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从顺治至康熙初年，黄宗羲对清统治者怀着强烈的民族仇恨，不仅在行动上进行武装反抗，而且在《焚书》《明夷待访录》等著作中还进行激烈的批判。

康熙十七年（1678年），清廷议修《明史》，特开“博学鸿儒科”，以延揽人才。叶方蔼向康熙帝推荐黄宗羲。黄宗羲的弟子陈锡嘏当时在北京任职，代为力辞。黄宗羲闻知后即致书陈锡嘏表示感谢，说如果让他“待诏金马”，无异于“断送老头皮也”。

康熙十九年，黄宗羲年已七十一岁，徐元文（顺治十六年状元，官至户部尚书）在康熙帝面前举荐黄宗羲参与修史，康熙帝下旨浙江督抚“以礼敦请”，黄宗羲仍然托病力辞，却派遣自己的儿子黄百家到徐元文主持的明史馆去修史了。

康熙二十六年，黄宗羲在写给徐乾学（康熙九年探花，官至刑部尚书）的一封信中写道：今圣主持召，入参密务，古今儒者遭遇之隆，盖未有两。五百年名世，于今见之……

——摘编自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

材料一：习惯以文化为优先认同单位的古代士大夫，对明清之际天崩地陷式的巨变实在难以接受。在他们看来，王朝的覆灭便等同于文明的灭绝。在这种痛苦感情的刺激下，以“华夷之分”提炼出来的民族主义，在清初不合作的士人群体中颇具号召力，可当亡国的刻骨铭心的历史记忆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淡去，当清朝皇权依靠文化的普世主义确立自己的合法性与合理性的时候，这种激烈的民族主义也就面临着相当尴尬的困境。

——摘编自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二卷）》

材料二：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是在“过去”与“现在”不断交互作用、彼此制约的辩证过程中逐步构建并于甲午后初步形成的。为救亡图存，维新派主张“满汉平等”“合举国之民心”；立宪派主张“合族救国”；民国后，孙中山将“驱除鞑虏”转变为“民族平等，五族共和”“使世界强国不敢轻视中国”。晚清中国思想界呈现出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流动局面，但剖析各种思潮，不难发现民族主义贯穿其中。

——摘编自俞祖华《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类型、格局及主导价值》等

材料一：黄宗羲认为政治之所以腐败，人民之所以受难，最大的祸根就是专制君主。为此他提出限制君权的主张：恢复宰相制度，使宰相有职有权，能与天子“同议可否”。重视学校的作用，认为学校不但是培养人才的场所，而且应当成为“公其非是”的议政机关。要把学校发展成含有近代意义的议会机关，要求将决定是非的最高权力从天子手中转移到学校。他还主张将郡县制和分封制结合起来，加强地方的独立性和自立性。主张以“天下之法”取代“一家之法”，他所谓的“天下之法”，也就是使天下之人都能“自私”、“自利”，或都能“各得自私、各得自利”之法。

——摘编自武树臣《黄宗羲的法律思想及其历史地位》

材料二：他（孟德斯鸠）批评共和政体容易走向“极端平等”，形成许多“小暴君”，“…主张资产阶级与封建贵族妥协，建立开明君主立宪制，也就是受国家基本法律约束的君主执政。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革，来保障资产阶级的利益。……他盛赞英国的政治制度用法律保障了资产阶级自由发展，使国力日益强盛……

——摘编自王美芝《浅析孟德斯鸠的法律思想》

材料 唐甄（1630—1704），清初著名思想家，对旅游有独到见解。他在《潜书·善游》篇中指出"陟高山"游长川"，乃"人情之所乐"。他还以古代帝王贤者旅游的事例论证旅游与政事可以统一，认为帝王可以通过巡游，在欣赏原野之旷和山川之色的同时，了解民情，察吏奸倭，这符合人性的需要。鉴于后世的人们用因游败乱的例子反对一切旅游，他强调∶"人见太康游而有穷拒河，穆王游而淮徐作乱，遂谓败德之事莫过于游。夫二君荒淫昏髦，先自败德矣。"在"粒粒皆辛苦"的传统农业社会，旅游常被作为一种能够涣散人们意志的幽灵而遭排斥。而唐甄的旅游观，是在市民阶层兴起和大众文化产生的社会关系和生活方式中，形成的一种具有近代倾向的旅游观念，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文化转型的某种趋向。

——摘编自谢贵安《从唐甄的旅游观看中国文化的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