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文化散文

    地域文化散文是指作者从地域文化视角创作的散文。一个散文作家生活在特定地域，必然自觉不自觉地将自己所受的特定地域文化的熏染、体验、感受和领悟潜存心中，当他创作散文时，他的主体意识就自然落脚于特定地域文化的根基上，把特定地域的文化结构、自然景观、风土人情、信仰习惯、价值观念等贯注其中并恰切地展示出来。丹纳在《艺术哲学》中指出：“精神文明的产物和动植物界的产物一样，只能用各自的环境来解释。”鲁迅先生说：“现在的文学也一样，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为世界的，即为别国注意。”

    散文中的地域文化特色或地域文化风情，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来自描写对象；一是来自作家。正如马克思所说：“人创造环境，同时环境也创造人。”从描写对象来说，包括特殊地域的环境、人物、风格、方言、行为、文化传统等。比如环境，在美学家丹纳看来它与种族、时代并列为文学三要素之一。他认为自然的地域环境是通过对人的影响而影响文学艺术的。他在《艺术哲学》中明确提出：“作品的产生取决于时代精神和周围的风俗”。而这正好直接关乎创作主体文化心理的形成。地域文化因素作为人物活动的外部环境进入散文作品，大体包括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两部分。在散文中，它们主要展示为一种独特的、气韵生动的人物画面与场景画面，给人以直观之感，或勾画出一种情调，一种氛围，让读者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以增强逼真的审美效应。

    当然，体现于散文作品中的地域文化特色，无论是环境，还是人物以及其他因素，都是经过作家体验、选择、加工、提炼的结果。地域风情永远与人的生命存在着交织现象。因此，作家本人的地域文化心理素质、地域文化知识积累，以及他对不同地域文化传统和特色的敏锐感受力、理解力等就成为最关键的了。

    作家本人的地域文化心理素质，首先来自童年和少年时代的生长地，来自他的故乡、故园。那里的自然风物、乡俗民情、历史遗迹、文化传统等，给他以熏陶、感染，遂形成他最基本的地域文化心理素质。这种心理素质表现为绵长悠远的乡情、乡思、乡恋，它甚至可以伴人终生。柳宗元的“海上尖峰若剑芒，秋来处处割入肠。若为化作身千亿，遍上峰头望故乡”，传达的就是这种意绪。这种故乡情绪，或日乡土情结，是构成作家地域文化心理素质的核心与基础。正因为如此，大凡地域特色写得深致感人的作家，很少不是写故乡或从写故乡起步的。如西北作家贾平凹，他自觉不自觉地以家乡商州的人文地理、自然风光、历史现实为创作的背景，并且越来越广阔、深入地表现着时代剧变中家乡的民情风俗、社会心理、个人命运的变迁，刻画着乡里人的性格与灵魂。他散文创作中的地域文化意识，主要是秦汉文化意识。他的《黄土高原》、《秦腔》、《专三边》、《商州初录》、《商州又录》等散文，从文化的深度揭示了人们的生存世相，在浓郁的文化氛围中表现了商州人生命力的质朴、坚韧、绵长。

    地域文化散文拓展了散文作品的文化域，折射出作家对本土文化的洞悉与思考，呈现了特有的文化意识和审美价值取向，揭示出人们忽略的种种地域文化现象，形成了各具形态的地域文化新格局，从而极大地提高了散文作品的文化档次和审美品味。

（节选自董小玉《贾平凹地域文化散文的审美观照》，有删改）

谈美

[英]毛姆

    ①我发现美是个终点。我仔细考虑美的东西，觉得我所能做的惟有凝视和赞赏。它们对我引起的情绪是高雅优美的，可是我既不能保持这情绪，又不能重复感受它；世上最美的东西最终也使我厌腻。我注意到，从未臻完善的作品中，我倒能获得更持久的满足。正因为它们还没有达到十全十美，所以它们使我的想象力得以有更大的活动范围。最伟大的艺术品已经是尽善尽美，我无以复加，我不安宁的心灵只能疲于消极的沉思默想。我觉得美好高山的顶峰，你攀上了那里，就只有重新回下来。完美无缺是我们都追求的，却又最好不要真正达到这境界。

    ②我曾试图从美学家那里寻找出人性中有什么因素使我们可能产生美的情感。我们惯常认为美源于人要求表现的本能，而我得说这是一种身心的状态。或许在身心的结构中存在着一种生理功能，使某些声音、某些节奏、某些色彩特别令人心旷神怡。然而也因为我们爱某些东西、某些人、某些地方，或者时光的流逝增添了感情价值，所以我们觉得美。

