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

秦辉

    我一定要去看望我的朋友刘长青，一定。

    每天上班，我都要路过一个建筑工地，总会看到一群戴着安全帽的民工。他们三三两两，有的斜叼着烟，有的哼着小曲。看到他们，我就会想起刘长青。想着他正在某个城市的角落里，混迹在这样的一群人中间，休息的间隙，掏出手机写上几句问候，低头想想然后摇摇头删掉，再然后望着天空，想象着远方的我在干什么，以及我所在城帚的模样。

    刘长青好久没有给我写信了，我决定去看看他。

    我上街买了好多土特产品，给他妻子买了一套我用着感觉不错的化妆品。他曾在信中说，他妻子是老家附近几个村子里长得最俊的姑娘，好多小伙子做梦都想娶她呢!我问：“那你咋把她糊弄到手了？”他说：“还不是咱长得黑。”

    给他儿子带什么呢？刘长青的儿子叫康健，他说取这个名字就是希望儿子能健健康康、平平安安。我说：“那直接叫健康多好。”他说：“那多俗，倒过来显得咱有文化。”他总是“那小子”“那小子”地叫。他说那小子特聪明，长大了肯定比他强；他说那小子吃得特多，像头小猪；他说那小子长得壮极了，跟个小老虎似的。

    我没见过刘长青，但见过他的照片，是在一座城市的火车站前照的，他穿着红毛衣，黑青裤子，站在一个枯败的花坛前，脸很黑，一本正经的。

    算来他儿子该上高中了。爱人建议我给孩子买套运动装，我说：“穿着不合适怎么办？”爱人说：“买大号的，应该没问题。”我去专卖店买了一套黑白相间的秋装，外加一个淡绿色的旅行包。

    火车开动时已是傍晚，夜幕在窗外渐渐拉开。放好行李，我从包里取出一封信。

    刘长青是个民工，是我结交了17年的笔友。他寄给我的信发自全国各地，而且信纸每次都不同，有时是孩子用的作业本，有时是工地记账本的账页，有时是皱巴巴的烟盒。还有一次是从街上撕下来的广告纸。他喜欢画画，而且有天赋，常在信中捎带几张街景素描或涂鸦。

    我记得最清楚的一封，他这样写道：“我刚从街上回来，我们站在街头，像货物一样被别人挑选。我这货质量好，一天之内两次被人挑上，一次是帮人刷油漆，一次是给人扛白菜。”

    现在，这封信就在我手里。再读这些熟悉的句子，我的心隐隐作痛。

    我一直帮不了他。对此，我深感愧疚。他说：“你能听我乱七八糟地瞎说，就是帮我。

    刘长青长年奔波在外，只有麦收和春节时回家。今天是：芒种后的第7天，他肯定回家了。

    下了火车再换乘汽车，这条线路是我依据刘长青信封上留的地址打听到的。找到那个叫刘家庄的村子时，已是中午。我走向一户人家，一位老太太坐在门前摇着蒲扇。她告诉我，康健他爹娘这会儿在田里干活呢，只有康健在家。

    根据她的指点，我拐过两个胡同来到一座土屋前。

    房子很破，土坯垒的。院子里有两只羊啃着草，靠东墙边开出一小块菜畦，上面种着丝瓜、扁豆、生菜，还有一棵葡萄树。

    我走进去，屋里收拾得很干净。墙上挂着几个相框，有一张结婚照，刘长青与一个穿红衣服的女人并排而坐。女人梳着短发，大眼，脸上有一块紫色的胎记，从左眼角到下巴连成一片，嘴巴有点歪斜，但笑得很错。还有一张，就是在列车站照的那张，刘长青站在枯败的花坛前，穿红毛表，黑青裤子。

