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素”一词中的“元”意谓本源、本根，“素”意谓未被分割的基本质素。“中华文化元素”，指中华民族在长期历史进程中铸造的具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中国韵味的基本质素，如阴阳和谐、五行相生相克、民本思想、区别于拼音文字的形义文字等。它们生长发育于中华民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中，蕴藏于中华民族器物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观念文化中，为海内外华人所认同和信守。

    中华文化的不同级次、不同门类包含着各具个性的元素。如水墨画的书画同源、墨分五色：武术的技艺合一、刚柔相济、讲究武德；园林的天然雅趣、可居可游可赏等。可见，文化元素绝非神秘存在物，从来都与民族、民间的文化实践相共生，始终附着并体现于器物、制度、风俗之中。中华文化元素之于中华文化事象、文化符号，如魂之附体、影之随形，须臾不可分离。从诸多文化事象、文化符号中，可以提取、揭示中华文化元素的精魂。

    汉字及汉字文化，是彰显中华文化元素的典型案例。世界上各种文字都从象形文字进化而来，多数文字从象形走向拼音，而汉字则从象形走向表意与表音相结合的“意音文字”。近有学者将汉字归为“拼义文字”，即注重语义拼合的文字：首先创造多个视觉符号作为表达万象世界的基本概念，然后将这些符号组合起来，用小的意义单位拼合成大的意义单位，表达新事物、新概念。自成一格的汉字创发于中国，是世界上仅存的生命力盎然的古文字。它主要传播于东亚，成为东亚诸国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互动的语文载体。在古代，中国长期是朝鲜、越南、日本等东亚国家的文化供给地；至近代，日本以汉字译介西方文化，成效卓异，日制汉字词中国多有引入。汉字在汉字文化圈诸国所起的作用。相当于拉丁文在欧洲诸国所起的作用。故有学者将汉字称为“东亚的拉丁文”。汉字是中华文化系统中影响最深远广大的文化符号。作为中华文化元素重要内容的汉字，造就了一种具有特殊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的文化系统。它区别于印度文化、伊斯兰文化和欧洲文化。汉字文化圈是一个有着强劲生命活力的文化存在，是世界上颇具原创性和传承力的文化圈之一。

    内蕴于文化事象、文化符号的中华文化元素并非凝固不变、自我封闭的系统，而具有历史承袭性、稳定性，因而是经典的。它同时具有随时推衍的变异性、革命性，因而又是时代的。中华文化元素也是在世界视野观照下、在与外域元素相比较中得以彰显的，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中华文化元素是构建当代中华文化的基本成分之一，是塑造国家形象、提升国民精神的重要资源。开掘并弘扬中华文化元素，有助于加深中华文化对国人的感召力、亲和力，促使人们增强历史敬畏感和时代使命感、提升民族自信心和传承创新中华文化的自觉性。此外，通过发掘蕴含着中华文化元素的文化事象、文化符号，彰显可亲可敬的中国风格，并将其传播给异域受众，可以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

（选自2016年1月21日《人民日报》，作者冯天瑜，有删节）

    中国和西方的悲剧在哪里有着最接近的特征呢？我认为，是在中国古代神话和古希腊悲剧中。例如中国古代神话故事《精卫填海》和《夸父逐日》就呈现着与古希腊悲剧更相接近的美学特征。

    在这里，首先存在着人类为什么会产生悲剧观念的问题。它是在人类感受到自我与整个宇宙、整个大自然、整个世界的分裂和对立中产生的。

    在《精卫填海》中，“东海”体现的是宇宙的意志、世界的意志和大自然的力量。精卫为了寻找、享受自己的自由和幸福，被大海溺毙。她对给她带来巨大灾难的东海充满恐惧也充满仇视。精卫无法向东海屈服，她要填平东海，消除产生她的灾难的根源。但她力量的微弱和体现着宇宙、世界、大自然力量的“东海”的浩瀚，使她永远无法达到她的目的。而我们却在她的悲剧性的抗争中感到了她的情感的力量、意志的力量，感到了她的主体性的自我存在。在这里，有人类自我存在的悲剧意识，有贯穿于这个神话故事的悲剧精神。这种悲剧意识是在精卫与“东海”的分裂和对立的意识中产生的，这种悲剧精神是由精卫对带给她灾难的“东海”的始终未泯的恐惧和仇视的情绪构成的，这种始终未泯的恐惧和仇视使她产生了坚定不移的意志，这种坚定不移的意志支持了她始终不懈的填海行动。所以，悲剧精神是人类特定情感、意志和行动的构成体。

