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里乡下

刘平

    焉瓜两口子有一个梦想：在城里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很多农民工都有这个梦想。他们这个梦想是两年前萌发的，那时他们已经攒了5万元。焉瓜就对老婆翠玉说：“我们都努力挣钱，争取过几年在城里买一套房子。”翠玉说：“嗯。努力。”

    现在，他们有23万元了。

    焉瓜在建筑工地开塔吊，每个月可以挣6000元钱。翠玉在制衣厂上班，每个月有3000多元收入。他们租住在一套30多平方米的房子里，狭小拥挤，但每个月租金要1000元。为了实现梦想，焉瓜和翠玉结婚4年还没有要孩子，他们打算在城里买了房子后再要孩子。他们都认为，只有在城里，孩子才会有一个好的未来。

    每个月存5000元钱，雷打不动。焉瓜原来抽8元一盒的烟，3天两盒，后来翠玉说：“不想买房子，你想咋抽就咋抽。”焉瓜一咬牙，就把烟戒了。

    焉瓜和翠玉开始往房产中介跑，买不起新房子，他们打算按揭一套二手房。家里老人一直在催他们要孩子，他们觉得该买房子了。

    掐算着手里的钱，又想买面积稍微大一点的，焉瓜和翠玉心里很纠结。后来他们终于看中了桂苑小区一套90平方米的房子，6楼，电梯房，房主是姓李的老太太。小区附近有学校、超市，生活、娃娃读书都方便，可首付要32万。焉瓜嘴甜，说：“李阿姨！再少点？”老太太摇摇头：“这个价，已经很低了。”

    琢磨了半天，焉瓜和翠玉有了办法，把老家的房子卖了！

    老家的房子带个小院子，5间青砖瓦房，篱笆墙上爬满牵牛花，院门口，有一颗大香椿树。每年春天，牵牛花开出白色小花，香椿发出嫩芽。老娘喜欢用香椿芽炒鸡蛋、煮苕菜，好吃。焉瓜和翠玉进城后，老房子就老娘一个人住。焉瓜和翠玉商量，卖了老房子，就把老娘接到城里住，以后有孩子了，也有人带。

    焉瓜回去和老娘商量，老娘有些舍不得，但还是顺了焉瓜的想法。

    焉瓜用手机拍了一些小院子的照片发到网上，还专门拍了香椿树的照片。焉瓜把照片发到网上，标价15万元。焉瓜想，13万也卖。

    隔三差五就有人打电话联系，高的出价八九万，低的，出价6万，因为价钱不合适，都没成。焉瓜知道他们不是真心要买，那个小院子怎么也值13万。

    “这些人，巴不得白送给他们。”翠玉说。

    焉瓜又接到一个男人的电话，出价11万，还提出明天去看看老房子，再最后定价钱。焉瓜感觉这个人好像是真心要买，约好时间，向工地请了假，第二天就早早回去等着了，3个人，一对中年夫妻，还有一个，竟然是桂苑小区那个房主李老太太。

    中年夫妻都喊李老太太“妈”。

    他们对小院子很满意，特别喜欢院门口那棵香椿树。一番讨价还价，他们出价13万。

    一个月后，焉瓜和翠玉就拿到了桂苑小区那套房子的产权证。他们离开那套狭小拥挤的出租房，带着老娘搬进了繁花似锦的桂苑小区。而乡下那个熟悉的小院子，也成了别人养老的地方。那天晚上焉瓜和翠玉都很高兴，他们心里都有一种新鲜的归属感。焉瓜抚摸着鲜红的产权证，说：“我们是城里人啦？”

    翠玉说：“当然是城里人啦！”老娘在厨房里做着好吃的。

    焉瓜和翠玉也打算要孩子了。

    偶尔，焉瓜会想起那个李老太太。他想，城里人咋会喜欢到乡下过日子呢？焉瓜喜欢城里的日子。

    只是，焉瓜常常想起老家院门口那棵香椿树。

（选自《小小说选刊》2017第16期）

爱犬之死

[英国]弗吉尼亚•伍尔夫

    那是个炎热的下午，坐在街角的那个上了年纪的女乞丐已经在她的西瓜上睡着了。阳光似乎在空气中嗡嗡作响，衰老的猎狗弗拉希靠街上阴凉的一边，顺着它所熟悉的道路，跨着碎步向市场的方向跑去。整个市场阳光耀眼，到处都是凉篷、小摊和色彩艳丽的遮阳伞。女贩们坐在水果筐旁，鸽子拍打着翅膀，钟声在响个不停，马鞭声辞啪作响。佛罗伦萨的各色杂种狗在市场里跑来跑去，这儿嗅嗅，那儿叽叽。整个市场就像蜂房一样热闹，又像火炉一样灼人。弗拉希到处寻找阴凉的地方。它跑到它的朋友卡特琳娜身边，躺卧在她那大筐子的阴影里。一个装着红黄两色鲜花的褐色水罐在边上投下了一道影子，它的头顶上是一座右手伸向前方的雕像，雕像的影子投下来，加深了这一片阴影，使它成了紫色D弗拉希躺在阴影里，观望着小狗们嬉戏玩耍。它们叫着、咬着，伸懒腰打滚，尽情地享受着青春的欢乐；它们互相追逐，跑来跑去，兜着圈子，就像它曾经追逐胡同里的那条西班尼尔狗一样。

