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每个时代都有它独特的创作媒介，我们这个时代，定义当下的是科技新媒介，但不是科技与艺术简单的拼贴叠加，如同炼金术，两者融合又转化。技术是个微妙的事，过多强调它，你会失去对艺术创作的把握，如果不会技术，在当下或者今后根本没法创作，因为先锋艺术就是不断扩展人的表现手法，例如中生代明星艺术家黑川良一，他不是画家、摄影师、作曲家，但他都会，作品融合这些，还融合编程，但他也不是学电脑的，这是个典型，今后的艺术家必须掌握更多创作手法，否则会被时代淘汰。

材料二：任何媒介都能成为创作平台，新媒体顾名思义，就是新出来的平台，比如手机是新出来的，但几年后它很可能变成身体的一部分，植入你的手腕，“新”肯定是相对的，电话、打字机当时都是新的，现在就不新了。如果我们说VR是新媒体，那过两年肯定就不是了，用VR这个工具来界定VR艺术其实是不妥的。艺术的分野不在于平台，而在于它的概念取向。做个对比会看得更清楚，你提到音乐，不会说这是钢琴音乐，这没有任何意义，因为它可以弹中国小调，可以弹肖邦、电子舞曲等等，这个平台本身没有任何意义。

    中国美术学院之所以有一个专业叫作开放媒体系，便是说不要界定一个特定的媒介，只做动画或三维之类，要打破这个媒介平台的限制，随时尝试更好或更有意思的平台。“新媒体”这个词语的消失，其实更符合目前我们当代艺术创作的状态。

材料三：以赛博格（Cyborg）人机一体这个概念为例(在文化语境上有很大的差异)，西方式的造型，这个纯粹的内体的力量是通过机械改造达成的。而日本的人机一体，视觉上可能非常传统，里面却是高精密机械。而中国的人机一体，到目前为止，其实就是微信。微信其实是透过一个机械装置，联合一个人所有的人脉和人际关系，事业甚至爱情。中国的人机一体，不是说看到一个长什么形状的机械，而是一个抽象的社会结构，孔子讨论的伦理，就是人际之间的这个结构。当下，如果你要靠艺术为生，还是得通过画廊、美术馆、策展人，呈现给公众一个艺术家的形象。

    VR的重要性不在于像微信一样成为一个平台，它可以重新激活观看这个事情。100年前老北京拉洋片：一个人推着车子，街上一堆人围在旁边，争先恐后看热闹。其实现在VR展场就是这样，因为一次只能一个人戴眼镜，边上围着一堆人，就很好奇，这就引起一个观看的强烈欲望，而在当代艺术里，观看的欲望早已消失，我们必须承认，甚至在高度概念化的当代艺术作品里，你也不需要观看。比方说一本画册，你只要看这个作品表达什么内容和观念。在这种情况下，艺术里面的观看，已经到了一个危机状态了，所以VR的启示是，重新让我们有一次观看的欲望。

（摘编自《南方人物周刊》）

材料一（光明网）：

    中国拥有3000多家制笔企业，年产圆珠笔近400亿支，堪称圆珠笔第一大国。但令人尴尬的是，这400亿支圆珠笔笔尖上的球座体，从设备到原材料，都高度依赖进口。明明是制造业大国，为什么连小小的笔尖都无法做到完全自主研发自主生产？

    时间流转，尴尬的局面终于发生了变化：中国有了属于自己的圆珠笔尖。

    圆珠笔笔头分为笔尖上的球珠和球座体。生产一个小小的圆珠笔头需要二十多道工序。笔头里面有不同高度的台阶和五条引导墨水的沟槽，加工精度都要达到千分之一毫米的数量级。而笔头的关键部位更是要细上加细——在笔头最顶端的地方，厚度仅0.3﹣0.4毫米。极高的加工精度，对不锈钢原材料提出了极高的性能要求，既要容易切削，加工时又不能开裂，小小“笔尖”着实考验着中国制造。

    科研人员们不断雕琢，精益求精，笔尖钢的元素配比参数终于浮出水面。也正是因为他们贯彻了“工匠精神”，才能够将产品做到极致。一场关于“笔尖工艺”的硬仗，打倒了一批只会粗制滥造的企业，让真正的精英们站在了行业的制高点上。中国是制造业大国，而当下，我们正努力走在成为制造业强国的路上。面对现实的挑战，制造业在转型提质的过程中，践行“工匠精神”则显得格外关键。

