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

                                                                            【智利】奥莱加里奥•拉索•巴埃萨

    一个小老头下巴蓄着又白又长的胡须，上唇的小胡子被尼古丁熏成了红色。他披着一件大红斗篷，脚登高跟皮鞋，头戴一顶龙舌兰编的草帽，胳膊上挎着一个小篮子，来到兵营的门口，走过去，倒回来，走过去，倒回来，反反复复，显得十分胆怯。他想向哨兵打听什么，但哨兵没等他开口就高声喊道：“警卫班长！”

    一个班长从门后跳了出来，仿佛是埋伏在那儿的。他仰起头用询问的目光打量着他，老头儿说：“我儿子在吗？”班长笑了起来。

    “他叫曼努埃尔……叫曼努埃尔•萨巴塔，先生。”

    “我不知道哪个士兵叫这个名字。”

    乡下人骄傲地直起身子讥讽地笑了：“可是，我儿子不是士兵，他是军官，是正儿八经的军官……”

    警卫团的号手听到了他们的谈话，凑过来低声告诉班长：“是新来的，刚从学校来的……”

    班长看他是个穷人，没敢请他去军官俱乐部，而是叫他去了警卫团。

    老头儿坐在一条木凳上，把篮子放在伸手可及的身边。士兵们一下子围拢来，他们以好奇的目光看着那个农民，对那个篮子很感兴趣。篮子不大，用一片口袋布盖着。那帆布下面先是听到啄食声，接着便有一只红冠老母鸡露出头来，由于闷热，它的嘴张开着，不停地喘着气。

    看到那老母鸡，士兵们一边鼓掌一边像孩子似的高声叫道：“炖鸡吃！炖鸡吃！”

    农夫急切地想见到自己的儿子，面对那么多持枪的士兵又十分紧张，不禁傻乎乎地笑起来，思想也乱了：“哈，哈，哈……对，炖鸡吃，炖了给我儿子吃。”

   说罢，老人却是一阵心酸，脸上立刻蒙上了一层阴影，接着又说道：“我都五年没见他了！他不愿意回村里去……”

    一个卫兵去叫中尉。中尉正在驯马场上跟一伙军官在一起。他个子矮小，长得黑不溜秋，躯干粗得像个木桶，面容俗气。卫兵打了个立正，两脚并拢时靴子底掀起一股尘土，报告道：“有人找您……我的中尉。”

    不知怎么回事，中尉的脑海里一下就闪现出了他老父亲那干瘪矮小的身影。他仰起头，为了让他的同事们听到，以鄙夷不屑的语调大声说道：“在这个镇子上，我谁都不认识……”

    卫兵又主动解释说：“是个满脸皱纹的小老头，披着斗篷……他从很远的地方来，提着一个篮子……”

    虚荣心顿时把中尉闹了个大红脸，他把手举到帽檐上说：“行啦……您走吧！”军官们的脸上露出诡异的神色，他们不约而同地朝萨巴塔扫了一眼。那么多道询问的目光令中尉实在难以承受，他垂下头，咳嗽了一声，点上一支香烟，开始用刀鞘包头在地上胡乱划起来。

    过了五分钟，又来了一个卫兵：“有人找您，我的中尉！是一个乡下老头子……他说他是您父亲……”

    中尉没有纠正卫兵的话，他把香烟扔到地上，怒冲冲地一脚踩灭，喊道：“滚吧！我就来。”

    为了不做任何解释，中尉一头钻进了马厩。老人坚持要见儿子，卫兵班长每五分钟向上司报告一次，上司军官被弄得烦了，就去找萨巴塔。

    与此同时，那个变得像孩童似的可怜的老父亲越来越心神不宁。他竖起耳朵听动静，只要听到一点儿声响他就伸长脖子往外看。那脖子又红又皱巴，跟火鸡脖子一样。听到脚步声，他就激动得浑身发抖，以为是自己的儿子来拥抱他，来给他讲述他的新生活，让他看他的武器、马具和马匹来了。