    东面是一座大炕，炕上躺着一个男孩，好像是睡着了。他软软地倚在炕背上，嘴角流着口水，两条腿僵硬地伸着，那腿细得不成样子。

    我悄悄退了出去。

    回到家。我将衣服、化妆品等物品打成邮包，在收件人姓名处写下“刘长青”三个字的那一刻，我的泪水酣畅地流了下来。

（有改动）

想北平（节选）

    好学的、爱古物的人们自然喜欢北平，因为这里书多古物多。我不好学，也没钱买古物，但我却喜爱北平的花多菜多果子多。花草是种费钱的玩艺，可是北平的“草花儿”很便宜，而且家家有院子，可以花不多的钱而种一院子花。墙上的牵牛，墙根的靠山竹与草茉莉，多么省钱省事而且会招来翩翩的蝴蝶呀！至于青菜，白菜，扁豆，毛豆角，黄瓜，菠菜等等，大多数是直接由城外担来而送到家门口的。雨后，韭菜叶上还往往带着雨时溅起的泥点。青菜摊上的红红绿绿几乎有诗一般的美丽。果子有不少是由西山与北山来的，西山的沙果，海棠，北山的黑枣，柿子，进了城还带着一层白霜儿，美国包着纸的橘子遇到北平带霜儿的玉李，还不愧杀！

    是的，北平是个都城，而能有好多自己产生的花，菜，水果，这就使人更接近了自然。从它里面说，没有象伦敦的那些成天冒烟的工厂；从外面说，它紧连着园林，菜圃与农村。采菊东篱下，在这里，确是可以悠然见南山的。像我这样一个贫寒的人，或者只有在北平能享受一点清福吧。

好，不再说了吧，要落泪了。真想念北平呀！

美在何方

    说起来十分奇怪，记忆中对美的觉悟居然是从书本开始。

    我生活的这个城市，美是需要用点劲才能看得出来的。城市给我的印象有些肮脏、杂乱、喧嚣、破旧。其间自然有许多美丽的事物，譬如一朵花，一片云。我的这个城市适宜拍照而不是游览。每次从风景地归来，总是十分沮丧，往日的麻木被瀑布森林大漠海洋洗去，活泼泼的感觉神经便觉得疼痛。朋友教过我一个看画的方法：卷起一本杂志，像单筒望远镜，用一只眼睛来欣赏。这时，遮去画框之外的纷乱，画居然明亮立体得多。城市之美也是这样得来的。

    不过，我不能总是眯着一只眼走在街上。我的印象总是整体的印象。

    “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

    我的审美意识是从这里开始的。

    中国古典诗词的美是那么纯粹，令人情不自禁。我不知也无须知道翠柳置身何地，无须知道这千秋的沧桑与万里的景观。“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词儿一蹦一跳的，读起来眼睛会一闪一闪。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还。”

    这是气势。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这是慷慨。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

    这是沉甸甸的忧伤。

    人渐渐走入景中，将景淹去，留下一点气息。

    “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

    有燕在双飞，人就立得更孤独了。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需要心情。凡俗的我虽然没有那种超然，却有对超然的向往。有位老先生近来发现陶渊明是个斜眼，因他东篱采菊却见了南山。我想这也是游戏之论吧。不仅南山，北山西山也是见得的，连眼都不必斜，只消转转身体就行。我想我们是很容易被这样的诗句烦了的，因为我们既无菊可采，又无南山可见，所见之物多是人之眼，所以需要研究它究竟是斜还是不斜。

    从诗词出发，回到生活中，人的感觉有了两个系统：艺术与非艺术。艺术是我们逃遁现实压力的港湾。美在心目中被放大，直到淹了一天一地。美在心目中被抽象，以至不需特定的对象。

美常常是无名的。走在九寨沟，看近处的水，远方的山，拍拍大树，数一数牦牛，在珍珠滩洗洗双足。我无力指出一个具体的美，即使指出也是虚妄的。那是天人合一、地人合一的感受。所有的细节都淡化了，心中起伏着一种莫名的愉悦。景物不再是对象；于是人也就不再君临一切。在这美好的时间和美好的地点，一切都是和谐的。不需要刻意修饰，努力操作，苦思冥索。许多人支起照相机，许多人架起画板。然而全都徒劳，因为取舍也是多余的。我想，我们热爱的还是这样一种深入其中的境遇，热爱它的全体，否则，旅游如何能成为人类如火如荼的节目呢?这样的美比起“绿肥红瘦”式的吟咏更有生命力。