材料二（央视新闻客户端）：

    一个小小的圆珠笔头，也是中国制造业面临问题的缩影。中国制笔协会理事长王淑琴说：“制笔行业现阶段与国外的差距，应该说不完全是技术上的。现在主要在心态上、在思维模式上，还在文化和环境上，这些都是有一定差距的。”

    来自一线的制笔企业负责人陆宪明说：“在日本制笔企业笔头的生产线上，我看到一个女工， 45岁左右，她从工位里面拿出笔头清洗好，推到边上检验台做记录，这么厚的本子！没有五年十年的记录是不会有这么厚的，说明他们的员工工作的专注仔细。现在中国企业员工流动比较大，技术含量不够，积累不够，经验不够，这种差距，就很难培养出那种专心细致的工匠来。所谓工匠精神确实是需要一种耐心的、踏踏实实的精神，心无旁骛、专心一意把一件事情做好。这是我们目前最差的地方。”

材料三（新浪网）：

    日前，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会议时指出，“去年，我国在钢铁产量严重过剩的情况下，仍然进口了一些特殊品类的高质量钢材。我们还不具备生产模具钢的能力，圆珠笔头上的‘圆珠’，目前仍然需要进口。这都需要调整结构。”事实上，圆珠笔头问题折射出了中国制造业深层的结构性的问题。有专家分析认为，企业创新能力不足，是结构性问题中最为典型的表现。一方面是技术含量低和附加值低的低端产品生产过剩，另一方面是技术含量高和附加值高的高端产品供给不足，这两种现象同时存在。这也正是当下中央提出要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原因。而要进行这样的改革，从根本上来说，还是要从理念入手，从人入手。

    许多专家一致认为，中国专业技术人才严重紧缺。良好素质的技术工人，不应仅仅是掌握制造技术，而且还应该是有责任心的匠人，是能够对产品终身品质负责的匠人。但是在人才培养和使用上，我们存在很多问题，特别是对技术工人重视不够，导致这部分人才严重缺失。

材料一：

    2019年1月3日10时26分，嫦娥四号探测器自主着陆在月球背面南极—艾特肯盆地内的冯·卡门撞击坑内，实现人类探测器首次月背软着陆。

    “月球背面是一片难得的宁静之地，屏蔽了来自地球的无线电信号干扰。这次探测可以填补射电天文领域在低频观测段的空白，将为研究恒星起源和星云演化提供重要资料。”探月工程嫦娥四号任务新闻发言人于国斌说。

    落月后，通过“鹊桥”中继星的“牵线搭桥”，嫦娥四号探测器进行了太阳翼和定向天线展开等多项工作，建立了定向天线高码速率链路，实现了月背和地面稳定通信的“小目标”。

    15时7分，科技人员发送指令，两器分离开始。22时22分，巡视器玉兔二号月球车踏上月球表面。

    中国探月工程总设计师、中国工程院院士吴伟仁表示：“飞几十万公里，关键是着陆，要不翻车，月球车要安全走下来。苏联连续失败16次，主要是下去的瞬间翻车了。”

（摘编自《半月谈》2019年1月3日）

材料二：

    嫦娥四号登月是一个重要时刻，因为它不只涉及技术，嫦娥四号的成功就像伴随登月向世界分发的中国政治制度的一张名片。只有坚定地自上而下制定目标和指挥实施项目和推进进程，才可能成功。

    中国人隐忍而系统地为这次成功做了准备。他们先发射了绕月运行的探测卫星。成功后，又于5年前将嫦娥三号探测器送上了月球面向地球的一面。嫦娥三号甚至还携带了名为玉兔的月球车。

    航天业迄今的重要参与者美国、俄罗斯和欧洲正是这种持之以恒行动的反面教材。它们费力地说服政府提供太空任务所需的预算，因此，美国航空航天局、欧洲航天局和俄罗斯航空航天署只能惊讶地旁观中国人的太空行动。虽然单纯从技术角度看，它们也能做到。

（摘编自德国《明镜》周刊网站2019年1月3日）

材料三：

    欧阳自远是我国月球探测工程的首席科学家，曾成功推动中国第一颗探月卫星“嫦娥一号”的发射升空。此后，“嫦娥计划”从一号到五号探测卫星，全都离不开他的参与和推动。

    中国的探月准备工作做了35年，其中仅是论证，就整整10年，但对于欧阳自远来说，更难的是如何赢得国人的理解和支持。他最初面临的质疑很多，近20年来没有其他国家提过探测月球，为什么中国要去搞探月？尤其令欧阳自远感到压力的是，国人只愿看到“嫦娥”系列卫星一个接一个地成功，无法想象一旦出现失败会是怎样。“开汽车有时都会遇到发动机发动不起来的状况，对于如此复杂的探月工程，问题怎么可能没有？所以我们的压力很大，要出去就必须成功！”