    ③还没有人研究过时间对于美的作品的影响。不仅仅是我们越熟悉它们，越看到它们的美，而且历代的赞赏不知不觉地增加它们的美。济慈的颂歌现在比他刚写下它们的时候更美，所有从这些优美的诗歌中得到安慰和力量的人们积聚的感情使它们诗意更加丰富了。审美情绪决不是一桩简单明确的玩意儿，它是非常复杂的，是由各种不同、而且往往相互矛盾的因素综合形成的。美学家们教你不要因为一幅画或一曲交响乐激起了你的本能冲动，或者因为它们挑动了你忘怀已久的往事，或者因为通过它们引起的联想，使你进入了神秘的狂欢状态，就为这些图画或音乐所感动。这样的劝诫没有用，事实上你还是被感动。

    ④一个人对于一件伟人的艺术作品的反应究竟是怎样的呢？比如说，他在罗浮宫观看提香的《埋葬》，或者在听着《歌唱大师》中的五重唱的时候，他所感觉到的是什么？我知道我所感觉到的是什么。那是一种刺激，使我感到既是心灵上、却又是肉体上的高度兴奋，使我感到幸福，似乎觉察到自己的力量，摆脱了人生的羁绊；同时又感到自己产生一种充满仁爱的温厚心情。我觉得安定舒泰，而精神上又似超脱人世。但是我问自己，这种情绪有什么用处呢？当然，它令人愉快，而欢乐本身是美好的。

    ⑤艺术的价值，在于它的效果。倘若它只能给予快乐，无论是怎样的精神上的快乐，它也没有多大意思，或者至少不比一打牡蛎和一盅葡萄美酒有更多的意思。倘若它是一种安慰，那是够好的；这个世界上充满了邪恶，人们能够常有个隐逸的去处，确是好的，但并不是逃避邪恶，而是积聚力量去迎战邪恶。艺术若要作为人生的一大价值，它必须培育人们谦逊、宽容、智慧和高尚的品德。事实很奇怪，艺术家只有在无意之中才能收到这个效果，正如蜜蜂是为了自己需要而制造蜂蜡，全然不知人类会拿去派各种各样的用处。

（选自《毛姆随想录》，有删改）

    “理趣”这个说法是宋人首先提出来的。“理趣”，顾名思义，是要说理而有趣。这个问题的提出，是和宋诗的特点有密切关系的。宋诗由于受理学泛滥和韩愈“以文为诗”的影响，与唐诗以抒情为主的特点不同，比较侧重于说理。明代李梦阳就说过“宋人主理”的话。然而，过分强调说理，有可能使诗歌变得枯燥、乏味，产生概念化的缺点，甚至于损害和忽略了诗歌的形象思维特征，而以一般理论文章的思维去写诗，其结果就会像宋代道学家以及受他们影响的某些诗歌一样，成为“理学语录讲义之押韵者”。那么，怎样才能使诗歌虽以说理为主，而又不违背艺术本身的特殊规律呢？这就要使诗歌中的理和趣相统一，达到水乳交融的境界。所谓“趣”，是针对诗歌的艺术特征而说的，要求诗歌能够感发读者的审美趣味。严羽在《沧浪诗话·诗辨》中说：“诗有别趣，非关理也。”其实并非否定“理”，而是强调仅仅有“理”不能算诗，诗还必须有“趣”。

    宋代多数诗人，包括一些道学家写的诗，也是注意到了诗歌中的“理”是应当有“趣”的。比如北宋的程颢曾赞扬石曼卿的两句诗“乐意相关禽对语，生香不断树交花”，是“形容的浩然之气”的状况的。诗歌的“理趣”虽然主要表现在以生动具体的美的形象去表现特定的某个生活真理，但是也并不仅仅在此。有“理趣”的诗歌也不完全排斥“以理语入诗”。诗歌并不是绝对地不能写“理语”，问题要看这种“理语”在全诗中所起的地位和作用。如果它是和全诗的艺术形象和谐统一，而且也是它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的话，那么这种“理语”不仅可以“入诗”，往往还是十分必要、不可缺少的。