    在《夸父逐日》的神话中，夸父不自量力，但也正因为他的不自量力，使他要与日竞走。他焦渴而死，但却使他的生命充满了力量的感觉，充满了英雄主义的精神。他是一个失败的英雄，“不自量力”是人类的根本性的错误，也是人类的一个根本性的特征，人类的一切英雄行为都是在这种不自量力的错误中完成的。人类永远无法满足它已经实现的一切；它永远向往着一个还没有实现的更崇高的目标；它永远希望能够完全把握住自己的命运。这也是一直把它引向最终的悲剧结局的原因，是它无法改正的一个“错误”。但它的主体性力量也正是在这个无法避免的错误中得到表现的。

    我们把中国古代这两则神话故事同古希腊悲剧对照着思考，就会看到她们有极为接近的美学特征。在古希腊的悲剧中首先贯穿的是人和神的对立。在古希腊的文化中，“神”是体现宇宙的意志、世界的意志和大自然的意志的，人和神的对立就是人和宇宙、世界、自然的分裂和对立。在这种对立中，“神”的力量是奇大无边的，“神”的意志是不可战胜的。但是，人类却不可能完全遵从神的意志，他有他不能没有的独立的愿望和追求。比如“神”不把火种交给人类，但人类需要火种，普罗米修斯违背神的意愿，偷了火种交给人类。他违背了神的意志，受到神的惩罚，就被铁链锁在高加索山上。但失败没有使他屈服，他在反抗宙斯的专制权力中表现了自己的力量，表现了自己的英雄精神。他的悲剧得到了人们的同情和怜悯。俄狄浦斯王注定要杀父娶母，这是神的意志。他无法逃脱自己悲剧的命运，但他一直都在努力反抗神的意志，正是他反抗自己命运的努力使他在自己的悲剧中站立着，表现了自己的崇高。悲剧人物之所以是悲剧人物，是因为他反抗的不是他能够战胜的，他反抗的是主宰着整个人类的力量。在这种反抗中，人的主体性的力量才被发挥到了极致，人们才在悲剧人物的身上发现了自己所蕴藏的全部能量。

    在总体的审美形态上，中国古代神话中的悲剧故事与西方古希腊的悲剧有着最为接近的特征，它们都在悲哀与力量的结合中表现出自己的崇高性。从这个意义上看，它们表现的是人在宇宙、世界、大自然面前的命运，是人的命运的悲剧。

（节选自王富仁《悲剧意识与悲剧精神》）

话说《诗经》之“风”

    风本是地球大气层内的空气涌动，它使地球上的万物能不断接受到新鲜的空气而得以生存。那么，孔子在编集《诗经》时，为什么将一部分诗称为“风”呢？孔子自己有一段很好的解释：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这就是“风气”！孔子用很形象的语言形容它，风吹草伏，风往哪边吹，草就往哪边倒伏。所以，要建立和谐社会，关键在于领导人，也就是“上行下效”。由此也形象地说明了“风”的含义，也就是说，风俗、风情、风致等，无一不是指向社会行为规范和人们的行为方式的。