    警卫团军官佯装检查马厩找到了萨巴塔。他开门见山、干巴巴地对他说：“有人找您……说是您的父亲。”

    萨巴塔移开目光，没有回答。

    “他在警卫团……一定要见到您才走。”萨巴塔狠狠地往地上跺了一脚，恼怒地咬了咬嘴唇去了那儿。

    他一进警卫团，有个士兵就喊道：“立﹣﹣正！”听到喊声，士兵们立刻如弹簧一般霍地站了起来，团部里响起一阵大刀声、脚步移动声和鞋跟撞击声。

    士兵们对儿子的尊敬弄得老头儿晕头转向，他忘掉了篮子，也忘掉了老母鸡，张开胳膊向儿子迎过去。他那像老树皮一般的面庞上绽出了欢欣的笑容，兴奋得浑身颤抖着高音叫道：“我亲爱的曼努埃尔！我的小曼努埃尔……”

    尉官只冷冷地向他打了招呼。

    农夫的双臂落了下来，脸上的肌肉抖动不止。

    中尉偷偷地把他拉出军营，到了街上，悄悄地对他说：“你都干了些什么呀……干嘛到这来看我……我有军务在身……不能出去。”说罢，转身走进了军营。

    乡下老汉又回到警卫团，浑身哆哆嗦嗦，茫然不知所措。他狠狠心把鸡从篮子里掏出来给了警卫班长。

    “给你们吧，就你们吃。”

    他向士兵们告了别，失望之下，拖着沉重的步子慢慢离开了。走到门口时，他又转过身来两眼含泪地补充了一句：“我儿子特别喜欢吃鸡脯，你们给他一块……”

（选编自2005年《外国文艺》）

    这几天，霍夫曼的心情就如同街道上空随风飘飞、不知方向的落叶一样纷乱复杂。

    霍夫曼名义上是驻某国大使馆的武官，实际上是一名双重间谍，不仅为自己国家工作，也给敌国提供情报。当然，他也获得了他人无法想象的利益。为了方便自己的“工作”，他娶了一个驻在国的姑娘，这样才有借口每天回家。

    这天早上，霍夫曼刚进使馆，大使就要他去办公室。

    霍夫曼下意识地摸了摸腰边的手枪。他看到二秘伯朗正用一种异样的眼光盯着他，顿时意识到失态了，连忙笑笑，问：“有什么事吗？”伯朗耸耸肩，说：“我怎么知道。”

    大使眯着眼睛吸烟斗，慢悠悠地问霍夫曼：“我亲爱的上校武官，你知道吗，在我们中间出现了一个可恶的家伙，他享受着我国纳税人为他提供的金钱，却在为我们的敌人效劳！”说完，他用一双深邃的眼睛定定地看着霍夫曼。

    霍夫曼站得笔直，一副洗耳恭听的样子，心里却在紧张地琢磨：看来我已经暴露了，怎么办？是鱼死网破，还是……

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霍夫曼听到一声“坐”。他一个激灵。大使离开座位，朝霍夫曼走来。霍夫曼暗暗捏紧了拳头……

    大使绕过霍夫曼，走到门边，将门轻轻关好，然后回过身，说：“有个重要的任务要你去执行，秘密押解这只狼回祖国，而且不能让他有所察觉，就像平常回国述职一样。当然，一回到祖国，我们就会对他进行正义的审判，让这个该死的家伙受到应有的惩罚！”

    霍夫曼这才轻轻地舒了一口气。他挺了挺腰，问：“大使先生，能告诉我这个家伙是谁吗？”大使说：“我们的二等秘书伯朗。”

    “他？”霍夫曼做梦也没想到伯朗竟然也是双重间谍。他看到大使正用一种说不出的目光看着自己，突然浑身一颤，心中恨恨地骂道：“你这只老狐狸，我差点上了你的当。你这是用特殊的方法考验我呢。混蛋！”

