在分工与互动中实施现代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双轮驱动”战略，将高端服务元素坚实地嵌入制造业之中，通过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

    全面深化改革，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当前，尤需积极开放市场、打破行业垄断、鼓励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完善政府规制。

（摘编自夏杰长、李勇坚《让服务业的带动力更为强劲（观察与思考）》，2014年07月13日人民网）

材料一：

中国拥有全世界最大的网络支付市场和超级计算机群，加之创业公司和百度、阿里腾讯三大巨头的投入以及政府的大力支持，中国可能会在人工智能领城逐步赶超美国，人工智能正成为中国科技创新的一个新标签。据日本经济新闻网站报道，中国科研领域从事人工智能研究的热情高涨，研究成果丰硕。2018年美国人工智能协会年会的提交论文超过3800篇，来自中国的论文比上年增加了57%；同时，在允许展示海报的研究项目中，约60%有中国研究者参与。国际管理咨询机构埃森哲发布报告称，到2035年，人工智能有望推动中国劳动生产率提高27%，制造业、农林渔业、批发和零售业将成为从人工智能应用中获益最多的三个行业，人工智能将推动这三大行业的年增长率分别提升2%，1.8%和1.7%。美国未来学家艾米·韦伯撰文表示，10年之内，从日常业务到基因组编码的所有技术都将以某种方式和AI深度融合；中国有望成为其无可争议的全球领导者，并为未来的科技生态系统注入活力。

（摘编自费平凡、吴虚怀《人工智能，中国创新新标签》）

材料二：

人工智能迅速发展的背后，有着来自政府、企业、资本的多重推力。2015年7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互联网十人工智能”被列为11项重点行动之一；2017年3月，人工智能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在国际上，英、美、韩、日等也纷纷布局人工智能，一系列扶持政策相继出台。2013年，百度成立全球首家深度学习研究院；Facebook、谷歌等巨头也不约而同提出了“人工智能优先”的战略转变。互联网数据和咨询公司IT桔子近日发布的《人工智能产业分析与创业投资盘点》收录了467家AI企业和636起投资事件，其中，人工智能总获投率为67.65%，高于其他行业2—3倍。

    但是，商汤科技CEO徐立直言，国内人工智能创业大多扎堆在应用层面，创业者使用开源算法，找到某个垂直领域便套上“人工智能”概念扎进去，但真正从算法层出发做“原创技术”的人并不多。“而这块才是核心，是最需要厚积薄发的。”

    就国内而言，人才储备方面还相对薄弱。来自领英的数据显示，全球范围内，人工智能专业人才有195万，中国只占2%，排名第七。

（摘编自张意轩、王威《人工智能需要翻越三道坎》）

材料三：

    人工智能技术注定会改变我们的世界，它注定会重新定义工作的意义以及财富的创造方式；值得注意的是，它将带来前所未有的经济失衡现象，甚至改变全球的权力格局。

    它的进一步发展，会不可避免地对就业造成冲击。很多岗位和职业会逐步消失，与工业革命及信息革命不同，人工智能技术所带来的冲击并非单纯指向某些特定岗位和职业，如传统制造业中的手工艺者被流水线工人所取代。