    回忆往昔，欧阳自远仍然心情激动：“当卫星上轨道，我从来没那么激动过，抱着孙家栋（探月工程总设计师），我们两个七老八十的人说不出话来，眼泪一直在往下流。”

（摘编自《环球人物》2019年1月4日）

材料四：

    嫦娥四号探测器成功登陆月球背面，玉兔二号巡视器成功实现月表“越野”，令无数中国人激动不已，而 “嫦娥登月”背后的航天人也逐渐走入公众视野。与过去不同，与国外不同，中国飞控中心坐着的几乎全是年轻人：一群80后、90后，筑就了这条长达38万公里的奔月路。

    航天队伍的年轻化，已然成为中国航天的独特优势。今天，中国航天15万研究员中，10万人属于“80后”，平均年龄为31～33岁。这样的年龄优势，让国外同行感到“恐怖”。美国宇航局研究员平均年龄是42岁，欧洲和日本科研人员年龄更大，俄罗斯还面临着青黄不接的尴尬。

    更值得称赞的是，这群献身航天事业的年轻人的意志品格丝毫不输老一辈。他们既有初生牛犊的闯劲，又有拓荒牛的冷静，还有孺子牛的奉献精神。

（摘编自《长安观察》2019年1月5日）

材料一：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各自时代的偶像。对才华出众、外形靓丽、造型时尚、为人友善、个性独特的明星产生倾慕心理，恐怕是每一代青少年必然经历的心理体验。由于所处的文化环境、传播渠道、审美标准的不同，每一代人对偶像的认知自然会有所差别。然而，在差异化的表象之下，不同时代的人们又会对偶像的概念达成一定的共识，那就是任何优质偶像、大众榜样都应该具有过人的艺术才华、执着的敬业精神和良好的公众形象。

（摘编自杨洪涛《文艺界需要真正的优质偶像》，2018年8月30日）

材料二：

    当前文化领域，仍存在一些病态审美现象，这些现象有的不仅是“颜值消费”和“眼球经济”跑偏的结果，更是文娱圈子奢靡浮夸之风的新变种。

    一个开放多元的社会，审美自可参差多态，各得其所。然而，凡事都应有度，越过底线就会走向反面——不是审美，而是“审丑”。热捧“小鲜肉”等娱乐造势传递出让人担忧的倾向：在“论美貌你赢不了我”的喧嚣中，演员的自我修养显得无足轻重，一些人演技不好却拿着天价片酬，各种任性都被惯出来了；在“娱乐至上”“流量为王”的误区中，一些影视作品、网络平台、综艺节目刻意迎合低俗口味，消费各种“奇葩”“怪咖”，为博眼球甚至不惜挑战社会公序良俗，散发着猎奇、拜金、颓废的气息。

    以文化人，更在育人。这些现象之所以引发公众反感，还因为这种病态的文化对青少年的负面影响不可低估。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一个社会和国家的流行文化拥抱什么、拒绝什么、传播什么，确乎是关系国家未来的大事。培养能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需要抵制不良文化的侵蚀，更需要优秀文化的滋养。

（摘编自辛识平《“娘炮”之风当休矣》，新华社北京2018年9月6日电）

材料三：

    伟大的队伍孕育伟大的精神，刚毅的品格塑造独特的气质。军人气质，是英雄主义的血性，是集体主义的奉献，是永不言败的刚毅，是为国为民的担当。新时代“最可爱的人”身上那种气质之美，为浮躁的社会打开了另一个审美维度，理应引领时代潮流。

    而当下，受商业炒作等影响，社会上渐渐刮起一股“阴柔之风”。一些“小鲜肉”“花美男”充斥屏幕，他们看起来弱不禁风却妆容精致，说起话来有气无力且矫揉造作，没有一丝阳刚之气，却被扭曲的“眼球经济”推波助澜。不少人担心，这种反常现象的泛滥，容易影响大众尤其是青少年的审美观和价值观，进而销蚀整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追求。

    一个健康的社会，一个向上的民族，应该有昂扬雄健之气概，有敢于开拓之勇力，有青春勃发之精神。如果放任“阴柔之凤”劲吹，让不良文化侵蚀人们的思想，血性阳刚之气和尚武精神就会消退。改变病态审美，扭转矫揉造作，不妨给社会多注入军人气质，把优秀文化品格灌入以青少年为主的大众群体。唯此，方能塑造刚健勇毅的时代气质和自信自强的社会风尚。这一点，也应该永远是公共传播中的主流。