    换言之，《诗经》之“风”，即各地区、各民族的“风俗习惯”。在一般的口语中，我们称为“风俗习惯”。在先秦时期的书面语言及理论中，“风”实际上就是“礼”，就是“社会行为规范”。《诗经》中的十五国风，各以其所在国家和地区得名，就是记载了各地的风俗习惯、人们的行为方式，以及他们各自的价值观、思想感情。与此相印证，《周易》中有十五个卦牵涉到“风”，每个卦都对应着一种人生或社会现象。火风鼎，火下有风则上宜有鼎，而鼎凭三足，正立不倚，既强调合作，也预示持正守位，为人倚重；风火家人，以火在下而风行其上来表达一家人团聚的景象。……周文王用“风”的各种景象论述了人世间不同的社会情状。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每做一件事情，首先考虑的不是法律法规如何规定的，而是亲友们的看法！而这些所谓“看法”，实际上就是一种社会行为规范。亲友们认同你这个行为，你就会大胆高兴地去做；否则，你就不会去做，或者偷偷摸摸去做。“风俗”因此会给人一种无形的束缚。这就是孔子为什么强调“礼”的作用的真正含意。孔子删诗书、定礼乐、系易辞、著春秋，把《诗经》作为教材，是因为没有其他书籍了吗？不是，孔子是借《诗经》说明以及教育学生们要懂得各种各样的社会行为规范。孔子的中心思想是：人生若想追求到快乐与幸福，就要认识社会。社会是精彩的，更是复杂的，不认识社会就只能四处碰壁，最后落个失败的人生；能认识社会就能游刃有余，利用社会。

    风俗的形成，是经历了很长时间的，是大部分人“约定俗成”的，人们在实际生活、生产中认识到只有这样做才能更好地生存，所以就形成了这样一个风俗习惯。但它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重读《诗经》，一是要了解古代人们的风俗习惯，二是可以借鉴和发扬一些好的风俗习惯，如春节团聚、清明祭祖等，三是创造我们今天的新风俗，使生活更加日新月异，更加幸福。我们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不可能都有法律约束和指导，而且人类社会的维持也不能完全依靠法律法规，那么还要依靠什么呢？就是风俗习惯、“礼”、“社会行为规范”等，依靠良好的社会风气，才能使社会肌体健康发展。一个国家或地区之所以出现混乱，一是由于法律法规不健全，第二个原因就是社会风俗混乱，一群人恣意破坏另一群人的风俗习惯，便会导致争斗打闹，甚而引发战争。所以，入乡随俗，懂得并调节自己去适应不同的风俗习惯，才能建立起人与人之间互亲互爱的关系。

    这便是孔子编集《诗经》的主要原因！

（选自“国际儒学网”，有删改）

端午节缘何越来越具有国际范儿？

    ①端午是原生于中国的传统节日文化，早在1000多年前，端午节就传播出去，成为一个东亚、东南亚多国共享的区域性国际节日。在今天，欧美国家和地区，每年与中国同步共度端午佳节，也早已不再是什么新鲜事。可以说，端午节的输入国与原生国一起，共同参与了端午节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共同促进了端午节文化的丰富性与多样性，并实现了端午节在更大区域范围内的共生共享。

    ②以端午节最有代表性的两项节俗活动吃粽子和赛龙舟为例。曾几何时，对大多数外国人来说粽子还是一种奇怪的食物，而现在，粽子已走出中国，闯荡世界。从制作成分到包装形式，海外的粽子与中国的粽子可谓大相径庭，而不同特色的粽子恰恰就是中华文化和世界文化融会贯通的一个最佳体现。再说龙舟赛，这项端午节俗活动已在不少欧美国家落北生根。在德国，端午举行龙舟赛已经有20年的历史，俄罗斯也有自己的端午龙舟赛。在美国，已有数百只龙舟队。哈德逊河上的龙舟比赛，已成为纽约华人社区每年最盛大的活动。

    ③首先，端午节世界文化遗产的属性，决定了其应当全球共享。2009年，中国端午节成功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这是对中国端午节重大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由此，也确定了端午节由中国原生，到多国共生，再到人类共享的文化功能属性。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走深走实，中华文化走出去，为全人类的共同福祉贡献更多中国智慧，成为时代需要。

    ④其次，端午节蕴藏的文化精神，具有全球共享的重要价值。端午文化，讲究天人协调、刚健有为、崇德利用、和谐共生，体现着人们对于吉祥平安的美好诉求。一方面遵循自然规律，按照自然规律的要求行事，在阴阳转换、气候物候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止声色，薄滋味，节嗜欲，定心气”，与天时相适应；另一方面，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以挂菖蒲、洗菖蒲浴、戴长命索、做艾虎、龙舟竞渡等诸多习俗，保健卫生，延年益寿，达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的和谐共生。这样的文化精神和理想诉求，在生态环境恶化、各种矛盾和问题不断的当下，尤其具有现实作用和意义。