    大使拉开抽屉，从里面拿出两张机票，扬了扬，说：“喏，今天下午的。要记住，千万不能让伯朗有所发现，更不能让他溜掉。”

    大使拍拍霍夫曼的肩头。

    下午，霍夫曼和伯朗按时登上了飞机。今天的任务到底是什么他还是摸不清。不过，看来自己暴露的可能性不大。退一步说，就算这伯朗是自己的战友，既然已经暴露，为了长远的利益，也只能让他做出牺牲来保全自己了。

    霍夫曼看看伯朗，伯朗一路上嘴巴闭得紧紧的，什么也不说。

    在法兰克福转机要等待三个小时。两人无所事事，就在候机大厅里到处转。突然，伯朗对霍夫曼说：“上校，你替我看会儿包，我去趟卫生问。”说罢，也不等霍夫曼答应，就匆匆向卫生间走去。

    事情发生得太突然，霍夫曼的大脑竟一片空白，好一会儿没有反应过来。难道他发觉了，准备脱身？想到这儿，霍夫曼不由冒出冷汗。霍夫曼一个箭步冲到卫生间里，没人。他喊道：“伯朗先生！伯朗先生！”没人应声。霍夫曼真的慌了，他抬头看看天花板，有一块似乎有点松动，于是他一个打挺蹿上竖着的隔板，准备钻进天棚里。就这时，下面传来一个低沉的声音：“霍夫曼上校，您在干什么呢？”

    伯朗像变魔术般地又出现在霍夫曼的面前，以至于霍夫曼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他问：“你刚才……”“噢，一个女士摔倒了，我帮了她一下。”伯朗若无其事地说，“你进来干什么，也解手？”

    “噢，是的。”霍夫曼忙跳了下来。

    霍夫曼再不敢有一丝的大意了，19个小时的旅程他强打精神，不敢合眼。那伯朗好像也正在等机会，所以整个旅程中虽是哈欠连天，却一刻也不睡。

    终于到了，两辆高级轿车将他们分别接到了外交部和国防部。

    霍夫曼对国防部长一个敬礼，然后报告：“上校霍夫曼执行完毕祖国交给我的任务。”

    部长点点头，然后冲门外一挥手，立时进来两个全副武装的军人，一下子将霍夫曼按倒在地上，给他戴上了手铐。

    霍夫曼高声抗议：“部长先生，您误会了。我是奉命将伯朗押解回国的功臣！”

    部长微笑着说：“不错，伯朗是你押回来的。但你不知道，伯朗的任务就是秘密押解你回国。我们早已调查清了，你一直在为德意轴心国效劳，将我们的大量情报出卖给敌国！为了避免引起你的疑心，我们才给了你一项假任务。谢谢你的全力配合。”

    霍夫曼听罢，目瞪口呆。

    虽然霍夫曼没有供出什么，但军事法庭还是判处了他死刑。当行刑车停下来后，霍夫曼看到刑场上还停有一辆行刑车，一个人被推下车来。霍夫曼看到他，顿时惊讶得张大嘴巴，因为那人不是别人，正是伯朗。伯朗看到了霍夫曼，同样也露出惊讶的神情。

    行刑官将二人推到一起，冷笑了一声，说：“互相认识一下吧，这位是012号霍夫曼，这位是009号伯朗。你们这对人民的败类。”