    人类正面临着很难妥善共存的两个发展前景：一方面我们迎来了仅用少量人力就能创造巨大财富的发展时代，而另一方面，大量人员也将因此而下岗和失业。

    人工智能是一个“强者更强”的产业；数据越多，产品越好；产品越好，所能获得的数据就更多；数据更多，就更吸引人才；人才越多，产品就会更好。

    一言以蔽之，最大程度地缩小人工智能可能造成的经济失衡和贫富差距，已是当下必须要考虑的问题，此差距不仅体现在国家内部，也体现在国与国之间。

（摘编自李开复《人工智能对人类社会的真正威胁》）

材料一：

    一些电商平台会利用满减、红包、优惠券等活动，通过“先涨价再促销”的方式，以假折扣误导消费者。某些网店经营者为吸引消费者，不惜在商品标题或宣传页面中夸大甚至虚构部分产品功效或性能。许多商家以次充好。混搭销售劣质商品。还有许多商家把钱花在“刷单”上，很多消费者容易被虚增的部分好评或销量蒙蔽。网购不仅要看商品评价和成交量，还要注意销量突增或突减现象。不少网店经营者断章取义，利用声明、规则、通知等形式“秒杀”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并且常常利用合同约定，使用技术手段强行搭售，让消费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购买。一些“网络专供款”不仅质量参差不齐，售后待遇也大相径庭，售后维权的成本较高、周期校长，这种既费时又费钱的等待对于消费者来说是一种煎熬。部分不良商家针对消费者的兴趣爱好、消费习惯、消费层次等特征，定向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搜索结果，容易出现订同样的酒店、买同样的服务，苹果手机用户比安卓手机用户贵；同样的打车起点和终点，不同用户价格也不一样。

（摘编自《市监督管理局发布消费警示：网购的八大“陷阱”》，《盐阜大众报》2019.03.15）

材料二：

    不再“单纯”的微信朋友圈已发展为网络营销的一种常见方式和渠道，由此衍生出的购物纠纷事件也频频发生。微信属于社交媒体，通过微信朋友圈购物，卖家很分散，而且没有一个像阿里或其他电商这样的专业电商平台来规范买家和卖家的关系，没有对卖家资质的审核、验证以及信用评价，导致微信朋友圈的卖家质量和信用良莠不齐。从平台的角度来讲，作为社交平台，微信上很多信息都很私密，平台基于对用户隐私权的尊重，不能监控人们的日常通信，所以发在朋友图的广告以及微信交易确实很难监管。

据统计，2018年全国电子商务交易顿为31.63万亿元，比上年增长8.5%。电子商务的高速发展在激发市场经济活力、为消费者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引发诸多消费纠纷——2018年，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受理网络购物投诉168.2万件，同比增长高达126.2%，虚假广告、假冒伪劣、质量不合格、经营者拒不履行合同约定等成为投诉的主要问题。

（摘编自《微信“朋友圈”渐成“商业圈”网购还有多少痛点待解》，《光明日报》2019.04.22）

材料三：

    针对网购行业的种种乱象，2019年1月1日起实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明确了电子商务经营者的义务，同时还强化了经营者的举证责任，这无疑为消费者维权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依据，也再次表明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无论是线上网店还是线下门店，任何生产经营活动都不能突破合规的基本框架。

    无论是电子商务法对商家行为的规范，还是平台经营者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本质上都是对整个电子商务行业规则的重塑。当然，从缺少规则、野蛮生长向透明化、规范化过渡，可能会伴有转型阵痛，但从长远看，只有电子商务经营者遵循自愿、平等、公平、诚信的原则，来参与市场竞争，履行自身义务，整个电商行业才能走上更加健康的发展轨道。

    要真正让网购环境清朗，必须构建起买卖双方和监管者共同发力的消费环境。盼望随着相关配套法律法规不断落实、监管部门的重拳整治、网购平台的自我净化以及消费者维权意愿的不断提升，未来的网购商品不仅能让人们买得放心，而且用得舒心。

（摘编自《对网购乱象不能“自认倒霉”》，《人民日报》（海外版）2019.05.01）

材料一：

“煤改电”工程收官。北京平原地区基本实现“无煤化”。截至今年10月底，北京已完成2279个村庄、85.81万户的“煤改清洁能源”任务，其中“煤改电”村庄占比八成，“煤改气”村庄占比两成。

天津市坚持统筹兼顾温暖过冬与清洁取暖，因地制宜确定改造技术路线，今年新增20.6万户农村居民散煤清洁能源替代。对未实施清洁取暖的，做好无烟型煤招标、生产、供应工作，确保无烟型煤替代全覆盖。

    与此同时，天津突出抓好煤质监管，监督煤炭经营企业建立购销台账，禁止销售不符合天津煤炭经营使用地方质量标准的劣质煤。今年年底前实现散煤实际经营户清零。天津市环保局大气处处长杨勇介绍，2017年天津已实现城市居民散煤清零，2019年将实现除山区外全市散煤清零。