    能在生活中常常看见美是一大幸事，如能看到他人未能体察的美尤为幸福。幸好在景观之外还有人性、力量、崇高，人的情感由此丰富起来。

    很多年以前，我常常站在晒台上看一个人走过弄堂。她走入我的视线直到消失，其间不过一分钟。那时我还小，不懂爱情或情欲，只觉得想看一看。假如世上有所谓“美的觉悟”的话，这就是了。这是最典型也是最普遍的觉悟，其间没有语言的参与，其间无须学习和训练，是情不自禁的真正的觉悟。

（选自《躺着读书》）

浙江的感兴

    我很想追怀自己在浙江的童年，却只记起了一些片段：随着母亲去一个庙里看初期的电影，去曹娥江头看潮水，随着小舅舅到河蚌头石桥边的馆子里吃馄饨，那样好吃的馄饨，后来似乎再也没有吃过。如此等等，连不起来，而且越来越模糊了。

    于是我怀疑自己是否配称浙江人。

    这一次到杭州，住在西湖旁边，又有幸去了绍兴，看到鲁迅故居，还在咸亨酒店里喝加饭酒，并且站在门外吃了一串油豆腐，上面涂了厚厚一层辣酱，吃着吃着，心里感到不管配不配，我是喜欢这乡土的。

    这里主要的色泽是黑与白，黑的瓦顶，白的粉墙，冲洗得发白的石板路，连木柱子也是黑的，严谨、素净。然而空间是庞大的，人有足够的地方可以移动，物件也是厚实可靠的，像那件大大的厨房里的那口大大的腌菜缸，在朴质的生活里有温厚的人情，正如那三味书屋里，既有严厉老师的戒尺，又有那顽皮学童的小小乐园，在门前的石板路下则是潺潺的流水。

    水是浙江灵秀所在，是音乐，是想象力。

    在鲁迅的艺术素描里不是也有这样的黑泥、白石和绿水的配合么？多么朴质，又弥漫着多大的温情！你看他用笔何等经济，总是短短几句话就勾画出一个实实在在的人生处境，而同时他又总是把这处境放在一片抒情的气氛之内。他是最严格的，又是最温情的，这就使得他最平常的叙述也带有余音。富有感染力——他的闰土成了我们一切人记忆中的童年好友。他的鸟篷船成为我们每个人梦里的航船，他的忧郁、愤怒和向往也成为几代读者难以排遣的感情。

    看着绍兴的街道、店铺和水乡景色，我以为我对这位大作家多一点了解了。

    回到杭州，又是另一番景色，1981年我第一次来，忙于游览名胜，但也抽时间陪一位老友去追寻他年少时代的踪迹。走了一个旧的市区，像是有一家过去很有名的布鞋店，那里依然卖着素净而又雅致的黑面白底的舒服鞋。接着进入一家咸肉店，面前是一条长长的洗的白白的木柜台，土面摆着十几块干干净净的咸肉，随你挑选。这铺子的旧式建筑有高的屋顶，店堂里空空荡荡的，没有现代肉店那种血淋淋的屠场味道，人们从容选肉。大刀切下去，一段醇厚的咸肉香随之而起。

    这次重来，我很想再出去看看那些犹有南宋遗风的街道和店铺，却始终不得空儿，只在汽车里匆匆看了一下中心区的主要街道，在我游历过的城市里，我总觉得杭州是最富于中国人情味的，即使车站旁边的闹市也闹而不乱，人行道上人来人往却不拥挤，同时有一些老铺子老字号还以传统的礼貌待客。

    杭州难分市区与郊外，环湖的大道既是闹市，又因西湖在旁而似乎把红尘洗涤了。任何风尘仆仆的远来人也是一见湖光白色而顿时感到清爽。

    在阳光下，西湖是明媚的，但更多的时候显得清幽，这次因为就住在湖岸上，朝朝夕夕散步湖畔，总是把湖的各种面容看了一个真切，清晨薄雾下，黄昏夕照里，湖的表情是不同的，沉沉夜色下则只见远岸的灯火荡漾在黑黑的湖水里，千变万化，没有太浓太艳的时候，而是素描淡妆，以天然而不是人工胜。