    霍夫曼不由仰头长叹。蔚蓝的天空没有一丝云彩。

一支倾听黑暗的蜡烛

朱成玉

    临终时，祖母颤巍巍地示意我们点上一根儿蜡烛，说要和它一起熄灭。我不知道祖母此举有何深意，只知道那个时候经常停电，而一根蜡烛的价钱是5分钱。

    祖母望着蜡烛，眉头舒展，窃贼瞄见金子一般，灵光乍现，随即又仿佛一个跋涉了许久的旅人到达了目的地，长舒一口气，卸下所有。

    祖母没有活过那根蜡烛，先它一步，咽了气。祖母的脸上露出久违的微笑，酒窝像一朵莲花。她奋力伸出手去，骨瘦如柴的手，指着我们，像菩萨的手，伸到我们中间。

    祖母去了，电却来了，电灯照亮所有人的忧伤，却再也照不亮祖母的前额。

    父亲吹灭了蜡烛，说：“留着这根蜡烛，等出灵的时候，点着它，给你奶奶在那边照个亮儿。那边太黑了。”

    那边是哪边？父亲又没去过，怎么就知道那边是黑的？年少的我满是疑惑，可是看着一张张因为悲伤而严肃异常的脸，我又不敢问太多。

    父亲似乎看出我的疑惑，接着说：“你奶奶这一辈子苦啊，在晦暗的地方呆得时间太长了。”

    祖父和祖母结婚后几年后便当了兵，然后杳无音信，祖母一生没有再嫁，独自一人养大父亲和叔叔。因为祖父当的是国民党兵，所以，“文革”的时候，祖母免不了受了很多红卫兵的“声讨”。祖母忍受着尘世带给她的一切苦楚，正如她那苦命的村庄，终日沉默，一言不发。

    她在村庄里扎下根去，哪都不去。她说就算临死前最后一刻，也要等着祖父，她就那么执拗地信着，祖父还活着。

    那段日子，祖母常常去当铺。从最开始的手镯，到后来的银饰，甚至她最割舍不下的香炉、银制的烟袋锅，都一一典当出去，只为了让她的孩子们不挨饿。为了孩子，她把自己典当得干干净净，空剩一副嶙峋的瘦骨。

    老了，本想着该享享清福，却不想又得了重病。

    祖母卧床不起，躺在床上，谁都可以推开她的门进去，看她躺在床上的狼狈的样子。

     “离远点，我身上臭！”她老人家总是这样对我们说。

    祖母是个极其干净的人，大家闺秀，年轻时候有洁癖，她的床，别人坐过之后，她都要重新洗一遍。每天会洗好几遍手和脸，爱用香皂。可是她老了，病了，臭气在体内生发。她的所有器官都坏了，功能丧失，大便经常要由父亲和叔叔轮流用手指头抠出来。每当这时候，祖母只能无可奈何地拉被子遮脸。有时候她会像疯子一样发火，有时候会像小孩一样哭。一生的尊严，劈里啪啦全毁了。

    最难熬的是夜。一切都停了下来，唯独疼痛，还在漫无边际地爬。

    祖母在黑暗中，忍着疼痛，她的手紧紧攥着，她的嘴紧紧咬着被子，她不喊叫，她心疼她的儿孙，不想让自己的喊叫惊醒了我们。

    祖母在黑暗中，被疼痛戳醒，就那么睁着眼睛，我想，她的脑海中定是一遍又一遍地播放着往日时光，这岁月的皮影戏，终于要演到最后一幕。

    令我们意想不到的是，祖母在黑暗里对抗疼痛的方式，竟然是给我们一粒粒地嗑瓜子，早上醒来，她的枕头边儿上堆满了很大的一堆瓜子仁儿。只有早晨，她才能睡一会儿，我们轻手轻脚，从她的枕头边搬走一座山，尽量不弄出一点儿声响来。

    想起父亲说的话，祖母更多的时光都是在黑暗里，而她并没有因此消沉，照样带领我们把日子过得柳暗花明，风生水起。说白了，祖母是一个可以驾驭苦难的人，这苦难的烈马，一旦驯服，可以驮一个人奔往幸福。

