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天子传子，宰相不传子。天子之子不皆贤，尚赖宰相传贤足相补救，则天子亦不失传贤之意。宰相既罢，天子之子一不贤，更无与为贤者矣，不亦并传子之意而失者乎！……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夫工固圣王之所欲来，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盖皆本也。

——《明夷待访录》

材料二：一旦这项社会公约被违反，每一个人便又回到立约前的权利状态，恢复了生来就有的，但为了社会约定的自由而放弃的天然自由。……人因社会契约而失去的，是天然的自由以及对于一切对其有诱惑力和其所期待的事物的无尽权利。人因社会契约所得到的，是公民自由，以及对其所占有的一切的所有权。

——《社会契约论》

材料一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西周的制度发展程度过低，无法更多地满足新兴地主阶级的发展需求，他们力求改变现状，试图获得更多的经济、政治、文化地位，呼唤建立新的社会。

——李静、萧红恩《百家争鸣与文艺复兴的历史比较》

材料二  北宋时期，新儒学思潮的振兴，促使“治学”与“从政”的沟通蔚为风气。以“天下”为胸怀的士大夫们，以“天道”“公议”为旗帜，参与治理国家政事。他们将个人修养与天下国家之兴亡联系起来，将自我道德名节的完善视为最终目标。

——袁行霈等《中华文明史》（第三卷）

材料三  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认为“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黄宗羲在《原君》中宣称皇帝乃是“天下之大害”；顾炎武在《亭林文集》卷四中提出“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王夫之反对禁欲主义，提倡不能离开人欲空谈天理，天理即在人欲之中。三大思想家的政治思想在本质上仍是儒家的模式，但是在这一模式内部注入了时代的气息，是传统与时代、先验与经验的结合。

——黄晓军《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的政治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