    ⑤再次，端午文化，已是世界文明交流与对话的重要内容。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恐怖主义、地区冲突、民粹主义等各种挑战不断，“文明冲突”“文明优越”等言行，只会将世界引入歧途。不同文明实现和合共生，才是世界应有图景。在历史长河中，中华文明的智慧和担当，为推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作出了重要贡献。海纳百川、和而不同、四海之内皆兄弟等理念，为文明和谐相处提供独特的思想启发。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端午节越来越具有国际范儿，端午文化的海外影响越来越大，就是一个典型的实证。随着文明互鉴交融的更加深入，世界文明百花园将更加繁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梦想必将照进世界更加美好的现实。

（摘自《东方时评》，2019年6月7日）

谈读诗与趣味的培养

朱光潜

    一个人不欢喜诗，何以文学趣味就低下呢？因为一切纯文学都要有诗的特质。一部好小说或是一部好戏剧都要当作一首诗看。诗比别类文学较谨严，较纯粹，较精致。如果对于诗没有兴趣，对于小说戏剧散文等等的佳妙处也终不免有些隔膜。不爱好诗而爱好小说戏剧的人们大半在小说和戏剧中只能见到最粗浅的一部分，就是故事。所以他们看小说和戏剧，不问他们的艺术技巧，只求它们里面有有趣的故事。他们最爱读的小说不是描写内心生活或者社会真相的作品，而是《福尔摩斯侦探案》之类的东西。爱好故事本来不是一件坏事，但是如果要真能欣赏文学，我们一定要超过原始的童稚的好奇心，要超过对于《福尔摩斯侦探案》的爱好，去求艺术家对于人生的深刻的观照以及他们传达这种观照的技巧。读小说只见到故事而没有见到它的诗，就像看到花架而忘记架上的花。要养成纯正的文学趣味，我们最好从读诗入手。

    如果只就故事说，陈鸿的《长恨歌传》未必不如白居易的《长恨歌》或洪升的《长生殿》，元稹的《会真记》未必不如王实甫的《西厢记》。但是就文学价值说，《长恨歌》、《西厢记》都远非它们所根据的或脱胎的散文故事所可比拟。比如贾岛的《寻隐者不遇》：“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或是崔颢的《长干行》：“君家何处住？妾住在横塘。停舟暂借问，或恐是同乡。”里面也都有故事，但是这两段故事多么简单平凡！两首诗之所以为诗，并不在这两个故事，而在故事后面的情趣，以及抓住这种简朴而隽永的情趣，用一种恰如其分的简朴而隽永的语言表现出来的艺术本领。这两段故事你和我都会说，这两首诗却非你和我所做得出，虽然从表面看起来，它们是那么容易。读诗就要从此种看来虽似容易而实在不容易做出的地方下功夫，就要学会了解此种地方的佳妙。对于这种佳妙的了解和爱好就是所谓“趣味”。

    各人的天资不同，有些人生来对于诗就感觉到趣味，有些人生来对于诗就丝毫不感觉到趣味，也有些人只对于某一种诗才感觉到趣味。但是趣味是可以培养的。真正的文学教育不在读过多少书和知道一些文学上的理论和史实，而在培养出纯正的趣味。培养趣味好比开疆辟土，须逐渐把本非我所有的变为我所有的。对于某一种诗，从不能欣赏到能欣赏，是一种新收获；从偏嗜到和他种诗参观互较而重新加以公平的估价，是对于已征服的领土筑了一层更坚固的壁垒。趣味很少生来就广博，好比开疆辟土，要不厌弃荒原瘠壤，一分一寸地逐渐向外伸张。

    趣味是对于生命的彻悟和留恋，生命时时刻刻都在进展和创化，趣味也就要时时刻刻在进展和创化。水停蓄不流便腐化，趣味也是如此。从前私塾冬烘学究以为天下之美尽在八股文、试帖诗、《古文观止》和《了凡纲鉴》。他们对于这些乌烟瘴气何尝不津津有味？我们每个人多少都有几分冬烘学究气，都把自己围在习惯所画成的狭小圈套中，对于这个圈套以外的世界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艺术和欣赏艺术的趣味都必有创造性，都必时时刻刻在开发新境界。