    在黑暗里又怎样？那就去做一支倾听黑暗的蜡烛。

    这是祖母的哲学。

    祖母大限将至，在那幽深的黑夜里，尚且咬牙活着，我们还有什么理由挥霍生命？

    终于知道祖母为何在临终前执意要点上一根蜡烛，她是需要这根蜡烛为她送行。她不想，临死前的最后一刻，都是黑暗的啊！

    现在想想，祖母临终的眼里，一定是看到了祖父，嘴边才绽开了一朵莲花。

    想起祖母的这个夜里，我把灯关上，点燃一支蜡烛。倾听黑暗的蜡烛，时而被风吹熄，时而被风吹亮。

    夜里的云朵在窗玻璃上颤抖着，想借点光亮取暖，捎带着擦亮了属于思念的天空。

    忽明忽暗的蜡烛，是奄奄一息的祖母，为了祖父和她的孩子们，咯尽了最后一滴血。

（摘编自2015年11月《思维与智慧》）

远  山

张世勤

    莽莽苍苍，四面青山。孤独的牛车，远远望去像一个小黑点，在大山深处移动。

    父亲刚逝，他的心情低沉而忧郁。今天天气放晴，他该出山，但他只能一个人驾着牛车出山了。

    他和父亲在这深山里已经二十多年，习惯了每天植树、护林、砍柴、卖柴这一套步调，从未感觉到日子有丝毫的单调，现在，父亲不在了，从今天开始他得习惯一个人出山。

    山路崎岖，又是一个转弯，转过弯去就是一个长长的缓坡，然后再转弯。这条山路他早巳烂熟于心，每到一处转弯，他都要提醒父亲：爹，转弯了，可他再也听不见父亲的回答，父亲的确是不在了！

    不知什幺时候，车竟然停下了，停在了一个转弯处。这种情况从前还未有过，他说，咱们赶路吧，牛却仍然来动，他抚着牛，竟看到牛眼里闪着迷惘。这头牛，当年是父亲接生的，难道它还记着父亲对它的好？他也再次想起父亲，叹口气，自言自语地说，唉，爹，转弯了。

    没想到，这一说，牛迈开步子，熟练地转过弯去。他终于明白，牛跟他一样，都习惯了父亲坐在车上，习惯了每到转弯处的提醒，现在到了转弯处，他不说话，牛就有些慌，不知该怎么办。也许，他和牛都需要一个转弯的过程。明白过来之后，接下来的路就顺畅得多了。到转弯处，他还是像往常一样，给父亲说一声：爹，转弯了。这幺喊，又像是喊牛。望着老成持重的牛，他突然觉得把它看作父辈，似乎也没什幺错。父亲和牛的秉性是一样的。

    过了些日子，他再次从山外回来的时候，牛车上不再那么空荡荡的了，而是坐着一个年轻的女人．年轻的女人穿着红红的上衣，充满着对大山的新奇一过去，出山进山，远远看去都是一个小黑点，而现在却是一抹鲜红。这抹红，在青山绿水之间，想掩映都掩映不住。

    年轻的女人是他在山外认识的，每次木柴装车后，他都要带上一种小山果，红红的，是他打柴时顺手摘下的，不为卖钱，只供人品尝一半品半尝之间，木柴也就卖出去了。后来年轻的女人就来了，问他，卖的？他说，不是，随便让人吃的。真的？真的。第二天，他刚摆下摊，一小堆红山果红红地映着。年轻女人又来了，她说，你怎么不卖呢？他说，山里有的是，不值钱。

    第三次来的时候，年轻的女人问，你叫什幺？他说，叫青树。住在山里？是的。你不觉得枯燥吗？不枯燥，山里有山鸡、野兔，山树上有樱桃、山楂……什么都有。年轻的女人说，你怎幺不问我叫什幺？他便问，你叫什么？年轻的女人说，我叫红苗。

