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中唐以后至北宋前期，伴随着旧士族消亡过程的是新型士人阶层的成长。科举培育出一种意义深远的“文人文化”。……士人们积极构筑种种非“先赋性”的关系网络，联结他们的纽带是多元的，诸如同学、同年、同僚、同乡以至同道之类的关系。它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影响着诸多事物的运行过程。……胸怀“天下”的士大夫们以“天道”“公议”旗帜为凝聚群体的号召，制约君主力量，参与治理国家政事。……这一群体的认识及行为，通常倾向于维护中央集权；而其力量的崛起，客观上又构成了对君主专制的制约因素。

——摘编自严文明等主编《中华文明史》

材料二：当资本主义的浪潮席卷西方并猛烈冲击东方的时候，自觉的、强烈的时代意识是新知识分子群体得以产生的思想契机，也是他们区别于社会其他阶层的明显特征。“仁义礼智”被“奇技淫巧”打得落花流水，明智的知识阶层开始检讨传统学术的价值，摒弃了偏见与无知，新知识分子群体在传统中学的根基上，积极地、有选择地吸纳西学。……中国古代士人素来以治国平天下为自己的学术成就与人生价值的最高实现。在新的时代文化背景下，知识分子开始了新的双向的角色认同。一方面他们继承并发扬士大夫忧国忧民、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传统，另一方面他们又萌生与政治决裂、向知识回归的自我意识。

——摘编自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材料一：吴起在楚，商鞅在秦，亦严行以军功代贵族之新法……以前是贵族任战士，现在是战士为贵族。农民军队之配练与井田制之废弃，为新军国图谋富强之两要端，而即以促进宗法封建贵族之崩溃。

——钱穆《国史大纲》

材料二：孝文明知鲜卑游牧故习，万不足统治中华，又兼自身深受汉化熏染，实对汉文化衷心欣慕，乃努力要将一个塞北游牧的民族，一气呵熟，使其整体的汉化。

——钱穆《国史大纲》

材料三：在1898年光绪皇帝与太后分享皇权合法性的情况下，皇帝采取大刀阔斧而又激烈的改革方式，将会使反对变革的保守派与那些由于改革而丧失既得利益的官僚，有可能与充满权力失落感的慈禧太后结合起来，从而形成皇帝难以招架的强大政治阻力，可以说，这是清末变法所面临的一个十分特殊的问题。

——萧功秦《危机中的变革》

材料四：在中国现代史上，1978年是一个十分微妙和关键的年代……中国的发展主轴已经向经济成长转移，然而围绕经济领域中出现的种种新现象，仍然有不少人以意识形态的标尺去丈量和批评……此次，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是对僵硬思潮的致命一击……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很快成为中央的决策主轴。

——吴晓波《激荡三十年》

材料：20世纪30年代，中国学术界出现了研究中国近代史的热潮，形成两种不同的话语体系：一种以陈恭禄为代表的“近代化话语”，其主张把中国近代史视为中国在西方冲击之下不断调整自身，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过程；另一种是以李鼎声为代表的“革命话语”，其认为应把中国近代史视为西方殖民势力不断入侵中国，把中国变为殖民地及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过程。

你如何看待上述两种不同的史学话语体系？请运用中国近代史的相关史实进行论述。（要求：观点明确，史实充分，史论结合，逻辑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