    河北省委常委会明确提出，持续用力治理农村散煤，积极稳妥推进“气代煤”“电代煤”工程，严格督查考核问責，打赢打好冬季清洁取暖硬仗。

    “以前，我家里取暖都是用燃煤锅炉，夜里那么冷，至少得起床两三次去添煤；现在用天然气取暖，只需用按钮设定好温度。屋子里就一直很暖和，既方便又干净。”河北廊坊市香河县东太平庄村村民王文忠告诉记者，“政府每年还给我们取暖补贴，每立方米天然气补贴1元钱，算下来花费反而少了！”

    清洁取暖成效几何，天然气供应问题至关重要。京津冀都将天然气保供摆在突出位置，多措并举，抓紧抓实。在国家发展改革委11月15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孟玮的话让大家心里有了底：“目前已落实的资源量能够足额保障民生用气需求。”同时，国家发改委将加强价格监测，切实维护民生用气价格稳定。

（摘编自《京津清洁取暖再加力》，2018午11月25日，《人民日报》）

材料二：

    清洁取暖是热点，农村清洁取暖是难点。因此，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倪维斗提出“六个合适”原则，即把合适的能源放在合适的地方，在合适的时代、合适的系统中和其他能源合适的配合，最终发挥合适的作用。在广大农村地区因地制宜地发展利用生物质能符合“六个合适”原则。

    国家能源局原副局长、中国能源研究会副理事长吴吟力主在农村地区推广利用生物质能清洁取暖。他认为当前“肥料化、原料化、饲料化、基料化”利用不足以消化大量的生物质资源，能源化作为生物质能利用的兜底方式应加大推广力度。

    中国农村能源行业协会民用清洁炉具专委会副秘书长任彦波表示，经济性是影响农村清洁取暖的首要因素，“燃料适配炉具”是实现农村清洁取暖最经济、最有效的措施。生物质专用炉具配套成型燃料作为一种重要的技术路径，经济效益、环保效益、社会效益显著，可在农村清洁取暖中发挥更大作用。

    全国工商联新能源商会副会长、宏日新能源集团董事长洪浩表示，全球生物质能源利用在可再生能源中已达到73%，但我国仍以煤、石油为主要能源，其能源利用占比在总能源消费中高达84%，这样的能源结构带来了一系列环境问题。同时，我国总碳排放量超过美国和欧盟总和，中国人均碳排放量为75吨，高于世界53%，发展利用生物质能是我国能源转型和减少碳排放的必要措施。

（摘编自中国炉具网，2018年11月22日）

材料三：

    督察组在山西核查发现，太原市迎泽区在禁煤过程中，采用强制禁煤方式推行清洁取暖，无法保障人民群众温暖过冬。督察组认为这是一起典型的打着大气污染治理旗号却影响民生的“一刀切”行为。

    据督察组通报，迎泽区是太原市中心城区，辖区内的康乐片区现有400余户、1500余名居民，60岁以上老人300余名，属于待拆除改造区域。太原市迎泽区在不具备集中供热、“煤气”的条件下，通过设置“康乐街片区环保检查工作办公室”，禁止燃煤进入社区。社区内一些居民舍不得长时间使用电暖气，就通过烧柴、烧废旧家具等方式进行采暖。督察组认为，群众面临挨冻局面，且当地空污染并未得到遏制。

    督察组已要求当地加快整改，确保人民群众温暖过冬。

（摘编自《参考消息》，2018年11月16日）

材料一：

“这棵栽植于道光年间的古树是一棵‘救命树’，保护在树上避难的村民免受洪水侵袭，如今我们将其列为‘乡愁保护点’，有工作人员定期进行检查和维护。”在雄安新区大王镇大阳村，安新县乡愁保护工作队成员周建斌指着一棵古槐树说道。

雄安新区已经进入大规模开工建设阶段，在如火如荼建设场面背后，一些承载村民过往记忆的古宅、老树依然挺立，成为雄安新区的“乡愁文化遗产”。

为保护雄安新区的“乡愁文化遗产”，雄安新区在全国没有可资借鉴的情况下，率先成立雄安新区“记得住乡愁”专项行动领导小组和工作专班，首创雄安新区“乡愁文化遗产”保护理念。