    此后，每次红苗都很准时地来到青树的摊前，一边与青树拉呱，一边吃着红山果。青树觉得卖柴原来挺有意思，怎么过去就没觉得呢！

    红苗决计要跟着青树进山了。红苗坐在牛车上向大山深处走去。新鲜的空气襄挟着她，蓝天白云笼罩着她，她觉得天地一下子宽广了。她对青树说，我想告诉我爹。青树说，怎幺告诉，他听不见。红苗说，我喊。绵延的群山让红苗柔软的心情无限地舒展。她两手打个弧放在嘴边：爹，我转弯了。

    牛听了红苗的话，先是一愣，然后就要转弯，青树忙抚着牛头，轻声说：不是喊你，是喊她爹的。牛似乎明白了青树的意思，不好意思地吧嗒了几下眼皮。

    第二天，青树要去打柴，红苗说今天不打柴了。今后也不打柴了。青树不解，红苗说我们可以种茱、卖山果，山果是山树自己结的，摘下来，是顺手的事，怎么可以拿去卖呢？红苗说树不也是自己长的吗？山果咱们也可以自己种啊。

    青树第一次驾着空空的牛车出山了，一路上，他不断地跟牛说转弯了，也像是跟自己说。

    在这大山深处，青树知道，转一个弯，就能看到一片不一样的树，开一壁不一样的花。是不是过日子的路也要这样走，要不断地转个弯才好呢？

    一年后，青树栽培种植的各色山果和蔬菜都成了小镇上的抢手货。红苗像做窝的小鸟一样勤快，开发出的品种有二三十个之多。青树出山的牛车上，不再只是一些硬邦邦的木柴，而是瓜果梨枣，色彩缤纷。．打这，去一趟山外，青树就会装回一袋子钱，这天青树从山外回来，丰盛的菜肴让他想到了爹留下来的酒葫芦。喝了酒的青树抓着红苗的手，对着群山，高声大喊：爹。房前的老牛便“哞”一声。青树喊：爹，我转弯了。房前的老牛便“哞”一声。

母亲的手

庄因

    那夜，我梦见母亲。母亲立于原野。碧海青空中，有一只风筝如鲸，载浮载沉。母亲手中紧握住那线绕子，线绕子缠绕的是她白发丝丝啊。顷刻，大风起兮，炊烟散逝，落日没地，古道隐迹，远山坠入苍茫，而江声也淹过了母亲的话语，母亲的形象渐退了，我的视线定焦在她那一双手，那一双巨手，竟盖住了我泪眼所能见的一切。那手，是我走入这世界之门；那十指，是不周之山顶处的烛火，使我的世界无需太阳的光与热。

    母亲的手，在我有生第一次的强烈印象中，是对我施以惩罚的手。揪或拧，许是中国母亲对男孩子们惯用的戒法，大概一般慈母在望子成龙的心理压力驱使下，总会情急而出此的。我的母亲也正如天底下数亿个母亲一样，对我是爱之深，责之切的。特别是小时候，国有难，民遭劫，背井离乡，使得母亲对她孩子们律之更严，爱之益切，责之越苛。母亲之对我，虽未若岳母之对武穆，但是，在大敌当前的大动乱时代，大勇大义之训，使母亲与任何一位大后方逃难的母亲一样，对子女们的情与爱，可向上彰鉴千秋日月。在贵州安顺，有一年，家中来了远客，母亲多备了数样菜，这对孩子们来说，可是千载难逢的大好机会了。我因贪嘴，较往常多盛了半碗饭，可是，扒了两口，却说什么也吃不下了。隔了桌子，我瑟缩地睇着母亲。她的脸色平静而肃然，朝我说：吃完，不许剩下。我摇头示意，母亲的脸色转成失望懊忿，但仍只淡淡地说：那么就下去吧，把筷子和碗摆好。在大人终席前，我不时偷望着母亲，她的脸色一直不展，也不言笑。到了夜里，客人辞去，母亲控制不了久压的情绪，一把拽我过去，没头脸地按我在床上，反了两臂，上下全身揪拧，而且不住说：为什么明明吃不下了还盛?你知道街上还有要饭的孩子吗?揪拧止后，我看见母亲别过头去，坐在床沿气结饮泣。从此以后，我的饭碗内没有再剩过饭。