    在湖岸散步的时候，抬起头来，看到了环湖的群山在天边耸起，也是淡淡的那抹青色。然而它们都引人遐想。给了西湖以厚度和重量。没有人能把西湖看的轻飘飘的，它是有性格的，从而我也看到了浙江的另一面：水固然使它灵秀，山却给予它骨气。

（取材于王佐良的同名散文）

蝼蚁

周海亮

婴儿就在他们的头顶上疯狂地嚎哭，他们却无能为力。

他们的头顶上还有士兵。荷枪实弹的士兵，抽着烟，看着婴儿，手指不离扳机。士兵知道附近肯定有人。这里的人们，绝不可能丢下一个婴儿。

士兵在两小时以前袭击了村子。村人们多被击毙，只有他们躲进地下室。地下室极其隐蔽，现在，那里藏着三个女人、一个男人和两个孩子。

女人中，她是婴儿的母亲。

本来是她的男人抱着婴儿。逃跑时，男人腿部中了一枪，肩膀又中了一枪。他跌倒，爬起，继续跑，用着一种怪异并且滑稽的姿势。他们躲进地下室的时候，男人已经冲进院子，然后，他的后背中了一枪，又一枪，又一枪。男人躺在地上痛苦地挣扎，却用了一种极舒服的姿势抱着他的婴儿。那时地下室的盖口尚未关上，他看着女人，冲她挤挤眼睛，然后目光转向别处。他不想让追赶他的士兵觉察到屋子里还有一个地下室。女人甚至认为，他也许是故意挨上子弹。

女人中，她是婴儿的母亲。

本来是她的男人抱着婴儿。女人试图冲出去，可是她被别人强行拖下去。盖口合拢的瞬间，士兵冲进院子。士兵在男人的脑袋上补了一枪，却留下婴儿。

他知道村子里还有人。

一天前，有村里人帮助游击队偷袭了他们的队伍。战斗中他失去两个兄弟——真正的兄弟——父亲将他们兄弟三人，一起送上了战场。

他在等待有人自投落网。他相信这件事终会发生，因为他有一个婴儿。

婴儿哭着，喊着，也许是饿了。婴儿有着黄色的头发，圆圆的鼻子，眼珠就像褐色的水晶球。士兵盯着婴儿，心中泛起波澜。然后，士兵对自己说，战争早一天结束，他就能早一天回到家乡。

杀光隐藏在暗处的村人，就会距战争结束更近一步。这是长官的想法，也是他的想法。

婴儿一直在哭，一直在哭。

两个女人将地下室里的女人紧紧箍住。女人想不顾一切地冲出去，抱起她的孩子，扯起她的衣衫，让孩子含住她的乳头，狠狠地吸，狠狠地吸……她想喊出来，可是声音卡在喉咙，将她噎出眼泪。她薅着自己的头发，浓密结实的头发，此时弱不禁风。

士兵就在他们的头顶。他们甚至可以听到士兵的呼吸。然后婴儿变得安静，女人感觉到婴儿的体温。

地下室里漆黑一片。不能说话，不能动，不能哭泣，不能点亮任何可以照明的东西。黑暗里的女人认为自己并不重要——是死是活，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她的身边还有两个女人、一个男人和两个孩子。

婴儿的嚎哭声再一次挤进地下室，每一声都像刀子，一下一下剜着女人的心。女人听到她的牙齿发出奇怪的声音，张开嘴，伸手去接，她的手心里，多出一颗带血的牙齿。

附近教堂的钟声响起，女人知道，他们躲进地下室里，已经整整一天。

有那么几个瞬间，女人真的想冲出去。冲出去，求士兵放过她的孩子，为此她可以付出一切——她的身体，她的生命，甚至，地下室里其他人的生命。后来她终于决定这样去做，却既动不了，也不能说话。他们将她绑起，用衣服堵住了嘴。