随着“记得住乡愁”专项行动的开展，雄安新区乡愁家底变得清晰起来。目前，雄安全城物质类乡愁点总数2367项，非物质类乡愁遗产总数186项。

“2020年新区征迁村原有88处‘乡愁保护点’，经过我们实地调查，又新增了93处。”雄安新区管委会公共服务局乡愁专班组长辛公舜说。

据辛公舜介绍，在雄安新区的大规模开工建设中也出现了工程建设和“乡愁保护点”位置冲突的现象，雄安新区乡愁工作专班采取了“一案一政策”的活态保护措施，根据“乡愁文化遗产”价值和规划建设需要，针对每一处“乡愁文化遗产”的特点制定了“特殊”政策，有效保护“乡愁文化遗产”的同时也配合了施工单位的工程进度。

雄安新区未来将利用保存下来的古宅以及古宅构件建设历史街区，利用老物件建设展示新区农耕、渔猎以及民间艺术的博物馆，利用古树打造乡愁林，让未来的新区居民记得住“乡愁”。

除此之外，雄安新区将启动“数字乡愁”影像留存和“数字乡愁云”工作运用虚拟现实技术、三维展示技术、计算机网络技术、三维实时渲染技术等，构建与现实世界孪生的数字虚拟空间。通过对雄安新区内的数字乡愁点进行VR及视频解说制作，建立“数字乡愁”文化平台，最大限度保留和记录古村落乡愁。

未来，雄安新区将进一步打造相应的雄安历史文化传承基地和展示区域，将传统文化融入雄安城市风貌之中。

（摘编自鲁达、崔涛《“乡愁文化遗产”保护理念融入雄安规划建设》）

材料二：

儿谣里“摇摇摇，摇到外婆家”，在我们自己的经验中，“外婆家”充满着地域的意义。血缘和地缘的合一是社区的原始状态。

乡土社会中无法避免的是“细胞分裂”的过程，一个人口在繁殖中的血缘社群，繁殖到一定程度，他们不能在一定地域上集居了，那是因为这社群所需的土地面积，因人口繁殖，也得不断地扩大。扩大到一个程度，住的地和工作的地距离太远，阻碍着效率时，这社群不能不在区位上分裂。——这还是以土地可以无限扩张时说的。事实上，每个家族可以向外开垦的机会很有限，人口繁殖所引起的常是向内的精耕，精耕受着土地报酬递减律的限制，逼着这社群分裂，分出来的部分另外到别的地方去找耕地。

以我们自己来说罢，血缘性的地缘更是显著。我十岁就离开了家乡吴江，在苏州城里住了九年，但是我一直在各种文件的籍贯项下填着“江苏吴江”。抗战时期在云南住了八年，籍贯毫无改变，甚至生在云南的我的孩子，也继承着我的籍贯。她的一生大概也得老是填“江苏吴江”了。我们的祖宗在吴江已有二十多代，但是在我们的灯笼上却贴着“江夏费”的大红字。江夏是在湖北，从地缘上说我有什么理由和江夏攀关系？真和我的孩子一般，凭什么可以和她从来没有到过的吴江发生地缘呢？在这里很显然在我们乡土社会里地缘还没有独立成为一种构成团结力的关系。我们的籍贯是取自我们的父亲的，并不是根据自己所生或所住的地方，而是和姓一般继承的，那是“血缘”，所以我们可以说籍贯只是“血缘的空间投影”。

很多离开老家漂流到别地方去的人并不能像种子落入土中一般长成新村落。他们只能在其他已经形成的社区中设法插过去。如果这些没有血缘关系的人能结成一个地方社群，他们之间的联系可以是纯粹的地缘，而不是血缘了。这样血缘和地缘才能分离。但是事实上在中国乡土社会中却相当困难。我常在各地的村子里看到被称为“客边”“新客”“外村人”等的人物。在户口册上也有注明“寄籍”的。在现代都市里都规定着可以取得该地公民权的手续，主要的是一定的居住时期。但是在乡村里居住时期并不是个重要条件，因为我知道许多村子里已有几代历史的人还是被称为新客或客边的。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