    注重“理趣”虽是宋诗的重要特点，但它的渊源却是很早的。袁枚《随园诗话》说：“或云：‘诗无理语。’予谓不然。《大雅》：‘于缉熙敬止’；‘不闻亦式，不谏亦入’：何尝非理语？何等古妙？”玄言诗坠入“理障”，历来是大家所否定的，但像陶渊明、谢灵运这样有成就的诗人，也常在诗中表现“玄旨”，却并不影响他们诗作的艺术水平。唐代由于佛教的兴盛，特别是禅宗思想的广泛流行，使不少诗人常在自己的诗作中表现禅理。以禅理入诗特别讲究体现禅趣，而切忌堆砌禅语。沈德潜曾说：“诗贵有禅理禅趣，不贵有禅语。王右丞诗：‘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柳仪曹诗：‘山花落幽户，中有忘机客’；皆能悟入上乘。”他所举的诗例，都体现了一种禅宗的空寂之旨，但又都是寓于生动的山水田园风光中的。既有禅宗哲理，又有诱人的美的形象，是两者的融合统一。它和有些纯以禅语写的诗就根本不同了。唐代自安史之乱以后，提倡儒学的思潮逐渐有所发展。杜甫在他的诗中就常以儒家义理入诗，到中唐随着韩愈等提倡“文以载道”，更有所发展。所有这一切，显然对宋诗中“理趣”特色的形成和发展有着极为深刻的影响。因此，我们可以说宋诗中的“理趣”正是对我国古代诗歌中“理趣”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摘编自张少康《谈谈诗歌的“理趣”》）

    设计股权激励机制的起点是基于人性。

    自古以来，对于人性本源善恶的争论便没有标准答案。“人性本善”是中国古代儒家大师孟子的观点，但后来又有荀子“性恶论”与之相悖。西方传统经济学在进行理论分析时假设人性是自私的，日本著名实业家稻盛和夫在他的《六项精进》中，也强调了“积善行、思利他”。那么到底在设计股权激励机制时，我们的出发点是依据“性善论”还是“性恶论”呢？

    在这一问题上，中国股权激励第一人、经邦集团董事长薛中行有他独特的理念。他认为人性是同时具有自私性与利他性的矛盾体。在企业管理中，重点在于对人的引导，通过好的机制设计，引导人将自私与利他结合。好的股权激励机制能使“坏人”变成“好人”，坏的股权激励机制能使“好人”变成“坏人”，人性本矛盾。

    201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72岁的美国行为经济学家理查德·泰勒教授用他的学术研究验证了这一点。他认为自利原则也不是完全有效的，人们会通过合作来达到共赢，甚至会无私地牺牲掉自己的利益来进行慈善捐赠。因此，人既不完全自利，也不完全自私，只是个非完全理性的个体。

    经邦集团17年丰富的案例积累告诉我们，成功的股权激励各有各的特点，但不成功的股权激励往往存在共同点——员工未出资。员工出资是股权激励成功的必要条件，它是股权激励方案设计的关键环节。所以如何避免股权激励方案的失败，增加成功的机率？薛中行强调在于股权激励机制设计环节的重点——员工是否出资。

    薛中行认为人是一个兼具自利性与利他性的矛盾体，对自身选择也是存在矛盾的。如何增强员工对企业的认可度、忠诚度？是股权激励设计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在好的股权激励方案中，成功的最重要因素就是——员工出资环节。

    行为经济学家理查德·泰勒的理论更是与薛中行的理念不谋而合。他的心理账户理论，也能完美的解释这一现象。他认为“初始状态”对于人们行为的选择具有很重要的作用，相同情况下，人们对自己已经持有的资源更加看好，不会轻易放弃。就像股民炒股，即使股价下跌，也不会轻易抛售手中已有的股票。所以员工出资认购企业股权之后，便不会轻易离开企业，会增强员工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心理账户理论从专业学术角度揭示了出资环节对股权激励成功如此重要的原因。

    股权激励机制成功的关键，要让员工掏出“真金白银”！

（选自《股改的真谛》，有删改）

    作为文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很长一段时间里，文艺批评似乎远离了普通公众的视野。它们或是化身为高头讲章，仅仅作为“学术成果”，流传于学院内部；或是被出版商包装成各式各样的书评或“软文”，充斥报刊网络。文艺批评褒贬甄别功能弱化，缺乏战斗力、说服力，不利于文艺健康发展。

    一切优秀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都源于人民，一切优秀文艺创作都为了人民。从具体的层面说，文艺批评所为的是创作者和读者。一方面，文艺批评是为了创作者的批评,它敏于发现创作者的长处和短处，帮助创作者扬长避短、取长补短，不断提高自己技艺反复打磨作品。另一方面，文艺批评是为了读者和观众的批评。批评家是一群特殊的读者、观众，是连接作品和普通读者、观众的桥梁，他们以批评引导读者、观众，并对读者、观众的最终评判施加积极有效的影响。说到底，读者、观众才是作品最终的接受者和评判者，而读者和观众鉴赏水平、审美能力、艺术修养的提高，有赖于批评家们专业性的工作。故而，文艺批评不是出于人情、面子，不是为了个人私利，而是为了助益于作家，服务于读者，从而繁荣文艺创作。