他们知道，女人随时可能疯狂。

女人感觉她的身体在抖。女人感觉每个人的身体都在抖。她恨他们，又不敢恨。她怕他们，又不敢怕。后来她想，就算她真的冲出去，又能做什么呢？她相信不管她怎么说，怎么做，士兵都会将她射杀，将他们射杀，然后，将她的孩子射杀。

婴儿再一次变得安静。士兵的脚步声有节奏地在头顶上响起。她听到士兵划一根火柴，点燃香烟。然后，一声重重的叹息。

女人静静地倚着墙壁，不动。她的手指将坚硬的墙壁犁开一条深深的沟渠，沟渠里，渗出鲜血。绑住女人的绳子早已松动，女人随时可以推开其他人，叫喊着冲出去。可是她没有。或许，她已经放弃。

嚎哭声再一次挤进来，却那么无力，那么微弱。教堂的钟声再一次传来，此时，他们躲在地下室里，已经整整两天。两天里，孩子没吃一点东西，没喝一点水，她躺在冰凉的地板上，任寒风将她的脸蛋冻伤，将她的四肢冻僵，任士兵的目光，一遍又一遍将她打量。

女人知道，她的孩子正在一点一点死去。

她再一次有了冲出去的冲动。却不是去救孩子，而是让自己死去——死去，便再不必理会孩子的死活，也不必理会别人的死活。

她相信，让她在孩子死去以前死去，她会好受很多。

可是她终没有动。她闭着眼睛，十指深深地嵌进墙壁。她感觉不到疼痛。

她是在孩子死去之前死去的。她因痛而死，因绝望而死。宽容的上帝给了她提前死去的机会。

剩下的人们，安静地等在地下室里，或者等待士兵离开，或者等待被士兵发现。等待活着，或者等待死亡。

士兵是在三天以后离开的。那个婴儿顽强地撑过三天，终因饥饿而死。

婴儿死去时，士兵落下一滴眼泪。

士兵希望战争结束，他用了他认为正确的方式。当战争结束，士兵就会回到家乡。家乡有他的妻子，还有他五个月大的女儿。女儿有着黄色的头发，圆圆的鼻子，眼珠就像褐色的水晶球。

（选自《小说月刊》2014年第9期）

清风拂面

孙春平

这是个名副其实的小理发棚，简易得没法再简易。四根竹竿做桩，四片灰白布充墙。

小棚里有四个人，理发员是个高高瘦瘦的中年汉子，罩着白褂。他很健谈，手忙嘴不停，此时正跟理发的那位老者聊得欢。坐在靠边的凳上排队的便是我和另一位小伙子。棚子虽简陋，可理发员却想得周到，竹竿上挂了几本新杂志。我漫不经心地翻着一本《婚姻与家庭》。我旁边那位是个音乐爱好者，他东张张，西望望，嘴里却一刻不停地吹着口哨。

突然，口哨独奏戛然而止。我奇怪地从杂志上抬起眼睛，只见独奏者陡地站起身，竟在这比床铺大不了多少的棚子里踱起步来，踱到理发员身后，又蹲下身去扣鞋上的卡子。可那鞋卡并没有松，只见他装模作样地在鞋面上抚弄两下，右脚轻轻一抬，飞快地从脚底抽出一张钞票，然后站起身，把手插进裤袋……

那是一张50元的票子。棚子里好一阵没进别人，而我自己坐在这里没见地上有票子，况且站在棚子里不断活动的只有那理发员，显然，钱一定是他刚才掏东西时带出来的，而现在却进了别人的裤袋。

小伙子坐回座位，理发员回过头，淡淡地笑了笑，说：“就这么屁股大的地方，坐乏了，连直直腰、遛遛腿的地方都没有。”