    当然，母亲的手，在我的感情上自也有其熨贴细腻的一面。那时，一家大小六口的衣衫裤袜都由母亲来洗。一个大木盆，倒进一壶热水后，再放人大约三洗脸盆的冷水，一块洗衣板，一把皂角或一块重碱黄皂，衣衫便在她熟巧之十指下翻搓起来了。安顺当时尚无自来水，住家在院中有井的自可汲取来用，无井的便需买水。终日市上沿街都有担了两木桶水的卖水人。我们就属于要买水的异乡客。寒冻日子，母亲在檐下廊前洗衣，她总是涨红了脸，吃力而默默地一件件的洗。我常在有破洞的纸窗内窥望，每洗之前，母亲总将无名指上那枚结婚戒指小心取下。待把洗好的衣衫等穿上竹竿挂妥在廊下时，她的手指已泡冻得红肿了。

    待我们长大后，才知道母亲在婚后数年里，曾过着颇富裕的少奶奶生活，可是，母亲那双纤纤玉手，在“七七”炮火下接受了洗礼，历经风霜，竟脱胎换骨，变得厚实而刚强，足以应付任何苦难了。也同样是那双结满厚硬的茧手，在微弱昏黄的油盏灯下，毫不放松地，督导着我们兄弟的课业。粗糙易破的草纸书，一本本，一页页，在她指间如日历般翻过去。我在小学三年级那年，终因功课太差而留级了。我记得把成绩单交给母亲时，没有勇气看她的脸，低下头看见母亲拿着那张“历史实录”的手，颤抖得比我自己的更其厉害。可是，出乎意料地，那双手，却轻轻覆压在我头上，我听见母亲平和地说：没关系，明年多用点功就好了。我记不得究竟站着多久，但我永远记得那双手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

    然则，就在那样的岁月中，母亲仍不乏经常兴致高涨的时候。每到此际，她会主动地取出自北平带出来的那管玉屏萧和一枝笛子，吹奏一曲，母亲常吹的曲子有《刺虎》《林冲夜奔》《游园惊梦》和《春江花月夜》。那双手，如此轻盈跳跃在每个音阶上，却又是那般秀美。

    去夏返台时，注意到母亲的手上添了更多斑纹，也微有颤抖，那枚结婚戒指竟显得稍许松大了。有一天上午，家中只留下母亲和我，我去厨房沏了茶，倒一杯奉给她。当我把杯子放在她手中时，第一次那样贴近看清了那双手，我却不敢轻易去触抚。霎时间那双手变得硕大无比，大得使我为将于三日后离台远航找到了恒定的力量。

    母亲的手，从未涂过蔻丹，也未加过任何化妆晶的润饰。唯其如此，那是一双至大完美的手。

（选自《八千里路云和月》）

帮哭

曹文轩

    这地方的帮哭风曾一度衰竭，这几年，又慢慢兴盛起来。

    办丧事的人家，总想把丧事办好。这丧事要办得让前村后舍的人都说体面，一是要有排场，二是要让人觉得苦、伤心。因此，谁家办丧事，总要请人帮哭。

    这年春上，邹庄一位活了八十岁的老太太归天了，儿孙决心好好办丧事。年纪大的说：“南边银娇回来了，请她来帮哭吧。”

村里人知道银娇奶奶会哭，是在她十六岁的时候。她十三岁那年秋天，到处是瘟疫。那天，早上刚抬走她老子，晚上她妈就去了。苦兮兮地长到十六岁。这年春末，村西头五奶奶死了。下葬这一天，儿女都跪在地上哭，银娇奶奶就打老远处站着。这五奶奶心慈，把没依靠的银娇奶奶当自己的孙女待。五奶奶家的人哭得没力气了，银娇奶奶过来了她“扑通”一声在五奶奶棺材前跪下，先是不出声地流泪，接着就是小声哭，到了后来，声越哭越大。她一件一件地数落着五奶奶的善行，哭得比五奶奶的儿子、儿媳妇、孙子、孙媳妇都伤心。她趴在五奶奶的棺材上哭成个泪人儿，谁都劝不起来哭到后来，她哭不出声来了，可还是哭。在场的人也都跟着她哭起来。