（摘编自王宁《用军人气质激扬民族雄风》，2018年10月4日）

材料四：

    自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过美学和美育高潮后，学校美育越来越被分工细密的现有课程体系边缘化了，我们看到的常常只是偏重技能、缺失审美内蕴的“艺术课”或者仅剩知识、脱离现实生活和主体精神世界的所谓“美学课”，而少见品位高雅、内涵丰富、陶冶学生身心的“美育课”。社会转型期所产生的消极影响有损美育实施的生态。转型过程中，整个社会难免产生许多浮躁、趋利、庸俗等负面情绪，使得校园文化生态异化，更使得青少年人格发育趋向“空心化”，即愈来愈缺失崇高、阳刚与雄壮的美感元素。不少学生更多沾染的是经济意识、“小我”考量和感官愉悦，对美的发现、追求和创造的自觉精神日趋稀薄。“走偏”的文化消费与“病态”的审美创造互为因果，值得忧思。

（摘编自潘涌《美育为何难落实》，2017年1月17日）

    文学经典由于年代久远，而与审美主体之间产生了种种隔阂，只有消除这些隔阂，才能把握文学经典的价值。这就需要沟通当代读者与文学经典之间的交流渠道，对作品的不同版本进行整理、校勘、注释，对作家的生平、思想、性格乃至其所处时代的社会情况进行考察研究。

    考证法是文学经典研究的基础工作和重要方法。一方面要求这种方法必须依据真实、充足的证据，同时也要注重推理的周延；二是应当承认科学思维也具有主观性，同样的材料也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三是，对于文学经典研究的整体规划来说，考证工作的完成并不是研究的终结，而是进一步阐释文学经典的价值和意义的起点。所谓“曹学”应理解为研究作者曹雪芹的学问，关于作者研究，不仅需要，而且对于理解作品至关重要。袁世硕先生指出：“研究作家对阐释其作品是有意义的，了解作家的生存状况和思想状况，有助于察知其创作思想及其作品的创作特点。因此研究作家应当有助于诠释作品……但丢开此目的，无限度研讨与其文学创作无关系的远祖、里籍、形貌、琐事，就无意义了。”袁先生在正面肯定研究作家的意义的同时，也指出了应该避免的失误，以期把包括作者研究在内的文学经典研究的目的锁定在对作品价值和意义的探究之上。

    《红楼梦》的版本研究也至关重要，不同版本之间的差异会导致对作品的意义的不同理解，甚至某个字词的细微差别，我们都应该认真辨析考证。应力发表的《蘅芜苑对联探究：“才犹艳”还是“诗犹艳”》一文，对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红楼梦》在“蘅芜苑对联”的校订上，采纳了己卯本等版本的内容，即“吟成豆蔻才犹艳，睡足荼蘼梦也香”提出了异议。他认为戚序本等版本的内容更符合文理和语法，且更能够表现宝玉的才情。一字之差，高下立见。当然也有某些所谓“版本考证”背离了研究的最终目的，甚或罔顾事实，意气用事。

    《红楼梦》审美价值的发现还要求我们研究作者的创作心理。己卯本《石头记》第十九回有一段夹批：“按此书中写一宝玉，其宝玉之为人，是我辈于书中见而知有此人，实未目曾亲睹者。……不独于世上亲见这样的人不曾，即阅今古所有之小说奇传中，亦未见这样的文字。”不仅宝玉如此，黛玉、宝钗、凤姐、湘云，等等，又何尝不是如此？我们要充分认识到，这些人物形象既有写实的因素，又有意象化的因素，是作者心灵的反映。如果完全用现实的眼光和准则去品评这些人物的言行，就丢掉了文学的审美意趣。所以，对作家创作心理的研究至关重要，而进行这一研究，就必须掌握和运用文艺心理学的理论和方法。

    同样，运用原型批评的方法对《红楼梦》人物形象进行探讨，研究文学与神话等原始文化的关系，使人物形象获得巨大的内在张力，使小说题旨得到远古意象的回应。心理学与文学的交融极大地拓宽了人物形象的精神空间和心理内涵，因此运用精神分析法对小说人物内心世界进行深入发掘，也应该成为一种新的理论研究方法。