    文艺评论家要提高批评的素养和能力，一方面要进行系统的理论学习，不断提高自身的理论水平；一方面要接地气，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不断提高认识社会、把握现实的能力；另一方面要直面文艺创作的现场，细致深入地研究作品，不断提高自己的专业水平审美鉴赏能力。只有这样，才能把好文艺批评的方向盘，运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和美学的观点评判和鉴赏作品。

    倡导说真话讲道理，营造开展文艺批评的良好氛围。这要求批评家有真诚的态度，有敢于批评的精神。俄国19世纪大批评家别林斯基的行为最好地诠释了文艺批评所应有的爱憎分明的态度和敢于批评的勇气。当年，别林斯基从年轻的果戈理的作品中发现了“高于时代精神”的可贵禀赋，在当时社会各界对作者的一片攻讦中挺身而出，给予坚定的支持。而当多年后功成名就的果戈理在其新作中流露出对专制农奴制的妥协时，别林斯基不惜破裂友情，立即给予尖锐无情的谴责。这样的批评，才能够体现出批评的尊严和价值。

    批评家和文艺家之间应该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古罗马美学家贺拉斯用磨刀石和钢刀来描绘批评家和诗人的关系。他说，诗歌仿佛一把刀，只有经过批评的不断磨砺，才能变得锋利。批评家和文艺家应既是朋友又是对手，在思想和审美的较量中，在不间断的挑战和应战中，相互砥砺，彼此成就，共同促进了文艺的繁荣。

（摘编自饶翔《文艺批评和文艺创作应彼此借力、相互砥砺》）

话说《诗经》之“风”

    风本是地球大气层内的空气涌动，它使地球上的万物能不断接受到新鲜的空气而得以生存。那么，孔子在编集《诗经》时，为什么将一部分诗称为“风”呢？孔子自己有一段很好的解释：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这就是“风气”！孔子用很形象的语言形容它，风吹草伏，风往哪边吹，草就往哪边倒伏。所以，要建立和谐社会，关键在于领导人，也就是“上行下效”。由此也形象地说明了“风”的含义，也就是说，风俗、风情、风致等，无一不是指向社会行为规范和人们的行为方式的。

    换言之，《诗经》之“风”，即各地区、各民族的“风俗习惯”。在一般的口语中，我们称为“风俗习惯”。在先秦时期的书面语言及理论中，“风”实际上就是“礼”，就是“社会行为规范”。《诗经》中的十五国风，各以其所在国家和地区得名，就是记载了各地的风俗习惯、人们的行为方式，以及他们各自的价值观、思想感情。与此相印证，《周易》中有十五个卦牵涉到“风”，每个卦都对应着一种人生或社会现象。火风鼎，火下有风则上宜有鼎，而鼎凭三足，正立不倚，既强调合作，也预示持正守位，为人倚重；风火家人，以火在下而风行其上来表达一家人团聚的景象。……周文王用“风”的各种景象论述了人世间不同的社会情状。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每做一件事情，首先考虑的不是法律法规如何规定的，而是亲友们的看法！而这些所谓“看法”，实际上就是一种社会行为规范。亲友们认同你这个行为，你就会大胆高兴地去做；否则，你就不会去做，或者偷偷摸摸去做。“风俗”因此会给人一种无形的束缚。这就是孔子为什么强调“礼”的作用的真正含意。孔子删诗书、定礼乐、系易辞、著春秋，把《诗经》作为教材，是因为没有其他书籍了吗？不是，孔子是借《诗经》说明以及教育学生们要懂得各种各样的社会行为规范。孔子的中心思想是：人生若想追求到快乐与幸福，就要认识社会。社会是精彩的更是复杂的，不认识社会就只能四处碰壁，最后落个失败的人生；能认识社会就能游刃有余，利用社会。

    风俗的形成，是经历了很长时间的，是大部分人“约定俗成”的，人们在实际生活、生产中认识到只有这样做才能更好地生存，所以就形成了这样一个风俗习惯。但它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重读《诗经》，一是要了解古代人们的风俗习惯，二是可以借鉴和发扬一些好的风俗习惯，如春节团聚、清明祭祖等，三是创造我们今天的新风俗，使生活更加日新月异，更加幸福。我们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不可能都有法律约束和指导，而且人类社会的维持也不能完全依靠法律法规，那么还要依靠什么呢？就是风俗习惯、“礼”、“社会行为规范”等，依靠良好的社会风气，才能使社会肌体健康发展。一个国家或地区之所以出现混乱，一是由于法律法规不健全，第二个原因就是社会风俗混乱，一群人恣意破坏另一群人的风俗习惯，便会导致争斗打闹，甚而引发战争。所以，入乡随俗，懂得并调节自己去适应不同的风俗习惯，才能建立起人与人之间互亲互爱的关系。

(选自“国际儒学网”，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