“行啊，也不是在这里长住过日子。”小伙子胡乱应了一句，口哨又响起来。

我该怎么办？要不要马上把他“揪”出来，还是躲得远一点？

“喂，你们二位，谁先来呀？”老者已在对着挂在简易“墙”上的镜子“相面”了。理发员抖着围巾，转身问我们。

小伙子慌忙站起身，拔步却往外走：“哎，你理吧，我有点急事，得走。”他对我说。

走？便宜你！我一把拉住他：“喂，你有事就先理嘛，我不忙。”先稳住他，至于下一步，我还得好好想一想。

理发师傅笑着向我点点头，那有节奏的“嚓嚓”声很快伴着两个人的谈话又响起来：“要个啥发型啊？”

“你看着来吧。”

理发师傅转身抓毛巾擦了擦脸上的汗：“小伙子，工作啦，还是念书呢？”

“俺是临时工，正给热电厂撅屁股挖地沟呢。”

“甭愁，临时工也照样出息人。有句老话说‘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当年诸葛亮未出隆中时，其实也是个待业青年，一直待到二十七岁，未出茅庐，先定三分天下。汉朝还有个韩信，当待业青年时，受辱胯下都不在乎，后来为汉高祖打天下立下了大功。人生就怕没个志气，对不？”

我惊羡理发师傅的博识和引经据典的能力，我无心再看书，便也加入了谈话：“师傅，您没少读书呢。”

“倒是爱翻翻，下乡那几年，几本闲书都让我翻零碎了。唉，没赶上好时候，等熬回了城，都快三十了。”

“回城没分配工作呀？”

“分了，在纺织厂，干保全。在厂里的时候，一车间男工女工的头发，差不多都归我‘保全’。这几年，厂里放长假，咱总得找个挣饭吃的营生吧，就把业余变成专业啦。可厂里那些工友们还常大老远地跑来找我，剪完头10元20元的一扔就走人。我知道工友们的心意，可那钱咱能接吗，凡是到这儿来剪头的，不是蹬三轮就是守摊儿的。大家还想着我，还记得我的这点手艺，咱就知足啦。”

说话间，棚门口跑进一个十五六岁的姑娘，怀里抱着饭盒，进门就喊：“爸，快吃饭吧。我妈说，面条一放就打团了。”

我翻腕看表，哟，快两点了，忙说：“师傅，您还是先吃饭吧。”

“不忙，不忙，这小伙子有急事呢。”

“我等等，中。”小伙子“表态”了。

“你们年轻人的时间金贵。”师傅手中的剪刀仍在“嚓嚓”地响，又对站在旁边的姑娘吩咐：“把饭盒先放凳子上，拿着扇子给这位大哥扇扇，你看他出了多少汗。”真的，小伙子怎么出了那么多的汗，顺着脸颊和脖颈儿往下流。天是热，可也没热到这个程度啊。

姑娘撅撅嘴，执拗地端着饭盒：“我妈今天腿又痛得厉害，强撑着做了饭就又躺回床上去了。她说今儿午后要下雨，叫你早点收摊儿呢。”

“等你这位大哥剪完我就回去。”师傅又自言自语地说，“她妈在冷冻厂，那个厂也是活不起的样子了。本来开工资都难，偏又得了个风湿性关节炎，刮风下雨的，比天气预报都灵。”

起风了，杨树叶儿又轻轻地唱起来，可小棚子里仍是闷热。姑娘站在身旁，不情愿地正对着那位小伙子一下一下地扇。

此时，再看那小伙子，端坐椅上，双目紧闭，是在安然领受父女二人对他尽心尽意的服务，还是在内心对自己做着谴责？

小伙子理完发，站起身，红头涨脸地摸出2元钱，往师傅手里一塞，连声“谢谢”都没说，便匆匆跑出去了。我急了，跳起来要追出去，可胳膊却被师傅紧紧地拖住了。

“师傅，不能让他跑了!”

“他忙哩。”

“您不知道……”

“我知道，知道。”师傅笑呵呵地拍拍我肩头，硬拉我坐下。

“他——”我要喊出来了。

师傅对我笑着摇摇手，然后抬起一只脚，指给我看。原来在他脚下，正踩着小伙子刚才捡去的那张50元的票子。

“唉，人哪，谁没从年轻时过过，知道错了，就中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