    艺术和欣赏艺术的趣味都与滥调是死对头。诗的疆土是开发不尽的，因为宇宙生命时时刻刻在变动进展中，这种变动进展的过程中每一时每一境都是个别的，新鲜的，有趣的。所谓“诗”并无深文奥义，它只是在人生世相中见出某一点特别新鲜有趣而把它描绘出来。诗人的本领就在见出常人之所不能见，读诗的用处也就在随着诗人所指点的方向，见出我们所不能见。我们本来不觉得乡村生活中有诗，从读过陶渊明、华兹华斯诸人的作品之后，便觉得它有诗，我们本来不觉得城市生活和工商业文化之中有诗，从读过美国近代小说和俄国现代诗之后，便觉得它也有诗。诗人和艺术家的眼睛是点铁成金的眼睛。生命生生不息，他们的发见也生生不息。如果生命有末日，诗才会有末日。到了生命的末日，我们自无容顾虑到诗是否还存在。但是有生命而无诗的人虽未到诗的末日，实在是早已到生命的末日了，那真是一件最可悲哀的事。

    诗是培养趣味的最好的媒介，能欣赏诗的人们不但对于其他种种文学可有真确的了解，而且也决不会觉到人生是一件干枯的东西。

    ①人们常以“人治”和“法治”相对称，认为西洋是法治的社会，我们是“人治”的社会。所谓人治和法治之别，不在“人”和“法”这两个字上，而在维持秩序时所用的力量和所根据的规范性质。乡土社会不是人治的社会，可以说是个“无法”的社会，但“无法”并不影响社会的秩序，因为乡土社会是“礼治”社会。

    ②礼治社会并不是指文质彬彬的社会。礼也可以杀人，可以很“野蛮”。譬如我们在旧小说里常读到杀人来祭旗，那是军礼。礼的内容从现代看去，可能是很残酷的。但残酷与否并非合礼与否的问题。礼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合于礼的就是对的，对是合式的意思。如果单从行为规范来说，与法律无异，法律也是一种行为规范。礼和法不相同的地方是维持规范的力量。法律是靠国家权力来推行的。国家是指政治的权力，在现代国家没有形成之前，部落也是政治权力。礼却不需要这种有形的权力机构来维持，维持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传统是社会所累积的经验，不论哪一个社会，绝不会没有传统。衣食住行种种最基本的事务，我们并不用事事费心，那是因为我们托祖宗之福，有着可以遵守的成法。在乡土社会中，传统的重要性比现代社会更甚。那是因为在乡土社会里传统的效力更大。

    ③乡土社会是安土重迁的。不但人口流动很小而且人们所获取资源的土地也很少变动。在这种代代如是的环境里，个人不但可以信任自己的经验，而且同样可以信任若祖若父的经验。不必知之，只要照办，生活就能得到保障。依照着做就有福，不依照就会出毛病。于是人们对于传统有了敬畏之感了，礼并不是靠外在的权力来推行的，而是从教化中养成了个人的敬畏之感，使人服膺；人服礼是主动的。礼是可以为人所好的，所谓“富而好礼”。孔子很重视服礼的主动性。颜渊问仁，子曰：“克已复礼为仁。一日克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④这显然是和法律不同了，甚至不同于普通的道德。法律是从外限制人的，不守法所得到的罚是由特定的权力加之于个人的。道德是社会论所维持的，做了不道德的事，见不得人，那是不好；受人唾弃，是耻。礼则有甚于道德：如果失礼，不但不好，而且不对、不合、不成。这是个人习惯所维持的。礼治在表面看去好像是人们行为不受规律拘束而自动形成的秩序。其实自动的说法是不准确的，只是主动的服于成规罢了。孔子一再的用“克”字用“约”字来形容礼的养成，可见礼治并不是离开社会，由于本能或天意所构成的秩序了。礼治的可能必须以传统可以有效应付生活的问题为前提，乡土社会满足了这个前提。

    ⑤法治和礼治发生在两种不同的社会情态中。这里所谓礼治，也许就是普通所谓人治，但礼治和由个人好恶的统治相差很远，因为礼是传统，是整个社会历史在维持这种秩序。礼治社会并不能在变迁很快的时代中出现，这是乡土社会的特色。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