    有那么一阵，弗拉希的思绪又回到了雷丁。它想起了帕先生的西班尼尔狗，想起了它的第一个恋人，想起了它青春的狂热和天真。是呵，它有过自己春风得意的日子，它并不妒嫉它们。它已经充分地享受了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快乐，现在已没有什么可抱怨的了。女贩伸手到它身背后搔了搔。弗拉希过去经常偷吃她的葡萄，或干些别的坏事，为此它没少挨她的巴掌。可现在弗拉希老了，她也已不年轻，弗拉希替她看西瓜，她就替它搔耳朵；现在她在织毛衣，弗拉希则在打瞌睡。剖开的大西瓜露出粉红色的瓜瓤，引得苍蝇嗡嗡地围着西瓜直打转儿。

    阳光透过百合花的叶缝，透过那些五颜六色的阳伞惬意地照射下来。大理石雕像减弱了阳光的热度，使它变得像香槟酒一样凉爽、清新。弗拉希躺在那儿，任凭阳光穿过它那稀疏的毛发，直晒在它裸露的皮肢上。市场里的人们一直在叽叽喳喳地讨价还价。买东西的女人不断地走过它的身边，又不时地停下来，用手指摸摸那些蔬菜和水果。集市上永远响着嘈杂的声音，弗拉希很喜欢听这种声音。过了一阵，它在百合花的阴影下面昏昏沉沉地睡着了，沉入了睡梦中。没多长时间，它的脚突然一阵痉挛——是否它梦到了自己正在西班牙追逐野兔：它正顺着被晒得灼热的山坡往上疾跑，身旁一群皮肤黝黑的人正叫着：“兔子！兔子！”同时，野兔则正从灌木丛中窜逃出来？可再过了一会儿，睡梦中的弗拉希又快又轻地吠叫起来，接连叫了许多声——或许是它听见了老主人正在雷丁催促着它这条灵犬前去追猎吧？又过了一阵，它的尾巴局促不安地摇晃起来——莫非是它梦见了老特福德小姐站在萝卜地中愤愤地挥动着雨伞，而自己则正溜回到她的身边，听着她呵斥：“坏狗！坏狗！”而后，它打起呼噜来，陷入了幸福的晚年才会有的那种深沉的酣睡之中。突然，它身上的每一块肌肉都抽搐起来，使得它猛然惊醒过来。它觉得自己似乎在什么险恶之境中——莫非又落入了怀特教堂的那群恶棍之手？莫非刀子又架到了它的喉咙上？

    不管它做了什么梦，总之它恐怖地从梦中惊醒了，撒腿便跑，仿佛它正从死里逃生，要去寻找一个藏身之所。女贩们见此状况，全都哈哈大笑，向它扔着烂葡萄，呼唤它回去。但它丝毫不理睬她们。它在大街上横冲直撞，大车的轮子几乎压着它，使得站着的赶车人连声咒骂，举起鞭子向它抽来。它飞跑过一群光着半截身子的孩子身边，那些孩子一边向它投掷鹤卵石，一边高叫：“它疯了！它疯了！”母亲们赶紧跑到门口，把他们拉了回去。弗拉希真的疯了吗？是太阳晒昏了它的头，抑或是它又听到了维纳斯的猎号，还是某个美国的促战精灵、某个隐匿在桌腿中的精灵终于又俘获了它？总之，不管是什么原因，它笔直地往前疾跑着，从一条街跑到另一条街，一直跑到自己家的大门。它径直跑上楼梯，又径直地冲进起居室。

    布朗宁夫人正躺在沙发上看书，它冲进去时，吓了她一跳。她抬头看了一眼。哦，原来并非什么精灵，只不过是弗拉希。她微笑起来，它跳上沙发，把自己的脸凑到她的脸旁，她已经开始衰老，弗拉希也一样。她俯身瞧瞧弗拉希，真怪，她那宽大的嘴，大大的眼睛，浓密的鬈发，使她的脸仍然与弗拉希古怪地相像。他们各不相同，却似乎又出自同一个模型。他们或许已互为补充，唤醒了对方身体里沉睡的东西。但她是一个人，而它却是一条狗。布朗宁夫人继续看她的书，过了一会，她又看看弗拉希，可是弗拉希却没有抬头看她，它身上发生了一种异乎寻常的变化。“弗拉希”，她叫道，但弗拉希一声不吭。它曾经是生命之物，可现在生机已离它而去了。

