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伏尔泰说：“欧洲的王族和商人发现东方，只晓得追求财富，而哲学家则在那里发现了一个新的精神与物质的世界。”他赞美孔丘“只诉诸道德，不宣传神怪”。他相信儒学是最好最合人类理性的哲学，并以中国为理想国，提倡以中国文化为标准。孟德斯鸠、卢梭则指出真实的中国根本不如尊孔人士想像和描述的那么美妙，他们对中国文化，尤其是无制衡的专制主义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和揭露。

——摘自庞忠甲《论儒学的国际影响》

材料二：16至17世纪的中国，新的经济形态还十分微弱、脆嫩，明清时期的早期启蒙思想家们先天不足，具有一种时代性的缺陷……黄宗羲、顾炎武提不出新的社会方案，而只能用扩大相权、限制君权、提倡学校议政等办法来修补封建专制制度。孟德斯鸠、卢梭们则拿出了“三权分立”、君主立宪制、民主共和制这样的资产阶级国家蓝图。这表明，中国明清时期的进步思想与18世纪欧洲启蒙思想属于两个不同的历史范畴。前者是中世纪末期的产物，后者是近代社会的宣言书。

——摘自张岱年、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

材料三：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认为“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黄宗羲在《原君》中宣称皇帝乃是“天下之大害”；顾炎武在《亭林文集》中提出“君主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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