    另外，还应该从作者所处的文化环境中去探寻作者的创作个性。例如，《红楼梦》与满族文化以及八旗文化的关系。还可以运用叙事学的理论方法，探讨《红楼梦》的叙事者、叙事角度、叙事时间、叙事逻辑、叙事结构等。

    总之，我们的研究对象《红楼梦》虽然是最富有民族特性的文学经典，但我们使用的方法除了传统的方法之外，还应当尽可能多地借鉴使用古今中外的各种研究方法，《红楼梦》的多重价值才有可能得到充分彰显。只要研究者目的明确，即使在最微不足道的方面有所发现，也可以认为是在《红楼梦》研究的大厦上添加了一沙一石。

（摘编自王平《文学经典的价值及其研究目的与方法——对“红学”未来发展的几点思考》）

    谈到词之风调，民国古典文学家邵祖平首先明确地提出了词的唐调与宋腔的概念：“白石以前之作，尚有唐调；白石以下之作，纯为宋腔！”

    唐调宋腔，原本是对盛唐诗风与盛宋诗风特质的概括。缪钺说：“唐诗以韵胜，故浑雅，而贵蕴藉空灵；宋诗以意胜，故精能，而贵深析透辟。”邵祖平借用“唐诗”与“宋诗”的概念，指称宋词风调与不同阶段之主要特质，在词的风格评价上，启用了唐调与宋腔的概念。

    唐调与宋腔，代表着词的两种截然不同的风调。唐调是指词作呈现出盛唐诗歌擅风华之美的艺术风貌，一般注重描写意象和抒写性灵，生活化、形象化、情趣化，生动活泼，韵味悠长，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如王观《卜算子·送鲍浩然之浙东》是很典型的唐调：“水是眼波横，山是眉峰聚。欲问行人去那边，眉眼盈盈处。”情感上明朗乐观、健康向上，有着浓郁的生活气；语言上欢快优美、韵味无穷，是诗人心绪的真实流露。不仅给人以美的享受，而且给人生新的启示。

    宋腔多是以才学为词，写法上延展铺叙，注重章法技巧，对于字法、句法、典故运用等特别用心，重理趣、求深邃。读这类词，必须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与艺术鉴赏力，通过对词仔细地把捉玩味，才能悟出其中三昧。宋腔不能靠自然感知，而要做理性的揣摩与解读。如辛弃疾不少词属于宋腔，他的词讲究章法技巧，用典广博，含义丰富，对于一般人来说，没有注释会有一定的阅读障碍。

    词的唐调与宋腔，在宋词中是相互交错杂糅。即使是同一位作者，因环境与情绪的变换，都可能既有唐调，也有宋腔。然而按词的体裁发展演变与词人所处的时代不同，还是有一个大体的发展与演变趋势。

    首先，从体裁言，小令多为唐调，长调则多为宋腔。“盖令词为纯感情鼓铸而成，最忌铺叙，亦不暇铺叙也”。小令多写一刹那的情绪，词人往往一气呵成，不用过多琢磨或精雕细刻，能真实写出词人一时感情和情绪波动，故格外有感染力。慢词与长调，因其篇幅较长，内容丰厚，在写法上需铺叙延展，构思不易，下语协音也颇费斟酌，要做到字字妥帖，句句精警，颇费神思。故写出来的词就不够灵动，读起来就难免有点苦涩。总之，唐调以抒情为主，往往靠灵感的启动，情景兼美，韵味俱佳。宋腔，则靠词人精心的铺排，在事典选择、境界描摹、字句推敲上，都要狠下功夫，这才成就了争妍斗巧、炫博耀奇的宋腔。

    其次，以时代言，唐五代北宋词多系唐调，南宋词多为宋腔。北宋词以小令为主，再加上北宋开国到仁宗朝，社会稳定，经济繁荣，人们精神愉悦，词人于歌筵酒席，即兴创作，词风呈现出清浅、明朗、圆润的特点。南宋政权偏安一隅，统治者享乐腐化不思恢复，“暧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爱国词人希望能奋发蹈厉，恢复中原，却受到打击压制，爱国之志不得施展，故其词有着浓厚的忧郁色彩。再加上南宋词以长调为多，又以格律派词人居多，他们依词法创作，讲究技巧，则不免雕琢。以辛弃疾为首的辛派，大都有这种特色。

    从词发展的总趋势看，南宋词既极其工，又极其变，于是北宋词的风致扫地以尽。当南宋词达到辉煌顶峰的时候，也预示着它的渐次衰落。

（摘编自房日晰的《论宋词的唐调与宋腔》）