吉祥如意

郭文斌

    五月是被香醒来的。娘一把揭过捂在炕角瓦盆上的草锅盖，一股香气就向五月的鼻子里钻去。五月就醒了。五月一醒，六月也就醒了。五月和六月睁开眼睛，面前是一盆热气腾腾的甜醅子。娘说，看今年这甜醅发的，就像是好日子一样。五月把舌头伸给娘，说，让我尝一下。娘说，还没供呢，端午吃东西可是要供的。五月和六月就呼地一下子从被筒里翻出来。

    等他们洗完脸，爹和娘已经在院子里摆好了供桌，甜醅子和花馍馍已经端到桌子上了，在蒙蒙夜色里，有一种神秘的味道，仿佛真有神仙在等着享用这眼前的美味呢。

    爹向天点了一炷香，往地上奠了米酒，无比庄严地说：艾叶香／香满堂／桃枝插在大门上／出门一望麦儿黄／这儿吉祥／那儿吉祥／处处都吉祥……

    爹念叨完，带领他们磕头。六月不知道这头是磕给谁的。但他觉得跪在地上磕头的这种感觉特别地美好。

    供完，娘说先垫点底，赶快上山采艾。说着给他们每人取了一碗底儿。娘说上山采艾时必须吃一点供品，能抵挡邪门歪道呢。甜醅子是莜麦酵的，光闻着就能让人醉。花馍馍也让人不忍心一下子咽到肚里去。接着，娘给他们绑花绳，说这样蛇就绕着他们走了。又给他们的口袋里插了一根柳枝。有点全面武装的味道，让六月心里生出一种使命感。

    五月和六月在端午的雾里走着。六月看着姐姐五月手里的香包，眼里直放光。六月的手就出去了，他把香包举在鼻子上，狠命地闻。五月看见，香气成群结队地往六月的鼻孔里钻，心疼得要死，伸手要去夺，六月忙把香包送到她手上。五月盯着六月的鼻孔，看见香气像蜜蜂一样在六月的鼻孔里嗡嗡嗡地飞。五月把香包举在鼻子前面闻，果然不像刚才那么香。再看六月，六月的鼻孔一张一张，蜂阵只剩下一个尾巴在外面了。嗨嗨，五月被六月惹笑了。

    六月知道，五月今年已经试手做了两个香包了。娘说，早学早惹媒，不学没人来。五月就红着脸打娘。娘说，女靠一个巧，巧是练出来的。五月就练。一些小花布就在五月的手里东拼拼西凑凑。

    但很快六月就忘了这个问题。因为他看见了蛇。五月既迅速又从容地移到六月身边，把六月抱在怀里。六月说，我们不是绑了花绳儿了吗，不是吃过供过的花馍馍了吗？五月说，娘不是说只要你不伤蛇蛇就不会伤你吗？六月说，娘不是说真正的蛇只在人的心里吗？

    这样说着时，那圆开始转了，很慢，又很快。当他们终于断定，它是越转越远时，五月和六月从对方身上，闻到了一种香味，一种要比香包上的那种香味还要香一百倍的香味。

    娘教五月如何用针，如何戴顶针。五月第一次体会到了往布里顶针的快乐，把两片布连成一片的快乐。五月缝时，六月趴在炕上看。五月的针不防就滑脱，顶到肉里去，血就流出来。五月疼得龇牙咧嘴。再看娘手中的针，怎么就那么服帖呢？

    山顶就要到了，五月和六月从未有过地感觉到“大家”的美好。即使那些平时憎恶的人看上去都是那么可爱。

    五月和六月到了山顶。太阳从东山顶探出头来，就像一个香包儿。上山采艾的人们就像听到太阳的号令似的一齐伏在地上割艾了。五月说，这艾就要趁太阳刚出来的一会儿采，这样采到的艾既有太阳蛋蛋，又有露水蛋蛋。这太阳蛋蛋是天的儿子，露水蛋蛋是地的女儿，他们两人全时，才叫吉祥如意。六月奇怪姐姐怎么把太阳和露水说成蛋蛋。蛋蛋是娘平时用来叫他们的。六月蹲下来，拿出篮子里的刃子准备采艾。但是六月却下不了手。一颗颗玛瑙一样的露珠蛋儿被阳光一照，像是一个个太阳崽子。六月一下子明白了姐姐为什么要用蛋蛋来称呼太阳和露珠。一刃子下去，就会有好几个太阳蛋蛋死掉。