    打那以后，谁都知道银娇奶奶哭得好。谁家再有丧事，必请银娇奶奶帮哭……

    银娇奶奶听来人说是请她去帮哭，一双黑褐色的手颤动不已。“我去，我去。”她说。

    那天，她让秋秋搀着，到小河边去，用清冽的河水，好好地洗了脸，洗了脖子，洗了胳膊，换了新衣裳，又让秋秋用梳子蘸着清水，把头发梳得顺顺溜溜的。

    数以百计的人从四面八方赶来：他们想看看老人们常提到的银娇奶奶，要领略领略她那闻名于方圆几十里的哭。

    大多数人不认识银娇，就互相问：“在哪儿？在哪儿？”

    有人用手指道：“那就是。”

    银娇奶奶被人搀扶着，走向跪哭的人群前面。这时，围观的人从骚动中一下安静下来，所有的目光皆跟随着银娇奶奶移动着。银娇奶奶不太利落地跪了下来，不是一旁有人扶了一下，她几乎要歪倒在地上。她从领口取白手帕时，也显得有点儿拖泥带水，这使从前曾目睹过她帮哭的人，觉得有点儿不得劲她照例仰起脸来，举起抓手帕的手，然后朝地上拍下，但拍得缺了点儿分量。她开哭了。她本想把声音一下子扯得很高的，但全不由她自己了，那声音又苍老，又平常，完全没有从前那种一下子抓住人并撕人心肺的力量了。

    围观的人群失去了平静，开始乱动起来。

    钻在最里边的秋秋仰起脸，瞧见了人们眼中的失望，心里不禁为银娇奶奶难过起来。她多么希望银娇奶奶把声音哭响、哭大，哭得人寸肠欲断啊！

    然而，银娇奶奶的声音竟是那样的衰弱，那样的没有光彩！

    跟大人来看热闹的九宽和虾子爬在敞棚顶上，此刻已失去了耐心，用青楝树果子互相对砸着玩。

    秋秋朝他们狠狠瞪了一眼。

    这时死者的家人，倒哭得有声有色了。几个孙媳妇，又年轻，又有力气，嗓子也好，互相比着孝心和沉痛，哭出了气势，把银娇奶奶的哭声竟然淹没了。

    人们又勉强坚持了一会儿，便散去了。

    哭丧结束了，银娇奶奶被人扶起后，有点儿站不稳，亏得有秋秋作她的拐棍。

    秋秋觉得银娇奶奶的手很凉很凉……

    银娇奶奶死了。棺后跟了一条很长的队伍，但几乎没有人哭。

    秋秋紧紧地跟在银娇奶奶的棺后。她也没哭，只是目光呆呆的。

    田埂上走过九宽和虾子。

    秋秋突然打斜里拦截过去，一下插到他俩中间，用两只手分别揪住了他俩的耳朵，把他俩一直揪到银娇奶奶的墓前，然后把他俩按跪在地上：“哭！哭！”

    九宽和虾子用手揉着耳朵说：“我们……我们不会哭。”

    “哭！”秋秋分别踢了他们一脚。

    他们就哭起来。哭得很难听。一边哭，一边互相偷偷地一笑，又偷偷地瞟一眼秋秋。

    秋秋忽然鼻子一酸，说：“滚！”

    田野很静。静静的田野上，轻轻地回响起一个小女孩幽远而纯净的哭声。

    那时，慈和的暮色正笼上田野……

 （节选自《蓝花》，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