    六月还是下不了手。姐姐又笑了，说，你觉得他们可怜，可以先把它们摇掉啊，让它躺到地里慢慢睡去。这一摇，又把六月的心摇凉了，让六月看见了一个个美的死去原来是这样简单的一件事。他第一次感到了这美的不牢靠。而让这些美死去的，却是他的一只手。六月第一次对自己开始怀疑起来。六月开始采艾。采着采着，就把露珠儿和手的问题都忘了。他很快沉浸到另外一种美好中去。那就是采。刃子贴地割过去，艾乖爽地扑倒在他的手里，像是早就等着他似的。六月想起爹说，采艾就是采吉祥如意，就觉得有无数的吉祥如意扑到他怀里，潮水一样。

    一山的人都在采吉祥如意。

    多美啊。

    现在，六月和五月的怀里每人抱着一抱艾，抱着整整一年的吉祥，走在回家的路上，走在端午里。他们的脚步把我的怀念踩疼，也把我心中的吉祥如意踩疼。

（有删节）

心底最挂念的人

吴念真

    直到我十六岁离家之前，我们一家七口全睡在同一张床上，睡在那种用木板架高、铺着草席，冬天加上一层垫被的通铺。

    这样的一家人应该很亲近吧？没错，不过，不包括父亲在内。

    父亲可能一直在摸索、尝试与孩子们亲近的方式，但老是不得其门而入。

    同样地，孩子们也是。

    小时候特别喜欢父亲上小夜班的那几天，因为下课回来时他不在家。因为他不在，所以整个家就少了莫名的肃杀和压力，妈妈准确的形容是“猫不在，老鼠呛须”。

    午夜父亲回来，他必须把睡得横七竖八的孩子一个一个搬动、摆正之后，才有自己可以躺下来的空间。

    那时候我通常是醒着的。早就被他开门闩门的声音吵醒的我继续装睡，等着洗完澡的父亲上床。

    他会稍微站定观察一阵，有时候甚至会喃喃自语地说：“实在啊？睡成这样！”然后床板轻轻抖动，接着闻到他身上柠檬香皂的气味慢慢靠近，感觉他的大手穿过我的肩胛和大腿，最后整个人被他抱了起来放到应有的位子上，然后拉过被子帮我盖好。

    喜欢父亲上小夜班，其实喜欢的仿佛是这个特别的时刻──短短半分钟不到的来自父亲的拥抱。长大后的某一天，我跟弟弟妹妹们坦承这种装睡的经验，没想到他们都说：“我也是！我也是！”或许亲近的机会不多，所以某些记忆特别深刻。

    有一年父亲的腿被矿坑的落盘压伤，伤势严重到必须从矿工医院转到台北一家私人的外科医院治疗。

    由于住院的时间很长，妈妈得打工养家，所以他在医院的情形几乎没人知道。某个星期六中午放学之后，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冲动，我竟然跳上开往台北的火车，下车后从火车站不断地问路走到那家外科医院，然后在挤满六张病床和陪伴家属的病房里，看到一个毫无威严、落魄不堪的父亲。

    他是睡着的。四点多的阳光斜斜地落在他消瘦不少的脸上。

    他的头发没有梳理，既长且乱，胡子也好像几天没刮的样子；打着石膏的右腿露在棉被外，脚趾甲又长又脏。不知道为什么，我想到的第一件事，竟然就是帮他剪趾甲。护士说没有指甲剪，不过，可以借我一把小剪刀，然后我就在众人的注视下，低着头忍住一直冒出来的眼泪，小心翼翼地帮父亲剪趾甲。当我剪完所有的趾甲，抬起头才发现父亲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睁着眼睛看着我。妈妈叫你来的？不是。你自己跑来？没跟妈妈说？没有。笨蛋！

    直到天慢慢转暗，外头霓虹灯逐渐亮起来之后，父亲才再开口说：“暗了，我带你去看电影，晚上就睡这边吧！”

    那天夜晚，父亲一手撑着我的肩膀，一手拄着拐杖，小心地穿越周末熙攘的人群，走过长长的街道，去看了一场电影。

    一路上，当我不禁想起小时候和父亲以及一群叔叔伯伯，踏着月色去九份看电影的情形的同时，父亲正好问我说：“记不记得小时候我带你去九份看电影？”

    那是我人生第一次一个人到台北、第一次单独和父亲睡在一起、第一次帮父亲剪趾甲，却也是最后一次和父亲一起看电影。

    那是一家比九份升平戏院大很多的电影院，叫远东戏院。那天上演的是一部日本纪录片，导演是市川昆，片名叫《东京世运会》。

    片子很长，长到父亲过世二十年后的现在，还不时在我脑袋里播放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